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原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章主要由两部分构成，首先在第一部分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评价模型，然后在第二部分中运用这个评价模型分别对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通过纵向对比检验前文对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阶段的划分；通过横向对比对我国现阶段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程度进行评价。

　　（一）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评价模型。

　　1.灰色关联分析法。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指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通过确定参考序列和若干个比较序列的几何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并且灰色关联度越大，两个因素变化态势越一致。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分析序列。

　　确定反应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序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序列。设参考序列为 X0={X0（k）|k=1,2,3…n};比较序列为 Xi={Xi（k）|k=1,2,3……n}（i=1,2,3…n）（2）对分析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系统中各因素的物理意义不同，导致数据的量纲也不一定相同，不便于比较，或者在比较时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所以在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时，要对分析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处理常用的方法有初值化、均值化、区间相对值化等，本文采用均值化对分析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均值化的步骤就是将序列中的每个数除以序列所有元素的平均值，从而计算出一个没有单位的新序列。

　　计算公式为：

　　

　　（3）求差序列。

　　将每个时点上的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依次做差，形成时间差序列。计算公式为：

　　

　　2.评价指标体系。

　　（1）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数据连续性。由于本章要对 1960 年至今的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进行评估，在指标选取时，相同条件下优先选取数据连续的指标整体性。在指标选取中，尽可能的选取整体性指标，即不区分城镇和乡村。

　　因为城镇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乡村可以认为是其城镇化发展的原始阶段。

　　概念统一性。本文在第二章给出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的概念，由于本章的目的在于对前文划分的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阶段进行检验，所以根据第二章对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的概念进行指标划分与选取。

　　（2）评价指标选取。

　　根据评价指标选取原则，从四个方面选择 7 个指标衡量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

　　经济发展程度方面：由于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依旧是主要任务，同时经济发展也是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的一个目的，经济发展的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因此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

　　人口融合程度方面：人口融合程度主要从两方面衡量，一方面是城乡人口的融合，也就是农民市民化；另一方面是服务业就业人口的融合。因此选择城镇化率和服务业就业占比作为衡量人口融合程度的指标。

　　城市功能融合程度方面：对于城市功能融合程度的评价十分困难，因为城市功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很难量化，所以本文主要从教育和医疗两个角度来衡量城市功能的融合程度。在教育角度，选择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数作为评价指标的原因是：高等学校在各层次教育机构中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密切，并且高等学校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衡量某一地区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在医疗角度，选择卫生机构床位数的原因是：卫生机构床位数衡量了某一地区容纳就医人员数量的水平，容纳就医人数越多，该地区的医疗水平也就越高。

　　结构融合程度方面：结构融合程度主要从产业占比来衡量，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大，说明服务业对整个城市经济的影响越大，对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也越大。因而选择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作为衡量结构融合程度的指标。

　　（二）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纵向分析。

　　本文第二章通过对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历程的分析，划分了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阶段，本部分将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 1960 年~2014 年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程度进行纵向对比，对前文分析的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阶段进行验证。

　　1.数据来源。

　　数据时间选择 1960 年~2014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城镇化率（X2）和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X6）数值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服务业就业占比（X3）、 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数（X4）和卫生机构床位数（X5）数值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原始数据见附录 1.

　　2.数据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程度，数据处理步骤如下（1）参考序列的选取。

　　参考序列数值选为每个指标比较序列中的最大值，即：

　　X0=（38590.00,54.77,40.60,2529.00,660.10,48.20）（2）对分析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根据公式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结果见附录 2.

　　（3）求差序列。

　　根据公式求得差序列。

　　（4）计算关联系数。

　　根据公式 求得关联系数。

　　（5）计算关联度。

　　根据公式 求得关联度，结果如下：

　　3.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参考序列数值选取的是每个指标比较序列中的最大值，并且恰好都为2014 年的数值，导致 2014 年的关联度为 1.这就意味着本分析以 2014 年为参考标准，不过分析的目的主要是观察各年份关联度的变动情况，分析关联度的变化趋势，所以参考标准的选择对于趋势分析的影响较小。

　　通过观察关联度曲线，可以把其变化趋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0 年~1982 年，这一阶段关联度一直在 0.55 上下浮动，虽然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不变；第二阶段是 1982 年~2007 年，这一阶段关联度缓慢上升，从 1982 年的 0.5690 增加到 2007 年的 0.7637,年均提高 1.18%;第三阶段是 2007 年~2014年，关联度大幅度提升，从 2007 年的 0.7637 增加到 2014 年的 1,年均提高 3.93%.
 

　　通过对比发现实证分析中阶段划分的节点都要晚于理论分析中的节点，但延迟的时间不长，第一个节点晚 4 年，第二个节点晚 3 年。

　　关于第一个节点延迟的解释：理论分析中第一、二阶段划分的依据是我国经济政策的转变，也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证分析中第一、二阶段划分的依据是关联度变化的幅度，也就是关联度变化从基本停滞变为缓慢提升。两种划分出现的区别可以用政策时滞来进行解释，这里的主要是外部时滞，即从经济政策颁布到经济活动真正受到影响的时间。经济体制的转变势必伴随着财政、货币政策的转变，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具有政策时滞，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很多政策不能立即生效，需要较长的反应阶段。此外，当城镇化与服务业开始发展之后，在服务业发展与城镇化发展不匹配的情况下，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融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关于第二个节点延迟的解释：理论分析中第二、三阶段划分的依据是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城镇化水平；实证分析中第二、三阶段划分的依据仍是关联度变化的幅度。在中低水平城镇化阶段，城镇化的发展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由于我国在 2004 年之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直高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与服务业水平明显不匹配。虽然 2004 年城镇化水平超过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但二者相差并不大，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依旧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二者之间差距的变大，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步增强，二者的融合度也逐步提高。第二、三阶段节点的延迟，说明较高程度的城镇化水平对服务业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城镇化水平落后于服务业水平导致这种推动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只有城镇化发展形成一定的规模之后，才能极大地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虽然实证分析对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阶段的节点划分与理论分析中的节点划分有些许的误差，但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说明前文对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阶段划分是较为正确的。
 

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横向分析。

　　通过对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的纵向对比，对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的变化趋势有了大致的了解。但由于在之前的实证分析中，参考序列选择为 2014年的数据，无法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所以，本部分将弥补这个不足，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个地区，并通过实证分析对这四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进行横向对比。

　　1.评价指标变动。

　　在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现状的实证分析中，将原有的评级指标体系稍作改动：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加入到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中，并且为了消除不同地区省份数量不同造成的误差，将"普通高等学校数"评价指标换成"平均每省普通高等学校数",将"卫生机构床位数"评价指标换成"平均每省卫生机构床位数".

　　2.数据来源。

　　数据时间选择 2013 年，人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X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2）、平均每省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数（X5） 、平均每省卫生机构床位数（X6） 和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X7） 数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整理而得，城镇化率（X3）和服务业就业占比（X4）数值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4》整理而得。原始数据如下：

　　3.数据分析。

　　（1）参考序列的选取。

　　参考序列数值选为每个指标比较序列中的最大值，即：

　　X0=（62405.07,32472.01,62.80, 55.66, 109.83,26.92, 46.97）（2）对分析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求差序列。

　　4.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关联度值大小的排序，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值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这两个地区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通过灰色关联度系数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看出四个地区在具体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指标上所具备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1）全国实证结果分析。

　　整体来看，除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偏高和人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偏低以外，其他五项指标发展相对均衡。前文对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度实证分析中，曾指出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没有充分发挥出城镇化发展对服务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现在的分析再次验证了这个观点。总的来说，城镇化水平与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不匹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与人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也不匹配，这就需要我国在以后的发展中，首先要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充分发挥城镇化发展对服务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其次，应该加快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转型升级，发现新的增长点，改变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模式。

　　（2）东部地区实证结果分析。

　　东部地区除服务业就业占比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 6 项指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服务业产值占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化率指标高于其他三个地区。平均每省医疗机构床位数和平均每省普通高等学校指标虽然高于全国水平，但与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匹配，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低水平的服务业就业占比与高水平的服务业产值占比非常不匹配，说明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仍有很大的空间。总的来说，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程度较高，但依旧存在一些不足，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着重教育、卫生等城市功能方面的建设，并且应该平衡人口融合，不能单方面追求城镇化率的提升。

　　（3）东北地区实证结果分析。

　　东北地区除服务业产值占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平均每省医疗机构床位数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四项指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综合来看，东北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但融合状况较为均衡，除城镇化率略高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略低之外，其他五项指标发展水平相近。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提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并在提升城镇化水平的同时，同步提升经济发展、城市功能等。

　　（4）中部地区实证结果分析。

　　中部地区除平均每省医疗机构床位数、平均每省普通高等学校数和服务业就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四项指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平均每省医疗机构床位数、平均每省普通高等学校数指标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与其高水平的教育、卫生条件极不匹配。 总的来说，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程度不高，并且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在以后的发展中，应该注重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发挥出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

　　（5）西部地区实证结果分析。

　　西部地区除服务业就业占比指标之外，其他六项评价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服务业就业指标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相比而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以及教育、卫生水平都比较低，在 7 项评价指标中，服务业产值占比和服务业就业占比指标最高，也就是说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对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大。根据我们第一部分的实证分析，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城镇化发展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比较明显，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城镇化水平都较低，这种情况下高水平的服务业产值占比与低水平的城镇化率极不匹配。因此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大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使城镇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

　　（四）小结。

　　从全国角度来看，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历程大致符合第三章划分的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的停滞阶段；改革开放到 2004 年的低度融合阶段；2004年到现在的中度融合初期阶段。根据 1960 年~2014 年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现在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融合程度正在快速提高，并且高水平的城镇化可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提高二者的融合程度。但是，从我国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就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而言，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依旧较高，也就是说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依旧落后于服务业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仍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从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程度差异较大，这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表现。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并且市场经济体制也较为完善，城镇化发展与服务业发展能形成较为良好的相互促进发展的机制，表现为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加快，但其医疗和教育等城市功能建设方面仍然有待提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待提升，并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应该以城镇化建设为主，通过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应注意城市基本服务的发展；东北地区的城镇化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较为均衡，在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经济发展和城市基本功能建设。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虽然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与服务业发展表现出较好的融合发展趋势，融合度不断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影响二者融合发展的问题。本章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

　　（一）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1.人口融合程度低。

　　新型城镇化和服务业在人口方面的融合主要通过两个指标来衡量：一是城镇化水平；二是服务业就业占比。然而，我国城镇化水平和服务业就业占比都较低。

　　由于我国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我国整体城镇化水平比较滞后，这种滞后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程度的纵向分析发现，虽然我国现阶段城镇化水平高于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我国户籍城镇化率只有 36%左右,低于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对服务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依旧不显着。另一方面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虽然世界银行将我国划分为中高收入国家，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仍然达不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表14）。我国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价美元）为7593.88美元，城镇化水平为 54.41%,相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而言，我国城镇化水平与中高收入国家差距较大。

　　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长期偏低，虽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服务业就业占比出现快速提升，从 1978 年的 12.2%提高到 2014 年的 40.6%,但依旧低于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且二者的差距每年都在 7 个百分点以上。从 2002年以来，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截止到 2014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8.2%,仍落后 7.6 个百分点。此外，"与发达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的服务业就业情况相比，如美国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服务业就业比重就已接近 50%;发展水平相近的巴西、俄罗斯等国其现阶段服务业就业比重均已超过 60%."2.城市功能融合不同步。

　　2004 年之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但我国社会服务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与城镇化和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十分不匹配，不仅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和服务业发展的平均增速，居民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甚至出现负增长。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1.13%下降到 2012 年的 1.0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4.18%下降到 2012 年的 3.4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3.99%下降到 2012 年的3.88%,虽然该比重从 2009 年以来一直在提高，但依旧低于 2005 年水平；教育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 2005 年的 7.69%下降到 2012 年的 7.02%.

　　这种发展速度的不同步在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滋生出很多矛盾：城镇人口的增加与教育和医疗承载量有限之间的矛盾；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之间的矛盾；城市扩张过程中环境污染与滞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大都已经反映在当前的城市生活中，例如大型城市的"城市病"问题；部分城市老城区的排水问题；以及大多数城市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等。这些矛盾之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城市扩张过程中环境污染与滞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据调查，目前全国 90%的城市水域，65%的居民饮用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还有超过 50%的城镇居民饮用水源不达标，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心身健康。"3.结构融合不匹配。

　　从全国来看，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结构融合的不匹配表现在：较高的服务业就业占比与较低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但由于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不同的区域这种结构融合不匹配又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东部地区表现为较高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与较低的服务业就业占比；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表现为较低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与较高的服务业就业占比。

　　城镇化的核心是产业部门的转移，不同区域之间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就导致了城镇化水平的差异，而不同区域服务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本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区域之间工业水平的差异是影响服务业结构融合的主要因素。

　　东部地区三次产业产值占全国比重相对于其他三个地区而言有绝对的优势，从产业之间看，服务业发展具有相对优势。东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一方面加快其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使得该地区的服务业主要满足其工业需求，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发展水平特别是与工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能满足其工业需求，是制约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导致其供给不足，难以支撑其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但由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既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又落后于服务业发展水平，导致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同时要协调高水平的工业化发展和低水平的城镇化发展。

　　对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言，虽然这部分地区的第二产业产值占本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均高于第一产业和服务业，具有绝对优势，但从三次产业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来看，第一产业则具有相对优势。这三个地区工业基础的相对薄弱一方面影响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业使得该地区的服务业主要满足其生活需求，以消费性服务业为主。由于这三个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大量的人员从事于消费性服务业，服务业就业占比较高，但消费性服务业相对于工业而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进而使这部分地区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工业化发展落后→经济发展落后→人才流失→工业化发展速度低→工业化发展落后。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

　　1.城镇规模两极分化。

　　城镇规模两级分化是制约人口融合的主要因素。我国城镇规模两级分化主要表现在人口向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的发展缓慢。从城镇人口增长率来看，500 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增长速度最为迅速，十年城镇人口增长率为104.7%;其次是 200 万~300 万人口规模等级的城市，十年城镇人口增长率为98.9%.从城镇人口份额变动来看，500 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城镇人口份额提高最多，十年城镇人口份额提高了 4.9%;其次是 50~100 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城镇人口份额从 2000 年的 23.8%提高到 26.1%,十年提高 2.3%;人口少于 20 万的城市占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下滑最为明显，从 26%下降到 19.5%（表 17）。可见，我国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加强，而中小城市的地位下降。这种两级分化又会随着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的发展而进一步增强，导致中小城市的发展动力不足，具体表现为东南沿海城市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其他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放缓。

　　此外，这种两级分化所引发的大量人口向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流动，对人口流入城市也会造成较大压力，特别是当人口聚集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了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引发诸如交通阻塞、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大城市病".即使"大城市病"的存在，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所具有的城市优质资源，特别是优秀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依旧使得大量的人口向这些城市聚集，虽然部分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收紧落户政策、控制户籍人数，但依旧杯水车薪。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出现"大城市病"的同时，中小城镇由于大量人口的外流导致其发展十分缓慢，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我国城镇规模分化严重。然而，这种两级分化导致中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但城镇化的发展正是从这些中小城镇推进的。也正是这种原因，导致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特别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大量外流无疑会削弱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减缓城镇化发展。这种恶性循环不断拉大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极大阻碍了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2.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

　　我国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是制约城市功能融合的主要原因。政府对部分服务业的垄断经营严重阻碍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例如保险行业、电信行业、教育卫生行业、新闻出版行业以及广播电视行业等至今依旧保持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规格。并且服务业投资也是基本上以国有投资为主，在当前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控股投资和集体控股投资仍旧占总投资的 50.12%,并且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领域，国有控股投资占据主要地位。

　　许多本应产业化和市场化运营的服务领域至今仍然被当成公益性、福利性的社会事业来办。如对教育科研、文化体育等，过于看重其社会公益性的一面；对金融、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过于看重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社会活动工具的一面；对医疗卫生、后勤服务、市政服务等，过于看重其社会和单位福利的一面；等等。较低的市场化程度使得我国的服务业企业缺乏竞争力，不仅降低了服务业的生产效率，还导致服务业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与世界先进生产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