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1951年-1999年间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的分期与特

　　摘    要：　20世纪下半叶，我国学术界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评价经历了由全面否定到谨慎肯定再到理性评判的变化。总体来看，我国学术界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评价有三个显着特点：其一，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受政治话语体系影响较大；其二，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的标准日趋科学化；其三，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依据的文献不足。

　　关键词：　20世纪下半叶; 董仲舒; 教育思想; 阶级论; 理性回归;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时期着名的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1]。20世纪下半叶，我国学术界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评价经历了由全面否定到谨慎肯定再到理性评判的变化。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对于客观评价董仲舒对我国教育发展的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下半叶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分期

　　（一）第一阶段：1949—1977年

　　民国时期，我国学术界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在学理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教育学界向苏联学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编撰教育史教材。在这一时期，研究者应用当时流行的标准对董仲舒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评价。

　　1956年，由沈灌群编撰的《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面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介绍中国教育史的着作。沈灌群在“所谓‘汉代孔子’的董仲舒”这一条目下介绍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在书中，沈灌群“以董仲舒和王充两个思想家为代表，来反映本期间教育学领域内唯心和唯物的两派思想斗争”[2]。沈灌群以“独尊孔子罢黜百家的统制思想政策”“兴教化立学校以养士防奸的政策”“选士贡贤以网罗人才麻痹知识分子的政策”为线索，分析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沈灌群提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是从目的论世界观和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发展而来的，董仲舒提出他的教育思想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巩固封建政权。1960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讲义（古代部分初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组编撰）和《中国古代教育家》（郭齐家编撰）两部着作也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董仲舒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编者认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在思想上唯心，在政治上反动，同时编者也提到，董仲舒的历史贡献主要为“兴学”。
 

　　1961年，我国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革。同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写计划会议，提出要本着正确处理史与论、古与今、中与外之间关系的原则，全面开展文科教学和教材建设工作。在此背景下，中国古代教育史编写组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秦汉时期的教育》一文。中国古代教育史编写组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分析了董仲舒教育思想中的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知识与教学论。文章指出：“在封建社会上升时代，他（董仲舒———笔者）的春秋大一统之说，正合乎当时的要求。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神学解释，使儒家思想神秘化，这对于封建束缚力量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3]197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撰）一书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称为“政治理想的工具”[4]，并且指出，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实质是倡导通过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巩固君主专制制度。毛礼锐等人提出，经董仲舒阐发和神化的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在这一阶段，学术界对董仲舒的教育思想评判不一，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一定的关系。

　　1963年，毛礼锐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一文。毛礼锐在分析了学术界对董仲舒的种种评价之后指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今天应该彻底批判其思想体系中带有神秘性的部分。毛礼锐也指出，“董仲舒对于汉武帝的整个历史功绩是有一定的贡献的，主要是在上层建筑方面提出了一套支持汉武帝事业的思想体系和政策（包括教育方面的在内）”。毛礼锐认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中有着主观唯心主义成分。毛礼锐也承认，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对于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功过应当作具体分析。毛礼锐还对董仲舒的人性论、道德论及教学思想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毛礼锐在文章最后指出：“剥开董仲舒思想的神学外衣，我们可以从他的教育思想中找出一些积极因素。”[5]

　　在“文革”之前，受到苏联教育学和“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将哲学思想与阶级立场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依据，对那些哲学上唯心或政治上反动保守的历史人物予以全盘否定。在这一时期，学术界在评价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时往往将他的哲学思想、政治立场与教育思想相混淆。而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学术界也试图对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作出客观评价。

　　“文革”期间，在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下，一些人将中华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史牵强地概括为“儒法斗争”史。董仲舒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了全盘否定。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华书局还是于1975年出版了清代凌曙撰写的《春秋繁露注》一书[6]，这是一部研究董仲舒思想的专着。

　　（二）第二阶段：1978—1989年

　　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术界也进行了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学术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进行重新评价。

　　1978年，学术界对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进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工作从此走上了科学化轨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对中国教育史上的人物重新进行了评价。

　　起初，人们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评价仍旧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1980年，陈德安在《山西师大学报》上发表了《董仲舒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一文。陈德安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与哲学、政治学联系起来。他说：“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包括教育思想在内，都是反对劳动人民利益的，对劳动人民具有欺骗性和麻痹性，在当时或在以后都起着消极的作用。”[7]

　　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研究者不再根据董仲舒的阶级立场评价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而是专注于对董仲舒教育思想本身进行研究。这一时期发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董仲舒的专精一思》[8]、《董仲舒教育思想探新》[9]、《简析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原旨》[10]、《论董仲舒兴太学的教育主张》[11]、《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述评》[12]等，出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着作有毛礼锐编撰的《中国教育史简编》[13]、王炳照等人编撰的《简明中国教育史》[14]、沈灌群和毛礼锐编撰的《中国教育家评传》[15]等。不过，当时的研究者还未完全摆脱政治学和哲学的束缚。

　　1986年，由毛礼锐、沈灌群主持编撰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作为师范教育的重要参考书，在促进董仲舒教育思想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礼锐等人用40多页的篇幅介绍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相关内容被分为“生平和教育活动”“《贤良对策》与文教改革”“论教育的作用”“教学思想”“道德教育思想”等几个部分。编者指出，“董仲舒是中国封建教育确立时期的重要代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6]。1988年，第一本系统研究董仲舒教育思想的专着《董仲舒教育思想初探》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者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两方面展开分析，肯定了董仲舒在教育史上的贡献。编者明确提出：“我们不应因为他（董仲舒———笔者）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就否定他在教育上所作出的一些有益的、合理的成就……既要讨论董仲舒教育体系中的精华部分，也必须剔除其封建的唯心的糟粕。”[17]

　　（三）第三阶段：1990—2000年

　　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术研究呈现出“思想淡出，学术登场”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宏观研究转向了微观研究，从结合哲学思想、政治立场开展研究转向了就学术问题开展研究。在这一阶段，以往董仲舒教育思想研究中经常被忽视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有争议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实现了飞跃。

　　在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与董仲舒教育思想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注释、版本校勘、辑佚和考据。1992年，苏舆以1910年长沙王先谦原刻本为底本，兼取庐本和四部丛刊本通校了凌本，编成《春秋繁露义证》[18]，这是校订《春秋繁露》较为完善的本子。1994年，钟肇鹏主编的《春秋繁露校释》[19]面世。钟肇鹏等人对董仲舒的着作《春秋繁露》进行考辨和阐释，为研究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文献。1994年，香港学者刘殿爵编撰的《春秋繁露逐字索引》出版，该书为研究者查询文献资料提供了便利，是一本价值很高的工具书[20]。

　　在该阶段，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延续了80年代的思路。研究者主要围绕董仲舒的教师理论、德育思想、三大文教政策等进行讨论。

　　1994年，由王炳照、赵家骥编撰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2卷）》出版，该书创新了董仲舒教育思想的介绍体例。王炳照等人没有采用“作用—目的—内容—方法”的西方学术范式和书写方式，他们尝试用中国古代的话语体系讲述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书中称董仲舒为“汉代儒学奠基者”，编者以“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王者以教化为大务”“教化以儒学为主体”“修身、治学当以明善心以返道”四个条目为线索分析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编者指出，“在汉代新的社会和政治形势下，有必要对儒家传统教化主张加以充实、完善，提高理论层次，加强实施效应，董仲舒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董仲舒在确立封建时代教育的主体内容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相比的”[21]。

　　1992年，由孙培青担任主编的教材《中国教育史》出版。书中指出，“董仲舒不仅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教育家”。该书专辟一节，在“生平和着述”“《对贤良策》和三大文教政策”“论人性和教育在人发展中的作用”“论道德教育”“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五个条目下讨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书中对董仲舒的教育思想给予了客观评价，编者指出，“董仲舒三大文教政策的提出特别是‘独尊儒术’的提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2]。

　　二、20世纪下半叶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的特点

　　（一）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受政治话语体系影响较大

　　20世纪5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对学术研究影响很大，学术界根据哲学思想、政治立场对董仲舒的教育思想进行评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将董仲舒称为封建政权的代言人，普遍忽视了董仲舒教育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即使是在80年代思想大解放时期，研究者在对董仲舒的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时也未能完全摆脱政治学和哲学的束缚，他们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定性为唯心主义思想，将董仲舒称为地主阶级的代表。90年代初，我国从思想上和实践上全面突破了“计划经济”模式。在倡导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评价也趋于客观。

　　（二）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标准日趋科学化

　　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评价经历了由全面否定到谨慎肯定再到理性评判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学术界对评价标准的积极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术界以阶级立场为依据评价历史人物，当时的研究者因为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唯心、政治立场反动而否定其教育思想。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一方面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依据评价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也努力纠正以往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中的偏颇，试图就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本身进行评价。到了90年代，学术界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评价更加理性。研究者提出要在全面考察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评价其在教育发展史上的贡献，一些研究者还提出了评价董仲舒教育学说的基本尺度[23]。总体来看，从五六十年代以哲学、政治学标准评价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到90年代以学术标准评价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标准逐步走向科学化。

　　（三）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依据的文献不足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涉及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90年代，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进入了繁荣期。学术界在评价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时，多依据《汉书》《后汉书》《史记》等史书，同时还参考了董仲舒所撰写的《春秋繁露》。在这一时期，一批以董仲舒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专着先后面世，就学术质量而言，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同时，研究者开始关注海外董学研究的进展。斋木哲郎、田中麻纱巳、庆松光雄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得以拓宽。就思想传承而言，董仲舒主要以先秦儒家学说为基础，结合其他学派的思想，创立了他的教育思想。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在开展董仲舒教育思想研究时主要依据先秦和汉代的儒家文献，在研究中基本上没有结合其他学派的学说，即使有人提到其他学派的学说对董仲舒教育思想产生了影响，也是寥寥数语。由于研究者依据的文献不足，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结语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相对不足，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评价相对片面。到了90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由“冷”转“热”，相关评价也趋于客观。即便如此，就整个20世纪下半叶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工作来看，所取得的成果与董仲舒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并不相称。21世纪，随着高校扩招以及学术评价体系发生变化，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在这一时期，一些学术刊物开辟了董仲舒研究专栏，一些地方成立了董仲舒思想研究会，召开了董仲舒思想学术研讨会，有关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数量上有所增加，质量上有了显着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