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与孙中山的来往及其关系变化-985毕业论文网

摘    要：　阎锡山与孙中山的关系时断时续。辛亥革命以来, 阎锡山出任山西都督后, 背离了孙中山及其倡导的革命, 且为固位及维护自身利益反而与北洋势力关系密切。但其并未与孙中山完全决裂, 而是在孙中山有一定政治上升空间时, 又不遗余力地和孙中山联络。当然孙中山的革命也需要阎锡山的加盟。阎锡山对孙中山的态度和行为始终从政治当权者的角度进行理性思考和理性决定。

　　关键词：　阎锡山; 孙中山; 国民党; 北洋军阀;

　　Abstract：　Yan Xishan ( 阎锡山) and Sun Yat-sen kept contact intermittently.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after Yan Xishan held the post of governor of Shanxi province, he betrayed Sun Yat-sen and the revolution advocated by the latter. Meanwhile,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and defend his interests, Yan Xishan came closer to Beiyang warlords. Yan Xishan's political behavior changed frequently in the face of 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When he studied in Japan, he had passion for revolution, then he kept distance with Sun Yat-sen, but kept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Beiyang warlords who controll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owever, when Sun Yat-sen became influential on Chinese political arena, Yan Xishan did his utmost to contact with the former. Of course, Sun needed Yan to join in his revolutionary alliance. Yan Xishan's attitude and behaviors toward Sun Yat-sen are always decided by rational thinking.

　　Keyword：　Yan Xishan (阎锡山) ; Sun Yat-sen; Kuomintang; Beiyang warlords;

　　阎锡山与孙中山曾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但这种机会并不多。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是其时革命的一面旗帜, 他不可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与阎锡山直接交流, 而阎锡山在辛亥革命后作为地方实力派也不可能随时与孙中山沟通, 然而二人的交往应时势需要却时断时续。他们的交往关系建立在阎锡山与孙中山的直接交往, 或由阎锡山与受孙中山影响之属下间的交往上。至于阎锡山与孙中山的关系到底如何?迄今为止, 学界未曾做过专论, 只是在阎锡山的有关记述或在孙中山与山西之关系的记述中, 谈到阎锡山与孙中山的关系, 但这些描述仅粗线条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二人的关系, (1) 而对阎锡山与孙中山交往的细节, 以及对不同阶段二者关系的微妙变化都未曾有过清晰的梳理和翔实的考证。基于此, 笔者利用现有资料, 希冀对阎锡山与孙中山间的关系做一考论。

　　客观而论, 阎锡山虽是同盟会元老, 早年参加过铁血丈夫团, 应该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但事实上阎锡山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时表现得相当灵活。早年作为一个在日本留学且有志于探索民族振兴之路的热血青年, 阎锡山对孙中山的主义或革命是赞赏的, 然而在辛亥革命后阎锡山担任山西都督, 并在孙中山及其革命团体处于核心权力的边缘时, 阎以实用主义为准则, 认同北洋当权派, 而不愿轻易为孙中山的“革命”或“主义”付出, 他们甚或一度存在隔阂乃至敌对。但这也并非如他人研究中所讲的“二次革命后期阎锡山彻底背叛了孙中山”。 (2) 平心而论, 阎锡山在政治上初露头角后, 是紧随形势变化调整政略的, 他的政治行为以利益最大化为诉求, 在政治交往中奉行的是没有真正“盟友”, 亦没有真正“敌人”的处世之道。

　　一、阎锡山对孙中山由亲近向疏远转变

　　阎锡山与孙中山的交往始于阎锡山留学日本期间。据史载, 1905年夏, 阎锡山听说孙中山在布鲁塞尔揭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极为兴奋。6月中旬, 孙中山由法国返抵日本, 阎锡山登门拜访, 并屡次请教, 聆听革命宗旨。7月20日, 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阎锡山入会。 (1) 其间, 阎锡山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疑惑甚多, 曾多次向孙中山请教。诸如“加盟誓言第四句‘平均地权’, 我当时对其意义不甚了解, 曾向总理请教, 承告:平均地权的‘权’字, 不是说量, 亦不是说质。既非指地亩多少, 也非指地质好坏, 是说一种时效价值。我还不十分明白。……又问:耕作地是否亦应如此?承告:耕作地, 因国家经营, 提高价值之事实甚少。乃问:因人力改良而增涨之地价, 可否归国家所有?承答曰:不可, 因人力改良者, 应归出人力者享有。此一谈话约三十分钟。总理问我, 你明白了么?可能在十次以上……至今述之, 尤觉敬佩不置。” (2) 可见, 其时阎锡山对孙中山的革命很热衷, 对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敬仰。

　　1906年秋, 阎锡山进入日本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 并奉孙中山之命, 偕赵戴文返回国内, 布置华北革命。回晋三个月, 他在雁门关、五台山一带秘密考察, 拟在五台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3) 随后, 孙中山等计划举义, 但同盟会内部在起义地点上发生争执, 大多主张在江南起义, 原因是在江南举义后, 清军不易集中反击, 且江南有海口, 易输入军用品及得外人援助。此次举义中, 山西的具体任务是革命军到河南省境时, 山西出兵石家庄, 接援革命军北上。 (4) 以此计划来看, 阎锡山和山西举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一环。事实上, 山西举义对辛亥革命成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现有资料考证, 前文的记述是阎锡山与孙中山交往的最早记录, 但这些记载只源于阎锡山的个人回忆, 而在孙中山的资料以及与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期间关系较密之唐继尧和李烈钧的资料中, 未曾对阎锡山和孙中山的关系有描述。不过, 可以肯定阎锡山与孙中山的联系始于日本, 而且阎锡山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和反清铁血丈夫团。那么, 在山西辛亥革命中, 阎锡山处于何种角色, 对全国政局变化及山西地方秩序重建起过何种作用?笔者就此曾有过专文详论, (5) 兹不赘述。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南北合议时, 清兵逼迫民军退出太原并进驻山西烧杀抢掠, 对此行径, 孙中山数次通过议和代表或直接函电袁世凯, 要求清军退出山西, 召回晋省都督阎锡山。可见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十分支持阎锡山。而且孙中山对阎锡山和山西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也给予了高度肯定。1912年9月17日至21日, 孙中山在太原为期3天的考察中讲道:

　　一、武昌起义, 山西首先响应, 共和成立, 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二、前在日时, 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画, 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 以晋省遥应, 一面鼓励各省进行, 一面牵制满兵南下, 而使革命之势力迅疾造成也。三、去岁武昌起义, 不半载竟告成功, 此实山西之力, 阎君百川之功, 不惟山西人当感谢阎君, 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分, 然屡次失败, 满清政府防卫甚严, 不能稍有施展, 其他可想而知, 使非山西起义, 断绝南北交通, 天下事未可知也。 (6)

　　南北和议实现后, 山西都督之争成为孙中山派与北洋派角逐的焦点。孙中山及其党人大力支持阎锡山。孙中山特别委任狄楼海为山西宣慰使, 赴晋调和都督、巡抚政争。 (7) 狄楼海向阎锡山和前清旧吏李盛铎等发出函电筹商七事, 其七项中的第一项就是拥护阎锡山继任都督。 (1) 可见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后山西的政局较为关注, 对阎锡山尤为支持。除了同盟会支持阎锡山外, 旅沪宁山西同乡亦拥护阎锡山, 通电全国斥责袁世凯, 要求袁世凯让阎锡山督晋, (2) 从而使阎锡山在山西都督之争中最终胜出。

　　但阎锡山就任山西都督后, 却向袁世凯靠近, 疏远孙中山。他慑于袁世凯的威权, 承认其在新秩序构建中的权威。如南北定都之争中, 阎锡山支持袁世凯的态度非常明显, 领携山西官、绅, 电函南北政要, 支持袁世凯定都北京。 (3) 二次革命时, 阎锡山不仅未响应, 而且对毕锡山在山西倡导二次革命之事, 阎锡山极力反对, 密令枪决毕锡山, 声称此可“杀一儆百”, 不至于山西再有变乱。 (4) 阎锡山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不愿牺牲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而去援助同盟会。由于山西局势尚未稳定, 其他军事实力派与土匪企图推翻阎锡山, 阎锡山需借助袁世凯力量, (5) 维系晋省秩序。二是阎锡山不赞同孙中山的激进革命, 主张通过司法程序和平处理宋教仁被刺案, “划宋案于法律之内, 勿任激起政治风潮, 庶政府免受违法之恶名, 国民不至罹危亡之惨祸”。 (6) 甚或函电指责胡汉民、李烈钧等不顾大局, 肆意用兵。由此可见, 孙中山是支持阎锡山的, 而阎锡山对二次革命不仅不支持, 反而还认为孙中山等的行径不合时势, 大力反对, 结果阎锡山与孙中山的交往暂时搁置。而阎锡山忙于与晋绅合作, 讨好袁世凯, 远离孙中山, 镇压地方异己, 在山西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军绅秩序。 (7)

　　二、由河东案引发山西籍国民党员的脱党风潮

　　阎锡山都督地位初步得到巩固, 便开始遏制并打击异己。河东案的发生为阎锡山排除异己创造了条件。它是省督军府与运城国民党 (8) 势力为抢争河东财权而引发的政治博弈。河东历来为山西财赋之区, 每年收入200万银元, 占全省财政收入的6/10。自山西民军举义成功后, 河东地方精英张士秀、狄楼海和王用宾诸人独占河东收入, 毫不接济山西军政府。为获取河东财富, 1912年12月, 省督军府派南桂馨赴河东任筹饷局长, 剥夺地方财权, 收归省府。此举遭到张士秀等人抵制。 (9) 连山西军务司长黄国梁给南桂馨的信都被河东旅长李凤鸣截获。信中内容有言“如能平和达到目的, 不惜重费, 否则须牺牲私交, 顾全大局”, 强行剥夺河东财权。李凤鸣借此逮捕南桂馨, 判处其死刑, 并要求北京政府惩办黄国梁。袁世凯对李凤鸣的做法深表不满, 电李“南有丝毫损失, 即惟该旅长是问”, 同时命孔繁祉 (应为孔繁霨, 笔者注) 接替李凤鸣旅长职。李凤鸣不仅不听命于袁世凯, 还直接电函阎锡山“不知孔下落, 无从交代, 不日整旅北行面商一切”。袁世凯得讯后, 电责“该旅长北行意欲何为?即不自爱身家, 独不爱桑梓乎?” (10) 张士秀、李凤鸣为对付袁世凯的责难, 捏造伪据, 假造南桂馨煽惑军心的若干信件, 将筹饷局账簿任意改注。如在收入项下加某月由观察使署拨来款若干, 在支出项下加某日南局长或王副局长用款若干, 伪造南桂馨侵吞公款的依据。

　　对于南桂馨一案, 河东商民5000余人递呈指控张士秀和李凤鸣诬陷南桂馨。 (1) 面对河东势力挑衅, 阎锡山决定武力解决, 北京政府亦同意此种做法, 答应陆军部和参谋部将派军队助剿。12月30日, 阎锡山特电袁世凯, “据探报南被非刑拷打, 恐难保命, 其违法横暴, 实同土匪”, 已派太原驻军开往包头一带, 请中央派步兵一团、炮兵一营来晋, 并命驻汴军队于沿河护防。 (2) 袁世凯赞同阎锡山的意见。1913年1月20日, 晋、汴、陕三省接中央会剿张士秀和李凤鸣的命令。 (3) 张士秀闻讯, 拥兵独立自称都督, 将筹饷局长南桂馨宣判死刑。 (4) 北京政府则急命河南统制雷振春率河南、陕西、直隶三省军队赴晋平乱。 (5) 面对内争严峻形势, 山西参议员力主调和, 不赞同用兵。 (6) 国民党员稳健派张继也不忍大局糜烂、国民党互相荼毒, 于是兼程赴晋调和。然正当陆军部已调动正定兵两营驻扎石家庄, 以随时听候阎锡山调度时, 阎锡山却改变决定, 致电山西留京军界人士, “中央现将调兵来晋, 望诸公向政府陈说, 挽回此举”。于是, 在京晋籍人士询问北京政府, 希望政府撤出石家庄军队, 北京政府答称“山西都督既请调兵, 不能不准其所请”。 (7) 可见阎锡山起初的决定是借助中央支持以武力剿灭河东势力, 而恰在外省援兵将要入晋时, 他却忽改主意, 拒绝他方军队入晋。阎锡山这一举棋不定的做法, 可谓大有深意。阎锡山一方面担心外来军队入晋, 会染指山西政务, 甚或借此进驻山西, 致使山西可能会出现“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他为获得晋籍绅民支持, 在表面上做出不因派系之争而将山西再次卷入战祸的姿态, 以争取民众合法性认同。既然阎锡山对河东案有这么多的考虑, 那么武力解决便是不可取的, 而实行妥协、和平解决则成为阎锡山的一种选择。于是阎锡山在4月11日复电李烈钧“晋案已归中央, 锡山毫无成见, 惟期和平解决, 无碍进行”。 (8)

　　当河东案在和平解决的愿望中暂告平息时, 张士秀、李凤鸣等却心有不甘, 复电控告筹饷局长南桂馨“在局吞款贩烟, 并公注局帐, 请饬晋督拿办”。与此同时, 河东籍国民党员景耀月支持张士秀和李凤鸣, 国民党党报亦为河东派辩护, 指斥阎锡山。 (9) 由此, 阎锡山对河东案期许和平解决的想法改变, 遂控告张等浮冒军饷, 屡电北京政府严办, 并于2月7日将张士秀、李凤鸣解送北京宪兵署。 (10) 此外, 为彻底击败以张士秀和李凤鸣为首的国民党河东派, 阎锡山特派河东赵县长搜集张士秀和李凤鸣的犯罪证据呈报中央, 指控他们在河东残杀无辜, 虚縻公款。其所提出的主要罪证有:

　　张、李、景、曹冤杀虞乡王炳照。王炳照在运城卖纱灯毫无非为, 因九团某人与王同居一乡, 平日有嫌, 诬告王与匪通情, 谣言惑众, 将王正法。河东兵站科縻费过巨。辛亥起义后, 因军队往来较多, 设立兵站科, 预备一切支应, 但“共和”体制确立后, 军队已各归部位, 而该科仍长年包雇3套大车30辆, 无论开差与否, 均拨款。 (11) 除此之外, 张、李二人还惨杀人命、纵兵焚抢、毒害地方。如张、李、景派兵剿灭夏县谢庄村, 任意抢劫、焚烧、荼毒人命。谢庄村富室雇武技数人看门, 夜间学艺教徒, 张、李、景误以为红灯罩数人邪术传教, 派1标2营半夜开炮将富室财务、家具抢走, 仅10余岁小孩逃出1名, 其余均被杀害, 房屋被焚烧。村中居民多数遭到抢劫, 死伤甚众。张、李、景纵兵焚掠河津绩店村民100余家。1912年7月间, 张、李、景以为村民与土匪勾结, 令前游击管带抢劫焚毁100余家, 又将该村丁姓牲口、车辆抢走, 留于管带家中。当河津士绅控告到观察使时, 他们将该管带降为队官, 未做任何处分, 结果各县乡民欢迎土匪, 深恨河东军队。 (1)

　　当然, 这些犯罪证据是阎锡山派人搜集的, 难免有夸大之嫌。但如果张士秀和李凤鸣被控犯罪确有其事, 那么, 阎锡山对他们的打击就不是狭隘的派系之争, 而具有更多为民造福的成分在内。

　　在和平解决成为河东案善后的一种趋向时, 内争却并未消除, 反而有再次激化之趋势。据《时报》揭示, 河东案的实质是军队内部的派系纷争。山西民军分两派, 即太原革命党人和山西南边加入者。阎锡山任都督后, 一些民军对军政府不服, 狱犯出身的河东观察使张士秀对阎锡山有反抗之心。河东案就是张士秀借逮捕南桂馨向阎锡山发起的挑衅。 (2) 面对晋南河东势力的反阎锡山活动, 晋北地方精英则力挺阎锡山, 与河东势力相抗。1913年1月18日, 忻州续选投票人全体函电称“河东一隅, 意图割据, 始终自为范围。兵队则假口土匪, 一兵未汰。地丁则藉口兵饷, 到处扣留。盐款岁入二百余万, 则据为私有, 拥巨款, 四出运动, 恃副议长与司法司在省之联络, 刘直训、景耀月在京报之造言, 欲推翻都督、民政长, 而悉充以河东人, 在京省之河东人谋之, 在河东之河东人行之。” (3) 可见河东案是一场山西具有地域分野特征的党派之争。而且因所依靠的利益群体不同, 使得山西的这场党派之争演化为阎锡山与国民党的斗争。

　　阎锡山打压河东派, 不仅关系到山西的权力洗牌, 亦关涉阎锡山与孙中山的关系。在河东案的处理问题上, 由于国民党支持河东派, 因而阎锡山与国民党关系恶化, 引发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籍国民党员的脱党风潮。阎锡山于2月8日电京, 宣布脱离国民党。据报称:“阎锡山为同盟会旧人, 在北方首倡裁兵, 又屡荐民政长, 极主军民分治, 且身为国民党参事兼支部长, 乃主张他党亦应同时发达, 张、李皆其党人, 阎力请剿办, 以是大得党谤, 向不攻击同党之国民党, 此次独攻之, 无完肤故致脱党。” (4) 紧随阎锡山之行动, 北京政府内晋籍众议员28人中除梁善济、李庆芳为民主党、[刘]志詹为共和党外, 其余都属国民党, 他们中有20人脱党。其中谷思慎等人认为国民党对河东案未秉公处理, 反推波助澜破坏晋局, 实在不值信服, 于是联络众议院议员常丕濂、冀鼎铉、唐慎征、周克昌、裴清源、康佩珩、赵良辰、穆邹、阎鸿众、耿臻显、张升云等脱党, 而只有景耀月、狄楼海、刘盥训、景定成和王国佑, 与张士秀、李凤鸣关系密切, 不愿脱党。另省议员140名中有91人脱党。省议员杜上化认为在张士秀和李凤鸣一案中, 国民党不顾大局, 一味袒护他们, 党团做事不公, 遂提脱党之议, 赞成者众多, 于14日在劝工陈列所召开脱党大会, 举定梁万春、贾景德二人撰写脱党宣言书, 布告全国。 (5) 脱党事件的发生及扩大, 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山西官、绅拥护阎锡山, 且对阎锡山个人权威是较为认可的。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是阎锡山收买了这些人, 但笔者通过分析材料, 较为认同前一种观点。

　　阎锡山在打击河东国民党势力后, 又借助袁世凯称帝案, 削弱晋北孙中山派势力。山西弓富魁、续桐溪是晋北民军代表, 徒党甚多。1913年, 南方讨袁世凯, 弓富魁和续桐溪暗中通气试图反对袁世凯, (6) 纠集徒党多人在萨拉齐包头镇一带活动。因晋北边陲各县与绥远壤地毗连, 阎锡山担心他们统领民军攻击山西, 于是在1916年1月13、14、15、16、17等日派遣陆军第5、6、7、8等连、马队、炮队、机关队, 以及教育团、卫生队陆续北上, 择要驻扎, 铲除弓、续势力。 (1) 面对阎锡山的防范和剿击, 弓、续二人只好逃往陕西米脂。 (2) 但是当绥远潘副都统反对帝制并声明独立时, 续桐溪、弓富魁等又想借此举事, 推翻阎锡山。 (3) 于是, 他们避开官兵向南绕行, 攻破平陆进窥大同, (4) 就在民军越过归化以北时, 阎锡山急电北京政府派兵助剿。 (5) 续桐溪率8000人攻破怀仁, 进取大同, (6) 而就在他们抵达阳高县附近村时, 北京政府派骑兵500人、步兵2500人在张家口、大同府、丰城派兵会剿。 (7) 然而晋北民军声势大振, 沿途归附者甚众, 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攻打大同, 另一路由张家口直捣北京, 而袁军大多南下, 无兵调遣。 (8) 北京政府只好电饬直、晋两省速派军队赴大同, 剿灭民军, 以免延及他处。 (9) 结果民军不能抵挡直、晋军队联合进攻, 民军被解散, 续西峰被驱逐出境。不过, 当时全国反帝制声浪日涨, 多省纷纷独立, 阎锡山不得不放松对民军的进攻, 转向与帝制周旋。

　　三、阎锡山与孙中山由几无往来到藕断丝连

　　阎锡山脱离国民党后, 忙于同北洋集团周旋, 长期以来与孙中山的政党联系中断, 不甚关心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及革命大业。然而孙中山进行民国再造的“督抚革命”却离不开阎锡山的支持。因此, 孙中山仍然希望拉拢阎锡山。1920年, 孙中山在广东图谋北伐时, “闻中央有换晋督之说, 大为不平。言如无此举, 晋省仍进行内政, 为全国保此模范区域, 为北方树一革命壁垒, 决不愿令陷入漩涡”。 (10) 显然, 孙中山打算将阎锡山控制的山西作为抗击北京政府的一个基地, 但阎锡山却不直接与孙联系, 而是让部下马骏对孙中山讲一些冠冕堂皇之语, 婉言谢绝孙中山的好意。 (11) 9月4日, 马骏电告阎锡山, 他已以友好态度招待了孙中山代表张宗海, 并将孙中山联络的真正用意及更换晋督之说的由来向阎锡山透露。“据该代表云:前此沪上列席, 中山主张联络晋省, 当由伍廷芳以晋省纯系民主政策, 为革命保存实力, 为中国政治特标特色, 不应先为牵入, 此议遂寝。又报纸传播更换晋督之说, 外交团所以起而责问政府者, 实唐绍仪先在外报立论有以致之也。” (12) 但此时阎锡山对孙中山的态度并不积极, 这导致他们的合作无下文。孙中山于1920年派专人联络阎锡山, 希冀晋与陕、甘联为一气, 响应南军北进, 但阎锡山等并不响应孙中山的联络, 反而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 为防止西北势力和奉张扩张对山西的威胁, 主动与陕、甘联防。此据陕西刘镇华电可证实:“王课长、曲谘议由太原寄到三省联防办法七条, 至深铭泐, 除秦、晋两份已经签字外, 甘省即遵两帅电嘱, 交由陈局长代签, 以完手续。从此三省一家, 休戚与共, 镇华自维庸弩, 共济危舟, 誓当恪遵联约, 永久不渝。” (13) 由此足见, 阎锡山对孙中山的革命构想及对山西的联络置若罔闻的, 而是更加重视对现实利益的考量。

　　1922年夏, 晋籍苗培成由北大工科毕业, 正值阎锡山要北京政府将山西籍大专毕业生遣送回晋工作之际, 苗培成借此与山西在京大专毕业生60余人发起创办“太原平民中学”, 以办校为由, 暗中在山西重建国民党。7月初, 苗培成、赵守耿、梁永泰、李进贤、刘同等由京返并筹备学校, 秘密开展国民党活动, 进行宣传主义和介绍党员。他们的活动当即引起社会关注, 时人称“太原平中即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即太原平民中学”。 (1)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 续桐溪又企图趁北方政局变动, 联络民军攻取山西, 并将计划上报孙中山, 孙中山于1923年2月27日批示“须待北伐时同心合力”。 (2) 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后, 冯玉祥倒戈促成直系垮台, 吴佩孚虽仍控制长江流域, 但挽救不了直系衰落的命运。且经此剧变, 北洋集团元气大损, 国民党在南方却蒸蒸日上。对此, 段祺瑞和张作霖等心知肚明, 无法忽视国民党的力量, 不得不邀孙中山北上洽谈合作。其时南北之间的这种关系, 诚如罗志田所言, 南北虽对立, 但已互相援引利用, 南北均势已逐渐是名义多于实际。 (3)

　　面对形势剧变, 阎锡山改变昔日与孙中山不冷不热之关系, 于1924年开始默认国民党在太原建立的“临时党部”。 (4) 12月2日, 阎锡山致电温寿泉, 表示愿与国民党携手合作, 声言“我本同盟会员, 与真正民党携手, 岂非所愿, (谷思慎) 仲言 (同盟会员) 本我老友, 为公为私, 愿为尽力”。 (5) 4日, 阎锡山再电温寿泉, “中山入京, 着监先 (王宪) 前往代表欢迎, 如监先出京, 可派象干 (苏体仁) , 象干出京, 即派康世弼”。 (6) 不过, 在阎锡山再次亲近孙中山时, 国民党亦正要拉拢阎锡山。12月9日, 国民党员徐谦电函阎锡山, 与其商讨国家大计。徐谦认为“国民军实行首都革命, 祸国武力亦已崩溃, 惟此后欲图根本改造, 实现真共和, 似惟有废止总统, 于中央采用委员制, 于地方实行联省制, 始足谋永久和平, 今当全国会议将开之际, 不可不由各省协力主张, 使不良政制从此告终, 不致再遗后此无穷之战祸”。 (7) 阎锡山于10日电复徐谦指出, 大局危急, 改造建设应以国情为宜。 (8) 与此同时, 阎锡山为获孙中山好感, 特于17日电函孙中山, 表示将派秘书王宪当面接洽, “尚乞进而教之为荷”。 (9) 但阎锡山并未获悉孙中山复电, 而是于18日获王宪电, “孙哲生 (科) 、张溥泉 (继) 、汪精卫云, 山西近年来居北洋派势力之下, 不能有何种举动, 目下北方情形较佳, 应与孙 (中山) 、冯 (玉祥) 、胡 (景翼) 、孙 (岳) 等同心合作, 与胡亦不应有何误会, 并深愿山西对中山有正式之表示, 或尽力赞助中山之主张, 方不背离民党之宗旨”。 (10) 阎锡山当即表示“晋省中级以上官长几尽同盟会旧人, 对于中山先生, 自无不尽力赞助之理。不过山西做事, 向主实力作去, 不肯摇旗呐喊, 故觉得默默无闻。然十三年来, 无一刻不在实行革命中也。胡军左右不无斥于山西父老之人, 但能宣力国家, 不致为害乡里, 在我本无歧视。胡督办与我函电往还, 亦曾言之, 无所谓误会, 希转达哲生 (孙科) 、溥泉 (张继) 、精卫 (汪兆铭) 诸君”。 (11)

　　然而, 就在阎锡山与孙中山联系正火热时, 时局发生剧变。孙中山与段祺瑞因江西事 (1) 和处置北伐军问题, 冲突激烈, (2) 导致反直三角同盟破裂。孙中山于12月21日在天津通电各省军民长官:“文对于时局主张, 以国民会议为解决方法, 日前发表宣言, 谅承鉴察。兹特选派同志, 分赴各省区, 向民众宣传, 每一省区约二三人, 务使国民咸灼然于会议之性质及关系, 其宣传范围以此为限, 不涉及地方政事、军事, 所选派之同志皆有文署名盖印证书为凭。” (3) 阎锡山积极响应, 于23日复电, “尊处选派同志, 宣传政见, 具见伟筹, 已饬属知照矣”。 (4) 同日, 王宪又电阎锡山, 称“哲生 (孙科) 、溥泉 (张继) 因赣事明日乘船赴粤, 约一月后返京, 将还往山西参观一切。协和 (李烈钧) 长赣事已定, 二十五、六即可南下。津浦路军事吃紧, 全系奉张主意。中山进京约在五六日内”。 (5) 24日, 王宪再发电函, 向阎锡山述说国民党和段祺瑞执政府之间的隔阂, 以及国民党欲借山西力量反抗段祺瑞执政府, 且“民党将派黄府[郛]、白应琦往山西接洽一切协商, 并劝宪早日返晋, 面呈彼之意见, 派定山西之民党宣传员为韩书麟、王振钧, 不日到晋”。 (6) 对于国民党的提议, 阎锡山并未像从前一样急于复电, 而是静默观察政局变化。事实上, 阎锡山不愿接受国民党利用山西对抗段祺瑞执政府的做法, 也不愿以山西为代价换取国民党在临时执政府中的利益诉求, 但限于国民党势力增强之现实考虑, 阎锡山又不能完全拒绝, 只好以无声的方式表达心声。

　　何以用这样的话语分析阎锡山?试将阎锡山对当时段祺瑞执政府的态度, 与他对国民党向其求援的态度相对比, 便可发现阎锡山对段祺瑞执政府更为暧昧, 而与孙中山却保持距离。当段祺瑞未采纳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意见时, 仍以善后会议相号召, 并于12月30日通电阎锡山等各省政要。 (7) 对于段祺瑞的号令, 阎锡山当即于1925年1月1日复电响应并讲明他不准备参会的理由:“惟锡山忝领疆圻, 当此大局粗平, 地方重要, 未便远离, 谨遵钧命, 查照善后会议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派温寿泉为全权代表, 并查照第三款规定, 派苏体仁、潘连茹为全权代表, 除饬各该员等依期赴会报到。” (8)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 阎锡山致电孙中山和段祺瑞时, 文末落款所用词句大有区别。如1924年12月23日复孙中山电为:“阎锡山。漾印。” (9) 而1925年1月1日复段祺瑞的电却为:“山西督军兼署省长阎锡山叩。东印。” (10) 可见, 阎锡山对段祺瑞表现得相当尊敬和敬畏。另通过其他事件也可发现阎锡山对孙中山的态度是基于他个人及山西利益之上的。

　　此后不久, 随着国民党和段祺瑞执政府分歧的扩大, 孙中山迟迟不入京, 后因肝病加重, 在1924年12月31日前发出通电, 准备进京医疗, 从事休养。 (1) 31日下午4时, 孙中山到达北京, 进驻北京饭店。 (2) 其时阎锡山虽对孙中山较为冷漠, 与段祺瑞执政府联系密切, 但他还是不敢轻易忽视国民党的影响, 进而建言段祺瑞要注意国民党势力, 以及在解决国家问题上要联合孙中山。他表示:“决联合中山, 所见从同。中山主张, 除绝难容纳者外, 必容纳之, 所见亦同, 惟传达多误, 必俟中山病愈面谈后, 方可有所表示。” (3) 不过, 就召开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的歧见, 孙中山也做出让步, 对于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的主张, 不再坚持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 但要求善后会议的代表范围必须扩大, 并于1925年1月19日特致电各省军民长官:“文筹思再三, 敢竭愚诚, 为执事告, 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 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 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等, 其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 人数宜少, 以期得迅速召集, 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 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 良以民国以人民为主人, 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 (4) 段祺瑞随即响应孙中山的要求, 也做出妥协, 议定拟选派民意团体代表为专门委员, 作为容纳孙中山意见的最后底线, 但国民党对段的让步不甚满意, 计划运动各省, 希望能够贯彻孙中山的主张。 (5)

　　在孙中山和段祺瑞政见不和的情况下, 阎锡山在二者之间所扮角色更显突出。1月25日, 李庆芳电告阎锡山:“孙 (中山) 段 (祺瑞) 合作问题, 以善后会为枢纽, 经协同许俊人 (世英) 力为斡旋, 暂不至走入极端。惟关系国民会议一部分, 或另开预备会, 或法团复决择一行之, 在合肥为得策, 叶总长极盼兼帅设法调停。” (6) 阎锡山电言:“孙 (中山) 段 (祺瑞) 合作问题以善后会议为枢纽, 誉虎总长 (叶恭绰) 主张调停, 深佩卓见, 实获我心, 自当设法进行。” (7) 事实上, 阎锡山只是口头表示将设法调停孙中山和段祺瑞合作, 而在实际行动中却没有任何表现。后因孙中山病危并接受手术治疗, 使得孙中山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淡化, 而形势渐趋利于段祺瑞。于是, 阎锡山再次疏远孙中山, 对孙中山表现得远不如他北上期间那么热情。2月19日, 阎锡山接李庆芳电, 获知“中山病已绝望, 昨由医院移住行馆, 芳亲往探问, 谢无量代见, 谈及平均地权, 认为钧拟二法可以参考”。 (8) 阎锡山得知此消息后, 仅函电李庆芳, 让其代谒孙中山探视病情, 并无其他行动。 (9) 3月12日, 孙中山于晨9时在京逝世, 阎锡山于16日函电李庆芳, “中山丧事希代往致祭, 已另电治丧办事处矣。吊仪即致送贰千元, 已交汇, 并希代送”。 (10) 至此, 阎锡山与孙中山的关系中止。直到南军北伐前夕, 阎锡山才与国民党再次加强联络。

　　综上所述, 阎锡山对孙中山的态度并非如他年谱中或个人早年回忆录中进行自我辩解的那样, 即“中山先生民国元年莅太原, 密令先生:‘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 你要想尽方法, 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嗣派代表秘密抵晋, 提示应变之方针, 他人未知也”。 (11) 这只是阎锡山后来加入北伐行列为他争取政治合法性认可的一种话语。客观而论, 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孙中山的活动看, 孙中山对时势应付得亦相当疲惫, 这就很难谈得上去指导阎锡山。“保守山西”这一辩解之说, 只不过是因北伐后国民党建立了党国体制, 孙中山派由边缘走向权力核心, 阎锡山则倒向国民党一边, 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合道的“革命”者, 将他在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活动贴上一个“革命”标签而已。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阎锡山在1924年后确实放松了对国民党在山西活动的约束。1924年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 国民党中央委派苗培成任山西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 着手组织临时省党部, 由苗培成、赵连登、郭树棠、王英 (共产党) 、王鸿钧 (共产党) 和朱志翰 (共产党) 等负责筹建。 (1) 到1925年冬, 国民党在太原发展到党员400余人, 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山西临时省党部, 秘密向各县发展组织;吸收成员大多为青年学生、工人, 少数为农民。同期还先后成立太原市、静乐、大同、临汾、运城、忻县、崞县、曲沃、武乡、沁县、晋城、寿阳等30多个市、县国民党党部, 约有党员3000余人。 (2) 然而国民党在山西虽有规模上的扩张, 但活动并未完全公开。直到1926年12月, 山西省党部才在西缉虎营四川会馆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 正式成立山西省党部, (3) 于是国民党的活动始在山西合法化。

　　注释：

　　1 参见王振华:《阎锡山传》, 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组:《阎锡山评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谢克昌主编:《孙中山与山西》, 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
　　2 陈芳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阎锡山思想与行为的约束, 使阎锡山常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 虽然从“二次革命”后期他就背离了孙中山, 但是, “五四”以后, 阎锡山为了缓和从北京回来的激昂的年轻人的情绪, 不得不让中国国民党进入山西, 至1924年国民党在太原建立了“临时党部”。参见陈芳:《试析民国初年阎锡山的伦理道德观》, 《晋阳学刊》, 2011年第1期。
　　3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 (一) , 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 第17页。
　　4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 (一) , 第19-20页。
　　5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 (一) , 第21页。
　　6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 (一) , 第33页。
　　7 张文俊、李卫平:《辛亥革命与山西军绅秩序构建》, 《民国研究》, 2011年秋季号总第20辑。
　　8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 (一) , 第42-43页;《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山西文史资料》, 1991年第4、5期合刊,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1年印行, 第3页。
　　9 《专电》, 《申报》, 1912年3月3日, 第1张第1版。
　　10 1.恳请阎顾全大局, 力任其难, 毋固言辞职;2.安插未撤驻兵, 取消河东军政分府, 以定统一机关;3.消灭谘议局, 采取简单办法, 组织临时省议会;4.分拨兵械于各地, 以资镇慑;5.调和意见, 以期一致进行;6.确定地方官吏, 免致观望, 以期政令易行;7.速设演讲团, 以期共和知识, 普遍人民。参见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 (一) , 第90页。
　　11 《公电·旅沪宁山西同乡电》, 《申报》, 1912年2月27日, 第1张第2版。
　　12 《公电·太原阎锡山等电》, 《申报》, 1912年2月29日, 第1张第2版。
　　13 《专电》, 《时报》, 1912年11月20日, 第9版。
　　14 麦金鸿:《〈军阀---阎锡山在山西〉评介》, 朱传誉编:《阎锡山传记资料》 (三) , 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第9页。
　　15 《阎锡山电复黎元洪宋案牵连人心摇动借款成熟群议沸腾请速筹排解方针》, 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一册, “国史馆”2003年版, 第27页。
　　16 参见张文俊、李卫平:《辛亥革命与山西军绅秩序构建》, 《民国研究》, 2011年秋季号总第20辑, 第119页
　　17 1912年8月25日, 中国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共同组成国民党, 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 发布《国民党政见宣言》, 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 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18 《河东张士秀李凤鸣拥兵独立之原因》, 《时报》, 1913年1月19日, 第3版。
　　19 《专电》, 《时报》, 1913年1月16日, 第2版。
　　20 《南桂馨被害之冤状》, 《时报》, 1913年1月21日, 第3版。
　　21 《专电》, 《时报》, 1913年1月22日, 第2版。
　　22 《专电》, 《时报》, 1913年1月22日, 第2版。
　　23 《河东张士秀李凤鸣拥兵独立之原因》, 《时报》, 1913年1月19日, 第3版。
　　24 《译电》, 《时报》, 1913年1月24日, 第3版。
　　25 《专电》, 《时报》, 1913年1月25日, 第2版。
　　26 《要闻·愿河东平安无事》, 《中央与地方最近之风波》, 《时报》, 1913年1月28日, 第3版。
　　27 《阎锡山电复李烈钧》, 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一册, 第25-26页。
　　28 《专电》, 《时报》, 1913年1月29日, 第2版。
　　29 《专电》, 《时报》, 1913年2月11日, 第2版。
　　30 《张李残杀靡费之罪状》, 《时报》, 1913年3月29日, 第4版。
　　31 《张李惨害人民之罪状》, 《时报》, 1913年4月2日, 第5版。
　　32 《河东用兵问题》, 《中央与地方最近之风波》, 《时报》, 1913年1月28日, 第3版。
　　33 《要闻·晋省分裂之可忧》, 《时报》, 1913年1月25日, 第3版。
　　34 《晋督阎锡山昨电京》, 《时报》, 1913年2月9日, 第3版。
　　35 《要闻·山西国民党员大部分之脱党》, 《时报》, 1913年2月23日, 第4版。
　　36 《弓续又活动矣》, 上海《民国日报》, 1916年1月29日, 第2张第8版。
　　37 《归绥反正之近报》, 上海《民国日报》, 1916年1月23日, 第2张第6版。
　　38 《弓续又活动矣》, 上海《民国日报》, 1916年1月29日, 第2张第8版。
　　39 《归绥反正之近报》, 上海《民国日报》, 1916年1月23日, 第2张第6版。
　　40 《山西袁军不能拒二千盗匪》, 上海《民国日报》, 1916年1月26日, 第1张第3版。
　　41 《山西民军进逼大同》, 上海《民国日报》, 1916年1月26日, 第1张第3版。
　　42 《山西民军之捷报》, 上海《民国日报》, 1916年2月1日, 第1张第1版。
　　43 《山西民军已抵阳高县》, 上海《民国日报》, 1916年2月6日, 第1张第3版。
　　44 《晋北民军直捣幽燕》, 上海《民国日报》, 1916年2月6日, 第1张第2版。
　　45 《袁政府汲汲北顾》, 上海《民国日报》, 1916年2月6日, 第1张第3版。
　　46 《马骏电阎锡山孙中山派张宗海前来游说》, 叶惠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册, “国史馆”2003年版, 第214页。
　　47 《阎锡山电复马骏》, 叶惠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册, 第213-214页。
　　48 《马骏电阎锡山》, 叶惠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册, 第216页。
　　49 《刘镇华电阎锡山三省均已在联防办法上签字》,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国史馆”2004年版, 第256-257页。
　　50 苗培成:《往事纪实》, 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 第31-32页。
　　51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 (二) , 第558页。
　　52 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年》, 《史林》, 2003年第1期。
　　53 麦金鸿:《〈军阀---阎锡山在山西〉评介》, 朱传誉编:《阎锡山传记资料》 (三) , 第10页。
　　54 《阎锡山电复温寿泉愿与国民党携手合作》,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23页。
　　55 《阎锡山电温寿泉派王宪为代表欢迎孙中山入京》,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27页。
　　56 《徐谦函阎锡山主张废止总统中央采委员制地方行联省制》,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35页。
　　57 《阎锡山函覆徐谦认为大局阽危急需改造建设宜本国情》,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34页。
　　58 《阎锡山函孙中山将派王宪晋谒》,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50页。需指出的是此密电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中所书时间为1924年12月17日, 而在《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 (二) 中所书时间却为1924年11月27日, 同一电文在两本资料中所载时间出入很大, 笔者以为《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中所载时间为可信。另参见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 (二) , 第591页。
　　59 《王宪电阎锡山张继汪等人愿山西尽力赞助孙中山之主张》,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51页。
　　60 《阎锡山电复王宪晋省官长多同盟会旧人自然尽力赞助孙中山》,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51页。
　　61 方本仁督赣, 孙中山派颇愤激, 方报谭 (延闿) 师已逼南昌, 临时执政段祺瑞请孙中山疏解, 孙中山复称派李烈钧一行。参见《李庆芳电阎锡山齐燮元联结孙传芳攻张作霖》,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59页。另据杨天宏对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之研究, 国民党与段祺瑞的矛盾在地盘划分问题上, 双方进行着争斗。当奉张以实力控制了天津并将势力扩展到津浦铁路沿线时, 冯玉祥的国民军则控制了京畿及京汉沿线。对此, 段政府分别给予了承认。孙中山作为倒直三角同盟的一方, 局促在广东一隅, 难纾抱负, 故继续挥师北伐, 亟欲夺得江西。但是北伐军进入江西时, 段政府却致电孙中山, 内有“南军师出无名”之语, 请电令北伐各军停止攻赣, 并任命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 主持赣事。方素与国民党方面不协, 曾四次发兵犯粤, 孙中山对方受命督赣极为不满。参见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 《近代史研究》, 2000年第3期。
　　62 《温寿泉等电阎锡山孙段因江西事与处置北伐军问题意见冲突》,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60页。
　　63 《孙中山电各省军民长官将选派同志赴各省宣传召开国民会议政见》,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61页。
　　64 《阎锡山电复孙中山肯定其选派同志宣传政见并已饬属知照》,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60页。
　　65 《王宪电阎锡山孙中山约在五六日晋京》,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65页。
　　66 《王宪电阎锡山国民党对段祺瑞不满将派人赴山西接洽合作事宜》,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66页。
　　67 《段祺瑞通电派全权代表来京参加善后会议》,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75页。
　　68 《阎锡山电复段祺瑞将派温寿泉苏体仁潘连茹为善后会议全权代表》,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74页。
　　69 《阎锡山电复孙中山肯定其选派同志宣传政见并已饬属知照》,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60页。
　　70 《阎锡山电复段祺瑞将派温寿泉苏体仁潘连茹为善后会议全权代表》,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74页。
　　71 《孙中山通电罹患肝疾将入京择医疗养》,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61-262页。
　　72 《温寿泉等电阎锡山孙中山已到京张作霖将返奉》,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283页。
　　73 《田应璜电阎锡山段决定联合孙中山俟其病愈面谈后方有所表示》,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301页。
　　74 《孙中山电各省军民长官等已电段祺瑞善后会议应兼纳人民团体代表》,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309页。
　　75 《温寿泉等电阎锡山政府拟择派民团代表为专员孙中山方面尚不满意》,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311-312页。
　　76 《李庆芳电阎锡山叶恭绰极盼阎能设法调停孙中山和段祺瑞合作问题》,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317页。
　　77 《阎锡山电复李庆芳将设法调停孙段合作问题》,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316页。
　　78 《李庆芳电阎锡山京绥运煤减费及孙中山病危》,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332页。
　　79 《阎锡山电复李庆芳请其代谒孙中山探视病情》,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332页。
　　80 《阎锡山电复李庆芳请其代往致祭孙中山》, 叶健青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七册, 第338页。
　　81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 (二) , 第558-559页。
　　82 苗培成:《往事纪实》, 第34页。
　　83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 第121页。
　　84 苗培成:《往事纪实》, 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