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几个问题-985毕业论文网

摘要：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在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史过程中， 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要对史学研究有不变的兴趣；要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深入的人生体验和百折不挠的殉道精神；要有综合的知识结构、杰出的写作能力；要认真阅读原典、原着；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要做好论文选题工作。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 研究生教学； 学习兴趣； 论文写作；

　　Abstract：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when history graduates study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he following points should be observed.They should keep a constant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history.They should possess a rich social experience, a deep human practice, and a yielding spirit of a martyr.They should have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an excellent writing ability.They should read the original earnestly, grasp a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 and do well in topic-selecting.

　　Keyword：ancient history of China;graduate teaching;study interest;thesis writing;

　　本科与研究生阶段教学的不同在于本科教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教师按照教学大纲或教科书进行知识传授的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又必须将个人的想法融入其中， 而研究生阶段则不局限于特定的教条或书本的说法。在这里讲几个问题， 希望能对同学们有所启发。
 

 

　　一、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有不变的兴趣

　　“兴趣”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词汇， 因此往往容易被忽视， 实际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是关涉到个人一生能否获得成就的首要因素， 诚如孔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所云；“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之者不如乐知者”。 （《论语·雍也》） 他把学习的境界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知之者， 即懂得某一门学问或业务， 这是基本的层次。第二个层次——好之者， 即只是简单地爱好某一门学问或业务。第三个层次——乐知者， 指涉醉心于某一门学问或业务， 所以能够达到乐此不疲， 不断地去追求的程度， 这就是孔子所认为学习或研究的最高境界。放眼当今世界， 凡是能获得重大成就的人， 在最后谈自己的体会时， 几乎皆有“喜欢”二字， 就是以之为最高的志趣。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你个人在对待历史学上， 属于哪一种类型。是为了谋求一个凭证， 还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抑或是醉心于此， 而从事史学？业余爱好是工作之余的行为， 就像爱下象棋、养花一样， 聊作一种消遣罢了。百折不挠、矢志不渝， 以释疑解惑为快乐， 以取得新发现为骄傲， 只有这样才能够乐此不疲。比如， 鲁迅和郭沫若， 他们都曾留学日本， 学习医学， 但回国之后却无一从医。鲁迅在北京的教育部任职时做兼职老师， 在授课之余， 到处临摹抄写古碑， 广搜史料， 后来结集出版；他还着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略》， 填补了文学史空白， 至今仍为高校文学专业必读书目。郭沫若早年学医， 熟谙人体解剖， 故对考古学既有兴趣， 又有能力， 所以他第一次流亡日本时， 在食不果腹的困窘中， 仍千方百计地搜集从中国流失至此的甲骨片， 并制成拓片进行研究， 可谓无师自通， 历经一生不懈的研究， 到七十岁高龄时， 仍亲自用毛笔抄写出版。我们知道研究甲骨文的目的是研究商代史实， 所以郭沫若又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进行深入研究， 填补了商代史研究的空白， 极具开创之功， 在这之前讲中国古代史是从诗经， 即春秋讲起。从此不难看出， 郭老的成功， 一是天赋， 再就是其浓厚的兴趣， 他有考证的癖好。据说， 上世纪五十年代驻青的山东大学也是历史研究的重镇， 有枚古钱却无人能解， 郭沫若五分钟就破解了：朱成功， 三个字重叠写的， 从而得知是郑成功在台湾发行的货币。

　　以上， 我认为乐趣是治学的最高境界， 真正的学问家就是志趣使然， 这是一个朴实的原则，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中国自孔子以来， 如此；西方哲人亦如此。最后重申， 兴趣极为重要， 有兴趣才有灵感， 才能孜孜以求， 才能有胆量把真理说出来。

　　二、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要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深入的人生体验和百折不挠的殉道精神

　　丰富的社会阅历， 深入的人生体验， 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磨难， 实则是一种历练与升华。例如一些老一辈学者， 国民党、四人帮的监狱都蹲过， 并视之为一笔财富。这确实是炼狱， 有的想不开就自杀了， 但活过来的回头想想， 就意识到：现实是历史的延续， 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要了解现实就必须先了解历史。反过来， 不了解中国当代国情， 就读不懂历史， 所以要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深入的人生体验， 否则将难以解读历史。

　　如果一位同学要做关于《史记》的论文， 他若没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就不光书读不懂， 可能连司马迁的行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能忍受腐刑的奇耻大辱而坚强的活下来， 他要立言 （三不朽之一） , “成一家之言”， 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 有能绍明世， 正易传， 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 以传承中国文化传统为己任， 有了这种认同感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 继承父亲的遗言， 撰成《史记》， 传之后世。司马迁在《史记》最后的130卷“太史公自序”交代以上种种， 也包括写作的体例， 以及自己的生平经历。他说：“迁生龙门， 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会稽， 探禹穴， 闚九疑， 浮於沅、湘；北涉汶、泗， 讲业齐、鲁之都， 观孔子之遗风， 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 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南略邛、笮、昆明， 还报命。”

　　在谈游历齐国的感受时司马迁说：“吾适齐， 自泰山属之琅邪， 北被于海， 膏壤二千里， 其民阔达多匿知， 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 建国本， 桓公之盛， 修善政， 以为诸侯会盟， 称伯， 不亦宜乎？洋洋哉， 固大国之风也！”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我曾经构思过一篇文章：现在都说山东大汉， 鲁莽， 甚至野蛮。梁山好汉成为一种符号， 但汉武帝时期， 齐地还是“民阔达多匿知， 其天性也”， “洋洋哉， 固大国之风也”， 智谋之学兴盛， 古代三大军事家都是齐国人。那后来为什么变成山东大汉呢？这便是区域文化中断的问题， 大批文人迁至江浙地区。第一次是东汉末年， 琅琊郡一批大知识分子南迁， 例如诸葛亮随他叔叔始迁荆州， 叔父去世， 再迁到河南和湖北交接的地方， 静观时局， 等待时机。第二次是西晋末年， 琅琊王氏的王导等。第三次是北宋末年， 李清照等。由于这三次的迁徙严重破坏了山东文化的传承， 而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再例如， 孔子的77代嫡孙孔德成， 也定居台湾 （2008年10月28日病逝于台北， 享年89岁） 。

　　所以文化种子极为重要。古代官吏告老还乡， 他们往往以此聚徒讲学， 在本乡本土完成最后的文化使命， 从而形成文化传承的脉络。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恰好相反， 摆脱农村， 进入城市， 尤其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更是人才流失严重， 造成越来越落后。前几年济南有位作者发表了一篇相关的文章， 与我有同感， 但没有阐释清楚， 而且据我所见再也没有系统论述。另外， 为什么江浙地区的文化如此发达？大批山东知识分子的迁入， 带来的生理与文化基因转变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忽略。

　　以上由司马迁的游历谈及山东文化中断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很重大的题目， 希望同学们能给以关注。

　　所谓“殉道精神”就是敢讲真话、会讲真话。古代的讲真话就是“谏”， 包括史官在内。在《左传》里有两则， 一是“崔杼弑君”， 齐庄公因通奸大臣崔杼妻， 不但公然“骤如崔氏” （经常到崔杼家里去幽会） , 而且公开污辱崔杼， 将崔杼帽子随意赐给别人。崔杼趁庄公入室幽会之机， “闭门”， “甲兴”， 拒绝“请盟” （饶命） , 令卫兵箭射爬墙欲逃的庄公， 使其坠地摔死。崔杼随即立景公为君， 自立为相， 操揽大权。在这件事上， 晏子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 用婉转的方式表达了对崔子和庄公的不满。而史官则不同， 鲁襄公二十五年，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 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 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 执简以往。闻既书矣， 乃还。”齐太史一家三兄弟前仆后继， 三兄弟之后更有南史续之。他们誓死只为了记下崔杼弑其君的事实；慑于正义与英勇， 崔杼只好作罢。两条生命， 四个人前赴后继， 开秉笔直书的“良史”典范与先河。二是“赵盾弑君”，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 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 残害臣民， 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 多次苦心劝谏， 灵公非但不改， 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 未遂， 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 未果。赵盾被逼无奈， 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 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 于是返回晋都， 继续执政。“乙丑， 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 ‘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 亡不越竟， 反不讨贼， 非子而谁？’”以至于孔子虽然讲求“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论语·子路》） , 但对待这个问题上还是大加赞赏说：“董狐古之良史也， 书法不隐。”

　　以后的历代史官往往因直谏罹难， 前四史的作者就是如此。所以讲真话是不太容易的， 又有“讽谏”， 如邹忌说琴谏齐王， 汉代东方朔等人用赋进谏等等。

　　那么为什么讲真话如此之难？中国古代政治是皇帝集权， 这位最高统治者有不可动摇的权威， 带有极大的个人倾向。往往亡国之君都不愿听真话， 而蒙蔽于假话之中， 虽然他有时可能要求讲真话， 却暗藏杀机。以纣王为例， “文王崩， 武王即位。九年， 欲修文王业， 东伐以观诸侯集否。……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 与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 纣杀王子比干， 囚箕子。武王将伐纣， 卜龟兆， 不吉， 风雨暴至。群公尽惧， 唯太公强之劝武王， 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 誓於牧野， 伐商纣。纣师败绩。”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 吕尚就是以纣王身边的贤能人才流失而成独夫民贼， 为伐纣最佳时机， 赢得战争。无独有偶， 历史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悲剧往往周而复始， 不断重演， 周厉王时“道路以目”， 终酿亡国之危。就是在政治斗争中亦复如此， 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张汤称不说话的同僚为“腹诽”， 十分可怕。所以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 真话难讲。

　　开国之君则往往会广开言路， 虚怀纳谏， 例如刘邦、唐太宗，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起家过程， 容易接受前亡教训， 但随着大局稳定， 又会变得难以忍受， 唐太宗对魏征的态度变化就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要求一个独裁者始终如一的听真话是不可能的， 这缺乏一种制约机制。所以会有“隐士”， 避世之士、避人之士、避色之士、避言之士， 孔子就是避言之士。再如韩非《孤愤》、《说难》， 更见讲真话之难。当然， 如果像伍子胥那样倚长辈之势， 当众训斥青年国君， 不给其留颜面的做法， 也不可取。谋略家则不一样， 像范蠡、张良等讲求自保之道， 不贪恋职位， 功成身退。

　　中国古代没有如英国那样约束国王的议会、契约等机制， 而且越到后期越专制集权， 以明清为甚， 大兴特务统治， 文字之祸， 这是真话难说、士子殉道的主要原因。

　　三、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具有综合性的知识结构、杰出的写作能力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着作， 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 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 共一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史识， 使之成为中国第一部， 也是最着名的纪传体通史。十二本纪是统一王朝的编年政治史， 三十世家是各诸侯的编年史， 也是政治史， 比如《周公世家》就是鲁国的编年史， 七十列传大多是家族史， 并非单是某个人的传记， 八书就是专门史， 例如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都是专门记载某一特定领域事实沿革， 这是专门史研究的起点。十表是年表， 即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 “并时异世， 年差不明， 作十表。”收录没有列入本纪与列传的人物或事件， 是其重要的补充， 以构成完整性。

　　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就是融文、史、哲、理于一体， 例如截至西汉时， 天文方面的最高成果就体现在“天官书”中， 但问题是出在将之神秘化了， 如分野理论， 将星辰划分为“十二次”， 即星纪、玄枵、阪訾、降屡、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将地上的州、诸侯国划分为十二个区域， 使两者相互对应。就天而言， 称为“十二分星”；在地而言， 称为“十二分野。”并以之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 这是一种糟粕， 需要剔除。所以从事历史研究， 尽量要有综合性的知识结构， 例如黄河变迁史研究就必须具备天文、水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而现在动辄从某一学科的角度研究《史记》， 是极为不科学的， 有“瞎子摸象”的肢解之嫌。

　　杰出的写作能力， 主要是指客观的叙述能力及判断力， 司马迁就是一个叙述大师， 而且每篇篇末附有“太史公曰”， 就是其观点的陈述。那么， 知识与能力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学问不等于知识， 知识也不等于能力， 一般能力也不等于卓越的天赋能力。所以学问家不等于着作家， 有的教授很有学问， 讲课滔滔不绝， 但写作极为一般， 子曰：“博我以文， 约之以礼” （《论语·子罕》） , 应该博约结合。作为大史学家必须是大学问家， 也必须是大着作家， 缺一不可， 例如司马迁。

　　写一般文章， 很容易， 但写杰出的文章并非努力可及， 是有先天因素的。例如前引， 司马迁认为， 每隔五百年就会出现一位非同凡俗、思想上远远超出一般国民的“圣人”。第一位， 就是周公， 制定周礼的周公；五百年之后， 出现了第二位， 就是孔子。到了司马迁的那个时代， 司马迁认为， 这第三位， 难道就是我吗？如果是我的话， “小子何敢让焉”？如此气魄与抱负， 可见一斑。

　　那么， 为什么是每“五百年”才出现？这是一种文化符号，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楚有才作有《<史记>时间寓言试解读：神秘的“四十六日”》一文就对类似现象做出了阐释。他说据《史记》记述， 白起在长平围攻赵军主力， “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 终于败降；宋义救赵， 在即将与秦章邯、王离军决战前， “行至安阳， 留四十六日不进”；“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 向刘邦投降。秦史中三个重要事件都出现了“四十六日”的历史记录， 似乎并非巧合。考察宋义“四十六日”事及子婴“四十六日”事， 可以发现颇多疑点。联系以秦地为背景的传说中也有“四十六日”情节， 可以推知《史记》“四十六日”的记载应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但在我看来作者并没有真正破解这个疑团。所以中国古老文化， 有许多尚待破解的神秘之处， 以今天的学科分类法， 是轻易研究不得的。

　　四、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应该阅读原典、原着

　　原典就是指最早的着作， 中国最早的着作为史官所作。中国史官的历史起源很早， 传说黄帝时期就有史官。文字的发明者仓颉就是史官， 所以后来夏商周三代都有史官， 可以说最早的文化是史官文化。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像《尚书》这类的书， 都是史官作的， 而不是私人着作。现在已知的最早私人着作是孙武写的《孙子兵法》。孔子没有着作， 他“述而不作”， 其所谓的着作就是一些语录， 即他的门徒和再传门徒根据他的语录整理出来的《论语》。六经只是经过孔子的编辑， 而不是他的着作。

　　就历史学而言， 首先要读的就是先秦着作， 有些成书于西汉时期。也就是说先秦的大部分书包括《论语》在内， 大都成书于西汉时期。西汉时期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收获季节。这一时期， 各种版本都定下来了， 中央机构设了很多博士官。有人说秦王朝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王朝， 秦王朝不重视文化。是不是这样？同学们可以看王国维的文章《汉魏博士考》， 他详细地考证了秦王朝设立的博士。比如说我们现在读的《今文尚书》的传授者是谁呢？是济南伏胜。这本书是伏胜口述、晁错记录而成的。当时伏胜已经八十多岁了， 说话也不清楚， 讲的是山东方言， 晁错听不懂， 后来由伏胜的孙女给晁错翻译。像《易》、《诗经》、《尚书》这类着作， 像三礼 （《周礼》、《仪礼》、《小戴礼记》） , 还有兵家、法家、墨家的着作等要读， 以后那些书万变不离其宗。第二， 史书方面。要读前四史， 特别是《史记》、《汉书》。后边的史书来得及就读， 来不及就暂时放一放。前四史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体例完善、语言文字是最好的。往后的史书写的比较好的是《金史》， 《宋史》是最差的， 欧阳修的《新唐书》也还不错。所以读书先读源， 然后才是流。

　　说到孔子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 “孔子热”最起码有三次：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现在。大家不要感到奇怪， 因为孔子的命运就这样， 去世以后大家都在谈论他：皇帝说他好；农民起义军说他不好；搞改革的像王莽、康有为说孔子是个改革家；反对改革的也以他为样板。知识分子把孔子看成是天上的文曲星， 参加科举考试前就要去拜。高考前有的家长也领着孩子去拜孔子。现在的韩国人也拜孔子。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批孔现象， 毛主席本人对孔子的看法也有矛盾。总起来讲近代的革命家多不喜欢孔子， 因为孔子是守成的， 是维护既有体制的。所有改朝换代的能攻善战的创业之主都不喜欢孔子， 他们手下的人才， 不是军事家， 就是法家， 也就是革命家。革命是指革天命、变化天命。像曹操这类人物绝对不认同所谓的道德家。建立自己的朝代以后就是另一回事儿， 也就是说建国以后需要巩固统治地位的时候， 孔子的学说就有用了。当代的年轻人要了解孔子， 首先要读几篇原典：

　　《史记·孔子世家》详细地叙述了孔子及其祖先， 一直到司马迁时期其后代的相关情况。孔子出身于武士世家， 长得很高 （九尺六寸， 相当于现在的2.1米） 。“士”原意指武士。春秋以前还没有文士阶层， 从孔子办私学以后出现了一批知识分子， 于是“文士”这个词就出现了， “士”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关于孔子学生的列传。司马迁穷尽当时所有的资料有详有略地介绍了孔子的七十二个或七十三个着名的学生， 包括他们的出身、国籍以及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另外， 像《孔子家语》、《论语》、《左传》等也要读。通过阅读这些原典， 才能够真正了解先秦时期孔子的形象， 至少是了解西汉以前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了解这些以后， 再看看参与讨论的人说的是对或错。总起来说， 应该看了原典以后， 自己再去琢磨现在出现的观点是否正确。

　　建国前后的历史学家大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像鲁迅， 就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基， 可以说没有旧学， 鲁迅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鲁迅。戊戌变法以后到1905年清末新政， 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制是可以废除的， 但必须用新的文官制度来取代它。像英国把中国的科举制度引过去， 建立了英国式的文官制度。而中国人很激进， 废除起来很彻底。像王莽对待政敌， 不仅把这人杀掉、房子拆掉， 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宅基地深挖一个大坑， 然后灌入污水， 这种报复心理太严重。像中国古代长安、洛阳等名都的地面建筑的毁掉， 就是由以上原因导致的。废除科举制以后，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种文官制度， 其实我们是很需要的， 需要包括考试在内的文官制度。孙中山设计的中华民国制度， 其中一个考试院就是文官制度， 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再就是旧学可以废除， 但是应该保留一些原典、原着；否则， 我们凭什么说弘扬传统文化？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不仅是创新， 而首先是传承。如果祖先留下的东西传承不下去， 只知道号召弘扬传统文化， 是没有用的。只有传承了， 才能创新。另外， 读原典要反复地读， 一遍一个感觉。

　　五、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同学们已经学过史学概论， 研究方法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唯物史观等，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一） 综合研究与分科研究

　　孙中山曾说，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逻辑学， 也没有科学的分科。其实没有分科恰恰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分科法是西学的方法。“中国重综合， 西方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但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分析。有人说中国不讲语法， 但怎么能说中国不讲语法呢？如中国的音韵学、文字学等。十三经就专门介绍了一本字典 （《尔雅》） , 推荐读儒家经典的时候就查阅这本字典。现在的分科研究已经很普遍了， 我们的专门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分科研究， 像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社会史、民族史等的研究， 甚至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都包括。凡是古代有的东西几乎都提出来了， 分科研究便于从一个方面详细研究。如前所述， 像《史记》之类的史书里的志就属于分科研究， 但这些不是单独的分科研究。司马迁搞史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天人”体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 就是说人和自然的关系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有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规律。说到底， “古今之变”就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今社会的演变规律。古今之变是个大题目， 是某一学科不能单独承担的。司马迁指出自己写《史记》是为了实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 如果只是研究思想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即使研究终生也不会真正理解《史记》。所以， 我们应该提倡综合研究。

　　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孔子只是道德家， 不是哲学家。这些人站在西方的角度来说完全可以。但是中国为什么非得接受这个看法呢？所以近年来有人提出研究中国哲学， 要自己研究自己国家的东西。像胡适写的就是西方式的中国哲学史， 语言、方法、体系都是西方的。我们研究时要做到语言、方法、体系都是自己的， 才能是说我们真正的继承、创新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经、史、子、集四部， 清朝时不叫“四部”叫“四库”， 四库即四部。从魏晋南北朝有甲、乙、丙、丁， 到隋唐以后， 就明确地提出四部来了。那么现在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些东西呢？这些分类没什么不好， 但现在图书馆的图书分类用的都是西方的分类法。以传记为例， 在古代中国属于正史规定体例， 在西方则属于文学。按西方分类法， 《史记》的列传被剥离出来， 当文学来读。这是一个错误。西方分类法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 值得深究。

　　（二） 提倡独立思考

　　只有独立思考， 才能创新。有这么一句话：“科研是求异的， 从政是求同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在政府里工作应该求同， 把各种共同的认识变成政策， 可以说这是从政的基本原则；而科研不是这样， 科研要求异。当然对同的方面也要认可， 但是要想真正的有所发展创新， 必须求异。学术问题不能投票表决。如果政治家把治理国家的那一套用到学术上， 就会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像汉武帝他是位很有作为的杰出政治家， 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已非先秦儒学） ”。但是汉武帝错就错在实行这一政策， 就是说别的都可以放弃， 只能提倡这一个学说， 不允许人们独立思考。在动乱时期， 像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 只有齐国开门纳士， 建立稷下学宫， 各个学派都可来， 给予上大夫待遇， 但是不一定亲政， 只是发表意见。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统一天下了， 它的学术一般是独尊一家的。唐朝时期是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并行的时期， 所以唐朝比较开放。但是它也有独尊， 像李世民姓李就尊道家， 但道家是无为而治， 搞得太玄， 没法应用于政治， 所以李世民还是用儒家。对佛学他开始是排斥的， 对玄奘取经不支持。武则天支持佛学， 洛阳龙门石窟就有她本人的像。她尊重佛学的目的就是与李氏抗争。在中国历史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竹林七贤”。天下不统一， 知识分子有相对的独立性， 可以周游列国， 一旦统一就不可能。可以说只有求异， 才能开辟新的领域， 像近代发现甲骨文、竹简后， 都有了新的发现。

　　（三） 遵守学术规范

　　对同学们来说， 这一条尤为重要。最近几年， 在研究生群体中， 出现了不少抄袭现象， 还有一些高校教师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秉持学术良知， 遵守学术规范对搞史学的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职业本身就要求讲真话， 要实事求是， 诚实做人， 追求朴实的文风。同学们在学习与研究中要做到：第一， 引用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加注， 不加注就是抄袭。第二， 要会引用。一般地来说， 没有争议的材料采取变通的话来讲就行， 不用引用；有争议的关键性史料要说明。第三， 在同一篇文章中， 最好不要反复引用同一条资料， 或者用一条资料证明好多问题。第四， 文风不要刻意追求华丽， 不用别人看不懂的语言。

　　六、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做好选题工作

　　（一） 要有学术价值

　　哪些选题是有学术价值的呢？

　　第一， 新史料的发现、破译和研究。新史料不仅指新看到的文献史料， 而且包括新出土的地下实物史料 （包括甲骨文、钟鼎文、简牍、帛书等）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 中国不断地有新史料的发现。比如甲骨文的发现， 解决了商代历史的问题， 证明司马迁《殷本纪》所记载的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是正确的， 从此我们的历史往前推了一步， 也就是确实的证明有商代的历史。简牍有很多， 像流沙简牍 （研究西域文化） 、郭店楚简。另外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列传》说中国历史上齐国有两个孙子：一个是孙武， 一个是孙膑。他们各自留下了自己的兵书。从西汉时期到隋朝前期， 史学家对这种说法没有异议。但在《隋书·经籍志》中没有孙膑及其兵书， 于是大家就提出异议来。北宋以降， 由于疑古思潮相当浓烈， 史学家就怀疑只有一个孙子， 即孙武， 没有孙膑这个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1970年） , 发现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 经过整理发现了孙膑的兵法， 由此证明了司马迁《史记》里所说的两个孙子是正确的。

　　第二， 对空白的弥补。百密一疏， 总会有些问题没被研究， 所以我们就可以填补一下。要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 没有对某一事件的相当深入的理解， 就不可能写出弥补空白的文章， 像宋明时期的一些疑案、迷案， 容易使我们产生误解。通过查找资料， 把一些存在疑问的问题解决掉， 是很有价值的， 而且也是件愉快的事。

　　第三， 对错误的纠正。对错误的纠正包括很多方面， 最主要的是对史料的纠正。

　　第四， 对新研究方法的探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应该得到提倡。

　　（二） 选题要考虑到自己的研究能力

　　选论文题目时， 要做到：第一， 通的题目不要写 （通的题目就是指跨时段太长的题目） 。因为我们读书量、研究能力等达不到。第二， 与考古有明显关系的不要写。在古代， 青岛这个地方是个蛮荒之地， 隶属于不其县。不其县撤销之后， 青岛就隶属于后来的即墨县。青岛开埠是在清朝末年时期， 这个地方有一些渔村、流民。所以， 青岛周围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考古发现。上世纪50年代， 山东大学在青岛的时候， 在现在的城阳区夏庄发现了一些汉墓， 甚至还发现了伏后墓 （汉献帝时期， 伏后被曹操杀掉） 。为什么在这儿发现汉墓呢？因为不其侯国就是伏氏家族的封地， 伏氏的祖先是孔子的徒弟， 一直到伏胜再往下传， 到西汉时期， 他们这一个家族的家传学问就是经学， 包括《诗经》、《尚书》等。发现这种考古资料的机会很少。山东考古价值最大的地方在临淄， 有地下考古实物， 而曲阜主要有地面建筑。所以， 青岛地区的学生写与考古有关的论文几乎写不了， 那就最好写关于一本书、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论文。

　　选好题， 接下来的研究程序大体包括：首先深入阅读与论文相关的资料， 最好是收集人民大学报刊资料， 边阅读、边记录、边做注释， 经过长时间的阅读积累， 就会发现某些领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已经取得了哪些共识、哪些问题是还没有解决的。有条件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第二， 怎么来确定题目？一定要了解学术前沿。如果这个题目人家已经解决了， 我们只好放弃。再就是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第三， 确定题目以后， 还要查找与本题目相关的历史文献。找到历史文献以后， 分析论证， 形成大纲。同时， 也要接受老师的指导， 与老师或者同行进行讨论。还要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 如不要引用非权威性的文章或着作做论据。论据主要包括文献论据、实物论据、理论论据。写文章时不要把现代思想套在古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