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社会历史性研究分析

摘要：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概念，也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历史范畴，它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揭示出来而又指向历史唯物主义。其中，既定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不是抽象的人本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立足点，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清算和对现实世界的改造的双重逻辑趋向，决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能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商品价值当作永恒的、自然的历史形式，而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历史过程来呈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不仅实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变换，而且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

　　关键词：马克思； 价值概念； 政治经济学； 双重趋向；

　　Abstract:

　　Marx's concept of value is neither pure economic concept nor abstract metaphysical concept,but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ategory based on realistic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which is revealed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ints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Among them,the established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rather than the abstract humanistic relationship constitutes the foothold of Marx's concept of value.The dual logical tendency of Marx's liquidation of Hegel's idealist philosoph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al world determines that the goods value in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a natur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rather than a eternal and natural history form in bourgeois economists.Marx's concept of value does not only realize the premise transformation of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y,but also completely chang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Keyword:

　　Marx; value; political economy; dual tendency;

　　针对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混乱理解，当务之急是回到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真实语境，把价值的问题还给价值而不是留给价值的评判者，在价值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社会缘起与历史演进，开辟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社会历史维度。因为价值概念既不是人之外的康德的"自在之物",更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自我运动的产物，而是属人的活动（劳动）范畴，具有社会关系规定。面对这种关系存在、历史存在，我们不能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庸俗经济学那样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即不追问价值存在边界的非反思、非批判的实证态度，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定的异化的价值形式视为永恒的经济范畴；相反，我们只能采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态度，即追问价值存在边界的反思的、批判的和历史的态度，而把商品价值这种不自然的人的劳动异化的价值实现形式视为特定的暂时性历史范畴。实际上，这种态度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之所在，也是马克思价值概念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概念的革命性变革之所在，即马克思价值概念是表征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对人类历史的暂时性所使用的理论术语，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价值概念则是把这种暂时性看作人类生产形式的永恒性所惯用的理论术语[1]（P35）。正是在这个不同的理论术语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获得了丰富的社会历史规定，而不是像瓦格纳式的那样按照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自然愿望"来"估价"外界物而获得"赋予价值",也不会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价值形式视为历史的永恒形式。

　　一 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既定社会经济结构

　　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不是思辨科学，而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是在人类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作为一个抽象范畴，它有自己的现实历史基础和特定经济结构[2]（P31）。也就是说，价值概念这个抽象不是哲学世界观，它不能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它只能给我们提供历史资料，指出人类历史活动的连贯性，至于它的前提，则是始终不能自动揭明出来，我们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2]（P31）。马克思正是从他的政治经济学这门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出价值概念的前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为了把针对思辨哲学的批判与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区分开来，为了避免制造另一门形而上学，马克思就明确表达了他打算用系列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来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做法[3]（P45）。可见，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阐发出来的，要研究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绕不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我国价值哲学研究一开始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只是随着后来价值理论研究的深入而出现了分歧，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学者普遍把价值等同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定义受到质疑，学者们开始摆脱经济学定义模式而从不同角度去概括马克思的哲学价值，直至出现关于马克思有没有哲学价值概念、经济学价值概念与哲学价值概念的关系问题等争议[4]（P10-16）。

　　从马克思的研究历程和思想发展过程来看，1844年以后马克思哲学每次取得的重大进步包括价值概念的完整形成都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不断深化研究中得出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范式中完成的[5]（P8）。我们不真正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前提和研究对象，我们就不可能完整获得对马克思价值概念乃至整个马克思哲学全部思想逻辑的宏大叙事。政治经济学构成了马克思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如果说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的话，那么，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解马克思全部哲学和价值概念的枢纽，所以马克思说，古代人那里没有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它"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6]（P299）。但是，马克思价值概念的这个特殊进路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那里却被遮蔽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就是明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是在传统思辨哲学的框架里面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他们忽视了政治经济学语境的价值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地位[7]（P3-13）。因此，要理解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社会历史维度，我们首先就要回到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路上，在人类社会经济形式中考察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存在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理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首先就要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马克思全部哲学和价值概念的出发点和逻辑枢纽，克服"早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与哲学家马克思之间的双重"断裂".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提问方式下，这种双重"断裂"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个马克思，也只有一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其价值概念。

　　在"早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上，阿尔都塞为了捍卫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克服马克思人本主义化的风险，他人为地制造了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在意识形态和科学问题上的认识论"断裂"--"在马克思理论思想的形成过程，的确存在着一个'断裂',这个'断裂'不但不等于零，而且对整个工人运动史具有重要的意义。"[8]（P219）在阿尔都塞那里，这个"断裂"使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受神秘主义和异化影响最深"的"襁褓"中成功地解脱出来[8]（P55），实现了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转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开始成为历史科学。但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思想发展过程绝不是阿尔都塞所理解的这种突现式的断裂，而是一个从现实生产关系出发的客观逻辑取代人本主义逻辑而成为历史科学主导逻辑的双重逻辑过程。实际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价值概念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贯通性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达到它所宣布的理想目标"[9]（P35）。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单个人虽然在法律上是自由平等的，但是，单个人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体，资本成为这个社会的人格主体，单个人陷入了对"物的依赖性关系",资本成为这个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统治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3]（P30）。正是这种异化的劳动关系存在使马克思选择了"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单个人的抽象的人本关系出发，去揭露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的"虚构的原始状态".这一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社会中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虽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实体，但这种共同实体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经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永恒形式，而是一种暂时性存在形式，是一种异化劳动形式，即劳动产品与劳动已经对立起来了[3]（P90-91）。

　　二 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双重逻辑

　　马克思早期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虽然带有费尔巴哈的"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道德批判痕迹，但是，马克思的批判是从一定的经济事实或特定的经济结构出发，"而不是从恒久有效的道德规范的'本质考察'中得到的"[9]（P39）。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形成初期，即1844年上半年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对资产阶级经济学那种自然主义的反历史主义态度采取了鲜明的批判立场，批判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形式，"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并把这种异化的商品关系作为考察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出发点[3]（P25）。在这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批判，而且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这种对异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批判在《资本论》中得到延续和深化，并最终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当然，不同的是《资本论》中的异化概念包括价值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人本概念，而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这构成了晚年马克思深化形成价值的异化劳动实体研究的环节。"异化不是作为一种哲学或人类学状态被感知到，而是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被感知到。这是隐藏在异化过程背后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机制。这是对早期著作中的论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10]（P301）"青年"马克思所发现和确立的批判范畴决不会被"老年"马克思所否定或逐斥。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国内外学界也存在着"断裂"式理解现象，即认为《资本论》及其手稿虽然蕴含着马克思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本质上它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文本而不是哲学，马克思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11]（P4-21）。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这种断裂式的对立理解根本上与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无关，而是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设置的理论陷阱--《资本论》"过时论"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较少专注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他们的研究更多聚焦于《资本论》，主要围绕《资本论》蕴含的资本主义价值形式进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到20世纪50年代吉尔曼等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质疑，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科恩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劳动价值论等理论的修正和补充，他们无不是抓住马克思对现代经济规律的揭示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的间距与张力，企图从根本上或局部上颠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他们来说，只要把《资本论》定义为经济学文本，那么，就可以推断出他们所希望的《资本论》已经过时的结论。因为在经济学这种具体科学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怎样捍卫和修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都是不可能获得历史唯物主义维度的，就会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误判为人类永恒形式而为资本主义辩护。正如亚瑟所说，他的研究并不是关心如何恢复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宏伟叙事以及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联，而是关注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其如何与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方法相一致。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构建一种系统辩证法以便说明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社会制度的诸种关系，而不是为了去说明人类社会系统兴衰的历史辩证法[12]（P2-3）。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MEGA2工程的复苏，尽管有哲学家的介入，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重心仍然是《资本论》的经济学思想。于此，海因里希说MEGA2第二部分对《资本论》一系列手稿的率先发表彻底改变了我们以往对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资本论》写作大部分情况不了解的状况，因为这些手稿可以印证和还原马克思书信中提到的相关经济学研究的各种背景信息。当然，要真正廓清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全貌，"只有待到这期间的摘录笔记在MEGA2第四部分发表之后"[13]（P146）了。显然，MEGA2对马克思的重读不自觉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设置的《资本论》"过时论"陷阱保留了"林间空地".国内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在哲学与经济学思想之间的断裂理解虽然不存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陷阱一说，但是，历史形成的教科书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框架结构把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从而导致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内在关联发生断裂。最后的结果就是：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不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只能回避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而抽象讨论《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又不懂马克思哲学，只能抽离《资本论》的唯物史观而陷入价值转形理论的技术性环节。

　　实际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哲学是统一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性质可以回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唯物史观理论发源地，因为《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只是由于政治辩论而关涉到经济问题，直到1844年，马克思才真正开始第一次接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本来试图从政治范围之外去寻找现实冲突的理由和解决途径，结果他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发现"这个事实没有任何根据，至少在他阅读的那些经济学家的著作里找不到任何根据，他发现这一事实竟是悬空的，它没有自己的本原"[8]（P130）。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把现实冲突即"劳动者日益贫困化与现代世界中出现少数人暴富"的事实加以认可、美化、庆贺。对马克思来说，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耻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不去提供这个现实冲突的本原，相反却把这一事实当作人类社会的永恒形式，马克思则要通过澄清这个本原来洗雪这个"耻辱",这个本原就是哲学。当然，这个哲学不是随便什么其他哲学，在阿尔都塞看来，只能是"经过同政治经济学的这次接触而得到了修改、纠正和扩展的哲学"[8]（P131）。马克思把异化劳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通过异化劳动的逻辑布展，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价值概念所掩盖的前提事实，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劳动的二重性。这个形成价值的异化劳动实体概念经过《资本论》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化，最终从一个抽象的人本概念转化为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

　　由此可见，青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宣战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类历史维度已经锋芒初露。"以历史作为任何存在的基本原则去把握存在过去的起源，存在现在的本质和方式，及其继续发展的趋向，即存在的未来。"[14]（P105）这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确立的来自于黑格尔的把握世界新问题的基本原则。但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却使抽象的逻辑范畴成为历史观的精神基础，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的重要哲学著作中坚决抵制这种历史观，提出了与黑格尔的逻辑抽象相对立的新的历史范畴，即从黑格尔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出发，把劳动与现实的历史活动统一起来，人的类存在"只有通过人类的共同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是可能的"[14]（P105-106）。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这个哲学基础要求我们把现实经济结构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形成和自我实现的存在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才明确表达了他要用系列政治经济学研究来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打算和做法，因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存在基础并不需要向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读者保证什么就能使他们明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这个现实存在基础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P12），而人总是这个历史过程的产物。基于这种提问方式和逻辑布展，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存在着"双重趋向":

　　第一重趋向是马克思在出于清算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而确立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方法。在这里，马克思曾经自嘲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在价值理论的论述中他禁不住"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这种神秘形式虽然可以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但是，它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又能引起资产阶级各种唯心主义者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总是把每一个范畴看作是运动着的暂时性[1]（P24）。正是这种方法论的确立使马克思获得了向资产阶级思想中的各种唯心主义作不断斗争的世界观，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价值形式的历史暂时性，这是马克思价值概念和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必然性逻辑。

　　第二重趋向是马克思哲学并不是经院哲学，它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它的革命实践及其对工人运动的指导性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具有一种表现形式，即做到通俗性的同时而又不容许有任何庸俗化的歪曲，因为马克思哲学不但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而且还要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具有推动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外在历史逻辑。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价值概念这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双重趋向"是有一个本体论基础的，而且这种本体论基础是用简洁方式来表达的，因为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必然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切人的社会活动，而这种本体论基础是无需加以证明的[14]（P106-107）。所以，马克思在后来的《资本论》研究中明显减少了早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本体论表述，而这种减少与原始的基础并不矛盾，尽管"《资本论》原始的准备工作和版本直到今天被发表的还只是残章片断，并且残缺不全",但是，"对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的哲学理解来说，……《手稿》使我们得知，在最终版本中马克思从他的最初的原稿中删去了什么"[14]（P107）。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最终版本中删去了最初原稿中的本体论说明，就这样早期发展起来的理论成果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后来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那里，问题的提出和方法论的连续性从来是不可分的，在最细微的程度上也是不可中断的。相反，没有青年马克思的本体论成就，马克思关于每一社会现象、其正确的经济基础上每一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上的可能性都是不可想象的。"[14]（P106）如果我们不懂马克思的提问方式和方法论、不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趋向"的话，就无法理解"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连续性与一致性。所以，卢卡奇说："如果没有同时理解马克思理论创作活动中心点的这种双重趋向，那是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人们常常谈到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哲学'著作与《资本论》中精确而科学的纯粹经济学精神的矛盾对立，但是这种对立的提出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并且，与所谓马克思从哲学到经济学的转变无关。"[14]（P310）

　　三 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社会历史性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哲学表述与经济学表述在具体细节的地方有差别，如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批判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当作"社会的自然规律"时说："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1]（P16）在这里，马克思只是简单而又清晰地表述结论，而在这个跋的随后几页，马克思援引俄国教授尼·季别尔的评论而又作了详细的清晰阐述："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1]（P20-23）在此，马克思认为这个批判家的阐述是"恰当的",因为他详尽地描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哲学表述与经济学表述在个别具体细节的处理上出现不一致的地方，并不是马克思的随意，而恰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使命和"双重趋向"所决定的。他说："马克思普遍历史理论的特定因素必然得到特殊的、适于群众把握的表达方式。""马克思本人总是极力把这些不可避免的趋向尽量清晰地表达出来。但他完全可能对这种状况的后果不作清晰的阐述。"[14]（P311）所以，卢卡奇选择从历史总体性上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对于马克思一时的不连贯性认为根本无关紧要，完全可以忽略。

　　我们从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涯的缘起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总体性。青年时期，马克思之所以从自己的法律专业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普鲁士国家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使马克思开始关注私有制问题，资产阶级国家维护私有者利益，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实际上就是盗窃，盗窃林木的人虽然盗窃的是所有者的林木，但是，林木所有者却利用盗窃林木者来盗窃国家本身[15]（P169）；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辩论中马克思不满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击总是那么肤浅，而自己的实际知识又不容许他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妄加评判。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成了《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困惑，为了解决苦恼的疑问，马克思选择了"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开始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批判是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与市民社会及政治国家有关？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的主题之一就是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在德国这个主题"以保护关税、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的形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德国与法国和英国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出现不同，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控制在英国和法国是行将完结，在德国则是刚刚开始[15]（P457）。这种"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使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被异化和颠倒，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要恢复古典经济学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而是要扬弃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异化和颠倒，使政治国家服从于市民社会。而这个批判无疑首先要指向黑格尔法哲学，因为德国同史前时期的民族一样，是在黑格尔法哲学观念中构造历史的，德国虽然经济落后，但是，黑格尔法哲学及其德国观念历史却是最发达的[15]（P458）。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把握本世纪现代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批判未完成的现实历史的"著作",而是批判主宰支配普鲁士国家意志的黑格尔法哲学这种观念历史的著作[15]（P458）。也就是说，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并非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立足于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批判，这个理论前提就是黑格尔法哲学理论。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国家主义去设计社会主义，把黑格尔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作为观念结构的二元经济结构扬弃为作为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总和、上层建筑的三元经济结构，马克思也最终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转身，即法哲学与国家一样既不是抽象的观念范畴，也不是纯粹的人类精神发展过程，而是社会物质生产关系[5]（P8），这种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市民社会。而要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彻底批判，就必须立足于这种反映现实物质生产关系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解剖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5]（P8）。基于这种判断，马克思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列研究，他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国家、法、道德、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等许多著作都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正是这种系列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证明。这里使用"批判"一词，首先，马克思借鉴康德的用法，意即界定研究主体、客体及其关系的认识论根据，界划每一次研究领域的合法边界[16]（P2），正如马克思所说："明确地弄清楚（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会揭示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17]（P295）其次，马克思希望对资产阶级理论这种革命的"批判"倾向在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获得"直接的"继续。因为在19世纪30至40年代，黑格尔学派中产生的所有革命者包括卢格、鲍威尔、费尔巴哈以及其他左派黑格尔分子的著作都在广泛的历史意义上使用"批判"一词，然而，宪章运动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导致"资产阶级理论的这种革命的'批判'倾向也同时被遗忘",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把这种革命的'批判'（事业与表达方式）在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唯物主义理论中'保全'下来"[18]（P67）。如果说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辨性、理想性环节的话，那么，随后系列的小册子和专著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性环节。所以，马克思说："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3]（P45）显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现实经济结构分析基础上的，是实证批判，而不是思辨的形上分析或道德原则说教。

　　尽管德国的经济落实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个外来的科学，但是，无产阶级对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哲学批判、政治批评则是可能的[1]（P18）。针对当时李斯特、劳先生、施泰因先生、黎尔先生等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英法经济学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而出现"乏味、肤浅、空洞、冗长和抄袭"的大杂烩情况，马克思在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他们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基础上展开了实证批判，当然，这个实证批判的基础是费尔巴哈打下的[3]（P46）。费尔巴哈不满黑格尔的抽象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把"自我异化"的想象的世界归结为现实的世界，这个现实的世界对于马克思来说，就是异化劳动的世界。而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劳动视为经济学规律，并没有给我们揭明这个规律所赖以产生的私有制前提，也没有给我们提供理解劳动、资本、土地相互对立的钥匙；相反，"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3]（P100），因为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所以，马克思选择揭示私有财产的起源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3]（P89-90）。这显然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只有置于整个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得到注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从异化劳动这个经济事实出发去揭示私有财产这个前提关系起源的，《手稿》这一提问方式在23年后的《资本论》中得到了真实解决。《资本论》从（异化）劳动"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19]（P755）和资本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9]（P758）的前提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揭开商品价值的秘密，最后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据此，柯尔施认为，马克思的早期经济学手稿"在内容上几乎预示了《资本论》全部批判的革命的认识"[18]（P68）。恩格斯敏锐地指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意义，它的出现意味着德国产生了自己的科学的独立的经济学[5]（P525-526）。

　　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使马克思得出了后来用于指导自己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设的唯物史观，这次唯物史观的创设也是马克思对"从前的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这个创设的唯物史观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得到明确阐述。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历史维度正式宣示并不是到这里才开始，而是更早表述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和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5]（P9-10）也就是说，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提问方式萌发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唯物史观初步草创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则公开宣示了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和论证。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运用他草创的唯物史观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立场而形成自己的哲学方法[18]（P69），批判蒲鲁东抱着"思辨哲学的幻想"把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当作永恒的历史范畴，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又回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共产党宣言》针对蒲鲁东经济学非历史非实证的倾向，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前提出发，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草创的唯物史观，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的经济现象，指证并宣誓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历史观和革命纲领。当然，作为马克思系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渡性文献，《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只是片段式的小册子，在这里是不便于论证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行机制的，因为"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5]（P7），需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所以，这一问题只能在后期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内在秘密中给予历史性的回答。这正是《资本论》的历史使命。

　　其实，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基本上还是持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形式特别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而与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对立的，还没有公开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彻底决裂。柯尔施认为，真正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基础的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出现，则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它是根据马克思1847年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报告整理出来的，因为"在这里的论述不再是在'商品'的一般观点下，而是在'雇佣劳动商品'并由此直接产生雇佣劳动者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相对立的特殊观点下进行的"[18]（P70）。这个报告的付印当时因为马克思受欧洲二月革命的波折被迫离开比利时而没有实现，直到1850年马克思在伦敦才重新开始经济研究工作，中间又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而使马克思不得不花了很多时间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研究新的经济材料。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才使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批判发展为唯物主义的成熟发展形式，他的政治经济学既是一种科学态度的研究，更是一种哲学态度的批判，它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现代社会经济规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受到的束缚只有通过彻底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才能够真正实现[18]（P7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在这里实现了同步并轨。

　　总之，马克思从青年时期还是一个一般的革命唯心主义者的时候就赋予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无产阶级政治哲学意义，直至他转向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都一直在市民社会的解剖中揭示资本剥削的密码和指认无产阶级全面解放的道路。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确立的价值概念及其学说中。但是，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并不是他的政敌所攻击的只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概念的复写或综合，"马克思毕生都反对这样的误解"[18]（P52-53）。这种误解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看作仅仅是魁奈、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推导，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不能容忍的肤浅。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并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规律中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地推导出人类社会的要求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真正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李嘉图初步社会主义的地方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现实的别样解释，而是一种实际的社会变革，在社会变革中使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停止发生作用而成为无对象的经济科学。为此，柯尔施发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着"两条线索"或者"两个阶段":"除了批判的革命立场不断发展的主线以外，人们还不难发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显得与其背道而驰的第二条线索。"[18]（P71-72）也即是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它不只是一种经济学理论批判，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它是指往彻底变革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实际通路的。第二条线索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因为面对1848年欧洲工人革命失败后的压力与停滞，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得以长期有暇从事日益广泛而深刻的经济学研究，与此相联，马克思为了力求行动的革命能量而将这种能量遗留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道路必将引燃1848年热情的幻想的第一阶段革命失败后的冷静的第二阶段，现代欧洲革命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新形式中获得了它总括性的表现"[18]（P73）。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自身理论的跛脚，不仅实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提与核心概念的变换，而且更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

　　四 结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基本理清了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政治经济学语境，确立了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既定社会经济结构、双重趋向、社会历史性，清理了围绕价值概念而凸显出来的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对立，为我们回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上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基本的前提就是坚持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住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社会历史维度，克服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概念的庸俗性，而且更应该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哲学有机统一中坚持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克服二者对立所导致的相互否定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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