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规律和经验分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初步探索和改革开放40年的创新发展两个阶段，通过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自我探索，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价值和当代价值。70年的演进过程中总结了诸多宝贵的经验，进一步增强了中国话语的解释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当代实践就是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解读当代中国发展逻辑，进而构建蕴含中国话语、彰显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话语体系；

　　从新中国70年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相互承接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30年），是奠定基础、探索经验的阶段，其间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了完备的国家制度体系；第二阶段从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快速成长阶段，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国的历史实践中内生出来。新中国70年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演进发展的70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探索与实践的70年。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就是要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理论基点和实践起点，而在这个起点之上开辟的中国道路是从未中断的。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是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现实创立的，列宁对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延展，但未完全构建起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了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理论体系。

　　（一）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初步探索奠定了"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迫切地要解决两个问题：如何进入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所预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国家为主导的计划经济。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并未对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作具体的阐释和规划，对未来社会的认知还停留于基本的设想阶段。此时，苏联在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苏联经验，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在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中化解了工业化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社会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三大改造"中并未采取直接剥夺私有财产的方案，而是和平过渡，虽然方式单一、时间短促，但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迅速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行了破题。

　　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以苏联为师，苏共二十大后，中国意识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存在错误和缺陷，甚至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准确指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都是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探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平衡问题，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但由于历史原因，毛泽东的很多论断并未付诸实践。

　　此时，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国家安全随时受到威胁，于是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成了当务之急。通过单一的公有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将有限的财力最大限度用于经济建设，以此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进程。马克思所预想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足够成熟之后再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此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还远远没有超过甚至达到马克思语义下的那个资本主义起点。因此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急于求成而忽略了客观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上出现了曲折。在探索的后期，毛泽东[1]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应建立在生产关系的改变之后："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但最终对上层建筑的变革超出了社会发展的水平，社会主义探索偏离了合理的轨道。

　　（二）改革开放40年的创新发展推动了"中国化"的自我超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前30年社会主义探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中国化历程。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过实践检验也被证明在中国行不通，于是在重新明确中国的历史方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21世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这个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跳出了模仿学习的窠臼，抛弃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世界局势和现实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治理"等理论，打开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遵循。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了基本原理，不搞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方面也不搞本本主义、生搬硬套，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分析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形成了具有当代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植于中国国情，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扶贫开发的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等等[2].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历史阶段"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社会主义建设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是两个连续的历史阶段，二者虽有阶段性的区别，但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不能割裂来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为理论基点和实践起点，两个历史阶段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前30年的探索虽然曲折且缓慢，但为后40年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1.新中国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演进规律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当作一般性、普适性的经济原理运用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但实践证明普遍性的规律不适应中国的现实国情，曲折的探索经验澄清了过去国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误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认知也由普适性应用向特殊性结合转变。新中国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是普遍性规律实践和特殊性规律探索相结合的连续过程，而且特殊性的规律就蕴含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之中。

　　2.新中国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演进规律反映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对它的把握与认知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必然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过程。人类认识世界总会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自身的实践，而且继承了已经通过实践检验的前人的认识成果。毛泽东领导的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理论和经验是后40年理论和实践的认识来源，没有前30年的实践与认识、总结与反思，就不可能有后40年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就。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中国的社会形态演变有自己的规律，近代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客观基础。经过新中国70年渐进式的探索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赋予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内涵，形成了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当代话语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也开辟了全新的发展道路，并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者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纵观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诸多宝贵的经验，进一步增强了中国话语的解释力。

　　（一）发展内核：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谈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发展生产力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共识，因为只有发展了生产力，才能为社会转型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生产力又始终受生产关系的约束和影响，不能脱离生产关系而自行发展，被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也在无形之中对生产力进行着调适，二者相互适应。以农村土地改革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进行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把农村土地私有制变成了农民所有，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以恢复；1956年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渐过渡到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缓解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随之而来的农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生产又背离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规律，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使生产力遭到了损害，直到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才重新带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时至今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成为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障碍，土地的联合、农业生产关系再调整又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农村土地在形式上的"分合"充分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每一次生产关系的调整都基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导向。

　　（二）理论坐标：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一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理论最终指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级社会形态。新中国70年来，尽管遭遇了挫折，但社会主义事业始终处于向上发展的态势。中国成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路。因此，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根基。社会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70年来的巨大成就都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制度下取得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短短几年时间就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尽管道路曲折、困难重重，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始终没有改变。改革开放后，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分配制度。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服从于社会主义，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说到底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三）实践诉求：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

　　实事求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征，这个过程并不是逐字逐句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更不是把西方经济学理论拿来直接套用，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与框架下，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始终体现着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三大改造"时的农村集体化、民族资本的和平赎买都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对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深刻地打上了中国化的烙印。改革开放后，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发展的逻辑起点，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条件还没有足够成熟，发展社会主义只能调动一切积极的生产要素，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动，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利于综合国力提升的，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为社会主义服务。正是实事求是地结合了时代特征与具体实际，科学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四）政治保障：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取向

　　新中国70年来的沧桑巨变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最具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特征和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二者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上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效运转，把中国人民带向了康庄大道。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处理社会主义探索与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避免了资本逐利性带来的两极分化，确保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趋近。中国共产党解决的这些问题都是与人民息息相关，关系着人民生存发展的。

　　（五）方法特质：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展开

　　唯物辩证法研究事物的本质，包括事物的内部关联和发展规律。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客观存在为出发点，具有客观性、唯物性。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资本主义内部，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探讨社会的辩证转化过程。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结合中国国情，始终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经济发展进行了规律性的提炼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平衡与非平衡的论述，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矛盾的断识，都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法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等都是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等都是在直面问题、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有机协调、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方法都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动态性。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实指向

　　近年来，中国成功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在社会转型变革之下，国内矛盾依然尖锐，收入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国际上的双边经济摩擦层出不穷，西方意识形态屡屡挑战，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前途仍有质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实指向和当代实践就是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客观地分析现实，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坚持人民的主体性，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将会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要肯定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和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有了从实践上升而来的理论学说。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地从"社会人""经济人"双重层面来把握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和本性，把人视为社会关系的综合体，不否定个人自我利益的追求，同时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人"的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

　　（二）紧扣时代主题，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建设的问题，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重心移回至生产力，突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整体协同发展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话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对马克思"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思想的继承，关键在于通过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解决的是"生产力如何发展"的问题；协调发展是进一步要求发展的各个方面保持前进的一致性，弥合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距离",强调了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整体性，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绿色发展是过去被忽略的当代生产力进步过程中的约束原则，将生产力研究从解放发展生产力拓展到了保护生产力的层面，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开放发展则是针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应然之举，通过开放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合作的新格局，解决的是对外交往的问题；共享发展是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本质最显著的体现，解决的是公平正义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相辅相成，全面阐释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经济关系，是新时代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原则和核心理念。

　　（三）协调市场和政府关系，并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中

　　从自由主义时代以来，"市场至上"就是西方经济学家一贯的主张，鼓吹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但资本主义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说明了市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强调计划管理的唯一性，最终苏联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走向了终结。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对经济的计划管理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也遗留了诸多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跳出惯性思维，根据中国具体的发展现实，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能够协调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平衡效率与公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除了对市场和政府手段的教条式、机械化运用的难题，将二者辩证地、有机地统一起来。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无论是市场还是计划都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伟大奇迹证明了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作用，而凯恩斯主义下的政府作用也曾成为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剂良药，但市场和政府都有失灵之处，不能过于偏重、过度迷信某一方的力量。

　　（四）增进文明对话，创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新主张

　　马克思认为"人是类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人与人结成了相互联系的社会，在马克思的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工业化的带动下将扩展为国际性的交往，全球化下的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人与人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共同体",最终"共同体"要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当今，新一轮全球化让全人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依存、文化交汇，"命运共同体"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最新价值理念，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的资本至上、个人至上逻辑，重塑价值导向有助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增进对话、减少对抗、凝聚力量[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新主张，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和平建设、促进全球共同繁荣的道路。

　　四、结论与展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渐进式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探索验证了传统的理论框架，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40年的创新发展填补了理论空白，丰富了理论内涵。新中国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与建构始终结合中国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进一步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但就其理论体系而言，至今仍未完善。中国作为这个伟大理论的践行者和开拓者，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中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出路。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用批判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就需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消除二者的对立因素，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集成有益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本土化建构，最终要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解读中国的发展、提炼中国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1.
　　[2]祝志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资本论》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11.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4]王人骏，赵海月。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阐释和路径选择[J].税务与经济，2019（2）：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