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对马克思税收思想中国化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分析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经典著作中都可见关于税收思想的相关论断。这些论断在传播的过程中亦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所接受并使之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制度。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税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都有着与当时大环境密切相关的特点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的发展演变历程可分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个时期。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与上述几个发展阶段税制思想的互动为中心展开论述，共分六章。

　　第一章绪论，本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并就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加以说明。

　　第二章阐述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基本内容，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税收的相关论述。

　　第三章重点论述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变迁和应用。

　　土地革命时期，为应对各种形势和危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作为自己的税收主导思想，这一时期的税收思想突出了税收政策的"阶级性、革命性",一方面坚决打击反动落后势力，"打土豪，分田地",另一方面提出"仁政"的税收思想，努力减轻人民负担；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发展抗战队伍，提出了"发展生产，精兵简政，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面积的扩大，税收走向统一集权管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重点发展公有制，发挥税收作用改造私营工商业，税收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其中的很多治税思想想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利用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鼓励发展对外经济，九十年初期的税收政策产生了滞后性，不适应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形势，一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直到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后，才成功的解决了各种宏观财税问题：新世纪开始后大力发展依法治税，税收法治成为税收思想的主要趋势。

　　第四章分析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阐述不同时期中国特色税收思想产生及变化的原因。

　　第五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的意义，从革命和建设两方面来研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

　　第六章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对当前税制改革的启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税收的基础以及新时期中国税收的特点来研究。

　　综上可见，一国税收思想的形成与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及每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在中国发展演变即是很好的例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的相关论述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变迁、特点及意义为切入点，论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各个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税收中国化的变迁历程及其意义。

　　关键字：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社会主义；仁政；税制改革

第 1 章 绪论

　　1.1 国内外研究综述。

　　1.1.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代表国家苏联领导人和学者的思想和相关著作中。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代表性人物，列宁本人对当时的苏维埃俄国的税收问题和税制改革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列宁认为，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民经济进行调节与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公平、合理调控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

　　新经济政策下实行的农业税集中体现列宁的税收思想[1].斯大林更加注重发展重工业，在税收方面强调以农业来服务工业，农民支持城市工业建设。斯大林斯大林认为，为了迅速筹集发展国家工业所需的资金，可以对农民征收超额税。对此，斯大林明确指出这一类超额税是"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同时，斯大林在讲话中强调了向农民征收合理的超额税并不是一种剥削，是建立在农民的税负能力基础上的。但这并不是剥削，是建立在农民负担得起的基础上的[2].苏联时代著名经济学家 A.阿甘别吉扬在《改革-双重的挑战》一书中提到，税收是作为国家对企业价格监管的最佳手段[3].

　　布哈林赞同用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度，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注重充分地发挥农业税的作用，通过这一政策来协调农业发展，和建设国家工业之间的关系，保持各种经济平衡发展[4].

　　综上，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论述税收的资金筹集功能，而对税收的经济调节、改善民生方面研究的较少。有鉴于此，虽然对税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税收的阶级性、革命性在后来的税收理论发展中逐渐被忽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出发点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这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最终无法得到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较之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国内学者和国家领导人则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同时，在探讨的基础上，从政治、文化等多个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中国化变迁历程。

　　就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研究而言， 学者孙飞在《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中指出要对关于税收的本质的界定，作用的解释和相关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习。并且与当前具体的发展情况相适应， 在经济建设中，在社会发展中，在发挥税收作用的同时，要确保税收的公平，要建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契合的税收原则[5].董庆铮在《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税收理论的奠基人》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在相关论述中明确地说明了税收与国家存在着本质的联系，同时税赋转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要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加强理论研究与学习，做好会计理论研究，做好会计工作[6].王振宁、葛惟熹都认为应当实行"征收高额累进税",按照能力大小实行阶梯纳税在内的一些具有调节高收入、保护低收入作用的措施[7].这些措施虽然在经济发展中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生产的发展中会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手段[8].林涛舟研究中指出，要充分利用唯物辩证法具体分析不同时期的实际条件，才能真正看清税收的本质，了解税收的职能，发挥税收的作用[9].刘晓慧、王国清等学者从单一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推动了社会主义税收思想的创新。

　　杨卫红、石恩祥等学者在税收改革，构建税收体系，建设诚信税收，构架和谐的税收文化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就中国历代领导人的税制观点而言，历代国家领导人主要从税收服务于民生的角度进行论述。例如，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认为，税收政策要具有革命性和阶级性。毛泽东强调税收要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10].陈云则主张从思想、制度和组织层面加强税收的职能，明确税收的重要性，加强税收执行主体的思想建设，发挥税收的平衡调节作用[11].邓小平的税收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税收的经济观和分配观两种价值观念上[12].朱镕基领导进行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深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集中体现了他的税收思想。新世纪的税收发展中，税收法治，依法治税成为新的领导人的主要着力点[13].

　　1.1.3 总体评价。

　　目前，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税收的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国外的学者研究集中在税收的传统功能筹集资金方面。利用税收来筹集资金推进工业建设，促进经济，强调税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减少国民负担，改善国民生活水平，维护税制稳定方面缺乏实践研究。苏联的税收改革最后甚至放弃了税收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税收政策的研究更加的全面和深入。从最初的实践开始，就始终牢牢的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税收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基本原则。在后来的长期实践发展中，始终坚持基本原则不动摇，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做出适当的改进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税收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经济基础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在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发展经验可以借鉴，一切在探索中进行，在飞速变化的发展中出现了税收理论的滞后性、税收队伍建设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及税收文化建设落后的问题。本文从当前变化了的实际出发，在分析以往税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构建中国特色的税收道路为目标，对中国当前的税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1.2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1.2.1 研究的背景。

　　税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很多关于税收思想的论述。马克思有关税收思想的表述对我国的税收理论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从解放前到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指导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下，中国的税收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果。同时，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并无先例可循，因此，我国的税收思想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战略方针及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怎样建立一个适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完善的税收思想体系是一个亟待完成的问题。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税收思想为基础，从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为当前及未来的社会主义税制改革提供借鉴。

　　1.2.2 研究的理论意义。

　　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上的继承和创新，实践上检验。税收存在于任何一种性质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建设发展税收方面也有着独特的地方。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税收的支持和保障，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税收思想理论作为各种税收制度的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想不断完善和发展，就必须要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税制体系。只有建立起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税思想理论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国家的各项职能，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对马克思的税收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2.3 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现实中，创新和完善中国的税收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建设具有很大的意义，可以保护和促进中国的税收体制。首先，对于政府而言，税收是国家进行各方面建设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合理有效规范国内经济活动的有效手段。其次，税收作为国家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主要手段，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指导下，调整国民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如此，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遇到发展瓶颈的背景下，在继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拉动内需实施稳健的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一个有力有效的税收政策来进行引导规范，确保国民经济软着路。其次，对于经济体而言，合理的税收制度能够确保经济体既能够很好的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贡献，又能够使自己本身得到很好的发展和财富方面的回报。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为基础，通过对不同时期的税收理论成果进行研究分析，找出中国税收思想的发展主线，结合目前的复杂的的国内外形势，探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思想的道路。本文共有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为绪论，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综述等。第二章具体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税收的基本内涵。第三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中国化成果。第四章主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能成功实现中国化的基础。第五章分析了马克思税收思想的中国化的重要意义。第六章针对我国目前的发展形势，从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出发对税制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在论文的准备阶段，主要通过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收集和阅读大量国内外文献，相关书籍和相关会议纪要，同时对数据进行了分类，找出了与论文有关的精华部分，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明确了改革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和目标，对我国的税制改革提供借鉴。

　　2.比较研究法。

　　研究马克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理论时候，通过研究不同时期的税收思想、不同的人的税收思想、或者同一人不同时期的税收思想，在各种变化和不同中，找出正确税收思想的内在本质特征，探究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进程中的发展特点。

　　3.历史研究法。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成果分析研究，找出中国税收思想发展的主线，明确所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进一步发展建设中国的税收思想提供依据。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文章的创新点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出发，分析我国的税收思想发展演变，依据当前不断变化发展的国内外形势，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思想理论提出对策。

　　1.5 研究的不足之处。

　　文章的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综述中对于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相关研究资料搜集不足；二是文章中国革命不同阶段具体经济数据缺乏。
··········
 

第 4 章 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的基础

　　物质决定意识，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能够在中国发展成长，这源自于中国具体的国情的需要。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是适合中国实际并与中国的传统税收文化相契合的。研究这一成果必须从中国的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出发，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实现税收理论的中国化。

　　4.1 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马克思的税收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创新是围绕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的。经济和税收的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性质决定税收的性质，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税收理论的发展成熟；反过来，税收理论的不断深化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提供推动力，经济与税收，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统一国家的建设发展之中。

　　4.1.1 土地革命时期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中国仍然是在战争时期，经济发展十分落后，主要经济形式仍然是落后的小农经济，也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组成部分，总体是非常落后的。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仍旧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各种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毛泽东在分析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两种主要社会阶级，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受压迫剥削的农民阶层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要想发展，革命要想进行，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对外，改变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废除一切旧中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所有的受剥削受压迫的不平等经济条约，废除列强的一切特权；对内，改革生产关系，改革经济体制。要改变广大农民无产阶级受压迫剥削的现状，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非法所得，保护支持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让普通农民拥有土地，让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

　　在改变落后的、剥削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关系，努力建立新的符合人民利益的。

　　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根据地内实行广泛的经济改革，通过经济发展推动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再反过来为经济改革提供政治保障。这一迫切的需要，催生推动了税制改革思想发展，建立一种符合自身需要的税收理论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税收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的基本原则，他对剥削阶级进行的限制、打击的主张，符合了当时国情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实践。

　　4.1.2 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基础。

　　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后，一方面要应对大范围的战争，另一方面面临着顽固落后势力的经济封锁和压迫，解放区的经济处于一个严峻的形势。积极应对革命战争和努力做好经济发展都很重要，战争需要就巨大的经济后援支持，经济的发展有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做基础。解放区政权从实际经济及发展状况出发，对经济发展政策，做出了适合的调整，初步进行了税制改革创新。

　　首先，解放区的落后单一的基本经济结构。抗战初期，历经战乱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发展很缓慢，在解放区内传统的小农经济经济仍旧主要经济组成部分，并且如此落后的经济在战争中，又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破坏。同时解放区内的工商业本来就发展落后，为数不多的工业仅为低级的棉纺织、面粉等轻工业，以及很少的军工制造厂，生产力十分落后。这就据定了税收政策仍然比较单一，侧重点也未发生改变。

　　其次，农业在解放区的基础地位。因此，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仍旧而且必须还是农业，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尤为重要，这就决定了税收的重点在农业，农业是制定税收理论的出发点。如何提供保障农业发展的稳定的环境，确保农业的正常发展，农村领域的改革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也要采取一切办法来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推动农业产量和质量的提高，调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成为短期内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同时也强调要开展自给自足运动，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来发展就根据地，可以发展一定的商业和工业，而且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而作用，也可以尽量获取部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援助和支持。通过一段时期的建设发展，解放区的各项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最后，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1942 年 1 月 28 日，通过分析各个敌后革命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制度取得的实施成果，制定出台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除了"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决定指出：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也有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通过这三项基本原则全面阐述了减租减息政策，即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奖励富农发展生产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至 1946 年 5 月国民党发动全面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继续实行减租减息制度。

　　4.1.3 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基础。

　　随着战争的进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节节胜利，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总量也不断的扩大，有了更多的农业和工业基础来支持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在农业方面，抗战胜利后，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根据当时的解放区的具体形势有步骤的全面的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并且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的土地改革措施。1946 年 5 月 4 日颁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为《五四指示》，这其中明确的指出了党的土地政策将在这文件之后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法定文件是土地改革的分水岭，将土地改革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在《五四指示》正式颁布前继续将延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团结一切农村力量，维护农村统一战线，为党和人民军队争取更多的支持。第二阶段，《在五四指示》正式施行后，由"减租减息"政策向"耕者有其田"政策转变[32].本着"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明确的将土地所有权交给人民。战争初期，到 1948 年秋天，顺利的完成了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战争初期解放区处于弱势，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因为战争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稳定的农业土地关系产生了一些冲击，部分地主在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倒行逆施，重新掌握了土地所有权。人民政府带领老百姓打地主，收回土地，将土地分发给普通老百姓。这一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了对人民军队的支持的力度。

　　工商业方面，统筹兼顾、公私兼顾。在全面内战发生以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正确估量了具有进步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进而制定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反对破坏国内和平、发动战争的反动势力策略路线。因此，个解放区的人民政权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保障合法的私人工商业，帮扶私人企业，鼓励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适当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等一系列政策规定[33].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更多的城市成为解放区，城市里的大量工厂、基础设施等为人民政权所接收。这为原本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的人民政权提供了极大的工业力量，具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

　　4.1.4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基础。

　　土地改革任务尚未完全完成，在建国后继续进行。这一改革运动的彻底完成，从根本生变革了社会经济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在部分地区完成，新的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实现。腐朽落后的土地所有制度压迫剥削广大普通群众，严重的阻碍了农村生产的发展。在 1952 的冬天，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除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得到了全面落实。全国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大约4600 万公顷土地。土地改革运动的成功，从根源上摧毁了剥削制度的所有制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政权的基础，获得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巩固了新生政权，并为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民恢复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毛泽东明确指出：当前中心任务就是进行经济建设，为建立社会主义强大的物质基础，并积极领导我国人民为实现这个任务而努力奋斗。他希望每个人都清楚的知道这个城市的所有的其他工作，"全是围绕着大力进行生产建设，为这个任务提供服务的".根据当时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只占国民经济总比例的的十分之一左右，手工业和农业比重占据绝大部分。针对这种严重失衡落后的实际情况，国家提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法，来集中所有的力量努力恢复和发展当前落后的国民经济。虽然当时还要继续进行完成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但是，围绕生产、恢复生产、促进生产、发展生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各项改革运动的中心。1952 年，国民经济整体形势基本好转完成了预期目标，接着毛泽东系统的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有步骤、有计划地，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实现。依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示，开启了第一个国家五年建设计划方案，开始系统的进行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建设。这一建设方案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下，提前一年完成了预期的目标，建立起了一大批急需的工业产业，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完成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8 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整个经济状态出现了大冒进，随后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这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次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运动，是我国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一次冒进建设。这一过程中由于没有正确的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规律，盲目求发展速度，同时刻意的放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造成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现象，各方面建设都受到了巨大地冲击，国民经济比例发展严重失衡，给人民群众和整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随后从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由于之前的盲目冒进和工农业发展失衡带来的后续影响，发生了建国以来最终严重的全国性的粮食供给不足的危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很大的影响。"文革"时期由于对国际形势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致使国民经济中重工业、国防工业的过度投入发展。同时对战争发生的错误预期，也导致国家在制定进行很多的重点项目时，经济因素让步于战备因素。国民经济严重发失衡，经济总量增长缓慢，工商业基本陷于停顿，国民经济严重发展滞后，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

　　4.1.5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这一主导思想的出台的前提下，同年 11 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几户农民第一次打破原有的合作社制度，尝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对内改革的道路由此开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中国走上了强国之路。南巡讲话宣告中国改革拉开了崭新的一页，同年十月举行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新阶段的发展目标。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已基本形成。在对外开放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打造了从沿海到内地，由普通的加工制造业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产业分布格局，国民经济实现了从封闭状态到开放经济。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更多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新的形势下原有的税收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税制改革急需进行。

　　南巡讲话，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入 90 年代初期"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家的财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中央财政收入迅速下降，中央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困境。从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甚至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并且借而不还的事。在这期间，1980 年出现的"能源交通基金",1989 年出现的"预算调节基金",这些临时性的特别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央财政不足，由中央政府采取实施的。中央的财政资金缺乏，导致在国防和其他需要国家集中投资发展建设的部门的正常运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税制改革成为大势所趋，但是短期内税收理论创新发展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直到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上任后，大刀阔斧的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税收理论创新。为此国家进行了一些列的适应新形势的经济领域的改革措施，自此之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挑战和机遇中高速稳健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世界范围内连续发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但是我国由于稳定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环境，在屡次危机中成功应对，趋利避害，迎接挑战，抓住机遇，继续稳步发展。到"十一五"结束，国内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总量保持平稳快速增加，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三，现代化农业结构逐渐得到推广，新型工业化道路逐渐发展成型，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并且，在获得这些成果的同时，在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排放，以及优化升级国家地区产业结构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提高社会公平分配水平，统筹地域之间、统筹不同阶层之间的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调控重点。充分发挥税收的再分配作用，成为税制改革的重点。

　　4.2 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的政治基础。

　　税收要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需要有一个能够强力执行的政府和一个合适的政治社会环境。一定的理论服务于一定的政权，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虽然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学说，所以并未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根发芽，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是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权服务的，要想将马克思主税收理论真正的贯彻落实，必须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权，建立一个合适的政治环境。

　　4.2.1 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基础。

　　首先，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建设发展。在吸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1927 年 8 月 1 日，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将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 年 8 月初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运动大纲》，强调在新形势下应当坚持武装夺取政权，在根据地内实行土地革命。提出了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34].1927 年 10 月，在经过仔细的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剩下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展广泛的依靠人民群众的游击战争，深入开展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工农联合政府，建立人民武装军队，建立起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新的中国革命之路。1928年 4 月，朱德、陈毅等带领其它起义中集结的武装力量汇聚井冈山地区，与先前到达建立根据地的革命队伍汇合，三支队伍汇合后进行了统一整编，建立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此后，中国共产党陆续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面积和革命武装力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等红军部队.

　　其次是革命政权的建立。随着革命的进行，根据地的扩大，为了有效的统一管理整个政权机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苏共支持下，带领人民在 1931年 11 月 7 日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初的首都定在江西省赣州市瑞金，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和国。在共和国政府运行期间，瑞金政府制定颁布了临时宪法，统一制定发行了法定的货币，设计了国旗，同时将所管辖范围内的地域称为"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建立，为统一领导各根据地和红军队伍创造政治条件；为争取政治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提供了可能；为建立中央苏区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各种探索和建设，都为实施无产阶级税收思想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政权条件，为马克思税收理论的中国实践提供人口和地域基础。

　　4.2.2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基础。

　　首先，解放区政权分散的分布形式。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经过长征由南方转移到北方，延安成为政治中心。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各个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在各解放区内，陕甘宁边区是各方面发展比较成熟的敌后解放区。由于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在中央的直接领导帮助下，边区政府政权建设成为广大解放区的模范。解放区分散于各个地区，无法实行统一集中的管理体制，这一时期的管理方式带有分权制的特点。

　　其次，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一时期面对抗日战争的爆发，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民族矛盾成为国家主要矛盾，在这种大形势下，所有的一切矛盾都必须暂时放下，一切让步与抗战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在于 1935 年 8 月 1 日正式对外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呼吁，顺应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带动了整个民族的抗战积极性，影响巨大，竖起了一面号召全民族抗战的大旗，推动了抗战的发展。

　　最后，人民政权建设原则。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分阶级，无论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只要是爱国的，支持抗日的并且愿意与人民政权合作的，就需要努力团结[35].为此党中央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统一于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政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了确保党在解放区的领导权。同时能够进一步发展壮大进步势力的力量，努力做到争取中间势力，孤立落后顽固势力，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队伍力量，中共中央提出在人民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1940 年 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在各级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应当通过广泛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新型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权[36].

　　4.2.3 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基础。

　　1946 年 4 月 23 日，在抗战取得了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主要从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确立的和平统一、避免内战的共识出发，广泛讨论政权建设问题。目的在于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权，推进民主化进程在全国范围内贯彻落实，保障解放区的合理合法的新民主主义这一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制度。提出了"模范自治省" 的口号，同时重点制定出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正当共产党积极准备落实这一宪法原则，建设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擅自破坏和平协定，悍然挑起了战争，内战由此开始。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部分大资本家势力背叛革命，站到了反动派立场上，也成为了民主政权实施专政的对象。

　　鉴于全面内战爆发下的这种严峻形势，党中央决定，在"三三制" 的基础上开始，由抗日民主政府向人民民主政府转变，参议会制度开始向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转变，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早的实践。同时，在政权结构上，由过去的议行分离的形式，逐渐过度到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此时党领导下的政权的民主的本质开始发生了改变，开始变化为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具有进步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爱国民主人士对落后腐朽的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实行专政的民主。

　　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胜利，在继承原有的政府组成办法之上，提出了新形势下政权建设的民主制度，并且通过新的民主制度激发普通群众的参与热情，促进政权的发展。各个解放区在推行民主建设、民主选举的同时，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民主制精神，提高各方面管理的水平和质量，统一做出要求无论是省级还是县级都推行"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实行"议行合一"的方式来加强管理，改变过去分权的管理模式。从最初的"三三制"的民主形式，到"逐步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这一转变明确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设思路。1949 年 6 月，经过长期的实践，毛泽东总结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全面详细地阐述这一概念，这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新的政权建设理念的正式形成。

　　4.2.4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基础。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正式成立，从此全国范围内结束了过去长时间的分裂战乱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新中国。统一的政权需要更大的财力来维护和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就需要税收来筹集资金。要想施行行之有效的税收政策首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了创造一个国家发展的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在建国后进行了一系列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

　　第一，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先后进军大西南、海南岛消灭顽固势力，通过多方努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第二，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新中国建设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国际影响力，震慑了敌对势力；第三，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整肃党纪党风，整顿干部队伍，打击消灭国内的敌对反动势力；第四，大力进行肃清反革命，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第五，加强同苏联等世界上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与交流，争取建设支援，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些行动有效的保障了国家的统一稳定，同时进行如此多的大规模的政治或者军事行动都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然而新中国刚刚建立，各方面发展刚起步，经济实力有限，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就需要制定最有效的税收制度来筹集资金，将资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4.2.5 改革放后的政治基础。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上"两个凡是"的思想被彻底否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从这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一个崭新时期。

　　首先，确定改革开放政策。将改革开放写入宪法，各项后续措施有了法律依据。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政策上得到了确认，关于经济结构的论断，为私有制的合法地位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为市场经济下，各种性质经济的发展扫平了道路。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需要国家及时改进管理机制。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化的税收理论体系。通过宏观调控，维护基本制度在私有制的冲击下不变动，确保国家制度稳定，保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其次，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政治局势。国内的政局刚刚稳定，各方面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东欧巨变、变苏联解体，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危境之下，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黯淡。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大溃败",国内也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敌对势力群体，大力宣扬"西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走到了一个瓶颈期，各项工作的开展亟需一个明确的定位指示。1992 年邓小平南巡后发表了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谈话，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各种困难和挑战，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和获得的基本经验。进一步说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从基本的理论和原则角度指出了如何深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理论上全面彻底地解决了许多现实发展中人们无法确定的重大认识问题，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结论

　　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自从诞生之后，就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全面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先进性、独特性。列宁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实践者，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付诸实践，并且丰富发展了理论内涵。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无产阶级税收思想的正确性。之后，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促进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中国革命的建设和发展又促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

　　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成果的探究，是立足于不同时期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究马克思主义税收理论发展的社会基础，分析各时期的影响因素；同时从不同时期产生的具有阶段性的税收思想出发，探究党的税收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税收理论自身出发，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税收主导思想，发现税收的阶级性、革命性原则是任何时期都要坚持的，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这两个特性都必须坚持。"仁政"是税收的基调，仁政是对人民群众的仁政，是根据具体国情采取的适度的仁政。税收的作用体现在政治上是保卫国家政权，维持社会稳定；体现在经济上，在于为经济发展筹集资金，宏观调控国民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从外在因素出发，通过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是决定税收思想的基础，政治环境决定具体执行措施，文化因素丰富发展税收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不断发展，源自于中国人民对它的需要，源自于能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需要因时而变不断创新的特质。

　　当然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的税收理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是在实际中产生迫切需要才会产生新的税收理论。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私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日益提高的形势下，单纯依靠已经存在的税收理论政策来调控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了，而且会产生一些弊端。采取一种合理有效的税收控制措施，是十分必要也是最有效的，税制改革刻不容缓。

　　本文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成果进行了详细的探究论述，总结了中国税收的发展理念。但是，这些研究只是基于发生了的事实，并没有做到面面俱到，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在今后的的研究中让然需要继续搜集资料，研究发展现状，并根据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实际做出相应的改进调整，以此来更好的发挥税收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