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史家之修养-985毕业论文网

摘要：本文对当代学者关于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论述， 认为瞿林东先生的“史家之职责”说和彭忠德先生的“史胆与史责”说的提出， 是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重要补充， 丰富和拓展了我国的史学理论。

　　关键词：史家； 修养； 研究；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about ancient historians cultivation theory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inks Mr Qu lindong “it is the duty of the historian” and “accountability”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bravery and Mr Peng Zhongde says, is the important supplemen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s cultivation theory, enrich and expand the history theory in China.

　　Keyword：historian; accomplishment; research;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修史的国家， 两千多年来， 名家辈出， 名着亦是蔚为大观。如何成为良史？良史应具备哪些修养？这是古今学者热烈探讨的理论和话题。作者对古代史家与现代学者关于史家之修养理论进行了论述， 不妥之处， 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孔子的“书法不隐”与左丘明的“君举必书”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家的一大优良传统， 较早将其作为史家修养理论的提出， 当属孔子和左丘明。公元前548年， 晋国国君晋灵公为执政大夫赵盾所杀。史官董狐记载了“赵盾弑其君”一事并同赵盾发生了辨论。孔子评价此事时说：“董狐， 古之良史也， 书法不隐。”赞扬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可见， 孔子已将秉笔直书作为古代良史的修养之一而倍加赞赏。史学家坚持直书的佳话在《左传》中亦多有记载。例如， “夏， （鲁庄） 公如齐观社， 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 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 朝以正班爵之义、师长幼之序， 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 王有巡守， 以大习之。非是， 君不举矣， 君举必书。书而不法， 后嗣何观？”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曹刿认为， 国君无论做什么事， 史官都必须记载下来；史官记载的时候， 一定要按记载的原则去记， 即合乎“书法”， 如果不合“书法”地记载下来， 则后人看什么呢？

　　无论孔子所谓“书法不隐”， 还是左氏所谓“君举必书”， 其实质是提出了史家修养的要求， 即秉笔直书。所谓“董狐精神”、“南、董之志”， 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家秉笔直书之修养理论的先声， 故先秦至秦汉成为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产生时期。

　　二、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

　　真正系统、完整地论述史家修养理论的是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史家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的论述散见于《核才》、《鉴识》、《辨职》、《杂述》、《杂说》等篇， 而《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二《刘子玄传》载曰：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 文士多而史才少， 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 世无其人， 故史才少也。三长， 谓才也， 学也， 识也。夫有学而无才， 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 而使愚者营生， 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 亦犹思兼匠石， 巧若公输， 而家无楠斧斤， 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 善恶必书， 使骄主贼臣， 所以知惧， 此则为虎傅翼， 善无可加， 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 不可叨居史任。自古已来， 能应斯目者， 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1]刘知几明确指出， 只有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 方可成为“史才”。可以说， 刘知几提出的“史学三长”说是他的史家修养论的核心， 也是他提出的史家修养的最高标准。然而殊为可惜者， 刘氏并没有具体、详细阐述才、学、识的内涵， 使后来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作者认为， 史才， 是指收集考订、编排史料和文章表达的能力， 叙事载言和行文运笔的技巧， 以及运用体例和编次内容的方法。史学， 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 主要包括社会知识、自然知识和文献知识。史识， 是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即器局；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无畏精神和高尚品质， 即胆识。至于三者的关系和重要性， 刘知几则明确指出：“史之为务， 厥途有三焉。‘彰善贬恶， 不避强御’为上， 其次则‘编次勒成， 郁为不朽’， 而‘高才博学， 名重一时’， 仅其下耳。”[2]可见他以直书实录为史识之首要， 既不忽视见解、观点， 又强调以“史识”统率“史才”、“史学”。

　　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说是一个整体的史学理论范畴， 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把史家修养问题提到了自觉的理论认识高度， 对促进史家自身修养和史学进步都有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故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形成时期。

　　三、曾巩“明”、“道”、“智”、“文”的要求与揭傒斯“以心术为本”的原则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发展时期。自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说作为衡量史家修养的基本条件， 后来史学家从各个方面不断阐发， 提出自己的主张， 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良史的理论。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也提出了“良史”的标准：

　　古之所谓良史者， 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 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 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 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 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3]

　　曾巩对史家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方面的修养， 认为着史的目的是“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 故必得良史， 而后能传于久远。其中“周万事之理”、“通难知之意”属于史家“识力”的范围， 指明白事理、辨别是非、预见未来的能力， 而“周”与“通”也是要求史家有会通古今的器局。“适天下之用”则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家的为史之意， “发难显之情”是指史家文辞修养。从理论上讲， 这是良史理论的进一步深入。但在具体运用上， 他批评司马迁“蔽害天下之圣法， 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 “……盖圣贤之高致， 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 而见之于后者矣， 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 况其他邪？”这反映了他所提标准的不切实际， 悬之过高， 反而使这种标准失去了实践上的价值。

　　此后， 元代揭斯又提出修史用人“以心术为本”的原则。他说：“有学问文章， 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 不可与。用人之道， 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但何为正， 何为不正， 其标准又是什么？揭斯没有说明。可见， 其将“心术”作为史家修养理论的提出， 有不足之处， 还有待作进一步的阐发。

　　显然， 曾巩提出的“明”、“道”、“智”、“文”四个方面的史家要求， 带有明显的思想局限性；揭斯提出的修史用人“以心术为本”的原则也有其不足之处。尽管如此， 这些学说的提出， 无疑充实、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的理论。

　　四、胡应麟之“公心”、“直笔”二善说与章学诚之“史德”、“心术”说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终结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又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史学评论家， 而胡应麟、章学诚对史家修养理论的阐发极具开创性、总结性。

　　明代史学家胡应麟说：“才、学、识三长， 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 仲尼是也。董狐、南史， 制作亡征， 维公与直， 庶几尽矣。秦汉而下， 三长不乏， 二善靡闻。”[4]以董狐、南史、左丘明、司马迁与班固、陈寿、沈约、裴子野等人为正反两方面代表， 突出强调了公心、直笔的重要性。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史家心术与直笔的关系问题， 认为公心和直笔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 但二者并不能完全相符合， 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区别。“直则公， 公则直， 胡以别也， 而或有不尽符焉。张汤、杜周之酷， 附见他传， 公矣， 而笔不能无曲也。裴松 （之） 、沈璞之文， 相讦一时， 直矣， 而心不能无私也。” （同上） 胡应麟认为司马迁有公心， 所记亦非失实， 但却有曲笔之嫌。那么， 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直则公， 公则直”呢？胡应麟特别强调了一个“尽”字， 指出：“夫直有未尽， 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 则笔虽直犹曲也。” （同上） 这就是说， 必须完全依公心以运直笔， 并完全以直笔应公心， 才能达到公直统一， 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完全一致的目的。胡应麟所讲的直笔， 就是要求史家必须有是事而如是书， 不得曲笔， 哪怕是并非失实之曲笔。那么， 公心， 或者说心术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胡应麟指出， 此“非以万人之衷为一人之衷不可也” （同上） 。可见， 公心乃是指众人之心， 是指社会之公是公非， 并非专指着述者一己之心术是非。

　　当然， 胡应麟所讲的“公心”， 在其主观本质上还是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言， 绝不能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公心相提并论， 这是由其史学思想的封建性根本原则决定的。虽然如此， “二善论”的加入， 无疑是对刘知几史家“三长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清代着名史学家章学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史德”和“心术”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欲为良史者， 当慎辨于天人之际，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夫《骚》与《史》， 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 皆抗怀于三代之英， 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他把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 是以其“经纬乎天人之际”的“良史”标准。刘知几提倡“史识”，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直笔”和“实录”， 而章学诚说：“能具史识者， 必知史德”， 指出史德是史识要求中需特别强调的内核。显然， 这个标准不以文、史不同相区分， 而是从“德”的角度要求史家之修养。

　　章学诚说：“德者何？谓着书者之心术也。”[5]因此， 史家之“心术”成为了其“史德”论的核心。由“史德”而论“心术”， 这是章学诚在史家修养理论上的重要贡献。他说：“所患夫心术者， 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 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 此而犹患于心术， 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以当也。以此责人， 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 当慎辨于天人之际，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虽未能至， 苟允知之， 亦足以称着书者之心术矣。” （同上） 章学诚首先肯定“心术”应特别值得重视， 但又强调史家即使有“君子之心”， 而其自身修养却很难达到至纯至粹的境界， 这是“大贤以下所不能免的”。那么， 如何成为一个具有“心术”的“良史”呢？章学诚认为良史“当慎辨于天人之际，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天”即指历史的客观性， “人”则为史家的主观性， 就是要充分尊重客观历史， 而不要以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这种历史客观性的反映。章学诚举出南朝沈约撰《宋书》之阴恶， 北朝魏收撰《魏书》之矫诬， 以为例证。沈约撰《宋书》不敢秉笔直书， 对刘裕自立而杀晋恭帝等事讳莫如深， 却对高门士族极尽吹捧阿谀之能事， 不实之辞充斥其书。魏收更是无耻， 以修史作为感恩报怨的手段， 竟自称：“何物小子， 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 按之当使入地。”[6]完全按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人物的弃取和褒贬， 《魏书》一时被斥为“秽史”。章学诚并不认为在历史撰述中可以完全排除史家主体意识的作用， 但认为史家应该具有这种自觉的认识并努力去实践， 才能称得上有良好的“着书者之心术”。

　　胡应麟之“公心”、“直笔”二善说和章学诚之“史德”、“心术”说是对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发展、完善， 对中国史学理论的贡献极为重大。

　　五、瞿林东先生的“史家之职责”说与彭忠德先生的“史胆与史责”说

　　当代学者在对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研究中， 也作了许多发掘和补充，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瞿林东先生的“史家之职责”说[7]和彭忠德先生的“史胆与史责”说[8]。

　　瞿林东认为， 董狐、齐太史、南史氏所表现出来的“书法不隐”的勇气， 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维护当时的君臣之礼和社会秩序。孔子修《春秋》亦如此， 司马迁作《史记》更是司马父子社会责任的直接体现。后来司马迁用“述往事， 思来者”这几个字深沉地表达出他对历史、社会的责任感。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希望它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以清闲之燕， 时赐省览， 鉴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 嘉善矜恶， 取是舍非， 足以懋稽古之盛德， 跻无前之至治， 俾四海群生， 咸蒙其福！”这反映了司马光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彭忠德则更为明炼地提出了“史胆与史责”说， 史胆即指史学家的胆量， 强调敢于直书；史责即指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强调经世致用。他认为梁人刘勰在《文史雕龙·史传》中就已专门论及史家的责任心：“史之为任， 乃弥纶一代， 负海内之责， 而赢是非之尤， 秉笔荷担， 莫此为劳。”明人李贽认为史胆在史家诸修养中占有重要地位：“空有其才而无其胆， 则有所怯而不敢。”这些史学家的言行足以说明良史是必须具备史胆和史责的。刘知几和章学诚因历史时代和个人条件的限制未能提出这二项， 而当代学者彭忠德明炼地提出“史胆与史识”说， 这无疑是对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重要补充， 丰富了中国的史学理论， 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2]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 2008.
　　[3]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 1958.
　　[5]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 2008.
　　[6]高振铎。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7]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8]彭忠德。秦前史学史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