近代史人物论文：民国马哲民经济思想的总体特征和简评

　　摘    要：　马哲民是1953年成立的中南财经学院首任校长,其在民国时期已是知名的经济学家,但目前学术界对其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仍是空白。文章以民国时期马哲民出版的学术着作和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为考察对象,首先对其宣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历程进行回顾,然后对其经济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和述论,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构成及其变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抗战国防经济和工农业建设、中国经济前途和民生主义经济等方面的内容。马哲民注重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从事经济研究,力求构建完整的学术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并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应用研究。

　　关键词：　民国时期; 马克思主义; 马哲民经济思想; 民生主义; 战时经济; 生产力; 生产关系;

　　一、引言

　　马哲民(1899～1980年)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中南财经学院(1953～1958年)的首任校长(1953～1957年),是我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老一辈卓越的领导人之一1。早年毕业于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和福州高等工业学校,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社会学。五四运动后回国,在上海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武汉与陈潭秋创办中外通讯社。1922年春,作为新闻界代表赴苏俄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团体大会,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秋至1924年春曾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兼武昌地委委员长。1924年夏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26年秋结业归国。回国后,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和经历都与教育事业相连,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桂林广西大学(广西师专)、北平中国大学、朝阳学院 (大学)、西南学院、湖北农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学院等高校宣传马克思主义。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1980年平反。马哲民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一生未停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步伐,从早期专研俄国革命着作、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到回国后撰写书籍发表论文,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知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马哲民着有《国际帝国主义论》《经济史》《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基础知识》《社会经济概论》《精神科学概论》《新社会学》《抗战与国防经济建设》等着作,并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大量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几十篇论文。本文首先对其宣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历程进行回顾,然后对其经济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和述论,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构成及其变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抗战国防经济和工农业建设、中国经济前途和民生主义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以期引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马哲民的经济思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威慑力,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哲民宣传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由着书到演讲再到讲课,对象由读者扩展至学生再至军政和社会各界。20世纪30年代末,他先后参与了上海暨南大学和北京大学(搬迁)的筹建工作。在此期间,马哲民通过着书宣传马克思主义,以追求真理、爱国、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2。1932年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期间,马哲民在大学讲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抗日救国,参加左翼团体教师联合会(简称“教联”)并同北平大学的许德珩、侯外庐,中国大学的黄松龄等人一道经常发表公开演讲,用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亡,斥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1]。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不满,为给予他人警示,强令解聘“左派教授”马哲民、侯外庐与黄松龄等[2]。1932年12月,被北平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共产党嫌疑”为名同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侯外庐、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一道逮捕并获刑,被认定为“反革命罪”,以“危害民国为目的,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治罪3。后经宋庆龄、蔡元培等多方营救,才获保释出狱,史称“许、侯、马事件”4。出狱后继续回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由于学识渊博,理论精深,讲课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做到旁征博引,深人浅出,语言生动,引人入胜,深受学生喜爱。他的课常常座无虚席,被誉为当时几大名教授之一。当时的有关媒体这样报道和评论他出狱后重返大学讲台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上月26日(指1934年9月)为中院经济系教授马哲民讲‘经济政策’的第一天,其时他系同学来旁听者甚多,第一教室内座位爆满,……马教授在讲话时间,露出许多苦笑的神色,并且反复的提及所谓‘不幸的事件(指被捕入狱)’,其实平心而论,马教授之‘不幸’乃是学生之‘幸’,而马教授之‘幸’反成了学生之‘不幸’。人们耗费许多宝贵光阴,来听马先生讲他的本家(马克思)的神话,这不惟有荒学业,而且流毒不浅,这点希望马教授能彻底反省才好,否则今后之大学教育将较马教授尤为‘不幸’了”[3]。通过此报道,足可见马哲民讲授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火爆和引起当时的国民政府恐慌不安程度。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的朝阳学院(大学)南迁湖北沙市后又迁至成都、重庆。在朝阳学院工作期间,马哲民与黄松龄、邓初民等左翼教授在学院讲坛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用事实说明共产党解放区的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反对国民党独裁反共的反动政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日本侵略必败、中国抗战必胜的深刻道理,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也广受进步知识界拥护。1939年下半年,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当局欲用行政手段封闭进步思想,镇压朝阳学院抗日民主进步活动,要求驱逐进步着名教授马哲民、邓初民、黄松龄,由此发生了挽留院长张知本,反对迫害邓、马、黄的学潮[4]。他们在当时被称为“邓、马、黄”“红色教授”或“邓、马、黄”民主三教授[5],以此称誉于大学讲坛,成为许多青年学生走向革命的指路人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论是作为院系负责人还是大学校长,马哲民除了做好教学管理工作外,也从未离开过三尺讲台,精心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

　　二、马哲民的主要经济思想

　　(一)关于社会经济构成及其变化的研究

　　《社会经济概论》于1931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分上下两编:上编是讲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其变革,主要包括社会与经济、社会经济构成的几个前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分裂与阶级的本质、社会经济的变革等章节;下编讲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主要包括原始经济共同体及其破裂、古代奴隶制度的社会经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采邑经济、前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等章节。该书是其在任职的相关高校主讲课程时的讲义加以修订补充而成,其体系明晰,如着者所言“自问本书虽无精到独创之处但在体系方面,注意社会经济结构的横的剖解和纵的分析,将整个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及转变做了扼要的论断和叙述”[6](P93)。书籍出版时,《图书评论》杂志“新书鸟瞰”栏目推介中这样对其进行描述,“这是一本销路必广的时髦读物,它的内容值得专家细评。但这专家至少必须相当的承认马克思所定义的经济的范畴,便是站在科学的社会的辩证法的立场,研究经济的最好指南。否则问题扩大了,批评的对象非此马(指马哲民)之着作,而为彼马(指马克思)之学说”[7]。这足以说明此书的观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书出版后,当时着名的经济学家傅筑夫先生发表了12000字的长篇书评,对书中的很多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商榷甚至是批判,傅筑夫从“别具一格的社会观”“别具一格的经济学”“别得秘传的唯物史观”“别具一格的马克思主义”等几个方面对该书的观点进行了诘难,并指出书中相关观点的错误和有待商榷之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此书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8]。

　　马哲民在《社会经济概论》引言开篇就强调,虽然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根本,经济结构也是社会构成的基础,但是绝不能说经济活动便代替人类的全活动,经济的结构便包括社会的全部关系。因为社会的人类与人类的社会,其活动其关系本至为复杂,经济只是一个——或者最重要者——的元素,而其他精神的、政治的作用与活动,也为参加的元素之一。因此,凡在经济学所研究的范围内,只是人类社会的物质活动及其关系的片面抽象而已[6](P94)。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人类结合体,没有人不能成为社会,没有社会也不会使人能生存,只有进一步考察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以此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即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弄清楚人与社会的存在真实景象,人类可以造成社会,而社会却是一个现实的总体,又反以决定人类生活。

　　经济是什么呢?马哲民认为,根据研究者立场的不同会对经济有不同的定义,在列举和分析了斯密、穆勒、李嘉图等代表人物的经济概念之后,他引出了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定义,并且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和经济学的观点。经济是社会的产物,离开社会就没有所谓经济,要了解经济的性质,只有在劳动的生产过程,尤其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求解——这就是经济学的任务。经济的范畴不过是抽象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是适应历史发展阶段物质生产背后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6](P118-125)。经济是人类的社会的产物,没有经济不会产生社会,经济的结构就是社会的基础,没有社会也不会存在经济,社会就是经济的外壳,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同而表现的社会形态也不同。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的范畴——社会的生产关系,是站在科学的、社会的、辩证法的立场研究经济的最好指南,也是经济的最好定义。

　　在上编余下的章节里,他详尽分析了劳动过程、生产过程、阶级本质及其发展过程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变革和向新的社会形态的转变。下编则具体分析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运动变化规律。

　　(二)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经济史学是以客观经济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现代意义的经济史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才开始形成的。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界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或影响下研究和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即社会史的讨论。这促使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同时直接掀起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有鲜明的社会经济史的特点。除财政史、货币史、银行史、贸易史、农业史等部门经济史着作以外,这段时期刊行的以近代科学方法和体系编写的经济史学着作,包括译作和自撰之作在内,也有不少。其中经济史方面的着作数量虽然较多,但绝大多数为译作。马哲民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版了《经济史》,该书于1929年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发行,尽管该书篇幅不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近代经济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马哲民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社会经济史的方法,阐述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他认为,经济史是人类产生的经济生活的历史,生产关系是依存于生产工具所决定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变革则生产力也随之变革,最终导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社会形态的改变。因此,人类历史的最终决定力是适应物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相应的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变化,这个辩证法的变化过程即为人类的历史。经济史的重要任务在于叙述生产关系的历史,所以经济史本身虽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历史。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虽限于经济事实的发展,但以经济的生产关系构成社会及其演进的中枢,所以经济史与其他的政治、文化等科学密切联系,且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关键。

　　马哲民着重阐述了生产工具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引起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人类能够制造生产工具来征服自然的限制,这是人类生产的特殊技能,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发明更新的生产工具,进而促使生产关系不断变革。如书中所述“农业生产关系的发生,是在发明了能耕种土地的犁锄等生产工具,狩猎的生产关系的发生,是在发明了弓矢等武器,资本生产关系的发生,是在产业革命的发现。所以生产工具是生产关系的干骨,人类总和了一切生产工具的生产过程,乃构成了生产关系”[6](P11)。所以研究经济史,最重要的在于观察利用和支配自然以求得生存的生产工具的形式及其所构成的一切生产过程,人类劳动生产工具是不断进步的,则生产关系也不断发展,且因其形式及性质,由原始社会到现在,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而经济史的内容,即包括了其所形成的甲阶段向乙阶段推移以及乙阶段向丙阶段推移的事实及其关系。他在分析了经济史学者以各自不同的理论依据对经济阶段不同分类之后,认为这些划分阶段的方法是不完整的,他们大多没有注意以生产关系的性质内容来做阶段划分的标准,而是以很简单的抽象概念,尤其没有顾及生产关系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作为划分阶段的基础,从而导致划分阶段的不完整不科学甚至是错误。

　　因此,划分经济阶段,必须特别注意由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是否有其固有的特殊性质和形态,分析各个不同形态的社会构成的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以此为标准,马哲民认为可以把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原始共产时代、古代奴隶经济时代、中世纪农奴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等等……人类历史的变更,文化的升降,社会的兴衰,部落、氏族、种族、民族乃至国家的兴亡,无不以经济关系来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有社会即有经济关系,有经济关系乃有社会,二者相互依伏。在余下的章节里,马哲民详细分析了每一个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矛盾运动状态所导致的社会形态的更替。在原始共产时代,分析了氏族的产生以及它的经济形态——原始共产制——村落共同体、私有财产与家族制度的雏型;在古代奴隶经济时代,分析了战争与奴隶制度以及国家的起源,并详细分析了古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制度;在中世纪农奴经济时代,分析了农奴制度的发生与封建制度的出现,封建庄园制度的产生及其起源,随着都市的勃兴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瓦解;在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和产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矛盾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必经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特征,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末日到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哲民在该书的最后章节,分析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在经济条件上已日日诱致资本集中和独占,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以致形成国家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殖民地的贫困化加剧和不断反抗成了资本主义的催命符,那么必然有一种新的经济关系来代替,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新的经济关系所呈现的社会形态,无疑是社会主义经济时代[6](P89)。

　　(三)关于抗战国防经济和工业农业建设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各国在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出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世界性潮流,并通过学者、政府和实业界等路径向中国渗透。学界传播和讨论统制经济思想,力度是最大的,使统制经济思想成为当时经济思想界的主流。学界认为国家财政为服从战争需要,应当依据行政或法律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为了克服困难,继续抗战,采取了一系列以统制经济为主的政策和措施,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加快经济发展和经济备战,包括财政、金融、贸易、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实行全面的经济统制。它的实施使国民政府渡过了经济难关,增强了抗战的经济力量,并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对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聚焦于统制经济这一救国富国方略,积极撰写论文并开展“统制经济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马哲民也积极参与其中,编着了《抗战与国防经济建设》一书并在相关报刊上发表大量论文以阐述他的抗战经济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哲民就在相关报刊上撰写文章,就“抗战与国际形势”“中日战争之本质”“现阶段抗战中的几个根本问题”“抗战中的农村问题”“抗战与民权及民主”“抗战与农民”“抗战与青年”“知识青年在抗战中的任务”“抗战的最后胜利与国民总动员”“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等方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全面抗战开始后,他于1938年编辑出版《抗战与国防经济建设》一书,并在该书中提出了他的抗战中的经济政策主张[9](P1-11)。他认为,现代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国家的战斗力差不多完全由国家的经济力来决定,国家的军事动员必须有与之适应的经济政策相配套。他提出在抗战中实施的经济政策要注意以下原则:一是不仅要动员一切人财物供给抗战,更要培养一切人财物,扩大生产,维持长期的抗战;二是要了解主要是哪些人(群体)对抗战提供人力和物力供给;三是对抗战军事力量的充实,必须依照全民抗战的原则,平衡出钱出力的负担;四是战时以统制经济为主,但由于是以小生产甚至农业占优势,经济组织非常散漫,生产和消费都不集中,因而不能实行严密的统制经济。

　　由此,抗战中的经济政策应该从以下方面来考虑:将沿海各都市的工业及资金转移至内地,集中发展军需及日常用品的生产;按照城市和农村的各职业成立各类经济委员会,实施各种战时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生产力,改良农业生产,减轻租税;成立农村合作社网络,调节农村金融,增进农村生产,允许粮食自由流通;实施金融统制,防范和制止通货膨胀;不搞赤字财政,发行救国公债,提倡救国献金;注重大众生活和民生的改善;大力发展民族军事工业。

　　在抗战相持阶段后期至抗战胜利结束前期,马哲民在《大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系列文章,如《我国战时经济之本质》《论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论中国之工业化》《论我国农村经济问题》《论我国战时经济之发展》等,更是较系统地阐明他的经济和政治主张,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担当。

　　在纪念“七七”抗战六周年之际,他发文阐述了战时经济的本质,在列举了英美型战时经济、纳粹及其伙伴型战时经济、苏联型战时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之后,认为我国的战时经济与他们相比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战时经济是统制经济与放任经济并行,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并行,利润法则和非利润法则或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并行,发展军需生产与改善民生并行,经济建设与政治改革并行。以上中国战时经济的特征也同时具备了最复杂的矛盾运动,如统制与放任的矛盾,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的矛盾,利润经济或商品经济与非利润经济或计划经济的矛盾,发展军需生产与改善民生的矛盾,经济建设与政治改革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运动成为推动我们战时经济发展的契机,而且这些矛盾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竞赛为中心;是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扬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活,同时又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发展非资本主义的关系以扬弃资本主义的生活作中心。此种战时经济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更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这三种经济的交流且除去其缺点采取其优点,且是“由此达到社会主义理想的过渡,具体的或简单的说,即是民生主义经济的实施”[10]。

　　此后不久,他又撰文阐述中国的工业化,从工业化的意义、过去工业化的阻碍、今日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工业化应走的路线、工业化与农业政策和工业政策、工业化与市场问题和财政金融问题、贸易和外资运用以及工业化亟需解决的经济问题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路径和必须关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11]。除了对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关心外,他对农村经济问题也尤为关注,认为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予以分割甚至放任自流,必须给予格外关注和系统考量,并提出限制地租额、限制土地兼并、管制土地使用、扩充农贷并限制高利贷、推广农业合作、健全农村基层组织等措施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12]。

　　(四)关于中国经济前途和民生主义经济的研究

　　在抗战即将迎来胜利曙光,作为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马哲民对抗战胜利后中国经济走向何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如何具体实施等问题也进行了理论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往何处去?》《论中国经济前途与民主——民生主义经济之本质》《国际经济动向和我国经济往何处去?》《新中国之建设与政治制度问题》等相关文章中。

　　在抗战后期,马哲民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存在的物价波动、通货膨胀、财政收支难以平衡、生产停滞、金融和商业与产业背离、高利贷与囤积活动猖獗、游资膨胀、农业收益与地价地租上涨的矛盾、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对敌经济战的转变等方面的问题不是人云亦云地作泛泛的现象描述,而是从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理性思考,从中寻找中国经济走向的答案。他认为,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以上各种问题,不但有整体性,也有其根本原因,即是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生产关系的分裂,从而引致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的不平衡,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对生产力形成了严重阻碍,加上战时经济的新条件和新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矛盾。因此,中国经济去往何处必须立足彻底肃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另建一种非资本主义的且合理的,即以经济平等为目标的经济生活[13]。

　　马哲民通过对国际经济动向的考究,尤其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抗战期间的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考察后,结合当时的中国实际,重点对抗战即将胜利后的中国的经济前途进行了系统分析,并认为应该实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关系并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践阐述。他认为民生主义的经济特质,是革命的民主政权统治下,在农业方面,以土地国有的原则,按照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发展合作事业厉行集体经营等步骤,实行农业社会化,逐步推翻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在工业方面,集中发展国家资本,使一切大产业国营并使其民主化以逐渐消灭私人资本;在商业方面,减少中间环节并实行国家统制;在金融和交通方面,以国家经营为中心;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使其与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相匹配。……此种经济的性质,非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它只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社会化的国营企业为根据,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对私人资本加以渐进的“扬弃”。因而此种经济虽富有计划性,但还存在广泛的竞争作用,并非完全的计划经济;虽带有统制作用,但非只消极的限制,注重发挥生产的积极性,所以也非完全的统制经济。……此种经济,乃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中间物,它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也有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特点,所以它与英美和苏联的经济生活,皆各有不同,纯粹是一种独特的体系,因它事实上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民生主义的经济实行,既是三民主义的理想,更是因为在中国现实的客观条件下,既不能发展资本主义,又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而且在抗战过程中已经完成了若干准备条件,革命的民主政治一经实现,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就可以进行实施,我国经济的发展动向,必须趋向民生主义经济的前途迈进[14]。至于具体如何进行经济建设,他认为,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的实现,而现阶段经济建设的任务则是发展军需生产及对敌作经济战与改善民生并行,所以战时的经济建设必须始终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即改善一切生产者的劳动条件、加速工业化进程、确立合理的经济法则、改善流通过程、加强对敌的经济反封锁、健全经济建设机构等[15]。在总结全面抗战六年多来在生产方面、流通和分配方面以及对敌作经济战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形势变化之后,他认为只要把握客观形势,发挥我们战时经济的积极性和建设性,战时经济发展就会转换到新的形势和新的阶段,这种经济发展和转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技术的改良转向经济关系的修正,二是生产者由被动的地位转向为能动的地位,三是由非民生主义的经济法则转向民生主义的经济法则,四是由以农业为中心转向以工业为中心,而所有的这些转向都必须是以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作为前提保证[16]。

　　总之,他认为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途径必须是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特征是以革命的或大众的民主政权,对外争取独立自主、对内实行民权自由,同时以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建设国家资本的经济政策,克服经济落后性,开拓新的经济发展前途。这种民生主义经济,既不是原有的以超额掠夺为中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也不是以直接分配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它是根据价值法则和利润法则所展开的商品经济,而且具备了这种“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和政治保障,以使其不断利用资本主义法则,推进了新的经济生活,克服了旧的经济生活,并发展了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否定性,逐渐走上了接近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这种经济路线,与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说虽同其形式,而实异其内容;而与社会主义经济,则异其形式,实同其归趋”[17]。

　　三、马哲民经济思想的总体特征和简短评论

　　马哲民是民国时期做出较大贡献的卓越经济学家。通过对马哲民经济学的着作和论文进行初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民国时期马哲民的经济思想具有如下特征:

　　1.他注重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从事经济研究。这一点在其专着和论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时局动荡,经济思想界一时名家辈出,派别林立,争论迭起,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推崇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更有坚信民生主义经济学的。尽管我们很难把马哲民的经济思想严格归结为哪一个学派,但他坚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经济研究,在其《社会经济概论》《经济史》《新社会学》和《社会进化史》等着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都是从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迁的规律。《精神科学概论》一书的副标题更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活’及‘精神生产’过程之研究”。在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论文中,也是以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揭露其矛盾和走向“扬弃”的规律。当时的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经济性质的方法论上,有的偏重以生产工具为标准,有的偏重以剥削关系为标准,有的偏重生产关系甚至交换关系等等,马哲民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机械论”和“观念论”的观点,引用马恩经典着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资本论》中关于研究经济性质的正确方法论对“机械论”和“观念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观察中国经济性质的方法,应该是从生产方式入手,因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形态,只有根据此种生产的具体形态才能认识经济结构的具体性质,如果任意抽出生产方式的一个侧面(如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交换、流通关系等等)而不追求生产手段与劳动者直接在生产过程中结合的特质便永久不明了经济结构中的“契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根据,这才是观察中国经济性质的正确方法论[18]。

　　2.注重构建其完整的学术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他在20世纪30年代连续出版了《国际帝国主义论》《经济史》《社会进化史》《社会经济概论》《精神科学概论》《新社会学》等着作,有的是由他的上课讲义修订扩充而成,有的则是根据他自己预设的研究框架写作而成,看起来是属于不同的学科,似乎没有关联,实则这些着作是有内在联系并且相互呼应和印证的。《精神科学概论》一书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活’及‘精神生产’过程之研究”,此书是他编着《社会学》书系中的一部。除此以外,还有“政治的、法律的生活”过程之研究即《政治科学概论》(实际出版《社会进化史》)和“物质生产”过程之研究即《经济科学概论》(实际出版《社会经济概论》),分别从社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上层建筑生产的等方面体系化地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19](P1)。在其经济学着作中,这种逻辑体系的联系更为清晰,他认为,“过去在中国经济学之创造方面,比较有意义的工作,一为中国经济性质之研究,一为中国经济史之研究,因必在此两方面得有收获,方能将中国经济生活之理解,奠定基础,然后才能更求进一步的,把握中国经济生活之具体的法则,以创建一种完全合于实际的系统的经济学理论”[20]。因此,以经济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除却在具体各应用经济领域的研究,应包括两大部分,“一为经济生活之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一为以现实的或特定的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经济学,或简称经济学”,而经济学的任务,则是“从现实的或特定的经济结构中,揭发其固有性或特殊的法则性”[20]。《经济史》和《社会经济概论》两本着作是其逻辑体系的具体体现。

　　3.注重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应用研究。他的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之中”,关心重大现实问题。抗战期间,他积极关注战时经济问题,抗战即将胜利的后期对中国经济走向和民生主义经济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并提出主张。作为《大学月刊》编委之一,他在回顾杂志创刊3年走过的历程时,认为3年来杂志一致主张“以现实的自觉,衡量一切评判一切认识一切创造一切,绝对反对迷信传统的因袭主义,反对崇拜外来的翻版主义,对于一切专从理论出发不从事实出发的一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都不敢苟同”[21]。以这种办刊理念为宗旨,前半段的工作坚持“中国学术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后半段的工作重心则是“从现实的研究中建立实际的理论”或是“根据科学的理论检讨实际”,因为实际和实践是决定真理的标杆,更是我们求得真知真理的根据[21]。他办刊物如此,做研究更是体现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学术研究的学风。作为民国时期的着名经济学者,留学海外,分别在日本和德国经历了西方正统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育,回国之后他不仅仅是做一个国外经济学说的传播者,也并不一味模仿发达国家,而是将在国外学习及训练获得的经济分析逻辑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结合中国实际探寻适合中国的发展途径。他指出,西方的经济学说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例如,以自由放任为核心思想的西方古典经济学说,在当时的中国是缺乏“发展工业资本之客观条件”的;而历史学派所要求的保护主义,在中国却因“外受帝国主义之压迫,内无开明的保育国民经济之发展的政权”亦是无法推行的,等等。所以,不能“按照别人的公式或概念,用作金科玉律,而以中国的材料去‘生吞活剥’的或‘东拼西凑’的装潢点缀”,更不能“完全用任何解释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经济生活之经济学,来解释我们中国的经济生活”。由此,他主张:“我们的经济生活,实自有特殊性,决不能以现有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来说明的;我们假使承认科学须本于事实或实际,我们当然应该以这种经济生活之事实为根据,以创造一种经济理论;而我们亦只有以自己的经济生活为根据所创造的经济理论,才能说明自己的经济生活”[20]。即是说,他主张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进而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并用之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无疑,这一主张对于我们现今力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理论也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不可否认的是,马哲民在民国时期出版的经济学着作和发表的经济学论文虽然从一定的层面代表了当时社会精英人士的理论见解和理论水平,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对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仍然会觉得他那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比如经济学着作理论深度不够,语言也比较晦涩,而且大多是对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的阐释和讲解或许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着。其经济论文的有些观点和主张受当时政治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更多的是对民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主张进行理论阐释和说明,更多是叙述性、解释性、现象性的描述和对民生主义经济学进行理论解释和维护,研究水平有的也不高,即使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结论也不敢大胆地提出而是绕着弯子说出。当然,理解过去经济学者的思考过程会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综合来看,民国时期马哲民的经济思想尽管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作为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