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饮酒之俗与饮酒之雅-985毕业论文网

摘    要：　魏晋南北朝饮酒较为明显地表现出雅俗交织的演变轨迹。饮酒之俗主要在于纵欲享乐的低级趣味和使酒颓废的卑劣粗俗, 饮酒之雅主要在于诗酒风流和会意洒脱。以酒纵欲享乐者常常与饭食、女色、歌舞、游戏、戏谑相伴并行, 使酒颓废者往往强横落拓。诗酒风流主要借助诗文显示性情高洁, 会意洒脱常常就山水、琴乐、独酌来显示脱俗品性。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饮酒; 雅与俗;

　　酒作为美味饮品可谓源远流长, 至魏晋南北朝饮酒较为明显地表现出雅俗交织的演变轨迹。虽然酒本身并不具有雅俗属性, 但人们的饮酒行为赋予了它或雅或俗的文化内涵。酒的雅俗一定程度上就是饮酒行为的雅与俗, 而饮酒行为的雅俗则可根据饮酒的目的、方式以及饮酒时的具体场景表现等来判断。以此为据, 饮酒之俗主要在于纵欲享乐的低级趣味和使酒颓废的卑劣粗俗, 饮酒之雅主要在于诗酒风流和会意洒脱。下面简述之。

　　一、以酒纵欲享乐者常常与饭食、女色、歌舞、游戏、戏谑相伴并行, 使酒颓废者往往强横落拓。

　　酒就饭食是其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功能, 即作为一种美味饮品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因此, 不可避免地带有形而下的特点。而超出生存需求, 以享受、享乐为目的, 以奢华挥霍为荣, 公然倡导纵欲为乐, 则更加突出了饮酒的低级趣味。事实上, 魏晋南北朝酣饮尽欲已成为一种人生观。晋郭璞就曾宣称自己唯恐肆欲不得尽, 北齐韩晋明以为“废人饮美酒、封名胜, 安能作刀笔吏返披故纸乎?”[1]200宁要美酒不要权贵, 把饮酒作为人生中最大的价值。这种饮酒至上的观点得到了赞扬和认同, 北魏夏侯道迁“国秩岁入三千余匹, 专供酒馔, 不营家产”, 以“坐上客恒满, 樽中酒不空”为人生志向, 而“识者多之”。其子夬性好酒, 不惜倾家荡产, 谷食不足, 弟妹饥寒。谓人曰:“人生何常, 唯当纵饮耳。”[2]1583突破正常的伦理界限与价值标准, 单纯以饮酒为乐, 不加节制, 失去理性, 降低了饮酒的文化内涵。

　　既然将酒作为了享乐的物品与手段, 则在饮酒犹不能尽兴之时, 还会与女色、歌舞、游戏、戏谑等相辅并行, 以求获得极乐的体验。这种饮酒方式虽然能给饮酒者带来更多更密集的乐趣, 却也常常将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表现出来, 往往落得个可悲的下场。酒诱淫助性, 败坏人伦, 曹芳、元叉都因酒乱伦, 污秽不堪。司马孚《奏永宁宫》言曹芳设帷帐“见九亲妇女……妇女皆醉, 戏侮无别”。北魏元叉“姑姊妇女, 朋淫无别”[2]405。而石邃荒酒淫色, “或夜出于宫臣家, 淫其妻妾”[3]2766。可谓体统全失, 昏虐无道。

　　宴席饮酒往往歌乐舞相伴。《宋书·乐志一》:“前世乐饮, 酒酣, 必起自舞。……魏、晋已来, 尤重以舞相属。……近世以来, 此风绝矣。”[4]5524所谓“此风绝矣”, 大概是指南朝不再以舞助酒, 在北朝仍有此风。北魏肃宗朝灵太后“文武侍坐, 酒酣迭舞”[2]1632。而北周高祖与萧岿宴饮, “及酒酣, ……岿乃起, 请舞”[5]864。至于以歌乐助酒取乐, 则一直未绝, 但出现了另类歌乐的情况。如“张驎酒后, 挽歌甚凄苦”[6]407;谢几卿与庾仲容“既醉则执铎挽歌, 不屑物议”[7]709;西胡梁国儿“每将妻妾入冢饮宴, 酒酣, 升灵床而歌”[3]2996。单纯为了取乐, 不顾忌物议讥诮, 以挽歌、灵床自娱, 违背道德伦理, 混淆喜丧之别。而东晋司马道子集会, “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3]2184, 则表明上层统治者的审美趣味已倾向于底层的鄙俚之乐了。

　　佐酒尽兴的游戏主要有投壶、博戏、弈棋、樗蒱等。游戏更容易使人上瘾, 常常日夜不休。王澄与王机“日夜纵酒, 投壶博戏, 数十局俱起”[3]1240;刘义真“纵博酣酒, 日夜无辍”[4]1636;邓琬“酣歌博弈, 日夜不休”[4]2135。范宁曾批评“蒱酒永日”“傲诞成俗”[3]1987, 可见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不良风气。汉灵帝曾数“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 身为商贾服”[8]3273, 与之饮食以为戏乐。司马道子“使宫人为酒肆, 沽卖于水侧, 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 以为笑乐”[3]1734。萧宝卷“于苑中立市……使宫人屠酤”[9]104, 自己则扮成市魁为乐。匈奴刘聪也“立市于后庭, 与宫人燕戏, 或三日不醒”[3]2671。一般臣民不顾低贱卑微, 竟以屠酤谋利。如徐度“嗜酒好博, 恒使僮仆屠酤为事”[10]188。而曹景宗嗜酒好乐, “野虖逐除, 遍往人家乞酒食”[7]181, 以为游戏。

　　肢体的动作行为犹不足助酒为乐, 则继之以言语戏谑。汉代就有以言语戏谑者, 东汉马武嗜酒, “时醉在御前, 面折同列……帝故纵之, 以为笑乐”[8]785。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言语戏谑的取乐行为多了起来, 主要是以言语戏乐、嘲弄, 意在捉弄中引起快感, 具有恶作剧的性质。若不能应景戏谑, 轻则大煞风景, 重则引起猜忌。刘宋时刘敬宣、沈怀文每宴集不饮酒, 不调戏, 引起主事者不悦与猜忌。若戏谑过度也会引起事端, 杨戏不服姜维, “酒后言笑, 每有傲弄之辞”, 被免为庶人[11]1077。到撝“酒后狎侮同列, 言笑过度, 为左丞庾杲之所纠, 赎论”[9]648。而管辂嗜酒, “饮食言戏, 不择非类”[11]811, 人们也多不予礼敬。帝王生杀予夺, 以酒昏虐, 也同样没有好下场。如孙皓“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 以嘲弄侵克, 发摘私短以为欢”[11]1462;苻生飨群臣“无不引满昏醉, 污服失冠, 生以为乐”[2]2075。结果丧失政权, 一个被俘, 一个被杀。

　　酒之恶俗最甚者是以袒裸为戏, 汉广川王刘去曾“数置酒, 令倡俳裸戏坐中以为乐”[12]2431。至魏晋, 这种恶习多了起来, 如“刘伶恒纵酒放达, 或脱衣裸形在屋中”[6]392;王忱“一饮连月不醒, 或裸体而游”[3]1973, 又与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慰问其妇父, 真是丑态百出, 污秽不堪。而光逸与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散发裸袒, 闭室酣饮累日。如此放荡还被誉为“八达”, 而且一直影响到南朝士人。《南史·谢灵运传》载, 谢灵运“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 裸身大呼”[13]540。室内、室外、野外、独裸、众裸, 不顾忌场合观感, 肆意而为, 于社会风俗造成了恶劣影响。

　　二、与饮酒之俗主要在于低级趣味不同, 饮酒之雅主要在于诗酒风流和会意洒脱。

　　酒与诗文相伴, 在西汉就已出现。《西京杂记》卷四载, 梁孝王让诸文士作赋, 韩安国使邹阳代作, 各被罚酒三升。扬雄嗜酒, “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12]3585。酒与文学、学术相结合, 已经脱离了物质享受和感官享乐, 有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魏晋南北朝, 以诗文佐酒成为普遍现象, 有的是宴饮赋诗, 有的是自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有“酒酣耳热, 仰而赋诗”之句。吴质《答魏太子笺》也言“置酒乐饮, 赋诗称寿”。可见, 这类饮酒赋诗主要是为了应酬交际, 于士人是呈才效力的表现, 于君王则为笼络的手段, 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凝聚力、高尚性。如梁高祖“招延后进二十余人, 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 罚酒一斗, 盾饮尽, 颜色不变, 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 文无加点。高祖两美之曰:‘臧盾之饮, 萧介之文, 即席之美也'”[7]588。明显把诗酒作为了招延后进, 奖掖人才的手段。北魏高祖飨侍臣, 与彭城王勰、郑懿、邢峦、道昭、宋弁等群歌互答。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 与诸才俊不废咏缀, 遂命邢峦总集叙记。当尔之年, 卿频丁艰祸, 每眷文席, 常用慨然。”[2]1240将“迁务虽猥”与“不废咏缀”相对, 表明北魏胡人也以诗酒向尚, 直言酒席为“文席”, 改变了胡人饮酒粗鄙的形象。

　　名士相聚亦常常诗酒留恋。高门望族谢混“风格高俊, 少所交纳, 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 居在乌衣巷, 故谓之乌衣之游”[4]1590。所谓“高俊”即风雅相尚, 高自标榜, 其标志就是宴饮以“文义赏会”。与之相似的还有萧介, 也是“少交游, 惟与族兄琛、从兄视素及洽、从弟淑等文酒赏会, 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7]588。北齐李浑宴聚名辈, 诗酒欢哗。可见, 诗酒相佐已成为南北名士宴饮时的常见情景, 尤其是世家大族为保持文化优势, 维护高等门第, 诗酒赏会成为了重要手段。名士相聚常于良辰美景, 即景赋诗也就成了宴饮相聚的赏心乐事, 虽然仍有取乐的性质, 却无疑提高了饮酒的品位。石崇《金谷诗序》言石崇等人:“或登高临下, 或列坐水滨……遂各赋诗, 以叙中怀。或不能者, 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 惧凋落之无期。”羊祜“乐山水, 每风景, 必造岘山, 置酒言咏, 终日不倦”[3]1020。慨叹山水永在, 而观览者“皆湮灭无闻”。由自然而感喟人生, 从现实中超脱出来, 景、诗、酒都被赋予了丰厚的哲理内涵。暮春三月, 景色宜人, 常为士人相聚之时。王羲之《兰亭序》言上巳节诸名士一觞一咏, 畅叙幽情, 表达了对宇宙人生的深刻体悟。桓温等人“三月三日会, 作诗。不能者, 罚酒三升”[6]432。陈鄱阳王“率府僚与伯阳登匡岭, 置宴, 酒酣, 命笔赋剧韵二十, 伯阳与祖孙登前成, 王赐以奴婢杂物”[10]469。可见, 诗酒赏罚为当时惯例。除了呈才斗智的游戏成分, 即景饮酒赋诗还是一种情感交流的途径。简文帝《与刘孝仪令悼刘遵》言与刘遵“良辰美景, 清风月夜。……酒阑耳热, 言志赋诗。……益者三友, 此实其人”。美景诗酒作为共同的文人雅好, 增进了相互间的情感。阮卓“修山池卉木, 招致宾友, 以文酒自娱”[10]472。梁佑“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 以诗酒自娱”[2]1579。以景、友、文、酒写出了恬淡洒脱的情怀。

　　在宴饮交际中, 临酒赋诗, 主要是为了以诗才文笔增进友谊, 彰显文化修养。独处时, 自酌赋诗, 则主要是为了以诗酒尽怀抱。北魏卢元明“善自标置, 不妄交游, 饮酒赋诗, 遇兴忘返”[2]1061。高自期许, 以诗酒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也有的是在失意不得志的境遇下, 酌酒赋诗以自我宽慰。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余闲居寡欢, 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 无夕不饮。顾影独尽, 忽焉复醉。既醉之后, 辄题数句自娱。”王微《以书告弟僧谦灵》:“浊酒忘愁, 图籍相慰, 吾所以穷而不忧, 实赖此耳。”明确提到诗酒是用来疏解忧愁的。周朗《报羊希书》言己解职家居, 虽然居处清贫“幸有陈书十箧……颇得宿酒数壶”。亦自觉欢然。诗酒成为一种精神寄托, 在苦闷时给予宽慰与支持, 在顺遂时给予超然与洒脱。檀超“嗜酒, 好言咏, 举止和靡”[9]891, 自认为淡泊通脱超过了晋代的郗超, 可见其自觉的高远追求。而江革“优游闲放, 以文酒自娱”[7]526。亦表现出闲适高雅的情怀。

　　饮酒之雅, 除了借助诗文显示性情高洁之外, 还常常与山水、琴乐相连, 就山水、琴乐来显示脱俗品性。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认为,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 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 也情致化了”。其实, 整个魏晋南北朝对于山水自然的喜爱都寄托了高雅的情怀, 孙绰《太尉庾亮碑》概括为“玄对山水”, 宗炳《画山水序》总结为“山水以形媚道”。山水自然当中蕴含有玄远之道, 欣赏山水便能超脱悟道。而酒亦有同样的功能, 王蕴云:“酒正使人人自远。”[6]402王荟云:“酒正引人着胜地。”[6]408所谓“自远”“胜地”皆指超越现实, 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境界。山水与酒在玄学影响下统一起来, 所以喜爱山水者大多也爱饮酒。如孔稚珪:“风韵清疏, 好文咏, 饮酒七八斗。……不乐世务, 居宅盛营山水, 凭几独酌, 傍无杂事。”[9]840鄙弃现实社会的俗务, 而专注于山水与酒, 以自得自乐为人生追求。萧方等“性爱林泉, 特好散逸。尝着论曰:‘……一壶之酒, 足以养性'”[7]619。主张任其志性, 去人间如脱屣。孙玚“每良辰美景, 宾僚并集, 泛长江而置酒, 亦一时之胜赏焉”。以饮酒美景为“胜赏”[10]321, 表现出清新脱俗的价值观。

　　酒与琴乐相连, 也被赋予了一定的高雅属性, 因为琴被认为是君子的象征。应劭认为:“雅琴者, 乐之统也。……然君子所常御者, 琴最亲密, 不离于身。……以为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 ……适足以和人意气, 感人善心。故琴之为言禁也, 雅之为言正也, 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14]293琴为君子抒发怀抱的重要方式, 所以魏晋南北朝琴与酒也是常常联系起来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甘愿“浊酒一杯, 弹琴一曲, 志愿毕矣”。表达恬退隐居的愿望。戴逵《酒赞》 (并序) 言己“临觞抚琴, 有味乎二物之间”, 体悟到“万异既冥, 惟元有怀”的超脱感。北魏阳固《演赜赋》:“朝乐酣于浊酒兮, 夕寄忻于素琴。”都是将琴酒作为抒发性灵的象征。尤为奇特的是陶渊明:“性不解音, 而畜素琴一张, 弦徽不具, 每朋酒之会, 则抚而和之, 曰:‘但识琴中趣, 何劳弦上声!'”[3]2463从无弦琴体会到“琴中趣”, 则琴已完全抽象为高雅情怀的象征, 故以琴佐酒自有洒脱超然之气。

　　酒借助诗文、山水、琴乐等显示出高雅属性, 也可以直接明心见性, 表现出饮者的恬静脱俗的品格。这类饮酒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独酌”和“自得”, 二者皆关注于自我, 自觉地疏离于社会, 鄙弃世俗, 远离凡众, 只在乎精神上的惬意, 以饮酒酣畅显示自己的远韵与不同流俗, 企图将生存转化为了心灵性情的直接外化, 而不是肉体物质化的生活。如阮修:“绝不喜见俗人, 遇便舍去。……以百钱挂杖头, 至酒店, 便独酣畅。……常自得于林阜之间。”[3]1366庾敳:“未尝以事婴心, 从容酣畅, 寄通而已。处众人中, 居然独立。”[3]1395袁粲:“闲默寡言, 不肯当事……好饮酒, 善吟讽, 独酌园庭, 以此自适。……时杖策独游, 素寡往来, 门无杂客。”[4]2232不问世事, 不见俗人, 独游独酌, 自适自得, 试图过一种纯粹精神上的生活, 显见出自己的高洁绝尘。颜延之:“独酌郊野, 当其为适, 傍若无人。”“又好骑马, 遨游里巷, 遇知旧辄据鞍索酒, 得酒必颓然自得。”[4]1903表现出随意洒脱的情怀。北魏眭夸:“未曾以世务经心。好饮酒, 浩然物表。”[2]1929饮酒俨然就是为了摆脱物累。北齐李元忠:“初不以物务干怀, 唯以声酒自娱……遇会饮酌, 萧然自得。”[1]315酒已成为精神自由, 无拘无束的象征。以“独酌”为表象, 以“自得”为旨归, 以疏离世俗、不屑于琐务为生活原则。简单素朴, 恣心肆意, 此时的“独酌”就是摆脱物累独立绝缘精神的外化。

　　三、魏晋南北朝饮酒的雅与俗与玄学的影响关系密切。

　　当以玄学摆脱礼教约束, 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时, 常常借酒放浪, 表现出俗的一面。当追求玄远人格时, 则以酒会性, 散逸淡泊, 表现出高雅的一面。借酒放浪者往往自污自秽, 以示对现实的鄙弃与不屑。以酒会性者大率赋诗言咏, 纵情山水, 着琴致思, 独酌自得。

　　放浪之俗与会性之雅, 既矛盾又统一, 皆为老庄玄学影响于士人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在阮籍的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因其好《庄》《老》, 遂有登临山水、嗜酒弹琴、得意忘形之所谓“痴”, 又有大醉六十日、“礼岂为我设邪”的放浪不羁。其“痴”是其率真淳至的表现, 其醉则有着“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3]1361的忧愤。而其末流, 则徒事酒色, 沦为“放达”掩盖下的肆情纵欲。如阮咸处世不交人事, 却与群猪共饮, 表现出单纯的动物欲望。阮孚蓬发饮酒, 终日酣纵, 以致金貂换酒。毕卓“为吏部郎, 常饮酒废职”, 竟致夜间盗酒而饮。公然宣称:“得酒满数百斛船, 四时甘味置两头, 右手持酒杯, 左手持蟹螯, 拍浮酒船中, 便足了一生矣。”[3]1381单纯以饮酒为目的, 只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追求感官刺激, 摒弃一切社会责任、生活礼仪。以纵欲享乐的放荡行为突破社会规则, 哗众取宠, 反而被视为放达。则此所谓的达, 已经没有了深刻的思想意义, 成了没社会内容的动物般的低级欲望的满足。

　　饮酒会性者在晋代主要有如阮修、庾敳、张翰等人, 他们以《老》《庄》遗形去世为旨归, 注重于自得自适, 不再以长酣高达、肆酒散诞为尽兴, 而更关注于自得其乐。至南朝, 则饮酒以从容淡泊者多了起来, 诸如前文所列“独酌”“自适”之类, 皆以《老》《庄》避世隐逸之趣为旨归, 表达怡然自乐之情。同样是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 饮酒的行为及其意蕴却发生了很大的差异, 个中原因在于他们处理自我与外界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魏晋名士饮酒不羁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反抗礼教, 老庄思想也好、饮酒也好都是用来反抗现实、表达不满的手段, 因此很容易引起卫道士的不满。何曾当面批评阮籍纵情背礼、伤风败俗。而阮籍则在《大人先生传》中将礼法之士比喻为虱子, 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在这种剧烈的冲突中, 魏晋士人的饮酒放荡带有浓厚的愤世色彩, 蕴含着对现实的不满。但是, 到了南朝, 这种愤世色彩逐渐淡化了, 士人的饮酒尽量避免与外界产生冲突, 更多的是聚集于内心, 从社会向自我收缩。行为上虽然洒脱不拘, 却更多的是个人的自得其乐, 力避对他人产生刺激, 以消除棱角, 求得圆融。企图以庄子的“顺人而不失己” (《庄子·外物》) , “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山木》) , 来摆脱物累, 而非借酒浇愁、发泄不满。于是饮酒就成了纯粹的自我体验, 也由此促成了饮酒雅俗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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