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视角分析

摘要：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成为一门学科则始于17世纪中叶，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规律为主要任务。19世纪30年代以后，庸俗经济学逐渐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外在联系，竭力寻找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新方法。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整体结构的深入思考和分析，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处于探索建构阶段，在此过程中，要重点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理论界围绕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必要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进行学理考证，从而在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中的合理成分，实事求是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一、对政治经济学概念溯源的必要性

　　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中，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其内涵指向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成为一门学科则始于17世纪中叶，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规律为主要任务，其目的是反对封建经济，这一概念历经了如下演变过程。

　　古希腊不仅为西方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最早产生了经济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主要集中在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最早使用了"经济"一词，他所谓的"经济"就是家庭经济和管理的科学。《经济论》以奴隶主家庭经济管理问题为研究内容，以对话形式考察了家庭经济和农业所应实行的合理法规[1].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一书中讨论了奴隶制城邦如何管理经济的问题，主张通过商业活动和航海贸易增加城邦收入与扩大统治。色诺芬的这些主张被公认为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柏拉图研究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他通过《理想国》勾勒出由城邦管理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柏拉图反对私有制，提倡公有制，认为私有制有碍于公共精神的形成。他把居民划分为统治者、保卫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各等级的经济活动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制约。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不仅具有政治职能，而且具有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经济职能。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在他庞大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在《政治学》一书中，他分析了交换过程，初步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亚里士多德还对货币功能与利息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对反高利贷的思想，并试图对资本进行分析。亚里士多德最早分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现象和规律性，因而他实际上是经济科学历史上的第一位经济学家[1].

　　古希腊文明以城邦为单位，各城邦之间政体独立，从而使个人不能脱离城邦而生存。城邦负有保护国家独立和公民安全的责任，政治、经济、文化等都被包含在城邦政体之中。这时的经济学从属于政治而尚未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经济思想的萌芽大都在政治学著作中予以阐述。

　　17世纪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安·德·蒙克莱田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当时的法国，公共行政管理随着国家机构的扩大而扩大，在这一背景下，安·德·蒙克莱田的著作《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于1615年出版。在此书中，他向国王论述经济管理问题时，不再局限于古希腊以来的家庭和庄园管理，而是扩大到了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层面。他重点讨论了制造业、手工业、对外贸易和国家治理等问题，将商业活动视为国家经济的基础。安·德·蒙克莱田是欧洲最早专门阐述经济问题的学者之一，也是重商主义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随后英国商人托马斯·曼进一步发展了重商主义理论，法国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成为晚期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重商主义客观上反映出了西欧封建主义内正在成长和增长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到了17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开始瓦解，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兴起。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形成于19世纪上半叶。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在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国家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产业资本的代表，研究方向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开始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分析。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最早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在《赋税论》中，威廉·配第区分了"自然价格"（商品价值）与"政治价格"（交换价值），通过对"自然价格"的研究，初步探讨了劳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尽管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着许多错误，但他突破了重商主义只研究流通领域的问题，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先河，使经济学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18世纪，法国出现重农学派，体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的要求。以弗朗斯瓦·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赋予了政治经济学双重含义：一是摆脱传统意义上对自然规则的控制，二是论证社会总资产的再生产与流通过程，这一思想在他的《经济表》中得到了明确体现。重农主义者提出的自然秩序，是一种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经济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自然秩序的提出，第一次确认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但对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任务，也为以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向。

　　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这部著作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亚当·斯密作为产业资本的"代言人",他的理论完全摆脱了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封建外观。他将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式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他认为国民财富实际上是由商品构成的社会财富。不同于之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把劳动的生产力和从事劳动的人数作为国家财富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将资本家的节俭作为资本积累的决定性因素，体现了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场。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以批判的形式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他的思想代表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业资本的意识形态。不同于亚当·斯密的是，他将资本的开源作为考察资本积累的关键，理论的重点从财富的生产转向了财富的分配。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大卫·李嘉图把分配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其他经济问题都是围绕着分配进行考察的。他认为分配问题的核心是剩余价值如何分割为利润和地租，但他没有去研究剩余价值本身，他所关心的只是分配中的数量和比例，所以他没有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

　　西蒙·德·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为了人类福利、完善社会机制的学科。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他批判了英国古典学派和经济自由主义，他以工业化产生的消极后果为例，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种种谬误。他认为，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在无限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导致了生产与消费背离，亦导致了劳资关系的极端对立。他的理论充满了人道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但他的批判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正如列宁[2]所指出的："西斯蒙第反对大资本，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一种最发达的形式，陷入了空想，而把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另一种仅仅是萌芽状态的形式捧上了天。"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溯源可知，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近代政治经济学进入了发育-成熟的重要时期，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方资产阶级从15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开始，经过了近300年的不懈斗争，到19世纪初期，已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站稳了脚跟，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也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但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缺乏历史观点，把资本主义看成自然的、永恒的制度，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规律当作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普遍规律。19世纪3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学开始走向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关系辩护的庸俗经济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已走完了它的道路"[3].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视角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历史进步的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它批判性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又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且也有别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它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转变[4]3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概括为六个方面，即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成对"六册结构"的宏大叙述，但他提出了全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恢宏构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整体结构的深入分析和思考中，马克思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新的研究视角，他不但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现存状况，更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和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经济规律，科学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使命和前途，论证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经济活动背后的阶级属性，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肯定了资产阶级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新兴资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谈"生产一般"而抹杀不同社会形态生产本质的错误做法，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考虑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目的，而经济学科本身的科学性无足轻重，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庸俗经济学。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而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不同社会制度下经济制度的差异性，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而得到具体实现的，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5]10将《资本论》的研究目的明确定义为"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囿于自身的阶级属性，难以揭示资本主义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只能停留在他们所发现而不能解决的矛盾面前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完全理解上，"是马克思，以其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才揭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秘密"[4]22.马克思[6]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重点研究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与相对性，把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概括为"一门历史的科学".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也逐渐暴露出来。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庸俗化，萨伊提出经济学应该向自然科学发展，巴师夏和凯里提出了阶级调和论，西尼尔提出了节欲论，约翰·穆勒提出了折中主义经济理论等。这些经济理论不承认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及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他们只研究经济现象，试图掩盖资本主义矛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马克思则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指出资本主义出现的合理性以及其走向消亡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敏锐地指出了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质。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论证，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指导。他认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完成，因为"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5]18.

　　19世纪30年代以后，庸俗经济学逐渐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辩护理论和流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将边际效用学说和其他庸俗经济学结合在了一起，完成对庸俗经济学的第一次大综合。马歇尔将"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彻底演变为纯粹的"经济学",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自1890年出版后，一直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认为是划时代的著作，成为近代英美等国庸俗经济学的基础[7].需要指出的是，在马歇尔之后的确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依旧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但这部分经济学家往往是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属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没落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彻底沦为庸俗经济学，变成了为资本家利益辩护的经济学说，"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5]16.而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及其手稿，创建了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转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但是，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在基本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总路线。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建设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中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实现了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变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建立了起来，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1956年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习近平[8]曾指出："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论述了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等十大关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若干新方针，成为比较系统地探索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开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系统地阐释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并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作了科学分析。通过两次讲话，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得到了初步阐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的道路逐渐清晰起来。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部著作，这是他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又一次重要探索。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更是号召大家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这一著作。毛泽东身体力行，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在广州组织了读书小组，其中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每天下午边读边议，每日10页左右，除星期天外从不间断，直至读完此书[9].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提倡下，国家有关机关和理论界围绕着社会主义所有制、收入分配、经济规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进行过多方面的积极探索。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的影响，经济工作一直未能得到彻底纠正，助长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出现了严重曲折，政治经济学成了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武器，这种错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得以纠正。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理论界开始反思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会议以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共识。邓小平[10]3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讲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十二大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打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此，邓小平[10]83认为《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为主要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区别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从中共十四大到十七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在实践中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这些重大理论的突破逐步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具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行。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成为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热点。2015年11月习近平[11]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重大经济理论成果，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深刻阐明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时代意义，提出要把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并对其基本内容做了六个方面的概括，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的最初成就[12].随后，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都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与发展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新论断，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使之在体系框架、基本内容、本质特征等多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从提出新发展理念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经济新常态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系列论断、决策不仅是对改革战略的深度思考，更是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重要研判。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经历过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时借鉴过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取得过积极的成效，但也出现过对其盲目崇拜、照搬的倾向。对于这一问题，必须像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将西方各种经济学说中的有益理论为我所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将成功经验转化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处于探索建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以下三个问题的研究。

　　第一，要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首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而中国则是在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没有到达马克思预想的程度。虽然马克思晚年思考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他没有指出这类国家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其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字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否定了苏联经验。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生产力高度发达，人能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社会财富充分涌流。而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待解决，资源的稀缺性依然存在，制度建设还不够成熟，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第二，要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性范畴是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例如，如何解决市场机制不健全背景下的权力资本化、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要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破除政府对资源的行政性垄断与行业性垄断，从根本上改变和解决效率低下和贪污腐败等问题，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三，要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出发来管理经济的，它是中国特有的大一统政权和小农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其特点表现为国家本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还具有明显的伦理属性，强调"以义生利""德本财末""道德优先",即使强调"利",也是"天下之大公"的公利。这些经济思想与西方在家庭本位上所产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与以保护私有产权为核心的经济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对于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蕴含着中国优秀的传统经济思想，并成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阿尼金。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M].晏智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4.
　　[2]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68-169.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2.
　　[4] 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9.
　　[7] 陈岱孙。政治经济学史：下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313.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2.
　　[9]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149.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18:7.
　　[12]顾海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7.

　　文献来源：山磊。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学理考证--兼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J].改革与战略，2020,36（01）：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