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社会主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建立能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系统化学说",关键和难点是确立正确的研究对象。本文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探讨的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所包含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探索，研究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研究对象； 生产方式；

　　Abstrac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contemporar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at is being formed and developed.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zed theory" that can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uid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s to establish correct research object.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stage, the socialist nature and the research o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under the primary stage of Chinese socialism in the study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es on the production mode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China's socialism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Keywor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Object; Production Method;

　　引论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而言，研究对象问题都是一个首要的基本问题，自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大部分学者基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研究对象的规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关系，但是"研究生产关系需要联系生产力".例如，刘伟在《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学说，生产关系运动规律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源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及其变化。"[1]逄锦聚、卫兴华、张宇、洪银兴等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提出后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一些学者试图突破"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之论述限制，将生产力直接纳入研究对象之中。例如，黄泰岩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现实，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不仅仅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就不够了。……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2]卫兴华也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系统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3]洪银兴则直接指出，在发展变化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相互联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建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经济理论。[4]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例如，张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这既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发展政策和发展道路。逄锦聚也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尽管上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其共识也是明显的，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经济形态，仍然要把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仅仅研究生产关系是不够的，不能忽视生产力这一重要因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建立能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系统化学说",关键和难点是确立正确的研究对象。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什么呢？为了厘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概念语义出发去梳理。就概念本身的语义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涵义：第一，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历史阶段不可缺少，需要加强历史维度的研究；第二，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性质不能丢，需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第三，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其他学科，自然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学内容。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既不是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余下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所包含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性质、政治经济学本身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历史维度

　　尽管在我国对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的认识有着广泛的共识，改革开放之前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建设也做了大量的探索，但是从高校普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已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看，政治经济学与历史是脱节的：我们在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时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而在实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中这种历史性却很少存在，充其量只是体现在教科书中涉及经济体制或其他内容时所注入的一点儿历史元素，而且这种历史性往往还停留在政策解读层面，甚至在方法论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在叙述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安然并存于同一部著作或教科书之中。

　　（一）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吗

　　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新历史观"产生的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删去了"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5]66,这句近年来仍然是令我国哲学界"痴迷"的话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从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换，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经典表述中看出：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6]284

　　当然，对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的认识，大家耳熟能详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如下表述：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且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6]157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是非常清楚的，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不仅在全书五篇结构中专列了经济史一篇，而且还在逻辑叙述需要的时候增加经济史的佐证[7].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马歇尔对历史学派给予了高度评价[8].

　　马克思对历史的重视可以从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的"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9]35中看出，《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样本，其中《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篇最为突出。在这篇中马克思借助翔实的历史资料，按照历史的顺序，依次考察了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不同生产力状况下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熊彼特（1842）称之为"逻辑与历史化学融合"的生产演进动态框架。[10][11]

　　长期以来，由于翻译的错误等原因[10],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对象（一般称之为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错误地隔离开来，把政治经济学"历史性"演变成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而忽视了每一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学都是历史科学这一基本的逻辑。而在我们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另一端，由于坚信（抑或意识形态的需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将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演变成一个"超越历史"的"科学".

　　（二）政治经济学要加强"历史"的研究

　　由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共同植根于西方的土地之中，是西方文化、历史、哲学传统的必然产物，而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历史、哲学传统与环境，使得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原理、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在引进到中国之后，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有些甚至失灵或者发生了反作用。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之中，吸取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脱离历史、脱离实际，既不能理解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也不能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建立与中国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和环境相一致的政治经济学[12].

　　通过历史的研究，我们需要弄清楚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关系，弄清楚为什么我们要突破"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模式的限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弄清楚为什么我国的改革要选择"渐进式改革"等一系列历史问题，同时，加强不同发展阶段生产、交换和分配规律的研究，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社会主义性质

　　虽然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为"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我国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正在向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进，但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共同富裕"的目标远没有实现，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主义"定语的研究。

　　（一）"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立场，可以说，人性的异化与复归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始终的逻辑主线。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3]269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揭示人性的本质，是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公平正义"背后掩藏的不平等和带来的"人性异化",完成了从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人性异化"的同时，对"人性复归"进行了批判性论述，并提出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伟大设想，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到了生产力极大发展从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未来社会，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实现。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马克思的成熟著作《资本论》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利益",但是由于《资本论》是以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农民被完全剥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所做的分析，"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基本等同，可以说，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11]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收入差距问题、区域不平衡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对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前行，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如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变得非常重要。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就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5]在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四次提到"以人民为中心",并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明确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通过"精准扶贫"的实践形式展现了出来，这是一个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历史性飞跃。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一条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这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要加强"制度维度"的研究，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定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的历史维度和社会主义性质探索之后，本部分在对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探索的历程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研究对象。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探索的历程

　　最早给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较为完整定义的是恩格斯在1859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提出了"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1]333的观点，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来源2[16]333.列宁在1897年发表的《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承继了这种观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18]166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在1952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作了类似的定义，他写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19]158按照斯大林这一规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只是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关系，斯大林也做了法典化的概括，主要包括所有制、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三个方面。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后来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规定，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它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个规定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起源于恩格斯，形成于斯大林。这样原本内容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只研究生产关系，研究范围大大狭窄化。[20]158-171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认真研究和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探索，其中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索集中体现在他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时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研究范围过窄问题，三次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从两个方面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在第一次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时，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21]170这里除了将研究对象拓展为"主要研究生产关系"[21]422,还强调了上层建筑问题研究。在第二次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时，还从两方面来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在第三次论述时，主要是强调了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规定，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21]804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对象规定成了我国学术界的共识，即"主要研究生产关系，但是要密切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密切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20]158-171

　　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9日王学文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一文，但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探索的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场大讨论。基于"政治经济学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需求，平心从1959年到1961年发表了系列论文，提出了应该把"生产力"列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刘诗白（1961）[22]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会改变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孙尚清（1961）[23]也不同意将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不过建议成立生产力组织学来专门研究生产力。与这两种观点不同，田光（1961）[24]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田光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文本解读，给出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公式，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抓住'中间',联系'两头',三者是缺一不可的。"[24]方文（1961）[25]不同意田光的观点，认为田光的出发点是一个错误的公式，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文本解读是一个误读，指出："决不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平列起来，更不能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不完备的公式来考察政治经济学的对象。"[25]方文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第四种观点，方文试图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体"自然也包括生产力列入了研究对象，他的研究耐人寻味："在任何时候，生产力总是一定生产关系之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总是一定生产力之下的生产关系。把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就是要把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来考察。"[25]方文的研究不仅开拓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的探索，而且也引起了对"生产方式"本身的研究，问题是他对生产方式的定义沿袭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错误规定。他的观点受到刘诗白、孙尚清等坚持第二种观点学者的批判，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外，其他对第一种观点的批判也同样适合对方文观点的批判。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探索的第二个高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与第一次高潮一样，也是从将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开始，而且也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去"阶级性""正名"观点，只是这次发起者不是平心而是从1978年起连续发了三篇文章的哲学家熊映梧，其主要依据无外乎是马克思没有说过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如上文所述恩格斯1859年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发展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等新瓶装旧酒的论据。对于政治经济学"正名"为"经济学"也与平心的理由一样。奚兆永等从文本出发针对熊映梧的论证进行了批判。[26]不过，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为平心的《论生产力》文集写的序言《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支持了这种观点，孙尚清也加入了支持将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的队伍，由此争论也在经济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这场争论中，身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在1979年《经济研究》发表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二重性》，可以看作是田光第三种观点的传承，张闻天提出了生产关系的二重性，并以此为基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了概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不是脱离生产力而单纯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在研究生产关系中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即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27].马家驹和蔺子荣（1981）[28]等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第四种观点，与第一次研究高潮的第四种观点有些类似，也是将生产方式纳入研究对象之中，但是不同的是，他们都不同意斯大林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28]的观点。对于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的定义，马家驹和蔺子荣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范畴"[28],按照马家驹和蔺子荣将生产方式包含两种含义，即"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和"作为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以此为基础，马家驹和蔺子荣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首先是生产方式，然后才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然，在这次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大讨论中，孙冶方对于斯大林生产关系定义的批判也格外引人注目，他指出："我觉得斯大林的定义是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正确定义的修改，这种修改是不妥当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带来了不良后果。"[29]斯大林在生产关系定义中将交换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将所有制纳入生产关系之中，至今仍是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

　　尽管在第二次政治经济学研究高潮中，马家驹和蔺子荣等对研究对象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仍然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一般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人与自然关系变得愈来愈重要的现代社会，就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范式之争中陷于先天的劣势[30].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学的困境，许多学者作了有益的探讨。一些学者试图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对象规定中的关键概念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活力[31];另一些学者试图从《资本论》中的实际研究内容出发，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而且已经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包含了进去[32],而在此过程中，吴易风（1997）[30]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是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为主题的文献中迄今为止引用率最高的文章（含之前两次研究高潮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吴易风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虽然"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不是吴易风第一次提出的，在马家驹和蔺子荣（1981）[28]那里已经有了"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的简单论述，在李名学（1982）[33]那里甚至直接提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公式本身，但是吴易风的贡献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资本论》第一卷所做的重大修改、《资本论》第三卷的引证，逻辑严密地论证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第二个是对政治经济学是否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的论证，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配置一般，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的、具体的资源配置及其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有力地批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人与人关系"的过时论断，而且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优势。通过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阐述和对生产方式的重新定义，吴易风得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0],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30]的结论。胡均（1997）[34]、吴宣恭（2013）[35]、于金富[36]和李静（2009）[36]的相关研究强调了生产方式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重要性、赵平（2001）[37]对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论观点上存在的分歧进行了分析。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确定

　　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探索历程可以看出，我国两次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高潮都是基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目的，试图冲破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限制而产生，引论中所述的第三次仍在进行中的研究高潮也不例外，只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代替了"为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三次研究高潮的主要结论看，主要包括"主要研究生产关系，但要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直接将生产力引入研究对象""研究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应的生产关系"三种结论，尽管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三个范畴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上有些不同。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能否将不同观点统一在一个框架下，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框架是否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需要，如果不能，第三个问题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如何构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第四个问题是本文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否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相一致。

　　对于第一个问题，根据上文吴易风阐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很容易把"主要研究生产关系，但要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直接将生产力引入研究对象"统一在"研究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之下。持有"直接将生产力引入研究对象"的学者，其主要理论依据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建立在生产力比较薄弱的基础上，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不是研究生产力本身，就如同我们不能"将通向财富的道路当做财富本身一样",我们不能把研究生产力（马克思称之为"工艺学的事情"）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也是《资本论》中没有研究生产力本身的原因。根据"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生产方式列为主要研究对象就可以了。举例而言，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政治经济学应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研究信息技术条件下的生产、交换，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但是，利用信息技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研究"信息技术"本身。基于同样的原因，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的"生产方式",研究生产方式也就涵盖了"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于是"主要研究生产关系，但要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也可以统一在"研究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应的生产关系"框架下。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整合的框架"研究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应的生产关系"还不足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需要，主要是由于这个研究中没有将"流通过程"或者说"交换"包含进来，而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流通过程"都是不可或缺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说"之所以问题比较严重，除了缺乏特殊的、具体的生产方式的研究外，也缺乏对"流通过程"的研究，以致微观上的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宏观上"资本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生产和交换条件很难得以满足，不可避免产生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也正是由此而产生的。传统社会主义之所以可以避免经济危机，那是"有计划按比例生产"本身满足了生产和交换条件，使生产和交换得以顺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也存在类似问题，所以不可避免要研究生产和交换顺利实现的条件。

　　我们从对第二个问题的论述中，引出第三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可以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之所以未将生产关系纳入进来，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已包含"生产、交换的研究",从而也包含了广义生产关系和狭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为避免范畴之间的包含或同义反复，不应该再将"生产关系"本身直接列入研究对象之中，但是"生产关系"依然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至于第四个问题，本文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否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相一致，我们从马克思的成熟著作《资本论》的研究结构来论证。《资本论》第一卷标题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在这一卷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得以实现的条件。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篇中，马克思结合经济史，依次对协作方式、手工业工场、工厂三种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进行了考察，例如与工厂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资本雇佣劳动关系";《资本论》第二卷的标题为"资本的流通过程".由于研究流通和研究交换是一致的，第二卷研究实际上就是交换过程，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论述"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的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中得出。在"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一篇中，对简单再产生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进行了研究；《资本论》第三卷的标题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为上下）。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将生产和交换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在研究生产时，不再像第二卷那样假定交换条件不变，在研究交换时，也不再像第一卷那样假定生产条件不变，而是回到现实，进行具体的研究，包括剩余价值如何转换为利润、利润如何平均化、利息如何产生、为什么土地能产生地租等。这一卷实质上是在生产和交换二维变化的空间里，对分配的形式进行了研究。由此可以看出，本文根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构建的政治经济学对象与《资本论》研究结构是吻合的。

　　那为什么《资本论》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条件"呢？我们从逻辑上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是矛盾的，因为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和交易关系，无论是马家驹和蔺子荣（1981）[28]提出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广义生产关系",还是吴易风先生提出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同义语",都存在逻辑问题。那是否本文赖以存在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有问题呢？这一点吴易风先生（1997）[30]已做详细论证，那错误一定是中文翻译本身！根据郭冠清（2015）[10]的考证，《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原文"Was ich in diesem Werk zu erforschen habe,ist die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unddieihrentsprechenden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ltnisse"[39],应该翻译为"我要在这部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这里关键是将verh?ltnisse既具有"条件（condition）"也具有"关系（relation）"的词语翻译为"条件"而不是"关系",由此可以得出，《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从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

　　四、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是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还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究竟是否应该列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文通过回顾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所包含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性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进行分析。

　　在"历史阶段"研究中，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历史性"演变成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对方法论上历史唯物主义与叙述中历史虚无主义安然并存于同一部著作或教科书中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在"社会主义性质"研究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逻辑主线和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如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行了分析。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研究，本文以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我国学术界两次研究高潮进行了回顾，对正在进行的三次高潮进行了分析，在整合三次高潮中不同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需要，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并通过对《资本论》研究对象表述翻译的错误校正、《资本论》三卷内容的逻辑分析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的结论进行了论证。

　　根据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维度"、"社会主义性质"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研究，不难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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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该表述与《资本论》德文版和法文版注释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表述一样，纠正了我国学者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正在形成中的思想当作经典表述的偏差。文中"哲学"和"经济"的黑体为原文所加。
　　2尽管许多学者都熟知恩格斯在后来的《反杜林论》中，对此进行了更正和重新表述，但是恩格斯的这个定义在许多学者心中根深蒂固。

　　3在毛泽东去世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也有过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主要是对上海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南开大学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修订版）政治经济学两本教科书的批判，见王圣学：《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