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疁城廖氏家族的变化探析-985毕业论文网

中文摘要

　　疁城廖氏家族在清康熙年间由福建闽汀永定迁居嘉定，几百年来绵延不衰，是江南地区着名的科举世家、文化世家。廖氏家族以“读书第一”为家训，十分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问题，培养族中子弟读书仕进。廖氏家族以门当户对、志同道合为原则，以仕宦关系、师承关系等为纽带，基于地缘、亲缘、学缘、业缘等关系，与嘉定及其周边的世家大族，如王氏、曹氏、钱氏、吴氏等建立起了广泛而紧密的姻亲网络，加强了廖氏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从而巩固了廖氏家族在传统社会的支配性地位。晚清以来，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廖氏家族面对民族危亡，表现出了一个世家大族应有的社会担当。廖氏族人积极参与到国家和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与维护中，不断的推动社会变革。他们推动变法、改革；编排保甲、办理团练，抵御外敌的入侵；创办新式学堂，传播西学，推动了晚清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廖氏家族也积极顺应时局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廖氏家族因时而变的发展策略。

　　作为传统的文化世家，廖氏家族在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更新自身观念，由仕而文，文化名人辈出，出现了着名的历史学家、外交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在清末的社会巨变中，廖氏家族顺利实现了由传统科举世家向近现代教育文化名门的转变。第 7 世廖世承，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他赴美国留学，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理念，并积极投身于我国的教育事业，在基础教育、师范教育、教师培养、教育管理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疁城、廖氏家族、廖世承

绪论

　　一、选题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研究逐渐成为史学界发展的主流。而家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之基本细胞，一直是区域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家族作为具有东方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不仅是探究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各种文化现象之传承载体。

　　江南地区1是一个具有个性而特殊的地区，江南地区家族史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界发展的主流，一直倍受学者的关注，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亦有较大的成果。但是这些学界对于江南文化家族的研究时段，仍然相对集中于明清时期，这与当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藏书刻书的文化风气浓厚等环境特征是息息相关的。而清末民初乃至近代这一时段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通过简单的统计，明清时期的家族研究有近两百篇文章和论着，清末民国时期的江南地区的家族研究只有几篇论着和论文2.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时代巨变下传统文化世族接受西学，在思想上得到极大的解放，往往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先锋者。清末民初家族的研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而更值得学者的关注。

　　嘉定廖氏自清康熙年间迁居嘉定，几百年来绵延不衰，科第功名代不乏人，是为江南着名的科举世家。自康熙年间以来，廖氏一族四代五进士，兄弟同进士。

　　他们位列卿相、权倾一时。清末民初，在废科举兴西学的时代巨变下，廖氏族人由仕而文，文化名人辈出，出现了着名的史学家、外交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但又秉承了共同的家族精神。晚清社会巨变过程中，廖氏以传统科举世家的身份顺利实现向近现代教育文化名门的转变。廖氏家族的发展从清朝一直延续至近现代，与苏州、上海两地的地方社会和上层政治变革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嘉定廖氏家族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清末民初在社会转型期下，传统的文化世族在家族内部职业的选择与社会使命，族谱家训与家族观念等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廖氏家族为研究对象，不仅便于我们分析、总结清末民初家族制度受到时代冲击下如何发展变化，填补学术界的空白，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而且能够窥视清末以来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变迁的过程。

　　二、学术史回顾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血缘家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乃至整个儒家文明辐射圈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名门望族众多，且影响力大。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家族发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学者们对江南望族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对江南望族的研究

　　国内对于江南望族的研究自潘光旦先生始，早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潘着《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就对嘉兴望族的世系、血缘网络以及世泽进行图表统计。

　　通过分析，认为遗传、家庭教育特别是母亲的教育对望族的绵延和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后学界对于江南望族的研究一度中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焕发生机，江南名门望族再度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从既往的家族研究看，江南地区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成为全国家族研究的重镇之一。现已有多位学者撰文对明清以来的家族研究进行了详细的综述和述评2,本文将不再赘述。

　　近年来，家族问题在高校学者和研究生选择课题时继续受到高度的关注。家族史研究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学术着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吴仁安《明清江南着姓望族史》3对明清时期江南的皖南徽州府、苏松常太、浙江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望族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讨论了这些着姓望族的兴起、发展、鼎盛及其衰落的历史概况，以及对明清时期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千百年来，江南人文气息浓郁，艺术底蕴深厚，诗书之泽源远流长，数代相传而逐渐形成的文化世族不胜枚举，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这些研究既有宏观视野的通论性着作，亦有对某一家族的个案考察。

　　徐茂明《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4一书以“文化世族”为核心概念，全面研究了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地域社会之互动关系。通过对苏州文氏、莫厘王氏、汾湖叶氏、长洲彭氏、大阜潘氏等家族的深入挖掘，系统分析了家族迁徙与区域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以及家族通过婚姻、科场、仕途等途径累积的社会文化资本是如何影响着苏州社会风尚的走向，同时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与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问题。

　　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1一书，主要探讨了作为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吴兴钱家的家族文化以及学术渊源和学术思想，揭示了晚清到民国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几代家族成员的思想结构转型。

　　赵红娟《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2一书，分析了明清董氏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特征，以及对家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考察了董氏家族总集与别集的编撰、男性与女性作家群体、结社活动与家族诗派的形成，重点分析了作家董份、董嗣成、董斯张、董说、董汉策的生平思想与文学创作。认为湖州董氏既是明清江南望族盛极骤衰的典型，亦代表了明清时期文学世家内部文学风气渐趋浓厚、规模渐趋庞大的特征。

　　家族作为一个血缘继嗣的群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亦是一个不断地与地域社会互动的过程。于是家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备受高校研究生、博士生的瞩目，并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张建华《从江南科举世家到近代科技名门--苏州莫厘王氏家族研究》3一文，以莫厘王氏家族为个案，通过梳理其家族发展脉络，与科举制度及地域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来窥视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的变迁。解军《文化家族与区域社会互动：以明清以来常熟旁氏为例》 4一文以常熟庞氏为研究个案。认为江南文化家族旁氏在文化的创造、家族生活的自治保障、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这种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使庞氏家族在坚守家族本位以及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区域社会的变迁。丁蓉《科举、教育与家族：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研究--以毗陵庄氏族谱文献为中心》5一文釆用文献考订和数据统计相结合，以毗陵庄氏族谱文献为中心，探讨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家族史、科举和教育情况，着重分析了其科举兴盛的原因。吴婷芳《金坛于氏家族文化研究》6一文以金坛于氏家族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金坛于敏中家族的人才发展脉络、家学家风、家族文人创作群体等诸多方面。通过于氏家族与地域文化发展的关系，探究江南地域的文化对其文化世家发展的熏陶，以及世家文化发展对江南文化繁荣的促进作用。王健《明清江南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略论：以苏州、松江为例》7一文，以明清时代的苏州、松江地区为例，常熟严氏与真武庙为个案从信仰与家族结合之形式、目的、途径等方面人手，讨论了江南地区的民间信仰与地方家族的关系。他在《清代中期一位江南文士的日常生活：以〈张廷济日记〉为中心的讨论》1一文中深入的探讨了张廷济的日常生活，在家族经济实力的支撑下，通过频繁地交游，张廷济获取了他所需要的各类资源，同时亦得以声名鹤起，大大提升了自身及家族的学术与社会地位。

　　王敏《世医家族与民间医疗：江南何氏个案研究》2是家族史与医疗社会史的交叉研究。其以中国医学史上一个传衍 800 多年的行医世家江南何氏为个案，考察传统社会世医家族的传承与繁衍，探究其独特的家族形态，探析传统社会民间医疗运作模式。王敏认为，为避免同一地域内同宗医生之间内部竞争，世医家族比普通的农业家族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向外发展的张力。同时，在传统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下，世医家族第一选择的发展目标仍为科举入仕，而非行医。不少家族成员成为儒医，活跃于地方社会，建立起广泛的“儒医社交圈”,甚至向着文化型家族的方向转变。

　　丁小明对江南文学世家展开了研究，他在《清代江南艺文家族研究》3一文中着重讨论了艺文家族文化内核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家学、女性艺文创作及文献建设。同时，又以吴门贵潘与秀水钱氏为研究个案，对家族集群性艺文创作、家族家学传承及家族与社会互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对文化世族的观念研究逐步深入。徐茂明《明清时期苏州的宗族观念与文化世族》4一文主要从苏州的宗族观念与宗族建设之关系角度，探讨明清苏州文化世族形成之主导力量，同时对苏州文化世族之内涵、类型及与地域社会之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苏州人的宗族观念有着士庶之分，不同阶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宗族组织的建构，主要是士大夫们的理想追求。明清苏州士大夫和富商们所建构的宗族，有许多都属于文化世族，这是苏州宗族组织区别于其他地区宗族组织的一个显着标志，因而苏州社会的变迁与文化世族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张建华、徐茂明在《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 5一文中分析了苏州东山王氏家族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的近代社会转型，透过王氏家族中士绅们中西兼修的文化观念与政治实践，深入探讨了中学与西学、国家与社会、家族与个人之间的互动过程。李现丽在《从民国家谱看家族观念的变迁》6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外的冲突交流和新式教育的推广，人们开始逐步跨出家族主义的桎梏，将家族、民族、国家等紧密联系起来。家族观念的进步和家族组织的逐步民主化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们家族观念的变革。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家族兴衰成败原因进行了探讨。陈宝良在《明清易代与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1一文中指出，明清之际随着政治局势的变迁江南士大夫家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明清易代所导致的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历程证明，明朝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坏，随之而来者则是清初礼教秩序的重整以及以“新发”科第家族为社会基础的新秩序的建立。李永芳《清末家族制度衰落的征象及其经济动因》2一文认为清朝末年，中国传统家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呈现出衰落的征象。主要表现在西方经济的入侵使传统家族制度的根基产生动徭；近代工商业城镇的兴起使传统家族组织渐趋瓦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家族共同体发生肢解；族田的兼并买卖使家族组织的活动日趋涣散。他指出，清末家族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其内在机制并没有受到损伤。究其原因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根深蒂固；物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约以及国家政权对家族制度的保护和利用等。

　　综上所述，近年来家族史的研究已有很大的进展，涌现出一批在家族研究方面孜孜以求的学者，出现了一系列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着和论文，家族史研究视野有所扩展等等。从这些家族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的时段上，既有通论性的着作，也有断代性的着作，这些着作仍然相对集中于明清时期，这与当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藏书刻书的文化风气浓厚等环境特征是息息相关的。而清末民初乃至近代这一时段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

　　在研究的内容上，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化世族的家族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家族史的个案研究为主，关注家族内部较多，如家风、家学、文化成就、科举功名、社会网络等内容。家族与地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文化家族与区域社会的管理，家族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家族与民间信仰，家族兴衰的探讨。而很少有学者关注到清末民国时期家族的日常生活，家族组织结构的变化，族人对家族的观念的变化，文化世族之间的家风、家谱的比较研究等内容；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将历史学与文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人口学、文化学等学科相结合。因此，还需要对江南家族史进行全面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应该加强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家族的比较研究，提高创新意识，开拓视野，多角度考察史料的运用和研究方法。

　　（二）对嘉定廖氏的研究

　　富饶的嘉定古城，历来为官宦乡绅、文人墨客聚居之地，风雅高洁，重教兴文，享有“教化嘉定”之美誉。嘉定重文重教的风气，古今相承，蔚然成风。到了明清时期，书院尤盛，教化嘉定已名闻遐迩。教育与文化的发达，使嘉定成为吴文化圈中的一个重镇。嘉定的人文气息浓厚，包含了十几个延绵不断的文化世家，对嘉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

　　根据家谱资料，嘉定的名门望族小部分是宋元时流寓入境的，大多数在明清时从安徽、江苏、福建、浙江等地迁入。着名的望族如龚姓祖籍福建邵武，龚宗1首家北府书院。自宋至明 16 代中，中进士 13 人，有“江南无二”之称。钱氏一门，出了钱大昕、钱大昭等十几名学者，被称为“东南之望”.钱大昕不但是史学上的一代宗师，其经学、天算、地理、文学、音韵、训诂、氏族、金石、诗文等诸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王氏一门，出了进士王泰际、状元王敬铭。唐姓祖籍四川成都，于元元贞年间自浙江绍兴迁居嘉定城内，其后裔唐时升为明代“嘉定四先生”之一。徐姓一支于明末自安徽休宁迁居城内，同治元年（1862 年）出了状元徐部、咸丰十年（1860 年）出了会元徐致祥。秦姓亦是嘉定的大姓，于元代后期从无锡迁嘉，共有 4 支，秦辅之主修嘉定首部县志《练川志》。练西黄氏于明末从浦东高桥迁至西门外，光绪年间黄世荣创办了第一张嘉定地方报纸《嘉定旬报》。此外，葛氏、浦氏、童氏等文化世家，几乎代出才人，使嘉定教化积薪传火，斯文延续。

　　教化嘉定重塑了嘉定人的灵魂和对文化的坚定信念与理想，影响了嘉定的民风民俗，逐步形成了嘉定崇文好学、刚毅善良和开放大气的风尚。而从地缘上看，嘉定地区却又毗邻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以地缘上的优势，一方面其孕育出的文化世家无疑具有其特殊性；另一方面，嘉定地区自身将产生怎样的变化和转型，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拟研究的廖氏一门，祖孙四进士，名噪一方。四世廖文锦是清嘉庆十六年（1811 年）进士，任江西乡试副考官、南阳知府等职，其子廖惟勋是清道光十三年（1833 年）进士，官至贵阳知府，曾主讲娄东书院。廖文耀是文锦的堂弟，曾主讲镇平书院，其孙廖寿丰是清同治十年（1871 年）进士，官至浙江巡抚，因疾归乡后捐银三千数百两，创办清华书馆，造就了一批人才。廖寿丰弟廖寿恒是清同治二年（1863 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廖氏七世孙中，名人甚众。其中廖世经（星石）历任嘉定县学总董、奉天承德地方监察厅检察长等职，其子廖家礽为嘉定“五抗”斗争领导人。

　　廖世功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专习法语，后留学法国法政大学，曾任外交部通商司办事、驻苏大使馆代办，1952 年经周恩来总理推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廖世承系着名教育家，是我国推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的先驱，并开创了我国独立办师范大学的先河。

　　目前学界尚无对嘉定廖氏家族做系统研究的专着成果。吴仁安在《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着姓望族》1一书中简要介绍了嘉定县廖冀亨家族的世系传承，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篇幅极为简略。周关东主编的《人文嘉定》一书对嘉定廖氏的主要人物的生平、成就等作了资料性的介绍，其中包括廖寿丰、廖寿恒、廖世功、廖世承四人。但都没有进行整体性的学术研究。目前对嘉定廖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廖氏名人的研究方面，其中以廖世承最为突出，成果相对较多。

　　嘉定廖氏第七世廖世承（1892-1970），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1919 年他从美国布郎大学学成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大附中、上海光华大学、光华附中，是当时着名的中等教育专家。廖世承致力于教育科学实验，参与创建中国最早的心理实验室之一，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实验室，并与陈鹤琴一起进行心理实验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编着了《智力测验法》一书。1924 年他编撰出版了《教育心理学》，为中国教育心理学最早的教科书。同年，在实验的基础上写成《东南大学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比较了道尔顿制与班级教学制的优劣，认为中国当时的具体条件很难实行道尔顿制。1925 年他与陈鹤琴合编了《测验概要》，把当时只用于个人的中小学测验发展为用于团体，并丰富了测验内容，被称为“廖氏之团体测验”,对推广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战期间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起国立师范学院，带领师生开办社会教育，对当地的文化、卫生、生产等事业的发展以及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 1951 年起，廖世承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等职，为发展新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关廖世承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包括了廖世承的中学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办学思想、人格教育思想、教师素养等。汤才伯《廖世承教育思想论稿》2一书，既从宏观上探讨了廖世承教育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和影响，又从微观上具体讨论了其教育思想体系的内涵和构成，涉及教育目的论、个性差异论、课程论、教材教法论、教师论、学校管理论等各个方面。黎天宇《廖世承教育思想研究》3一文，主要从教育实验思想、中等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三个方面，探讨了廖世承的教育思想。指出廖世承教育思想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浓厚的教育救国色彩，科学严谨的实验态度，持之以恒地进取精神和高度的爱民亲民意识。

　　钱源伟《论廖世承中学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1一文，主要介绍了廖世承在中学教育领域所开展的一些探索，认为其在学制改革、分科选科制、教学与课程改革、人格陶冶、学校管理等诸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体现了廖世承一生坚持教育实验，实事求是地科学务实态度，展示了廖世承民族精神与科学精神交融贯通的办学风采。王利霞《廖世承中学教育思想初探》 2一文注重中等教育本身，系统研究了廖世承中学教育思想形成的渊源，廖世承中学教育思想的本体内容及其对当代的启示。而李秀君《廖世承的中学办学实践与思想研究》3一文则着重于办学实践，对其中学教育实践和思想进行了研究。

　　张振助在《廖世承高等师范教育思想初探》4一文从教师的训练，教师的作用等方面探讨了廖世承师范教育的内涵。关于廖世承师范教育思想的其他重要成果还包括袁翠松《师范生科学、民主与民族精神之培养--廖世承师范教育思想评析》5,刘普、王琨《论廖世承的师范教育思想》6,顾金玲《解构与创新--廖世承师范教育思想探究》7等。

　　20 世纪 30 年代，日寇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危机，战场上的失利更加暴露了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低下，政府和教育界在发展高等师范教育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廖世承以其深厚的学养、显着的业绩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起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孔春辉对廖世承创办国立师范学院的经过，在“教师为学校之命脉”的指导思想下对师范教育功能、教师职责的认识，师范院校“三育并进”的课程设置思想以及“民族本位”思想兼办社会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8.

　　汤才伯《廖世承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研究》9一文，系统而深入的讨论了人格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内涵以及人格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对当前学校教育如何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个体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孔令帅、张民选《非智力测验的先行者--记廖世承先生在美国布朗大学的学习和学术》10一文回顾了廖世承在美国布朗大学学习的经历，着重讨论了廖先生在非智力测验上的贡献，丰富了学者对廖先生教育思想的认识。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廖世承的素质教育思想，教师素养观，中学校长观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回忆廖世承先生。

　　前人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不少线索，为分析廖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都是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谈其某一方面的成就，缺乏从家族整体乃至江南区域社会变迁的角度来探讨，不能展现廖氏家族的发展脉络、文化传承以及近代变迁。因此，本文拟将廖氏家族还原到时代背景的大环境中，将其与上层政治的变革，地方社会的互动联系起来，来探讨传统文化世族在职业选择与社会使命，族谱家训与家族观念等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展示传统文化世族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继承与传承、变化与抉择，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

　　三、 研究方法

　　本文立论所引证的资料除清代正史以外，主要依赖于家谱、碑传、家族成员文集、笔记以及苏州、上海等地的地方志，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地方档案资料以及文史资料等。主要采用对家谱、碑传、家族成员文集等进行分析、解读的研究方法，结合地方志、报刊、档案资料等进行研究。其中，民国 16 年（1927 年）廖寿图纂修的《嘉定廖氏宗谱》（六卷）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以廖氏家族具有典型代表的人物为中心，通过分析他们的学习、工作经历以及与地域社会的互动关系，解读传统文化世族在近代变迁中与时代潮流、政治变革以及地方社会之间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另一方面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心态史的角度构建清末民初廖氏家族在职业选择与社会使命，族谱家训与家族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四、本文创新和难点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近年来江南文化家族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这些着作和论文仍然相对集中于明清时期，很少有学者考察晚清、民国乃至现代的家族，以个案的形式全面剖析的成果更少。本文以嘉定廖氏家族作为清末民初文化世族转型研究的典型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剖析。

　　本文的难点主要体现在资料的搜集工作。一方面，嘉定廖氏家族是一个跨越时段长、人口众多、文化成就涉及面广的望族，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搜集廖氏家族重要人物的资料，而且要查阅统一时代其他文化家族的族谱家训以做比较，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家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家族组织的功能逐渐弱化，保存的资料较少，给搜集资料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除此之外，如何从廖氏家族在清末民初的时代巨变中的近代变迁分析其意义，既是本文研究的难点，亦是我们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关注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