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结构及其基本构筑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 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政治经济学界的共识。既然如此, 它的研究对象、基本方法、体系结构理应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经典理论体系 (如“六册结构”、《资本论》) 保持一致。多年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从体系结构上被明确地划分为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 但它们一直被视作一个统一体中的不同部分, 资本主义部分属于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基础。现在, 人们不再满足于由“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组成的体系, 要构建独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样, 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就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成果, 尤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整个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应该是什么?整个理论体系的结构、范畴体系、规律体系是什么?如何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因素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何处理基本原理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能否被合理解决, 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结构。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 从商品出发, 阐述商品的内在矛盾、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涵、货币理论等属于整个理论体系的“绪论性章节”, 属于商品生产一般, 并未涉及具体的经济制度。这个层面的理论既可以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基础, 也可以成为研究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基础, 因为它们有相同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在“绪论性章节”之后, 马克思的经济学依次阐述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 (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 的经济生活条件, 这部分内容构成基本原理。马克思根据社会利益主体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将其划分为三大基础阶级, 即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 并计划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六册结构”体系的前三册中系统阐述这三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 以及每个阶级内部的关系, 最后尽管马克思实际完成了只相当于“资本一般”的《资本论》, 但已经以资本为主线系统地阐述了三大阶级之间以及资本家阶级内部的经济关系。马克思在“六册结构”体系中没有把国家看作与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并列的利益主体, 从而将其排除在基本原理的叙述之外, 其原因主要在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不像今天的国家拥有众多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 支配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 提供公共产品, 全面干预社会经济运行, 除了充当“理想的总资本家”之外, 还不得不扮演“理想的总工人”“理想的土地所有者”等角色, 马克思把国家仅仅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承担者。角色的这种转变, 意味着现代国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 在政治经济学阐述基本原理的部分, 就不应该仍然将其排除在外, 而应当把国家纳入基本原理范围内对其经济生活条件予以系统阐述。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现实发展对理论体系演变的客观要求。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并未导致其基本性质与结构的变化, 马克思制定的全面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六册结构”体系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 也就是研究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利益主体、利益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而且是经济利益关系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体系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 (1) 以经济利益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研究每一个人的经济生活条件, 必须采用阶级或阶层利益分析法。 (2) 如果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总体, 使研究成果得到辩证的叙述, 就无法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范畴与规律体系, 就难以构建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虽然不再提倡把社会成员划分为阶级, 尤其是不提倡社会成员在经济利益上存在对抗关系, 但承认存在不同的社会利益阶层, 承认他们之间存在利益差别, 承认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承认“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样的论断。 (4) 尽管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但其基本结构与逻辑顺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依然是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如果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大小小特殊的利益集团撇开不论, 其基本利益阶层有:政府雇员、国有企业雇员、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雇员、个体户、农村土地承包户、军人等, 这些社会阶层均有其特殊的利益要求与经济生活条件。政府雇员、军人的收入形式为工资, 属于出卖劳动力所得, 主要来自政府收入, 而政府收入又主要来自税收与生产经营性活动。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形式为利润, 来自经营资本的收入, 本质上属于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雇员收入形式均为工资, 属于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收入, 是劳动者为自己创造或实现的劳动力价值。个体户、农村土地承包户以自己的劳动为主, 以经营自有资产或承包权获得收入。从上述利益阶层的收入来源与形式来看, 最基本的经济生活条件仍然可以归结为资本、土地、劳动力、政府权力等经济范畴。对比而言, 马克思“六册结构”体系划分利益主体基本依据的经济范畴在“原生的经济关系”层面上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而且其逻辑结构也一致, 这意味着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完全可以借鉴马克思“六册结构”的基本范畴体系与逻辑结构。但是,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考察的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不仅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存在本质差别, 而且在发展的领导力量与价值取向、发展理念与发展观、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与微观规制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 所以在保持基本范畴、逻辑结构不变的条件下, 需要对其内容做较大调整, 以便真实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总体。

　　《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 从而也是分析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同时, 如前所述, 它也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所以, 它的全部内容, 它的理论体系, 不仅适用于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 也应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可以认为, 《资本论》中的一切范畴, 只要抽象掉它的社会形式, 或者赋予它新的社会形式, 就都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8] (P26-32) ,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保留《资本论》的基本体系与结构, 因为这些范畴的物质内容与大部分经济关系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中, 而且具有市场经济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是因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制度的变革, 需要对原有内容作必要的调整, 增补发展了的内容, 去除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部分, 尤其是那些反映利益主体之间对抗性关系的内容。

　　马克思经济学“六册结构”计划未完成的册、篇的逻辑结构与内容也是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参考依据, 笔者经过多年研究, 已对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总体内容与结构提出一个理论体系[9] (P131-161) , 尽管它有待继续研究完善。笔者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参考了它的逻辑结构与基本内容, 尤其是国家在现代社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不仅要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主体对待, 充分考虑了它在社会经济运行、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而且在基本利益关系的阐述中要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 在基本叙述层面上也要更加突出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国家利益代表者的职能, 尤其突出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关于经济的国际关系, 笔者充分考虑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新格局、国际经济关系的最新发展以及经济学界对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经济危机等问题多年来的研究成就, 力求在思维行程中再现经济的国际关系, 使理论叙述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

　　五、结束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起点范畴的确定、整体结构的设计堪称典范, 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是我们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参考依据。然而, 多年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并未很好地利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筑方法, 虽然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策、策略、方略十分有效,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始终未能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要针对这些年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运用马克思构建“六册结构”计划与《资本论》体系的方法论, 从而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这个体系要体现理论要素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形成过程, 考察的对象不应该是经济现象的演变, 而是其理论抽象——经济范畴的发展过程。因而, 从内容、体系、形式看, 这个体系既不同于只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当代西方经济学, 亦不同于那些着眼于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描述与分析的政治经济学, 而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 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实现了许多规定的综合与多样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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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8]汤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当代经济研究, 2005, (1) .
　　[9]刘明远.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六册计划”的总体结构与内容探索.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 (6) .

　　注释
　　1 现有的马克思文献表明, 马克思不仅从未放弃“六册结构”计划, 而且还明确表示, 在完成《资本论》后会接着创作它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