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八旗旗学教育与私学教学-985毕业论文网

摘    要：　东北边疆诸部族多精于骑射、崇尚武功, 为保持满洲“尚武”习俗、提高军队战斗力, 清政府对“新满洲”八旗进行以“国语骑射”为主的兵丁教育;为了培训和教育大批满洲八旗的军事预备役及后备力量, 又在东北各地筑城及设置八旗驻防的同时, 陆续设立八旗官学、义学等教育机构, 对“新满洲”八旗官兵子嗣进行系统的旗学教育培训。另外, 发遣东北的汉族流人以私塾和教书授徒方式开展的私家教育, 也成为“新满洲”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新满洲”; 八旗子弟; 旗学教育; 民族交融;

　　“新满洲”亦称“伊彻满洲”, 是相对于“佛满洲”而言, 不仅新旧有别, 因入关前后、编旗早晚及各部族情况等差异, 其所含意义及内容亦有不同。入关前, 天聪九年 (1635) 清太宗皇太极改族称“诸申”为“满洲”后, 将征服或新归附并编入旗籍的东北边疆女真余部及其他部族称为“伊彻满洲”或“新满洲”。入关后, 一般将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时期征服并编入八旗的女真诸部和其他部族称为“佛满洲”、“旧满洲”或“老满洲”;而入关后新编入旗籍者则称为“伊彻满洲”或“新满洲”。本文所指“新满洲”一般系指“定鼎后入旗”者。

　　“满洲”习俗历来较为重视子弟教育。男孩降生后, 在大门上挂一张弓箭, 预祝他将来的弓马前程。弓箭是小孩的一种玩具, 所谓“弧矢之利, 童而习之。小儿以榆柳为弓, 曰斐阑。剡荆蒿为矢, 翦雉翟鸡翎为羽, 曰钮勘。榆柳弯弓弦檿丝, 剡荆作箭雉翎檿。壮行幼学率由旧, 蓬矢桑弧匪袭为。揖让岂知争君子, 闿抨惟觉惯童儿。曾闻肃慎称遥贡, 可惜周人未解施”[1] (P.376) 。射箭也是游戏的主要内容, “各携自制小箭一、二十枝, 每人各出二枝, 如聚五人, 共箭十枝, 竖于一簇, 远三十步, 依次而射, 射中者得箭。每以此为戏”[2] (P.235) 。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 “新满洲”妇孺皆娴于骑射, “女人之执鞭驰马, 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 亦能佩弓箭驰逐”[3] (P.44) 。《辽左见闻录》亦载:“辽左小儿五六岁即乘马, 制小木架于鞍, 坐小儿其中, 恐其随 (堕) 也。然辽左不论男女, 两三岁时见骑则欢呼欲上, 或抱置鞍上则喜而笑, 或叱之使行, 或以手作加鞭势, 其性然也。”[4] (P.26) 为巩固政权及保持尚武习俗, 清政府非常重视东北驻防八旗的教育培训。除了对“新满洲”进行以“国语骑射”为主的兵丁教育1以外, 清政府还在各地筑城驻防的同时, 设立了八旗官学及义学等旗学, 对“新满洲”八旗子嗣进行子弟教育2, 以教育和培养“新满洲”八旗官兵的预备役及军事后备力量。此外, 由于东北地区是清政府发遣罪犯及流人较为集中的地区, 以文字狱等获罪发遣流人多为汉族, 以他们作为师资的私家教育也成为“新满洲”八旗官兵子弟获得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八旗旗学教育

　　清朝时期, 东北地区学校教育主要以驻防八旗的旗学教育为主, 其中包括八旗官学及八旗义学等形式。

　　(一) 八旗官学

　　八旗官学是清政府为专门培养八旗子弟所设立的官办教育培训机构, 称为旗学、官学、满学、满官学。入关后, 因一直未设旗学, 八旗子弟曾一度附入儒学, 与汉族子弟同校学习。直至康熙三十年 (1691) 设盛京八旗官学后, 旗民子弟才分校学习。随后东北各地驻防城亦广泛设立旗学, 以培养八旗子弟练武习文, 既为国家培养人才, 亦广子弟进身之阶。

　　1. 盛京八旗官学

　　康熙二十五年 (1686) , 在奉天府左右翼各设立一处八旗官学, 每学额设40名, 其中满学生20名, 学习满书兼习马步箭。康熙三十年 (1691) 三月, 礼科给事中博尔济疏言:“盛京左右两翼亦应各设官学。酌选俊秀幼童, 设立满汉官, 教习满汉书, 马步箭。”随后, “九卿等议覆, 盛京系发祥重地, 教育人材, 宜与京师一体, 应如博尔济所题。盛京左右两翼各设官学二处, 将彼处俊秀幼童, 各旗选取十名, 每翼四十名, 满学各一十名, 教读满书, 习马步箭。汉学各二十名, 教读满汉书, 习马步箭。交与盛京礼部堂官, 不时稽查操演。……满学设满文助教各一员。汉学设通满汉文助教各一员, 俱由吏部考授。其汉学, 令奉天府尹于盛京生员内, 择其才学优长者各二名, 令其教读, 学舍由盛京工部拨给”3。盛京八旗左右二翼, 每翼各设满学、汉学, 共4所, 共选80名幼童。满学生习满文, 汉学生习满汉文, 均兼习骑射。盛京左翼旗学校址在城内东南隅, 右翼旗学校址在西南隅天佐门内金银库西。

　　以锡伯等“新满洲”为例, 顺治八年 (1651) 迁来盛京的有新城子区黄家乡岳士屯安氏、八家子村吴氏等, 不排除其中少数人有就近入学的可能性。康熙朝, 赫哲、锡伯等“新满洲”大批迁入盛京各地驻防, 因盛京旗学设立较多, 其子弟受教育机会自然也大大增加。据黄家锡伯族乡《大孤家子关家谱书序》记载, 关家自康熙二十八年 (1689) 迁入盛京, 三世祖后迁居沈北大孤家子, 当时已是“俗多诵读”。到咸丰年间已是“学者日繁”了 (《图克色里氏宗谱》) 。锡伯人即有进入八旗官学读书的, 在调查中, 许多老年人至今还记得清朝年间沈阳有八旗学校, 当时锡伯人可以进八旗学校读书[5] (P.165-166) , 但入学读书的机会仍有限。

　　2. 吉林八旗官学

　　自康熙三十二年至嘉庆二年 (1693-1797) , 吉林将军辖区共设立9处八旗官学。萨英额《吉林外纪》详细记载了吉林各地八旗官学的设置时间及变迁情况。

　　(1) 宁古塔左右翼官学

　　宁古塔 (今黑龙江省宁安市) 作为清代初期东北边疆东部地区的政治及军事、文化中心, 同时也是“新满洲”八旗驻防较为集中之地, 八旗官学设立较早。康熙十五年 (1676) , 在宁古塔设立满洲学房, 康熙帝御赐名曰“龙城书院”, “宁古塔将军哈达晋京陛见, 着哈达编制十则, 预备设满洲学房。因哈达编辑《满文十则》, 附以汉文, 言多鄙陋, 复谕令尚书常寿、查郎阿重新编定, 进呈御览, 加以审察, 仍交哈达在宁古塔设立满洲学房, 赐名曰龙城书院”[6] (P.2021) 。笔者认为这还不能将其视为正式的八旗官学。

　　龙城书院设置后, 清政府又设置宁古塔左右翼官学。《吉林外纪》记载宁古塔左右翼官学, “在城内东南隅, 学舍六间, 雍正六年, 公捐营建。乾隆五十七年, 奏请官项修葺。八旗每佐领每岁额送学生六名”[7] (P.84) 。另据《宁安县志》记载:“宁古塔左右翼官学, 在城内东南隅, 屋六楹, 按:册报作五间。雍正元年 (1723) 捐建。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奏请官银修葺, 每学教习笔帖式一员, 八旗每佐领学生额六名。”[6] (P.2021) 每年入学约90人。

　　雍正九年 (1731) 吏部议覆:“宁古塔将军常德疏言, 宁古塔助教请照驿站官之例, 定限六年。年满之后, 令该将军出具考语, 具题送部。其由八品笔帖式补授者, 以主事等官用。由无品笔帖式补授者, 以七品小京官等缺用。”4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四月又提出:“宁古塔等处官学教习, 须清文熟习之员, 向由官学生内挑补, 如一时不得其人, 请即于贴写马甲内通融选补, 三年期满, 教课有方, 报部以笔帖式补用。”5担任官学教习者多为贴写马甲, 期满可补授笔帖式等职务。

　　(2) 吉林左右翼官学

　　吉林左右翼官学, 位于今吉林省吉林市, “在圣庙西南半里许, 学舍十四间。康熙三十二年, 公捐营建。乾隆七年, 奏请官项修葺。八旗每佐领每岁额送学生四名”[7] (P.84) 。吉林左右翼官学俱由八旗官兵捐建, 校舍14间 (左翼8间, 右翼6间) 。官学生由各旗领催及披甲挑选, 每佐领有学额4名, 每年约有160人入学。年龄均在10岁以上, 18岁以下。如学业无成, 拨回本旗, 另行挑选新生入学。学生享受钱粮待遇。教习由协领衙门委派, 每翼委派教习7名, 其中满文教习3名, 教习清文骑射, 每月有津贴和月费银。

　　(3) 伯都讷左右翼官学

　　雍正四年 (1726) 设左右翼官学, 位于今吉林省松原市, 校址在伯都讷城内正南。有学舍6间, 八旗每佐领每年额送学生6名, 设教习2员[8] (P.178) 。《吉林外纪》记载官学情况:“在城内正南, 学舍六间。雍正六年, 公捐营建。乾隆四十八年, 奏请官项修葺。八旗每佐领每岁额送学生四名。”[7] (P.84) 每年入学约48人。

　　(4) 三姓左右翼官学

　　雍正五年 (1727) , 三姓 (今黑龙江省依兰县) 左右翼官学由给事中王锦奏准建立, 校址在三姓城内东南隅的原文庙内, 有东西厢房校舍6间, 设满学官一名。雍正十年 (1732) 6, 又增设一员。[8] (P.179-180) 另据《吉林外纪》记载, 官学“在城内东南隅, 学舍六间。雍正十二年, 公捐营建。乾隆十七年, 奏请官项修葺。八旗每佐领每岁额送学生四名”[7] (P.84) 。每年入学约60人。

　　据《吉林外纪》记载:以上八学, 俱分左右翼。[7] (P.84)

　　(5) 阿勒楚喀八旗官学

　　雍正五年 (1727) 营建, 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在城内东南隅, 学舍三间。雍正五年, 公捐营建。乾隆三十三年, 奏请官项修葺。八旗每佐领每岁额送学生三名”[7] (P.84) 。每年入学约21人。

　　(6) 拉林八旗官学

　　乾隆二十一年 (1756) 营建, 位于今黑龙江省五常拉林镇, 校址“在堡内东北隅, 学舍三间。乾隆二十一年, 公捐营建。三十五年, 奏请官项修葺。八旗每佐领每岁额送学生三名”[7] (P.84-85) 。每年入学约18人。

　　(7) 乌拉左右翼官学

　　位于今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 雍正七年 (1729) 公捐营建。校址在乌拉城内过街牌楼东, 学舍6间。嘉庆二年 (1797) , 奏请官项修茸。八旗每佐领每岁额送学生4名。[7] (P.85) 每年入学约32人。

　　(8) 额穆赫索罗官学

　　位于今吉林省敦化市额穆镇。设立时间和入学人数不详。史载其“学舍三间, 公捐营建。生徒无额”。乾隆三十年 (1765) , 由八旗官兵营建, 学舍3间, 生徒无定额。因驻防旗丁少, 故未分左右翼, 只此一学。[8] (P.178) 每年入学不足10人。

　　《吉林外纪》记载:“以上十三学, 生徒俱于二月上学, 习清文、骑射。将军富俊四任吉林, 左右翼二学添习清文翻译, 每月朔、望呈递课本, 亲为改正, 并时常赴学考验功课, 优者奖励, 劣者交助教官指引, 文教日兴。”[7] (P.85) 关于教习情况, 同书亦载:“吉林左右翼二学, 助教官二员, 每翼教习四名, 由领催、披甲内挑选。……其宁古塔城、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乌拉、拉林每学各设教习笔帖式一名, 亦各有教习帮教。惟珲春、额穆赫索罗学舍系兵资营建, 未设教习笔帖式, 各由本处领催、披甲内挑选通晓清汉文义者, 充作教习。”[7] (P.85)

　　(9) 珲春官学

　　雍正五年 (1727) 八旗兵营建。位于今吉林省珲春市, 校址在珲春城内, 校舍3间, 每年入学人数不详。

　　3. 黑龙江八旗官学

　　为抗击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以及增强东北北部边防建设的需要, 清政府陆续抽调大批驻防于宁古塔及吉林等城的“新满洲”官兵移驻黑龙江等地, 并将原居当地的达斡尔、索伦等部族陆续编入“新满洲”八旗, 分别驻扎在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等城。随着“新满洲”驻防八旗官兵的增加, 清政府亦先后在4处驻防城设置相应八旗满官学。

　　(1) 墨尔根城官学

　　墨尔根官学是黑龙江将军辖区设立最早的八旗官学, 位于今黑龙江省嫩江市。校址在墨尔根城内八旗官署后, 有校舍3间。康熙三十四年 (1695) 二月, “礼部议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疏言, 墨尔根地方两翼应各立学, 设教官一员。新满洲诸佐领下, 每岁各选幼童一名, 教习书义, 应如所请。从之”7。《钦定八旗通志》亦记载了黑龙江官学情况, “康熙三十四年题准:黑龙江将军所辖官兵内, 有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等, 应于默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每翼设教官一员, 将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及上纳貂皮达呼里等, 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 教习书义。应补教官之人, 该将军选择优长者, 将姓名咨送吏部。其教官照京师例, 称为助教。学舍, 该将军拨给”[9] (P.1584) 。另外, 《墨尔根志》亦记载, 有“满官学三间, 大门一间, 照壁一座, 以及缭垣, 康熙五十八年建。在东门内。设教习学官一员, 由笔帖式内选用, 三年期满分别等第出考, 送部引见。额定学生十六名, 由每佐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 教习书义, 有文艺、清语稍通者, 各司挑充帖写”[10] (P.357) 。设立墨尔根官学, 选派笔帖式任教官授课, 使“新满洲”子弟有机会入学学习“清语”、骑射, 从而成为黑龙江地区“新满洲”文化教育之始。八旗每佐领下每年选送1人入学, 每年学额17名左右。

　　(2) 齐齐哈尔城官学

　　康熙年间修建, 位于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校址在齐齐哈尔城东门, 有校舍5间。八旗每佐领下每年选送1人入学, 每年学额40名左右。

　　(3) 黑龙江城官学

　　康熙年间修建, 位于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校址在黑龙江城内八旗公署南, 有校舍6间。八旗每佐领下每年选送1名入学, 该城驻防八旗佐领约有26个, 则每年入学约26人。

　　(4) 呼兰城官学

　　道光十四年 (1834) 议准建官学一所, 位于今黑龙江省呼兰, 校址在呼兰府城内大街之西城守尉府, 八旗每佐领下每年选送1人入学。“八旗官学教习一员, 道光十四年设。由旗营长官保充, 以无品级笔帖式拣补, 兼差, 无俸廉。三年期满, 送部引见, 以本旗骁骑校补放。”[11] (P.1800) 每年学额8名左右。

　　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城旗学情况与墨尔根基本上大同小异, “齐齐哈尔、呼兰、墨尔根、黑龙江四城, 均设满学官一员, 有同额缺, 凡八旗子弟愿入学者, 由各旗协领保送, 习清文骑射, 日不过一二时为率, 多至百有余人”[12] (P.26) 。

　　黑龙江城等八旗官学设立时间有争议, 清人阿桂等纂修的《盛京通志》将黑龙江、墨尔根、齐齐哈尔三城八旗官学设立时间, 统统记载为乾隆九年 (1744) [13] (P.773) 。此后, 很多论着多以此为依据加以引用, 这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一般来说, 清政府在八旗筑城设防的同时, 往往同步进行设立满官学、施行满语教化的工作。黑龙江城有新旧之分, 康熙二十三年 (1684) 江左旧瑷珲城、江右新瑷珲城先后筑城设防;康熙三十年 (1691) 春, 齐齐哈尔城开始修建, 康熙三十一年 (1692) 竣工。由此可见, 黑龙江、齐齐哈尔官学的设立时间决不是乾隆九年, 而应该成立于康熙年间。因相关史料阙失, 尚无法确定准确的办学时间, 仅知一些有关校舍及办学规模等情况, 《黑龙江外记》记载:“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八旗官学, 各草堂五楹。”[14] (P.18)

　　综上可见, 东北地区八旗官学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普遍设置较晚, 多在康熙、雍正及乾隆朝兴建;二是由南向北发展, 黑龙江官学设置既少且晚, 入学名额也少。三是设置较为集中, 盛京地区集中在奉天一地, 吉林、黑龙江多集中于八旗驻防城, 如宁古塔、吉林、三姓、阿勒楚喀及墨尔根、黑龙江城、齐齐哈尔等地, 以便学生就近入学;四是校舍多由八旗兵丁修建或捐建。

　　清政府对八旗官学教育及教化作用极为重视, 特别强调学生必须掌握满文, 定期派值年御史到东北巡察。乾隆八年 (1743) 六月, “议政大臣和硕裕亲王广禄议准:御史台柱疏请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官学教习, 令该管官于现任笔帖式内, 择翻译明通、品行端方者充补。仍令值年御史查考所教生徒, 内有清文通顺、字画端楷者, 准按名记档。如遇堂库各司办事乏人, 挨次顶补。不堪造就者, 除名”8。清政府明确要求吉林及黑龙江将军负责筹建满官学、建校舍及拣选教习等具体事务。吉林将军富俊亲为批改满学生每月朔望所呈递课本, “并时常赴学考验功课, 优者奖励, 劣者交助教官指引, 文教日兴”[7] (P.85) 。黑龙江将军对黑龙江等城所设立的八旗官学办学情况也比较重视, “墨尔根、黑龙江官学, 岁报诸生功课于将军幕;齐齐哈尔官学, 例由户司稽查”[14] (P.32) 。清政府规定八旗官学生“以骑射、清语为重”, 通过系统学习, “凡稍通文义者, 始派行走, 继为委官, 则由笔帖式, 以至主事, 按格循资, 立可坐致”[12] (P.50-51) 。吸引优秀的“新满洲”子弟入学, 使其通过学习即可授职差遣。这样, 既可促使“新满洲”保持“国语骑射”旧俗, 又可培养急需的军政后备人才。[15] (P.284-285, 287)

　　清代东北地区八旗官学情况表

　　资料来源: (清) 萨英额:《吉林外纪·儒林文苑》 (卷6)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 第84-85页; (清) 长顺修, 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学校志》 (卷46-49)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齐红深主编:《东北地方教育史》,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123-124页;齐红深:《满族的教育文化》,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77-181页;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 (第4卷)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年第2版, 第1859-1860页。

　　清代东北地区八旗官学情况表

　　资料来源: (清) 萨英额:《吉林外纪·儒林文苑》 (卷6)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 第84-85页; (清) 长顺修, 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学校志》 (卷46-49)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齐红深主编:《东北地方教育史》,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123-124页;齐红深:《满族的教育文化》,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77-181页;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 (第4卷)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年第2版, 第1859-1860页。

　　旗学的设立对“新满洲”子弟教育具有积极作用。首先, 开创了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先河, 初步改变了东北少数民族落后的文化面貌, 对提高其文化素质, 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新满洲”八旗子弟在八旗官学中系统学习满语文及汉文化、练习骑射技能, 既掌握了出仕任官所必需的文化知识, 又强健了自身体魄, 为满洲八旗劲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其次, 促进了“新满洲”融入“满洲共同体”之中9, 而且也使吉林、黑龙江地区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 “吉林本满洲故里, ……皆习为国语”[7] (P.35) ;“黑龙江满蒙汉八旗……二百年来向读清书”[17] (P.1885) 。因吉林、黑龙江专习满文, 故吉林八旗官学又被称为“满学”, 而黑龙江被称为“满官学”。

　　同时, 八旗官学亦存在一些问题。其一, 设置数量仍较少, 规模较小, 一般只有几间校舍, 学生主要来自“新满洲”八旗驻防官兵子弟。数量较少的八旗官学对于他们来说, 入学机会毕竟有限。其二, 教学内容较为单一, 主要侧重于满文及骑射技能教育, 而教习多由懂满文、善骑射的贴写马甲、笔帖式及官学生充任, 教学水平较低。其三, 在教育实践进程中, 出于维系满洲旧有传统习俗的考虑, 清政府过于重视强调“国语骑射”, 阻碍和限制了汉文化的传播, 使“新满洲”等各部族长期保持着传统习俗, 以致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兄弟民族。[15] (P.286-287)

　　(二) 八旗义学

　　清政府在驻防城虽设立了八旗官学, 但由于名额较少及自身经济条件等限制, 仍有许多“新满洲”子弟因家贫不能入学, 不能满足子弟教育入学需要。因此清政府又为八旗贫寒子弟无力延师者设立义学以补充官学之不足。八旗义学隶属各旗参领, 多为官兵倡建或捐建, 亦多设于驻防城。东北驻防八旗多为“新满洲”, 因而义学生源亦主要以其子弟为主。清政府及东北地方官员对八旗义学的开设多采取鼓励和积极倡导的态度, 并由当地八旗驻防机构以及将军、副都统等官员, 仿照满官学制度加以管理;隶属于各旗, 多为公办资助。义学具有一定的半官方性质。因此, 设立八旗义学, 使得更多的八旗子弟有受教育的机会。

　　1. 盛京义学

　　康熙三十年 (1691) , 清政府在设立盛京八旗官学的同时, 也设立了八旗义学。10对未入官学读书者, 规定:“其余幼童, 十岁以上者, 各佐领于本佐领内, 选优长者各一人。满洲旗分幼童, 教习满书满语……并教习马步箭, 仍令各佐领、骁骑校稽查。将此学名为义学。”11雍正十年 (1732) , 由奉天将军那苏图奏请专设奉天府汉军义学, 每二旗合为一学, 共设立4所, 每学设清文教习一员。每旗15人, 每学30名。选学官教习满汉学及马步箭。

　　2. 吉林义学

　　吉林义学有乌拉汉义学、宁古塔义学、吉林府义学、伊通州义学、长春府义学、敦化县义学等多所。

　　乌拉汉义学营建于乾隆三十年 (1765) , 校址在乌拉城内。《吉林外纪》载:“乾隆三十年, 总管索柱捐建汉义学于城内。”[7] (P.85)

　　宁古塔义学, “在城内东南隅, 文昌庙北, 屋三楹, 建年未详。光绪八年 (1882) 增建五楹, 分为三斋, 教习三名”[6] (P.2021) 。另据《黑龙江志稿》记载, 光绪八年 (1882) , 曾修补校舍。故推其当营建于嘉庆、道光年间。

　　吉林府义学共有三所。第一所, 原名永吉州义学, 由知州杜薰捐俸创建于雍正六年 (1728) , 培养满汉孤寒子弟。光绪八年 (1882) , 永吉州升为吉林府, 义学改称吉林府义学。在吉林城内东南隅扩建学舍, 有房屋51间, 分蒙学、经学两级, 蒙学22斋, 每斋学生12名;经学2斋, 每斋10名。学生入学后, “资其膏火, 酌补衣履”。光绪九年 (1883) , 由官府出面租赁民房, 并拨给伊通河南围荒地9000余垧, 以其所得地租做常年经费。这所义学, 兴办了二十余年, 为吉林地区满族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所, 光绪九年 (1883) , 由吉林将军铭安、吉林道顾肇熙营建, 校址在吉林城内东关、西关、北关, 各设一所, 共3所。第三所, 光绪十一年 (1885) , 由吉林将军希元、士绅姚福生、凌云捐建, 位于吉林城内河南街。具体办学情况不详。

　　伊通州义学营建于光绪十一年 (1885) , 由知州启章捐建, 位于伊通州西门外。吉林道员丰伸太拨中钱4000吊为基金, 作为办学经费。

　　长春府义学营建于光绪十一年 (1885) , 由绅士于岱霖等捐建, 校址在长春同善堂内, 后因经费不足由养正书院兼办。

　　敦化县义学创建时间及办学情况不详, 校址在敦化县城文庙西。[8] (P.184-185)

　　3. 黑龙江义学

　　清政府为防止“新满洲”被汉化, 为保持其尚武之风, 不主张在黑龙江广设义学, 因而直至嘉道及光绪年间, 黑龙江八旗义学始先后设立。

　　齐齐哈尔义学营建于嘉庆元年 (1796) 。此年, “宗室永琨为将军, 选齐齐哈尔八旗子弟二十人, 从龚君光瓒习汉书, 岁给束修八十两, 柴炭费二十余两”;“义学初立, 以水师营官果君德兴为学长, 将军不时至学考勤惰。后将军去, 学长裁, 生徒之额遂不足, 虽补送之令, 户司时下, 八旗虚应故事而已。说者谓满官学生, 岁给膏火银二两, 义学生无之, 然则满官学生尝溢额, 义学生尝不足额, 膏火有无所致也”[14] (P.32) 。据曾任教官的西清记载, 先后多人任过教官, “后龚忤副都统, 徙呼伦贝尔, 王君霖代之。将军那启泰召龚还, 王卒, 龚复代之。十一年秋, 余 (西清) 初抵任, 龚赦归。将军观明从八旗请, 乃以余代”[14] (P.32) ;“齐齐哈尔最着者, 江西王雨亭霖, 教授八旗义学, 仿周兴嗣《千字文》, 撰《万字文》”[14] (P.79) 。校舍也很简陋, “初用御史府空舍, 后将军那启泰以为御史奉裁, 旧府当毁之, 生徒乃就教者私寓受业, 十余年来学虽不废, 而讲肄迄无定所”[14] (P.18) 。可见义学办学条件等较官学差。

　　此外, 道光四年 (1824) 六月, 亦营建双城堡义学一所。[8] (P.185-186)

　　诸多八旗学校的设立, 使部分“新满洲”八旗子弟得以系统接受“国语骑射”教育, 所以大部分“新满洲”不仅通晓满语文, 还能用满语文吟诗作赋。有些“新满洲”知识分子还用满文记载了本民族的历史与生活习俗, 如布特哈驻防八旗佐领华凌阿就曾用满文写下了有关达斡尔、鄂温克族历史的资料, 为我们今天研究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18] (P.49)

　　二、八旗私学教育

　　八旗官学、义学数量较少, 规模也不大, 且多集中在各驻防城, 使得“新满洲”子弟受教育机会较为有限。以康熙年间为例, 东北学校教育只有各驻防城兴办的八旗官学及义学, 其他教育基本上是空白, 私学教育遂成为“新满洲”子弟教育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 并广泛分布于各城镇, 特别是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等旗学较少的地区。私学教育对改善东北地区教育状况、促进东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北地区是清代罪犯主要发遣地, 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被流放至此。康熙初年, 宁古塔已是“迁徙众多, 聚五方之人杂处之”[19] (P.313) 。发遣汉族流人的迁入, 不仅带来大批中原地区的汉文典籍, 推动了先进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 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北边疆教育文化事业, 特别是私家教育的飞速发展。

　　流人从事私学教育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 其自身素质较高。如吴兆骞及吴桭臣父子、杨越与杨宾父子以及方拱乾 (桐城方氏一门四世) 、陈梦雷等被发遣到东北的流人, 其中很多是因为科场案、文字狱等获罪或受到吕留良等案件牵连的官员及文人学者, 其文化素质普遍较高。这些文化流人在被发遣流放到东北地区时, 携带了大批珍贵的汉文典籍。如着名的东北流人吴兆骞曾租“赁牛车载所携书万卷”;清人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记载:“宁古塔书籍最少, 惟余父 (指杨越) 有《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历代古文选》。周长卿有《杜工部诗》、《字汇》、《盛京通志》。”[20] (P.113) 在齐齐哈尔等驻防城, 嘉庆朝“尝见土人家有内版《尔雅》、《盛京通志》、《八旗通志》、《词林典故》、写本《春秋左氏传》、汲古阁《五代史》、古香斋《渊鉴类函》, 坊刻《通鉴纲目》、《史记》、《汉书评林》……诸书”[14] (P.61) 。大批内地珍贵汉文化典籍的传入, 对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 亦对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 社会地位较高。东北地区经济文化较内地落后, 受科场案、文字狱等牵连, 发遣至东北“皆流人中之尊显而儒雅者”, 因而多被将军等看重。东北各部族下层百姓对流人文士亦非常尊敬, “当事则[者]厚待士大夫, 请旨居士大夫于栅[域]内, 余人则散居诸屯”[21] (P.108) ;“八旗之居宁古者, 多良而醇, ……见士大夫出, 骑必下, 行必让道, 老 (而) 不荷戈者, 则拜而伏, 过始起”[21] (P.111) ;“宁古塔满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 汉言官也。而遇监生、生员, 亦以哈番呼之, 盖俗原以文人为贵”[20] (P.85) 。可见流人多受礼遇。

　　再次, 生活需要。流人发遣至东北时多举家携眷, 为赡养家口, 多以经商和授业谋生, 所谓“文人富则学为贾;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 所谓掌柜者也”。更多不善经营者则以教书为业, “贫而不通满语则为人师”[20] (P.85) , 他们多设私塾或受聘于当地“新满洲”官兵, 以教授其子弟为生, 即“流人通文墨, 类以教书自给”[14] (P.79) 。

　　顺治十六年 (1659) , 江南名士吴兆骞发遣至宁古塔, “惟馆谷为业”[2] (P.232) 。他虽然以教书授徒为生, 但是其“所遇将军固山, 无不怜才, 待以殊礼。穷边子弟, 负耒传经, 据鞍弦诵, 彬彬乎冰山雪窖之乡, 翻成说礼敦诗之国矣”[2] (P.257) 。时任宁古塔将军巴海就曾聘吴兆骞为书记兼家庭教师, 以“课其二子……昼则读书, 晚则骑射”[2] (P.235) 。

　　康熙元年 (1662) 流放于宁古塔的杨越对“新满洲”子弟“教以诵书作字暨礼让之节”[22] (P.1689) 。此外, 在宁古塔城凭借教书授徒为生业的东北流人, 还有李召林、胡子有、王建侯、吴英人等人。可见, 宁古塔已经成为私学教育的主要阵地。其他地区亦有流人从事私学教育。《黑龙江外记》记载:“河南李谦六慎吉, 初佣吕君景儒家, 既吕君见其能文, 请为诸子师。……又范如松者, 字近光, 安南人, 事黎维祁为大臣, 阮光平立, 入中国, 安插水师营, 亦以训蒙为业。识者称其熟于史鉴, 慷慨有华风。”[14] (P.79) 流人授徒收入, 视其所教学生家境情况好坏而定。[15] (P.289-291) 一般来说, “师, 终岁之获, 多者二三十金, 少者十数金而已”[20] (P.85) 。吴兆骞在其家书中亦写道:“今秋幸大将军巴公, 延教其二子, 待师之礼甚隆, 馆金三十两, 可以给薪。”[23] (P.530) 可见东北流人主要以教授生徒来维持生计, 其教书地点一般多为当地“新满洲”家中, 学生人数不等, 教学内容主要是汉文及各种典籍。在客观上讲, 流人教书授徒不仅促进了东北边疆地区私家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使得“新满洲”子弟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流人教学授徒也对改变当地落后的文化面貌、培养合格人才及拓宽“新满洲”子弟入仕渠道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 大批汉族文化流人的移入对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私家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贡献较大, 他们也成为东北汉族文化教育的早期传播和践行者。

　　清政府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东北地区厉行封禁, 以防止“新满洲”等东北边疆诸部族及其子弟沾染汉俗。在清廷竭力提倡满族尚武习俗及强调“国语骑射”政策的情况下, 大批文化流人的到来, 不仅带来中原地区先进汉族文化及大批珍贵的汉文典籍并加以传播, 而且深入到当地“新满洲”各部族官兵家中庭教其子弟, 或设私塾授徒。私学教育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 对“新满洲”子弟有限的八旗官学、义学教育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 也促进了东北边疆各部族的社会进步和推动提高其文化素质, 对中原地区与东北边疆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桥梁与纽带作用。尽管其作用和规模仍有限, 但其影响仍是深远的。[15] (P.293) 可见在私学教育的发展过程中, 流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结语

　　综上可见, 清政府为了推进八旗教育、培训大批八旗军事后备力量和合格的入仕人才, 不仅在东北各地的八旗驻防城设立八旗官学、义学等旗学机构, 对“新满洲”官兵子弟进行系统的旗学教育培训。此外, 被清政府发遣至东北边疆地区的汉族流人、秀才等, 有的开设私塾, 有的在“新满洲”官兵家里以教书授徒为生。因此, 以发遣东北流人为主力的私家教育也成为“新满洲”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使“新满洲”子弟得以系统接受先进的满汉文化教育, 为将来子弟通过官学生选官、挑选侍卫等途径谋得一官半职, 或参加科举考试入仕任官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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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清) 长顺修, 李桂林纂.吉林通志·人物志四十四·寓贤 (卷115) [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23] (清) 吴兆骞.吴兆骞集·归来草堂尺牍·家书第十五. (卷1) [A]∥李兴盛, 安春杰主编.何陋居集[G].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注释：

　　1 参见陈鹏:《清代“新满洲”兵丁“国语骑射”教育探赜》, 《华夏文化论坛》2013年第十辑,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年版。
　　2 相关研究成果有:齐红深《满族的教育文化》,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张杰《清前期吉林黑龙江的八旗官学》, 《社会科学战线》, 1994年第2期;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 《北方文物》, 2005年第1期;吴文博《清前期东北满族教育探微》,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7年第1期等论着。
　　3 (清) 马齐等纂修:《清圣祖实录》 (卷150) , 康熙三十年三月乙未, 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版, 第667页。
　　4 (清) 鄂尔泰等纂修:《清世宗实录》 (卷106) , 雍正九年五月乙亥, 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版, 第403页。
　　5 (清) 庆桂等纂修:《清高宗实录》 (卷610) ,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己丑, 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版, 第862-863页。
　　6 (清) 马齐等纂修:《清圣祖实录》 (卷166) , 康熙三十四年二月癸巳, 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版, 第806页。
　　7 (清) 庆桂等纂修:《清高宗实录》 (卷195) , 乾隆八年六月丁丑,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508-509页。
　　8 陈鹏:《清代“新满洲”融入“满洲共同体”途径探研》,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7年第10期。
　　9 另一说认为盛京义学设立时间, 史无明载。因雍正十年 (1732) 奉天将军那苏图奏请“奉天八旗汉军设立清文义学, 业经二年有余”, 据此分析盛京八旗义学设立当在雍正七八年左右。
　　10 (清) 马齐等纂修:《清圣祖实录》卷150, 康熙三十年三月乙未, 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版, 第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