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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国时期晚清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985毕业论文网

来源:985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12-20 10:14

摘要:有关民国时期晚清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的关注程度还不够充分。该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孙中山的研究, 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相对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 经济思想研究要滞后一些, 成果也不能相提并论;其次, 在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中, 存在明显的个人崇拜。孙中山之外, 涉及到的其他人物包括曾国藩、孙鼎臣、张之洞、张謇、严复等, 学术界研究大多取推崇、认同态度, 甚至赞许有加, 其客观性令人疑窦丛生。由晚清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可知, 民国时期的学术批评精神明显不足。

  关键词:民国时期; 晚清人物; 经济思想;

人物史

  Review of Study o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conomic Though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 Quanyou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cholars pay little attention on. The study of Sun Yat-Sen is the focus of this period,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first, economic thought research is insufficient; second, , obvious personal cult appeared in the study of Sun Yat-Sen's economic thought. Besides Sun Yat-Sen, the other figures including Tseng Kuo-fan, Sun Dingchen, Zhang Zhidong, Zhang Jian, Yan Fu were highly praised by the scholars, its objectivity is in doubt. From the study o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conomic though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 can see that academic criticism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be enhanced.

  Keywor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igur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conomic thought;

  新中国成立后, 有关晚清经济思想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集中体现在人物专题以及重商思想等方面[1], 相比较而言, 民国时期的相关研究学术界则缺乏关注。其实, 在1912至1949年间, 晚清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丰硕, 并形成了一定的特色。有鉴于此, 笔者拟以民国时期为视域, 以晚清人物经济思想史为视点, 梳理史料, 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以推动相关研究更加深入开展。

  一、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民国时期国民党长期执政, 在当时的地位举足轻重, 作为该党创始人的孙中山自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关于孙先生经济思想研究的必要性问题, 1937年刘晓桑著文予以了阐释, 认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是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下产生并逐渐完成的。研究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是研究孙中山的政治哲学的基础, 要研究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就要信任民生的历史观, 才会有一个适当的治学态度。“因为应用民生的历史观之故, 我们研究孙先生的经济思想时, 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历史的研究。”[2]“研究孙先生经济思想, 成了一切相关研究孙先生政治哲学的人一条必由之路;而研究孙先生经济思想史, 就成了一切研究孙先生经济思想的人一条必由之路。”

  宏观探究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首推1940年段叔良之文《总理经济思想概论》, 该文首先肯定了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系统性:“总理的经济思想是一方面本于民生哲学的信仰, 发为仁爱道德的全人格, 他伟大的人格又受着世界潮流与中国环境的交流激荡, 在此心物的交互作用之下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不限于纯理论经济学的狭小领域, 而能以事实作材料, 以时代作背景, 以民生为指归, 以仁爱为基点, 不仅客观地叙述, 而且主观地批评, 故既能把握真理, 又能应乎需要, 理论与政策一致, 学说与方案不分, 这是总理经济思想的特色。”[3]该文进而就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内涵指出:“总理经济思想以民生为出发点, 进而以生产与分配为二大主流, 发为独特精到的理论, 引出具体周祥的政策, 而以达成生产增加分配平均为目标, 归结到民生幸福为终点。其体系完整一致, 脉络贯通。”[3]最后文章得出结论:从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看, 民生哲学是中国的正统思想, 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所遵循前进的道路, 在它的基础之上, 建设成了世界上最进步、最灿烂光辉的王道文化。“出发于民生哲学的经济思想也早已萌芽……可惜在总理以前, 此种思想尚未成为科学的体系……待总理出, 本其兴灭继绝之志, 聪明睿智的思想, 更受环境之刺激, 发为各种经济学说, 完成了数千年古圣先贤的未竟大志, 创立了民生经济学的科学体系, 相信今后民生经济学的光辉, 将普照世界, 故谓总理为中国之亚当斯密, 吾以为尚不足以颂其伟大也。”[3]

  1941年, 杨灿著文《国父底经济思想》, 文章首先指出, 孙中山是“旗帜鲜明的重工主义者”, 并对重农主义进行了批判, 认为“在中国的现状中, 要以农业来提携工业, 是不可能的;反之, 却必须以工业来提携农业”[4]。其次指出, 孙中山主张保护关税以发展工业, “和外国老牌工业相竞争”[4], 并从范围、税率、效果、目的等方面予以具体的规范。最后指出, 孙中山主张发展国营实业以推进工业化, 实现关税自主, 并阐述了与国营经济相比之下私营经济的优势所在:人才比较优胜, 举办比较自由, 可以减少成本, 容易对抗竞争, 便于实施计划等。因此, “我们在经济上不欲赶上外国则已, 如欲赶上, 则除了采取国营的方法以外, 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私营经济么?否。亚丹司密所提倡的自由主义, 在后进国是不适用的。所以我们此刻的口号, 乃是:发展国营实业”[4]。而且, 发展国营实业还可以预防劳资纠纷, 解决分配中的问题, 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进入大同社会。至于孙中山“在经济思想上所用的方法, 可以用一个词语来表示, 这就是:批判的历史主义”[4]。“孙先生已经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上开辟了一个新的范畴, 批判的历史主义的范畴。”[4]。“无论以研究或行动为任务的朋友们, 请注意孙先生这个创造的贡献吧。”[4]

  1943年, 王璆著文阐述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一是史观方面, “国父是极端反对唯物史观的, 而另创民生史观, 作为民生主义的基础”。[5]“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 社会进化又是历史的重心, 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 不是物质。”[5]二是价值学说与社会劳动价值论, “国父对于价值之所由生的答案是‘社会劳动’, 而其论证的逻辑则为金钱生于货物, 货物生于劳工”[5]。至于“价值的测度———即价值之所由定, 换言之, 即货物的交换比率应以什么为基础?国父的意思, 是以劳动量为基础”[5]。三是社会协调, “阶级斗争学说, 只说明了社会的病症, 社会进化过程中受了障碍病症;要社会协调才是进化的原理。社会协调论和民生史观是一贯的, 社会进化是由于阶级协调;阶级协调, 是为了民生”[5]。四是货币理论, “国父关于的货币理论, 非常丰富”, 例如“交易与买卖的分别”“货币为劳动力的代表”“极力主张采用纸币”等[5]。五是人口问题, 孙中山主张增加人口。六是平均地权, “国父的意思是:一是地租为社会劳动所造成。二是社会劳动的结果, 应该归还社会。三是如归地主独享, 必将酿成革命流血的惨剧”。“使土地利益归公的办法, 就是实行平均地权。令地主自动报价, 政府照价征税”。“平均地权的目的, 在使土地的利益归公, 但其办法是和平渐进的, 这是中国事实上的需要。”[5]七是资本政策, “国父经济思想的具体方案, 就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办法有二:一是平均地权, 二是节制资本”, 从而“很快的走上资本国有的境界, 使中国又富又均”[5]。

  宏观研究之外, 还有专论, 如黄元彬著文提出“我对国父生平与思想的认识:计划经济的鼻祖”, “国父是现代中国一个最伟大的革命领袖, 和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包括了破坏和建设, 他领导了我们去推翻诸种恶势力, 同时也指示了我们怎样去建设一个民有, 民治, 民享的新中国。国父是计划经济的一个最早的发明人……可以说从古到今, 再没有别一个思想家能够有这样伟大的成就!”[6]

  学术界还有以民生主义为讨论对象, 如杨幼炯之文《晚近经济思想与民生主义经济政策》[7]、祝世康之文《民生主义经济思想的体系》[8]、王善继之文《中国经济思想与民生主义经济制度》[9]、江锦邦之文《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经济思想之研究》[10]等。

  在今天看来, 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 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中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 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相对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 经济思想研究要滞后一些, 成果也不能相提并论。民国时期有关孙中山的政治、文化、军事思想及活动的研究, 可谓是连篇累牍, 而经济思想的研究不是重点研究对象。其次, 在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中, 存在明显的个人崇拜。上文中所提“国父”“孙先生”等字眼, 以及肯定的内容, 给人的感觉是在为认同孙中山做注脚, 宣传的意味更浓郁。又如夏炎德专著《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 在论及孙中山时称:“国民党诸领袖的经济思想, 都以其总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为中心, 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 从实践中找求理论, 又以理论指导实践。他具有世界眼光, 而能本中国立场, 思想言论又开明而前进。”[11]150再如H.P.Howard著文《中山先生的经济思想》称:“孙中山先生, 中国革命的大导师, 是发展他的思想于人生的多方面的。”[12]“他的经济思想占有今日重要的地位, 当他已成为中国人民所崇拜的英杰, 他所定下的主义已为中国革命的生活特质了。许多他的经济概念的完美的精义, 以及从这些完美意义里所产生出来的经济计划, 都是不同凡响的。”[12]外国研究者尚且如此, 其他可知。

  二、其他人物的经济思想

  孙中山之外, 涉及到的其他人物包括曾国藩、孙鼎臣、张之洞、张謇、严复等。

  关于曾国藩的经济思想, 唐庆增著文《曾国藩之经济思想》认为, 曾国藩的节用主张在其治家、治国等方面都有体现。至于节用“办法有二, 一为裁汰人员, 如此则取诸民有制, 民力始宽, 二曰知足, 此为达到廉介之第一步, 所谓廉于取利者是也”[13]。在“重农”方面, “重农思想占曾氏经济思想中甚重要之位置”, 至于推行的方法, 一为轻税, 即薄敛, 二是救荒, “薄敛与救荒, 究侧重于消极方面, 非重农之本, 治本之道, 曾氏最重水利”[13]。“盐政”方面, “曾氏盐法, 亦从改除积弊, 因势利导为主, 尝手订各项章程, 设计皆甚周密, 于国家收入及国民经济, 双方俱能顾到”[13]。他还主张“就场征税”, “对于私卡竭力主废除, 而由户部设立官卡”[13]。“币制”方面, “曾氏认‘银价倍增, 官吏浮收, 差役滥刑’为民间痛苦之一”, 他曾“上《平银价疏》, 其间缕陈方法凡六端”:“部定时价, 每年一换”;“京外兵饷, 皆宜放钱”;“部库入项, 亦可收钱”;“地丁正项, 分县收钱”;“外省用项, 分别放钱”;“量减铜运, 以昂钱价”[13]。“厘金”方面, “近人论及厘金问题者, 莫以此为曾氏病, 盖亦未深悉曾氏用意之所在与夫创办厘金之经过也”[13]。体现有五:第一, “厘金始自咸丰初年, 初办者为雷以诚, 胡林翼与曾氏俱表赞同, 当时因军饷所需甚急, 且因平乱关系不能延缓”;第二, “曾氏时代, 农民对于国家付纳之赋税甚重, 不堪再加担负, 故暂时征商, 亦为时势所许”;第三, “厘金制初办之时, 税率既低, 施行之区域, 亦甚狭小, 故影响于民生者, 不若后来之大”;第四, “财务行政, 最重人材, 吾国儒家于此点分析最精, 后世厘金之为祸, 半由于立法之不良, 实亦因司其事者, 卑鄙贪污, 故小民乃遭其鱼肉也。曾氏抽厘, 甚注重于人选, 故不致如后来之贻害民生”;第五, “厘金制度, 本为暂时办法, 乱平以后, 曾氏故尝努力于裁撤, 特为环境所囿, 未能尽如所愿耳”[13]。最后唐庆增强调, “曾氏之经济思想, 颇能注重于国民经济, 故于儒家为近, 远傅孟子, 近袭顾 (亭林) 黄 (梨洲) , 其尤堪令人注意者, 则曾氏经济学说虽多为针砭时病态而发, 故在今日, 多足为国人之参考。”[13]总之, 该文对曾国藩多取认同、推崇态度。

  对于孙鼎臣, 唐庆增另著专文, 彷如曾国藩, 极力推崇。文中道:“我国有清一代, 所出经济专家至多, 其盛况为昔日所罕觏。在道光咸丰年间, 名家辈出, 尤多卓识;惜若辈之著述流行不广, 知者甚鲜, 当时国内多故, 外患频仍, 加以科举贻毒甚深, 社会人士于此辈学者, 漠然不加注意, 故其学术思想, 纵极精到, 终至湮没不彰, 殊可惜也。其最重要之贡献, 若许楣孙鼎臣之于货币, 冯桂芳之于理财, 王效成之于农业经济, 皆能扫除成说, 自抒卓见。其中尤以孙鼎臣氏为出类拔萃之人物, 其著作虽不多, 闻见亦不能出国门一步, 然其经济思想至为纯粹, 其学说处处以国情为凭, 多有所本。”[14]孙鼎臣“于当时之重要经济问题, 如货币盐政理财等等, 均有精密之研究, 曾为文逐一论之, 惜其说未见施用”[14]。“我国古代经济思想, 儒家重富民及理财诸说, 法家眼光集中于盐铁二种工业, 墨家财政学说, 以节用论为中心;孙鼎臣氏议论, 博采众说, 不拘一格, 颇能撷取各家学说之精华, 而加以补正与解释, 汉前我国学术界, 固并无此等人才也”[14]。

  曾国藩、孙鼎臣研究之外更进一步者, 是有关张之洞的经济思想研究。浦渔著文《张文襄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建设》, 在梳理张之洞经济成就的字里行间, 对其顶礼膜拜。浦渔认为, “如果平心静气, 纯以客观来检讨, 文襄公的言和行, 然后我们可知他的伟大。我是学经济的, 现在仅把文襄的经济方面之理论与实际, 略举一二, 不过是管中窥豹的小论文, 不能充分的描写出文襄公的伟大, 这是很愧悚的。”[15]具体来说, 一是救亡图存, “文襄公的图强救亡的热意, 我们由他的劝学篇序的一端, 便可以窥出”。[15]“文襄公在那个时期, 竟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许多盲信世界主义国际联盟主义者的眼光炯大, 毋怪其为清末最伟大的指导者了。‘权力相等, 则有公法, 强弱不侔, 法于何有。’一语道破了现在的国际政治, ‘舍求诸已, 而何以哉, ’东亚人非自主独立, 焉能生存, 我们不能不佩服文襄公的卓见, 他立脚在这样国防国家思想, 而努力于多方面的经济建设, 他富有经济思想。”[15]二是矿业方面, “同时他对于矿业的贡献极为伟大, 曾设立汉阳铁厂, 开采大冶铁矿, 并萍乡煤矿, 历尽艰苦, 终于成功, 他又曾开湖南湖北的锰矿, 以供汉阳铁厂炼钢之用, 开湖北竹山县之铜矿, 以供铸铜元之用, 他说过, 方今兴利之法, 无急于开矿, 又说今日万事根本唯在于煤, 这是当时士大夫绝见不到的地方”[15]。三是工业方面, “他对于工业建设, 遗爱尤多, 重工业方面, 在广东有枪弹厂, 在湖北有汉阳枪炮厂, 这个枪炮厂即汉阳兵工厂的前身, 规模可称伟大, 轻工业方面, 以纺织业为最著名, 纺织业的最大成功, 是通崇海大生第一、第二纺织厂, 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都能得到很大的利润, 此外文襄公又曾设计针钉厂、水泥厂、皮革厂、造纸厂, 替民族资本谋正当出路, 把国家领往近代的领域来, 真是一位伟大的先觉者”[15]。四是金融方面, “他对于金融通货方面, 更有许多贡献”[15]。最后文章称:“这位伟大的经济指导者是于宣统元年薨于任上的, 哲人的死, 象征着爱新觉罗王朝的运命。”[15]通篇都在阐释张之洞的伟大。

  与张之洞相似, 马一行著文《实业家张謇之经济思想》, 力挺张謇的经济思想。文章开篇道:“张謇这个人物对于稍微留心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情形的人, 也许并不怎样生疏, 他是实业家, 同时又是模范县南通的建设者,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功名不朽的事业家, 而且还是一个相当渊博的思想家。”[16]接着文章强调:“张氏的思想一般的特色, 便是缺少抽象的空洞的原理的研究, 而偏于实践的具体的主张之说明, 自然这个特点, 在他的经济思想中也是很明显的。他的经济思想完全是当时社会实际需要的反映。”[16]此外, 在农业方面, 该文认为:“中国经营农业自来采取小农方式, 直到现在, 还是小农方式占绝对优势, 大规模的经营尤其是用机械耕田更是少见, 然而张氏在那时便提倡大农, 这不能不算是一种深谋远见。我们深深同意张氏的远见, 要中国农业发展将来非有普遍的大农经营不可。”[16]盐法方面, 该文称:“张氏的意见是不能与过去的许多盐法改革家等量齐观的。”[16]最后文章总结道:“关于张氏的经济思想之内容大概已如上述, 我们觉得张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伟大的实业家, 与他的思想是不无关系的, 或者可以说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16]虽然文尾也提及张謇的不足在于“中国市民阶层不能前进”[16], 然而毫不影响全文对他的肯定认知。

  相比较而言, 学者对严复经济思想研究则截然不同, 多取批评态度。如郑学稼著文《严侯官先生的政治经济思想》称:“严复中年时, 正是满清政府被夷狄所屈服的时代, 是时朝野上下都纷纷议论兴国图强的办法, 但是依严复的意思以为当时图强应用之变法与维新等方法, 结果定需财尤急, 所以最好应先迅速地赶上资本主义的途径, 使一个国家赶上前去, 然后始能谈到‘图强’二字。他以为中国应由‘自由贸易’的道路, 利用先进国的技术, 促进自身工业化, 而后采取‘保护关税’的手段, 使其羽毛丰满, 然后再用‘自由贸易’, 那时国家定不强而自强了。而严复的思想受亚丹斯密氏的影响颇深, 他在其译作之按语中, 常竭力发挥‘自由’的个人主义的哲理, 这个自由哲学, 放在严氏的脑中, 不特非难独占, 而且此后对于价值论, 分配论等之研究, 均以基于‘自由’为原则之供求规律去说明。”[17]“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轴柱, 在严氏的思想中, 把他简化起来与价格论相混, 凯赛尔排斥价值而专言价格决定是于供求的关系;他究是二十世纪的人, 走了一个湾, 用‘稀少原理’来说明, 事实上和以供求规律解释价格确是半斤的八两。而严氏的思想也犯了这个毛病, 他在全书语案中, 拼命用供求规律, 说明一切, 以现代的目光看去, 用供求规律说明一切自然是很浅薄的, 而欲循严氏所指之途径:由自由贸易保护政策, 而复返自由竞争, 实不能, 且是时无由而能之, 因此严氏的一生, 遂殁世而名不称焉。”[17]该文以严复主张的不合时宜, 阐释了其被“忘却”[18]的原因。

  综上可知, 有关民国时期晚清人物经济思想研究, 多取推崇、认同态度, 甚至赞许有加, 其客观性令人疑窦丛生。如唐庆增之所以研究曾国藩, 其初衷正如其所道:“愚故缕陈其文章思想, 不特所以志景仰先哲之意, 亦所以促国人之警惕云。”[13]“景仰先哲”一语, 道出了作者与中性立场的距离。又如赵丰田专著《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称, 晚清经济思想家“虽其立言, 不免因时代关系, 杂驳牵强, 要其求致富强之目的, 忠君爱国之精神, 则昭然若揭, 人所共睹也。而晚清数朝旧制之整顿, 新政之建设, 维新运动之盛行, 诸家呼吁倡导之功为多, 固不得以见闻所限, 理论偶舛, 而轻忽之也”[19]315。就连持否定立场的代表郑学稼之文《严侯官先生的政治经济思想》, 其否定严复的经济思想, 只是因为他“比现今的学者, 要幼稚许多”, 而“在近五十年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中, 把他一笔抹杀, 是不应该的”[18]。观一叶而知秋, 由晚清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可知, 民国时期的学术批评精神明显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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