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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台湾历史人物陈星聚的贡献-985毕业论文网
来源：985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12-19 17:31
摘 要： 陈星聚是在台湾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迄今学界围绕陈星聚的总体评价、施政措施、教化思想、台北筑城和文化资源开发、资料文献的整理等方面，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总体而言，学界对陈星聚的研究仍有深入拓展的空间，还需进一步挖掘和整理资料、拓宽视角、开拓新领域、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并加强与台湾地区及海外学界的交流与对话。
关键词： 台北知府； 陈星聚； 研究述评。
陈星聚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台陈镇台陈村人，在清同光两朝仕宦闽台 20 余年，历任福建顺昌县、建安县、闽县、仙游县、古田县县令，淡水厅同知、鹿港厅同知、台湾府中路抚民同知、台北府知府等职。在任期间，陈星聚清正廉洁、关心民瘼，兴利除弊、重视文教，宽严并济，造福一方，深得百姓爱戴。特别是在任台北知府期间，他修筑城池抵御外侮以身许国，最后卒于知府任上，为台湾北部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台湾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陈星聚作为连接两岸民众感情的纽带之一，其学术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新史料不断被挖掘，新成果不断涌现，关于他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梳理和客观分析，不仅有助于陈星聚研究的深入，而且有助于拓展豫台之间交流的渠道。近年来关于陈星聚的学术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性研究。
有关陈星聚的综合性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是《台北知府陈星聚》《台北知府陈星聚评传》两部学术专着。谭建昌先生的《台北知府陈星聚》是近 40 万字的文史资料，系统介绍了陈星聚的事迹。该书对于全面宣传陈星聚英雄事迹，弘扬陈星聚精神，加强海峡两岸交流，增进两岸一家亲、同根同祖情的民族认同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①。任崇岳先生《台北知府陈星聚评传》一书作为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2013 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利用庋藏于台湾的档案文献，钩沉发微、爬梳剔抉，积数年之功写成，是近年陈星聚研究的标志性学术成果[1].
二、陈星聚对闽台的治理。
陈星聚为官主要在闽台地区，任职地方多达 9处，其政绩在其曾为官的地方县志中多有记载。
他的第四代嫡孙陈守信先生长期研究先祖陈星聚，整理出版了大量有关陈星聚的资料，主要有《曾祖陈星聚的史书摘抄》《缅怀曾祖陈星聚》《台北知府陈星聚》《祖国人民开发台湾历史记实》《陈星聚遗体归葬小记》《台北设府筑城简史》等10 多篇文章。张临跃等的《爱国知府陈星聚和台陈镇》[2]论述了陈星聚在中法战争中坚决抗击法军入侵、英勇保卫台北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记述了他的家乡陈村为纪念他而改名“台陈”的经过。陈颖在《怀念台北知府陈星聚》[3]一文中，回顾了自己的曾祖父陈星聚创建台北府城、抗击法国侵略军的事迹，再次验证了台湾与大陆的血肉亲缘关系。杨海中《台北首任知府陈星聚》[4]一文对陈星聚担任顺昌、闽县、建安、仙游、古田等地知县的为政简史进行了回顾，特别对陈星聚在淡水同知任上消除匪患、兴办教育、治理大甲溪发展农业、修建台北府城，守城并抗击法国侵略者的历史事迹进行了论述。文末还介绍了陈星聚墓园的建设情况。任崇岳先生曾发表两篇论文对陈星聚治理闽台的功绩进行述评。《陈星聚治理闽台的功绩》[5]一文对陈星聚先后任福建省顺昌、建安、闽县、仙游、古田县令期间及担任台湾府淡水同知，代理台北知府、任台北知府期间，关心民瘼、兴利除弊、兴文重教、抵御外辱、以身许国的卓越表现进行了论述。该文还对陈星聚在家乡与捻军作战的历史是否需要回避的问题和陈星聚是否首任台北知府两个问题作了初步辨析。《台北知府陈星聚治台功绩》[6]一文则论证了陈星聚经营台湾淡水期间，编练保甲、戡定匪患、革除陋习、严禁赌博、禁宰耕牛、平抑米价等施政措施取得的卓异成绩。在台北知府任上，陈星聚营建台北、兴建学校、赈寡恤贫、整饬吏治，为台北治理费尽心力。面对法军入侵，他领导修筑炮台、招募丁壮、守御台北，为国纾难。总结陈星聚在台湾期间的历史功绩，可以说他既是循吏，也是民族英雄，更是开发建设台湾的功臣。孙炜《陈星聚其人其事》论述了陈星聚创办书院为国培养人才、兴利除弊维护百姓安居生活、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的事迹[7].
任崇岳先生《从〈淡新档案〉看陈星聚治理淡水的功绩》一文论述了陈星聚在同治十二年（ 公元1873 年） ,因考核政绩卓异，擢升为淡水同知，任职期间，恪守官箴，鞠躬尽瘁，关注民瘼，兴利除弊[8].该文依据台湾大学图书馆庋藏的《淡新档案》中的相关记载，总结陈星聚在淡水的功绩大致有三点： 一是革除陋习，严禁赌博； 二是关注农业，禁宰耕牛； 三是打击奸商，平抑物价[8].
三、陈星聚的农本及教化思想。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农民疾苦的妥善解决是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作为一位有着民本思想的循吏，陈星聚深知要解决好辖内民众的生存问题，就要以民为本，关心民众疾苦，兴利除弊。赵黎君《陈星聚的农本思想》[9]一文认为，陈星聚在闽台为民尽力为国尽忠的施政措施，无不蕴含着他的农本思想，即勤政为民、以德治民和爱国爱民的思想。该文同时指出，陈星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的爱戴和帝后的好评，堪称为官者的榜样。他在台湾筑城、废除埋葬税、开仓赈灾、保卫台北等，为台湾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是海峡两岸一家亲的历史见证。
教化是我国传统官吏治理地方的基本措施。陈星聚曾长期担任地方官吏，注意对地方的教化也是他执政的重要特点。他长期亲身实践并形成了丰富的教化思想。李志坚在《陈星聚的教化思想及实践》[10]一文中考证了陈星聚的教化思想及实践，指出其教化思想主要体现在发展教育、倡导德治、举办慈善、亲民为民和处理教案等方面。他认为陈星聚的教化思想及实践构成了其治理地方的重要内容，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台湾的普及和深入，加强了台湾与大陆联系的紧密性，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陈星聚与台北府城的修筑。
台北城兴建于清光绪年间，位于台北大稻埕与艋舺两地之间，面积达 1. 4 平方公里。光绪八年（ 公元 1882 年） 在陈星聚及台湾道刘璈等官员的合作下开始兴建，光绪十年（ 公元 1884 年） 正式完工，成为台湾史上唯一全部用优良石条所建的石城，也是唯一的长方形城池，为台北宗教与政治中心。李乔先生《清代台北府城设置与开发考略---兼论陈星聚在台北府城建设上的贡献》[11]一文，对台北府设置的原因、过程、府城的建设、经费的筹措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清同治十三年（ 公元 1874 年） ,台湾南部发生的牡丹社事件使清朝政府失去了琉球宗主权，也使清政府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性，从而对统治台湾的态度发生极大转变，台湾的建设问题日渐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清廷开始改变台湾的行政设置，在台北艋舺地方添设知府一缺，名为台北府。而在台北府城的选址、规划、建设过程中，陈星聚均是重要参与者。台北能有今天的繁荣，陈星聚功不可没。芦敏《陈星聚与台北府城的修筑》[12]一文对台北府城修筑的时代背景、修筑过程中陈星聚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评述。他认为由于台湾岛与大陆相隔窎远，清初政府并不主张在台湾筑城。然而，从 19世纪中期开始，面对海防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势，尤其是“罗妹号事件”和“牡丹社事件”的接连发生，台湾直接暴露在列强的炮火之下，清政府才开始转变政策，在台湾推行筑城运动以保卫海疆。作为实质上首位履职的台北知府，陈星聚以其卓越的个人品质成功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带领台湾人民筑起了台北府城，遏制了列强的入侵，扞卫了祖国的领土。
五、陈星聚作为名人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在豫台交流史上，有不少值得挖掘的历史人物。宋楚瑜先生曾说“台湾历史上有许多做出突出贡献的河南人，台湾人都知道北有陈星聚、南有曹谨”[13].基于陈星聚在台湾的巨大影响力，河南省委提出了“把陈星聚纪念馆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平台、弘扬中原文化的载体、推动旅游发展的景观”的构想，在陈星聚墓园基础上规划建设了陈星聚纪念馆。纪念馆修建了牌坊、正门、掖门、西配殿、石桥、飨堂、浮雕画、木雕楹联、题词碑廊、青史林，特别复制了陈星聚修筑台北城墙时镶嵌在北门的“岩疆锁钥”石匾并增添了台北历史文化展室，真实再现了陈星聚伟大的一生。台湾记者在瞻仰陈星聚纪念馆后说： “两岸共为陈星聚设庙立祠，供后人追悼祭祀，这充分说明两岸同胞血肉之亲，难以割舍。”[13]涉台名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为两岸文化交流搭建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孙炜、刘瑶《历史名人的形象建构与资源开发---以首任台北知府陈星聚为例》[14]以陈星聚的核心形象建构为例，分析在历史名人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中，建构历史名人的核心形象之必要性。文章认为，陈星聚的核心形象在于他是海峡两岸命运与共的重要见证。他来自河南，又是河南与台湾源远流长之历史联系的继续谱写。
六、陈星聚资料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相关资料文献是陈星聚研究的基础。有关陈星聚档案文献整理利用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对《淡新档案》的整理和《台北知府陈星聚资料汇编》一书的出版。
《淡新档案》是台湾淡水厅、新竹县与台北府三个行政单位的行政与司法档案。时间涵盖乾隆四十一年（ 公元 1776 年） 至光绪二十一年（ 公元1895 年） ,共有财政、抚垦、田房、钱债、财产侵夺、人身自由、风化等类1 163 案，档案包含了文书、图册共 19 125 件。其中保存光绪、同治年间的档案数量最多，占全部档案的 85%.光绪年间 888 案，占全部档案的 72. 73%; 同治年间 149 案，占12. 20% .这些档案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清代台湾北部的社会情况。档案数量最多的同光两朝正是陈星聚在淡水、台北任职的时间。李乔先生《〈淡新档案〉与台北知府陈星聚研究》[15]一文，对《淡新档案》进行梳理后发现，台湾大学图书馆公开的19 243件档案，通过关键词检索，共检索出与陈星聚直接相关的档案1 583 件，再加上逐件翻阅档案检出的与陈星聚有关的档案文件 169 件，两者合计 1 752 件。所以，李乔认为，《淡新档案》中蕴藏着丰富的与台北知府陈星聚有关的档案，是研究陈星聚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作者还利用《淡新档案》纠正史志文献之谬，考证了陈星聚出任淡水同知、台北知府的时间问题。他指出，陈星聚出任淡水同知的时间是同治十二年，在光绪四年十月已经署理台北知府，即已经出任台北知府，但直到光绪七年十月才正式成为台北府知府。李乔先生《台北知府陈星聚资料汇编》一书全面、详细搜集整理了陈星聚的生平资料，不仅包括官方文献资料，而且包含一些原始档案。这些资料的重要价值将会随着陈星聚研究的深入而愈加彰显[16].
七、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综上所述，陈星聚研究已经得到海峡两岸学者们的充分重视，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需要学者们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工作。
第一，原始档案史料使用比例偏低。以往关于陈星聚的学术研究，学者们所使用的资料多为《顺昌县志》《建瓯县志》《古田县志》《临颍县志》《台湾省通志》《新竹县志》等地方志，以及《台湾文献丛刊》、连横的《台湾通史》和地方文史资料《临颍文史资料》等，使用第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比例明显不足。目前已出现可喜的转向，如河南社会科学院任崇岳、李乔两位先生的两篇论文即是使用《淡新档案》来研究陈星聚治理淡水的功绩和纠正史志文献中的错误，肯定了这批原始档案在陈星聚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资料运用方面仍然有可补充之处。有些研究虽不失开创之功，但由于史料的局限，仍然有粗糙遗珠之憾。要想在陈星聚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除转换研究视角外，利用档案史料进行研究是一个突破口。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相当数量的涉台满汉文档案，其中关于陈星聚的内容亦有不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亦未被充分利用。笔者曾专程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陈星聚的档案，查阅到部分有关陈星聚的奏折，内容涉及陈星聚在台湾的任职情况、施政措施、建设台北城的情况、补台北知府缺的时间、闽浙总督对他的评价和请求清廷奖励议恤情况等。这些档案部分已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纂，九州出版社出版①。但亦有相当部分尚未得到有效整理利用，如果能够将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这批最具权威性的原始档案整理并充分利用，必将推动陈星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第二，关于陈星聚任职的问题尚未达成一致。关于陈星聚是否首任台北知府、任台北知府的具体时间，史籍记载不一，目前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关于陈星聚是否首任台北知府，任崇岳先生曾进行考证[6].他认为： 台湾第一任知府是林达泉，在台北知府任上仅 7 个月便一病不起，他的府衙设在竹堑，他自己从未去过台北。第二任知府是福建巡抚丁日昌荐举的向焘，也是从内地调往台湾的官员，府衙暂设鸡笼，为时甚短便去职。第三任是赵均，他是台湾府知府兼台北府知府，以一身而二任。台湾府的府治在台南，赵均也未去过台北。光绪七年（ 公元 1881 年） 二月，赵均丁母忧去职，闽浙总督何璟在给光绪帝的奏折里极力推荐陈星聚补台北府知府，光绪帝允如所奏。陈星聚从光绪四年便代理台北知府，至此才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式知府。鉴于他的前任均未去过台北，他才是真正的台北首任知府。任崇岳先生从是否实际莅任角度分析，认为林达泉是署理台北知府，向焘在任时间甚短，赵均是台湾府知府兼台北府知府，他们虽是陈星聚之前任，但均无重大建树，而从政绩和实际办理台北府事务来看，陈星聚实际任事是首任台北知府。当然若从清朝的文官选任制度角度来看，林达泉、向焘、赵均均是陈星聚的前任。其他学者有的从陈星聚署理台北知府计算，有的从实际任职时间计算，因选取的时间节点不同、视角不同，结论亦不相同。
关键词： 台北知府； 陈星聚； 研究述评。
陈星聚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台陈镇台陈村人，在清同光两朝仕宦闽台 20 余年，历任福建顺昌县、建安县、闽县、仙游县、古田县县令，淡水厅同知、鹿港厅同知、台湾府中路抚民同知、台北府知府等职。在任期间，陈星聚清正廉洁、关心民瘼，兴利除弊、重视文教，宽严并济，造福一方，深得百姓爱戴。特别是在任台北知府期间，他修筑城池抵御外侮以身许国，最后卒于知府任上，为台湾北部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台湾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陈星聚作为连接两岸民众感情的纽带之一，其学术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新史料不断被挖掘，新成果不断涌现，关于他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梳理和客观分析，不仅有助于陈星聚研究的深入，而且有助于拓展豫台之间交流的渠道。近年来关于陈星聚的学术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性研究。
有关陈星聚的综合性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是《台北知府陈星聚》《台北知府陈星聚评传》两部学术专着。谭建昌先生的《台北知府陈星聚》是近 40 万字的文史资料，系统介绍了陈星聚的事迹。该书对于全面宣传陈星聚英雄事迹，弘扬陈星聚精神，加强海峡两岸交流，增进两岸一家亲、同根同祖情的民族认同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①。任崇岳先生《台北知府陈星聚评传》一书作为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2013 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利用庋藏于台湾的档案文献，钩沉发微、爬梳剔抉，积数年之功写成，是近年陈星聚研究的标志性学术成果[1].
二、陈星聚对闽台的治理。
陈星聚为官主要在闽台地区，任职地方多达 9处，其政绩在其曾为官的地方县志中多有记载。
他的第四代嫡孙陈守信先生长期研究先祖陈星聚，整理出版了大量有关陈星聚的资料，主要有《曾祖陈星聚的史书摘抄》《缅怀曾祖陈星聚》《台北知府陈星聚》《祖国人民开发台湾历史记实》《陈星聚遗体归葬小记》《台北设府筑城简史》等10 多篇文章。张临跃等的《爱国知府陈星聚和台陈镇》[2]论述了陈星聚在中法战争中坚决抗击法军入侵、英勇保卫台北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记述了他的家乡陈村为纪念他而改名“台陈”的经过。陈颖在《怀念台北知府陈星聚》[3]一文中，回顾了自己的曾祖父陈星聚创建台北府城、抗击法国侵略军的事迹，再次验证了台湾与大陆的血肉亲缘关系。杨海中《台北首任知府陈星聚》[4]一文对陈星聚担任顺昌、闽县、建安、仙游、古田等地知县的为政简史进行了回顾，特别对陈星聚在淡水同知任上消除匪患、兴办教育、治理大甲溪发展农业、修建台北府城，守城并抗击法国侵略者的历史事迹进行了论述。文末还介绍了陈星聚墓园的建设情况。任崇岳先生曾发表两篇论文对陈星聚治理闽台的功绩进行述评。《陈星聚治理闽台的功绩》[5]一文对陈星聚先后任福建省顺昌、建安、闽县、仙游、古田县令期间及担任台湾府淡水同知，代理台北知府、任台北知府期间，关心民瘼、兴利除弊、兴文重教、抵御外辱、以身许国的卓越表现进行了论述。该文还对陈星聚在家乡与捻军作战的历史是否需要回避的问题和陈星聚是否首任台北知府两个问题作了初步辨析。《台北知府陈星聚治台功绩》[6]一文则论证了陈星聚经营台湾淡水期间，编练保甲、戡定匪患、革除陋习、严禁赌博、禁宰耕牛、平抑米价等施政措施取得的卓异成绩。在台北知府任上，陈星聚营建台北、兴建学校、赈寡恤贫、整饬吏治，为台北治理费尽心力。面对法军入侵，他领导修筑炮台、招募丁壮、守御台北，为国纾难。总结陈星聚在台湾期间的历史功绩，可以说他既是循吏，也是民族英雄，更是开发建设台湾的功臣。孙炜《陈星聚其人其事》论述了陈星聚创办书院为国培养人才、兴利除弊维护百姓安居生活、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的事迹[7].
任崇岳先生《从〈淡新档案〉看陈星聚治理淡水的功绩》一文论述了陈星聚在同治十二年（ 公元1873 年） ,因考核政绩卓异，擢升为淡水同知，任职期间，恪守官箴，鞠躬尽瘁，关注民瘼，兴利除弊[8].该文依据台湾大学图书馆庋藏的《淡新档案》中的相关记载，总结陈星聚在淡水的功绩大致有三点： 一是革除陋习，严禁赌博； 二是关注农业，禁宰耕牛； 三是打击奸商，平抑物价[8].
三、陈星聚的农本及教化思想。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农民疾苦的妥善解决是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作为一位有着民本思想的循吏，陈星聚深知要解决好辖内民众的生存问题，就要以民为本，关心民众疾苦，兴利除弊。赵黎君《陈星聚的农本思想》[9]一文认为，陈星聚在闽台为民尽力为国尽忠的施政措施，无不蕴含着他的农本思想，即勤政为民、以德治民和爱国爱民的思想。该文同时指出，陈星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的爱戴和帝后的好评，堪称为官者的榜样。他在台湾筑城、废除埋葬税、开仓赈灾、保卫台北等，为台湾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是海峡两岸一家亲的历史见证。
教化是我国传统官吏治理地方的基本措施。陈星聚曾长期担任地方官吏，注意对地方的教化也是他执政的重要特点。他长期亲身实践并形成了丰富的教化思想。李志坚在《陈星聚的教化思想及实践》[10]一文中考证了陈星聚的教化思想及实践，指出其教化思想主要体现在发展教育、倡导德治、举办慈善、亲民为民和处理教案等方面。他认为陈星聚的教化思想及实践构成了其治理地方的重要内容，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台湾的普及和深入，加强了台湾与大陆联系的紧密性，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陈星聚与台北府城的修筑。
台北城兴建于清光绪年间，位于台北大稻埕与艋舺两地之间，面积达 1. 4 平方公里。光绪八年（ 公元 1882 年） 在陈星聚及台湾道刘璈等官员的合作下开始兴建，光绪十年（ 公元 1884 年） 正式完工，成为台湾史上唯一全部用优良石条所建的石城，也是唯一的长方形城池，为台北宗教与政治中心。李乔先生《清代台北府城设置与开发考略---兼论陈星聚在台北府城建设上的贡献》[11]一文，对台北府设置的原因、过程、府城的建设、经费的筹措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清同治十三年（ 公元 1874 年） ,台湾南部发生的牡丹社事件使清朝政府失去了琉球宗主权，也使清政府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性，从而对统治台湾的态度发生极大转变，台湾的建设问题日渐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清廷开始改变台湾的行政设置，在台北艋舺地方添设知府一缺，名为台北府。而在台北府城的选址、规划、建设过程中，陈星聚均是重要参与者。台北能有今天的繁荣，陈星聚功不可没。芦敏《陈星聚与台北府城的修筑》[12]一文对台北府城修筑的时代背景、修筑过程中陈星聚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评述。他认为由于台湾岛与大陆相隔窎远，清初政府并不主张在台湾筑城。然而，从 19世纪中期开始，面对海防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势，尤其是“罗妹号事件”和“牡丹社事件”的接连发生，台湾直接暴露在列强的炮火之下，清政府才开始转变政策，在台湾推行筑城运动以保卫海疆。作为实质上首位履职的台北知府，陈星聚以其卓越的个人品质成功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带领台湾人民筑起了台北府城，遏制了列强的入侵，扞卫了祖国的领土。
五、陈星聚作为名人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在豫台交流史上，有不少值得挖掘的历史人物。宋楚瑜先生曾说“台湾历史上有许多做出突出贡献的河南人，台湾人都知道北有陈星聚、南有曹谨”[13].基于陈星聚在台湾的巨大影响力，河南省委提出了“把陈星聚纪念馆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平台、弘扬中原文化的载体、推动旅游发展的景观”的构想，在陈星聚墓园基础上规划建设了陈星聚纪念馆。纪念馆修建了牌坊、正门、掖门、西配殿、石桥、飨堂、浮雕画、木雕楹联、题词碑廊、青史林，特别复制了陈星聚修筑台北城墙时镶嵌在北门的“岩疆锁钥”石匾并增添了台北历史文化展室，真实再现了陈星聚伟大的一生。台湾记者在瞻仰陈星聚纪念馆后说： “两岸共为陈星聚设庙立祠，供后人追悼祭祀，这充分说明两岸同胞血肉之亲，难以割舍。”[13]涉台名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为两岸文化交流搭建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孙炜、刘瑶《历史名人的形象建构与资源开发---以首任台北知府陈星聚为例》[14]以陈星聚的核心形象建构为例，分析在历史名人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中，建构历史名人的核心形象之必要性。文章认为，陈星聚的核心形象在于他是海峡两岸命运与共的重要见证。他来自河南，又是河南与台湾源远流长之历史联系的继续谱写。
六、陈星聚资料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相关资料文献是陈星聚研究的基础。有关陈星聚档案文献整理利用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对《淡新档案》的整理和《台北知府陈星聚资料汇编》一书的出版。
《淡新档案》是台湾淡水厅、新竹县与台北府三个行政单位的行政与司法档案。时间涵盖乾隆四十一年（ 公元 1776 年） 至光绪二十一年（ 公元1895 年） ,共有财政、抚垦、田房、钱债、财产侵夺、人身自由、风化等类1 163 案，档案包含了文书、图册共 19 125 件。其中保存光绪、同治年间的档案数量最多，占全部档案的 85%.光绪年间 888 案，占全部档案的 72. 73%; 同治年间 149 案，占12. 20% .这些档案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清代台湾北部的社会情况。档案数量最多的同光两朝正是陈星聚在淡水、台北任职的时间。李乔先生《〈淡新档案〉与台北知府陈星聚研究》[15]一文，对《淡新档案》进行梳理后发现，台湾大学图书馆公开的19 243件档案，通过关键词检索，共检索出与陈星聚直接相关的档案1 583 件，再加上逐件翻阅档案检出的与陈星聚有关的档案文件 169 件，两者合计 1 752 件。所以，李乔认为，《淡新档案》中蕴藏着丰富的与台北知府陈星聚有关的档案，是研究陈星聚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作者还利用《淡新档案》纠正史志文献之谬，考证了陈星聚出任淡水同知、台北知府的时间问题。他指出，陈星聚出任淡水同知的时间是同治十二年，在光绪四年十月已经署理台北知府，即已经出任台北知府，但直到光绪七年十月才正式成为台北府知府。李乔先生《台北知府陈星聚资料汇编》一书全面、详细搜集整理了陈星聚的生平资料，不仅包括官方文献资料，而且包含一些原始档案。这些资料的重要价值将会随着陈星聚研究的深入而愈加彰显[16].
七、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综上所述，陈星聚研究已经得到海峡两岸学者们的充分重视，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需要学者们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工作。
第一，原始档案史料使用比例偏低。以往关于陈星聚的学术研究，学者们所使用的资料多为《顺昌县志》《建瓯县志》《古田县志》《临颍县志》《台湾省通志》《新竹县志》等地方志，以及《台湾文献丛刊》、连横的《台湾通史》和地方文史资料《临颍文史资料》等，使用第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比例明显不足。目前已出现可喜的转向，如河南社会科学院任崇岳、李乔两位先生的两篇论文即是使用《淡新档案》来研究陈星聚治理淡水的功绩和纠正史志文献中的错误，肯定了这批原始档案在陈星聚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资料运用方面仍然有可补充之处。有些研究虽不失开创之功，但由于史料的局限，仍然有粗糙遗珠之憾。要想在陈星聚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除转换研究视角外，利用档案史料进行研究是一个突破口。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相当数量的涉台满汉文档案，其中关于陈星聚的内容亦有不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亦未被充分利用。笔者曾专程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陈星聚的档案，查阅到部分有关陈星聚的奏折，内容涉及陈星聚在台湾的任职情况、施政措施、建设台北城的情况、补台北知府缺的时间、闽浙总督对他的评价和请求清廷奖励议恤情况等。这些档案部分已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纂，九州出版社出版①。但亦有相当部分尚未得到有效整理利用，如果能够将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这批最具权威性的原始档案整理并充分利用，必将推动陈星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第二，关于陈星聚任职的问题尚未达成一致。关于陈星聚是否首任台北知府、任台北知府的具体时间，史籍记载不一，目前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关于陈星聚是否首任台北知府，任崇岳先生曾进行考证[6].他认为： 台湾第一任知府是林达泉，在台北知府任上仅 7 个月便一病不起，他的府衙设在竹堑，他自己从未去过台北。第二任知府是福建巡抚丁日昌荐举的向焘，也是从内地调往台湾的官员，府衙暂设鸡笼，为时甚短便去职。第三任是赵均，他是台湾府知府兼台北府知府，以一身而二任。台湾府的府治在台南，赵均也未去过台北。光绪七年（ 公元 1881 年） 二月，赵均丁母忧去职，闽浙总督何璟在给光绪帝的奏折里极力推荐陈星聚补台北府知府，光绪帝允如所奏。陈星聚从光绪四年便代理台北知府，至此才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式知府。鉴于他的前任均未去过台北，他才是真正的台北首任知府。任崇岳先生从是否实际莅任角度分析，认为林达泉是署理台北知府，向焘在任时间甚短，赵均是台湾府知府兼台北府知府，他们虽是陈星聚之前任，但均无重大建树，而从政绩和实际办理台北府事务来看，陈星聚实际任事是首任台北知府。当然若从清朝的文官选任制度角度来看，林达泉、向焘、赵均均是陈星聚的前任。其他学者有的从陈星聚署理台北知府计算，有的从实际任职时间计算，因选取的时间节点不同、视角不同，结论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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