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心理特点变迁

本文将社会转型作为宏观社会背景，从社会心理学理论出发，借鉴社会学及传播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和梳理了当前中国社会心理特征在八个方面的特点。大家在相关论文写作时，可以参考这篇题目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心理特点变迁”的社会心理学论文。
　　
　　原标题：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特征嬗变及其走向
　　
　　摘要：本文将社会转型作为宏观社会背景，从社会心理学理论出发，借鉴社会学及传播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和梳理了当前中国社会心理特征在八个方面的特点： 价值观从多元向国家核心价值观过渡； 自我观从自我中心化向自我实现和协调发展转化； 幸福观从幸福本位化向国家幸福和共同幸福演变； 道德观从道德实用性向道德自律和社会公德转变；人际观从人际世俗化向人际信任和人际和谐发展； 亲社会观从亲社会行为的口号化向自愿志愿者行为转型； 群体观从群体无序化向群体秩序和社会公平迁移； 网络观从网络碎片化向网络规范化和集约化转轨。笔者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是影响中国社会心理特征变迁的核心因素。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心理；社会变迁；文化变迁
　　
　　社会心理，是民众对社会生活的认知、情感和期望的一种表达，其本质是人们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形成的共识，以及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现状的直接反映。它既包括个体心理现象（ 如归因、态度、价值观等） ,也包括群体心理现象（ 如群体凝聚力、群际关系、社会舆论等）。社会心理特征则是研究者对社会心理现象特征的梳理、概括和总结，集中反映了社会大众对当前及未来社会生活的所思、所感和所盼。它既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也是社会现实的“晴雨表”,更是勾勒时代“精神气质”的“素描”,反映了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
　　
　　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特征的嬗变与中国的社会转型环境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调整，社会心理因素逐渐凸显。社会心理特征对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阶层分化和整合、社会舆论传播，乃至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社会环境与社会心理是双向互动的。人们在认识论层面须关注社会结构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在实践论层面则须关注社会心理对心理预期、社会行动的影响，两者都离不开对社会心理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把握。本文将从价值观、自我观、幸福观、道德观、人际观、亲社会观、群体观、网络观等八个方面梳理和总结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社会心理特征嬗变及其走向。
　　
　　一、价值观： 从多元价值观向国家核心价值观过渡
　　
　　1911年，辛刻革命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1919年五四运动后三十年，新文化运动导致中国社会一直经历价值观的动荡---传统文化、共产主义思想、西方资本主义三足鼎立。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乃至“极左”思朝一度成为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和经济的发展，西方现代价值观开始第二次输入，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又重新抬头（ 如国学热、佛教热） ,改革开放形成新的价值观，由此形成了新的鼎立三足---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期。
　　
　　多元价值观并存，反映了中国现代文明社会的开放及进步，同时也出现了大众信仰的“真空期”,一些享乐、拜金、物质主义思潮涌现，社会戾气、怨气，贪污、腐败等各种社会问题屡见不鲜。如果中国社会长期缺乏一个主流价值体系的支撑，则不利于国家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中国梦”的实现。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进行了广泛宣传。我们应从两方面分析： 首先是历史演进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实际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演进。其相关提法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改革开放之初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2年宪法） ; 中共十三大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共十七大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以及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方面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上述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不同提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当时特定历史与社会问题的回应。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具有历史演进性，同时也回应了中国最近一个发展阶段对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的迫切社会历史需求。
　　
　　其次，正名性。所谓名正则言顺，这种对社会历史需求回应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具体内容，还在于冠之以明确称谓。因此，虽然相关提法不断出现，但有实无名。中共十八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名，还进一步在不同群体和个体层面开展系列宣传及普及，使其逐步深入人心。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价值取向的确定，具有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作用。特别是国家层面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会起到振奋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提升民众民族自豪感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放眼中国百年历史，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绝非易事，从执政党到知识精英再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接受和认可，尚需假以时日。因此，从价值多元转向未来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是需要一定时间和过程的。
　　
　　二、自我观： 从自我中心化向自我实现和协调发展转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中国人被压抑多年的主体意识重新觉醒。其最显着的标志是自我意识的增强、独立意识的提高和个性的张扬。应该说，中心化的自我观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准备，同时也是每个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时不可避免的过程。
　　
　　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当代社会变迁速度之快，自我转化的被动性和快速性导致这种转变发生了极端化。例如，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利益，注重自我感受，并逐渐形成了实用主义哲学观、急功近利的利己观和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这种利己和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观，如果再与权力相结合，极易成为滋生权力腐败的温床。权力腐败是一种出于私利而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腐败者为了私利而置他人、群体和国家利益于不顾。有学者曾将权力腐败分为三种类型： 集体腐败、群体腐败、个人腐败[1].然而，无论是那种类型，其社会心理基础都是急功近利的利己观和自我中心主义倾向。
　　
　　与此同时，如果将这一现象置于社会转型的宏观视野，就会发现这一转变的发生并非仅限于中国。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十分相似。当时，西方社会也与目前的中国一样---私欲观念泛滥，物质主义盛行。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 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并继而提出，在物质主义发达之后，社会将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对经济保障的强调会逐渐减弱，而归属、自我尊重和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则会变得日益重要。在后物质主义时代，虽然人们仍关注社会经济政治上的安全保障价值，但会更看重生活质量等非物质方面的要求，同时自由和自我的表达意愿也会明显增强[2].
　　
　　可以预计，在中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人们的自我观也会有所转向。而中国社会本身特点，如儒家文化重视国家、集体利益，再如政府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思路，将会让民众根据社会所提供的自我实现多元化途径，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兼顾个人利益和自我发展需要，按照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个人能力兴趣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逐步实现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

三、幸福观： 从幸福本位化向国家幸福和共同幸福演变
　　
　　多年来中国GDP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水准和幸福感指数显着提升。这与以往西方研究的相关结论相符[3],说明经济收入和幸福感呈正相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也将逐渐降低。一些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幸福感虽有增加趋势，但这种趋势在贫困国家（ 地区） 更为明显[4],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提升却并不明显。
　　
　　当个人经济收入达到衣食住行无忧的程度，超出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收入与幸福的相关度就会减小，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正向预测效应就会由于受到其他心理因素，如欲望、社会比较，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干扰而逐渐减弱。比如，国外最新研究表明，收入不平衡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5].最近的国内研究发现，中国国内居民幸福指数并没有随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同步增长； 地区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水平之间相关不明显[6].
　　
　　因此，从全局和长远发展战略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别是政府强调保障民生，减少贫富差距，走共同发展之路，人民群众幸福感会呈弥散状态。不但幸福感体验的个性化特点会更加明显，而且会从本位化倾向逐步向全民幸福过渡，从全民幸福向提升国家整体幸福指数迈进。因此，未来中国民众的幸福可能不仅体现在民众幸福感平均水平的提升，还会表现为幸福感来源的个性化与多样化。或许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对这一未来幸福社会的一个生动描绘。但需要注意的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地区目前仍应以发展经济、解决生活保障为核心，因为对他们而言，经济增长对幸福感仍能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四、道德观： 从道德实用性向道德自律和社会公德转变
　　
　　如果将道德视为某种社会规范，那么，它既有指令性规范的成分（injunctive norm,即人们在某种特定情境中应该怎么做的行为准则） ,又包含描述性规范的成分（descriptive norm,即大部分人的普遍做法）[7].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转向民主法治社会，但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实践层面还处在进一步完善之中。这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旧有的指令性道德规范开始失效，人们的道德开始呈现实用性、功利性等特点。
　　
　　2007年“南京彭宇案”成为一个历史性标志事件。其中折射出新旧道德规范的冲突。“助人为乐”作为旧有的指令性道德规范，在现实中却被多次证明可能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见死不救”虽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却可以避免不必要损失而成为引导人们实际行动暂时的准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见死不救”作为描述性规范具有普遍性。“搀扶老人”的做法虽非主流，却也能时常见诸报端，说明“见死不救”并非所有人的选择。实际上，“搀扶老人”之所以能不断吸引大众关注，恰是因为回应了现代公民内心不断增加的道德冲突，这种道德冲突正是指令性道德规范与描述性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当社会规范不力、彼此矛盾或规范缺失时，在个人与社会中便会出现社会失范（ 或道德失范）[8].这种将实用性作为道德原则的现象，可以视为个体应对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的一种行为避险策略，是国民在应对社会转型期充满巨大矛盾的社会现实时的一种策略性反应。因此，对实用性道德绝不应简单视之为“道德沦丧”或“道德滑坡”.
　　
　　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和社会各项制度的完善，道德实践主体的权益获得保障，公民法权人格得以确立之后，国民道德将会逐渐从实用性转化为自律性，并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道德自律与社会公德是一体两面的统一。当社会中的道德两难情境（ 比如，救老人） 不再矛盾和模糊，一方面个体的道德动机会逐渐内化，从外部调控（ 由奖励或惩罚等外部原因而引发的道德行为） ,经由内射调控和认同调控，最终达成整合调控[9]; 另一方面，民众对指令性道德规范（ 应该扶老人） 与描述性道德规范（ 大家都会这么做）的看法也逐渐趋于一致，形成大众共同遵循的新型社会公德。
　　
　　五、人际观： 从人际世俗化向人际信任和人际和谐发展
　　
　　中国历史上是传统农业社会，重视血缘关系，倚重宗族组织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又以血缘为基础建立起地缘关系，在低社会流动性的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另一个与血缘相配合，有时又高度重合的人际关系组织基础。血缘与地缘，让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呈现出互惠、质朴的特点，既表现为经济上的互惠，更表现为非经济的仪式性人情中和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与合作[10].
　　
　　然而，随着中国逐渐从封闭的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变，尽管血缘和地缘依旧存在，但其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基础作用已经越来越薄弱，而且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剧了社会流动性，熟人社会生态基础遭到破坏，互惠的人际关系已经不能再帮助人们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以互惠为原则的人际关系被以交换为原则的人际关系所取代[10],人与人之间从“赠予-亏欠”的互惠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品交换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本可以信任的血缘、宗族、地缘、邻里、生活圈、工作圈等，被利益驱动和“世俗化”的人际关系取代，并以人际关系中“信任危机”的出现为代表。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信任危机不仅有人际的一面，还尤为突出地表现为机构信任危机。人民群众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和部门的矛盾突出，对一些机构的不信任成为公众情绪的系统性结果。最近的一项基于2001-2009年可比性数据的研究表明，“各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在转型期经历了复杂变化，总体上有下降趋势。军队、中央政府、人大等被高度信任机构的信任度下降幅度较大，地方政府、公安和法院的信任度也略有下降”[11].
　　
　　关于对信任危机问题的化解，还要回到信任的社会生态基础的重建。既然依靠血缘、地缘、人情以及道德自律的人际制约已无法满足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那么就需要建立其他的制约机制。保障现代文明社会运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全面确立相应的法规和制度，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热联结之外增加制度保障和约束。近几年，中国的法律法规建设有极大改进。比如，户籍制度和分配制度深化改革，有利于消解社会阶层的固化，让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环境和氛围更加通畅。再如，最近刚刚修订出台的《刑法修正案（ 九）》，对诸多日常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制定了更细致的约束。相信类似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细化能够作为重要的中介，调节民众与民众之间，以及民众与机构之间的信任关系问题。
　　
　　六、亲社会观： 从亲社会行为的口号化向自愿志愿者行为转型
　　
　　一般而言，亲社会行为指对行为者本身并无明显好处，而给行为的受体带来利益的一类行为，如分享、助人、合作、同情等等[12].
　　
　　将亲社会行为置于当前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中考量，则会发现，关心他人利益、福祉的行为，如分享、助人、合作、同情等亲社会行为，似乎成了奢侈的摆设，或是表面化的口号； 而亲社会行为的反面，如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等极端现象则大行其道。首先，必须承认，以物质主义为代表的受控动机取代本来人天生具有的自主动机，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在整个世界盛行的一个典型表现[13].资本主义需要以物质主义来调动个体动机，从而为其整个商业社会的运作提供最基本的社会心理保障。其次，当代中国转型期所面临的独特社会现实加剧了这种亲社会行为表面化和口号化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各项法规和制度仍不完善，个体每天处于面对各种生存和生活危机的应激状态，这些都助长了以外部实用价值衡量和评价行为、以外部奖罚指导行为的做法。
　　
　　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建设和谐社会进程的加速，社会结构趋于稳定，社会分配向公平迈进，亲社会行为开始具有一定社会基础。比如，志愿服务这种亲社会行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青年率先行动，到全民参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14].志愿服务之所以可以被看成是高级的亲社会行为，是因为志愿精神的第一要义便是“自愿”,即自主动机。真正的公民社会是公民自发地形成了“我们要为社会做点儿事”的共识，自愿组织起来从事公益活动。这也是整个社会的努力方向。在社会层面，就是以经济水平的提高、公平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共识的形成，带动和引导人们自然而然地从追求匮乏性需要的满足到追求成长性需要的满足。在个体层面，个体力所能及的是由小而大的亲社会行为的培养。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共情和移情，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想法，共享他人的情绪情感体验，在思想上树立道德信念，在心理上引起情感共享和道德共鸣，多参加公益活动、义务劳动、志愿者活动等，从而最终实现从亲社会行为的口号化向自愿志愿者行为转型。

七、群体观： 从群体无序化向群体秩序和社会公平迁移
　　
　　社会转型，不仅是一个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的过程，也是社会不同群体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从客观上讲，这难免会使有的群体获益较多，而有的群体获益较少，拉大群体间经济地位的差距。正是这种经济地位差距的加大，成为导致中国社会转型期群际相对剥夺感的客观基础。
　　
　　然而，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从根本上讲，与群体自身利益的实际增减并无直接关联。当自己所在群体的利益减少时，固然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然而即使当自己所在群体的利益增加，如果增速大大低于参照群体的增速时，有时也不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当少数群体财富飞速增长与底层群体不断扩大交织在一起时，相对剥夺感就会更强烈、更清晰。
　　
　　此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免存在旧经济制度及社会规范（ 如计划经济、平均主义、论资排辈） 与新经济制度及社会规范（ 如市场经济、竞争机制、效率优先） 并行，法律和制度不健全的现象。这种特殊国情增加了个体对不同群体的高-低经济地位进行不公平归因的可能性。相关研究表明，归因是群际偏见和群际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15].这种不公平归因在某种程度上亦有助于增长相对剥夺感。
　　
　　群际相对剥夺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会产生普遍的不满情绪和仇恨情绪，乃至引发社会心态失衡。“全民麦克风”时代的网络空间受此影响并由网民相互渲染，形成共鸣，群体间利益分配的矛盾被无限放大，进而强化大部分群体的被剥夺情绪，加深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愤怒和恐惧本来就是群际情绪的重要成分，当个体体验到所在群体的相对剥夺感而愤慨时，还有可能进一步导致群际威胁和群际侵犯[16].当底层意识与相对剥夺感相互作用，而此种状况又被认为与社会制度安排、公共权力运行有关时，大多数群体就会把自己定位为利益受损的底层或弱势群体，引发社会不公感进一步发酵[17].
　　
　　但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民众对社会公平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国家层面已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对策。首先是兼顾公平与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各项民生举措的不断落实。比如，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在社会保障改革任务中都明确将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列为首要任务。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住院报销比例进一步提高，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病种范围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也从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其次是收入分配制度的进一步规范，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善和内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建立。比如，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突出了公平的重要性，将收入分配的原则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到“更加注重公平”.社会治理方式也由从上而下的单一模式逐渐走向制度化方式并提倡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创新。因此，从群体无序化走向社会公平和群体秩序，有望在今后一个时期水到渠成。
　　
　　八、网络观： 从网络碎片化向网络规范化和集约化转轨
　　
　　据《2013-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调查研究报告》，中国网民规模为6. 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 27亿[18].传播学的观点认为，当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时，这个社会便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其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碎片化”: 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一性---从精神家园到信用体系，从话语方式到消费模式---瓦解了，代之以一个一个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19].
　　
　　网络传播的碎片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传播环境时空的碎片化。传统媒体在进行传播活动时都要有一个空间和时间上的中心； 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让传播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把整个传播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撕裂成了碎片。第二，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传统媒体的传播内容大多数是以线性叙事为主的完整信息； 而网络催生了信息爆炸，超文本将海量信息相互链接，让网络传播的内容不再完整，短小、信息量大的碎片化信息成为受众的最爱。第三，注意力的碎片化。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受众无时无刻不包围在海量碎片化信息中，受众被此起彼伏的信息刺激着神经，注意力碎片化了。第四，传播主体的碎片化。传统社会中掌握话语权的传播主体大多是统治阶级和上层阶级，一般受众很难得到说话的机会，而网络自媒体（ 如微信公众号） 让人人都可成为传播主体，传统单一传播主体的话语权被网络解构和碎片化了[20].
　　
　　对公共事务而言，网络传播碎片化带来的后果是让公共事务讨论权利日益分散，任何人都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并可匿名讨论任何话题，政府和官媒不再是唯一的信息发布及传播的权威； 信息发布权力呈分散化，传统媒介下“我说你听”的单向度主客体分化的舆论场，变成了“众声喧哗”的多向度主客体化的舆论场。例如，网络环境下贫富差距现象随着比较范围扩大，信息碎片不断增多，这样贫富差距被逐级放大，怨恨情绪也愈演愈烈。
　　
　　另外，在网络环境中传播的信息，除一些正常信息和积极意见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网络谣言、偏激言论、负面事件和不良企图的非法信息。这些不良信息通过网民模仿、他人暗示和群体交叉感染等大众连锁心理反应，能迅速发酵，酿成事端。特别是集群情绪渲染与个人理性的迷失，使受众更容易受到群体行为和情绪的感染而变得肆意言说，无所顾忌，负面信息的效应呈几何级数递增。贵州瓮安县围攻政府的群体事件便是例证。随着网民人数的增长和互联网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政府已发现并开始治理这种“网络污染”现象，并成立了专门机构协调和规范。预期今后一段时期内，网络碎片化会向规范化和生态化、“一体化”和“集约化”发展。
　　
　　总之，目前中国社会心理主要特征表现为：从多元化价值观向国家核心价值观过渡； 从自我中心化向自我实现和协调发展转化；从幸福本位化向国家幸福和共同幸福演变； 从道德实用性向道德自律和社会公德转变；从人际世俗化向人际信任和人际和谐发展； 从亲社会行为的口号化向自愿志愿者行为转型；从群体无序化向群体秩序和社会公平迁移； 从网络碎片化向网络规范化和集约化转轨。其发展趋势呈现从现实到理想、个体到集体、感性到理性、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态势。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执政理念、治国方略和国情世情的新变化，反映了社会心理特征的新变化，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但变化也就意味着不确定性，需要有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和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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