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论文：对新常态下如何重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分析

　　

我国工业部门的扩张主要依靠倚重资本积累的加速。一方面，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因此，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必然要求投资的迅速增长。国际经验也表明，工业化过程必然以大量投资作为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工业部门的发展充分利用了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这意味着我国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多是外来的，缺乏内生的技术进步能力。因此，促进投资的迅速增长就成为实现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这两方面决定了选择投资作为主要调控对象的必要性。
　　
　　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制于收入水平、消费金融和消费倾向。给定收入分配体制和要素市场发展状况，财政层面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在短期中对于改变居民收入增长动态的作用并不大。在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存在诸多发展约束的情况下，居民的谨慎性储蓄动机较强。经济形势的恶化进一步带来就业和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难以有效改变居民的消费倾向。我国现有金融体系的供给偏向于生产性金融服务，消费金融的发展滞后。货币层面的变化对消费增长的影响较小。最后，居民消费增长还受制于消费品的供给。我国国内供给结构偏向于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品，非贸易品供给不足。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对非贸易品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难以得到国内供给的有效满足。而作为非贸易品，其需求也难以通过国际供给来满足。这种状况同样也是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中难以改变的。总之，基于调控效率的考虑，居民消费不会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首要着力点。
　　
　　不同于居民消费，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较大。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货币和金融层面的政策措施，能够直接影响企业投资的融资成本、融资可获得性和投资收益，也能影响企业在特定行业的投资准入程度。这些都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不仅如此，我国政府还直接或通过国有企业间接成为投资主体。为了实现投资增长目的，政府可以直接推出投资项目，或者通过非市场化手段要求国有企业扩大投资。这些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投资的能力较强、效果较好。从历史经验来看，在面对危机冲击时，政府预算内资金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增长总会领先于整个社会固定投资的增长（见图2）。总之，宏观经济政策在投资和居民消费上的调控效果的差异，决定了选择投资作为主要调控对象的可能性。
　　 　　
　　经济增长直接意味着总供给的增加。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其可持续性依赖于在供给扩张的同时能够解决供求平衡问题，也就是在供给增长之后能否顺利解决其市场实现问题。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投资兼有需求和供给两种属性。投资增长在当期意味着需求增加，在下一期则意味着供给扩张，这要求下一期的需求能够更快增长。在宏观经济所要求的这样的动态平衡关系中，必然要求投资之外的其他总需求成分能够顺利增长。我国在非均衡增长模式下投资和生产扩张偏向于以制造业为主的贸易品部门，总供给的产品属性与消费层面不断增长的非贸易品需求不相匹配，这导致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品处于超额供给状态，以服务为主的非贸易品处于超额需求状况。所以，在我国宏观经济实现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对贸易顺差有必然的要求。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国际背景出发，维持高出口增长和高贸易顺差是有国际市场支持的。由此决定了我国非均衡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总供给结构偏向于贸易品部门，总需求结构偏向于投资和外需。基于非均衡增长模式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我国构建了以投资和外需为着力点的政策调控框架。
　　
　　因此，外部平衡不可能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目标。相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倾向于利用财税、货币和金融层面的各种措施，维持外部失衡状况，以此配合国内工业化进程及其所承载的长期经济增长目标。作为东亚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上的加工和组装中心，我国吸引了出口导向性FDI的大规模流入，在资本和金融项下维持着FDI的净流入状况。特殊的汇率制度安排和严格的资本账户管制政策结合在一起，使得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其他私人资本也处于净流入状态，官方储备资产成为我国资本净流出的渠道。总体来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实现模式是，利用官方储备资产项目下的逆差来平衡经常项目顺差与私人资本流动顺差。服务于非均衡增长模式，经常项目顺差是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目标。给定经常项目顺差状况，资本的流出模式和国际收支的平衡模式是汇率制度安排和资产账户管制政策的被动结果。
　　
　　（二）配合非均衡增长模式，政策层面倾向于替代市场机制或扭曲市场机制
　　
　　服务于非均衡增长模式，为了更有效地刺激出口增长和投资增长，政策层面倾向于替代市场机制或扭曲市场机制。在政策组合中往往是以非市场化的、具有结构效应的财政政策为主导，作为辅助性的货币政策也是以非市场化的数量型工具为主；在金融层面形成政府控制下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由此形成如下图3所示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
　　 　　
　　财政层面的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和企业技改补贴等，直接影响企业的出口、投资和生产行为，而不是通过影响市场价格信号来引导企业的出口、投资和生产行为；财政层面的投资支出，甚至是政府直接充当投资主体，直接开展投资行为，同样也不是市场化的操作。财政政策的非市场性，并不难理解，这是各国普遍的实践做法。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的非市场性更多地表现在货币和金融层面。在货币层面，不仅使用利率和货币总量等典型的货币政策手段，还使用信贷政策对金融机构信贷总量和投向实施引导、调控和监督，促使信贷投向不断优化。在主流理论中，信贷额度管理是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实施的，如果这样的话，信贷额度会对货币数量的变化作出系统性反应。但是在我国实践中，信贷额度不会对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作出系统性反应。这说明，我国货币当局的信贷额度管理具有很大的行政色彩。这种非市场化的信贷政策，不仅可控性高，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更直接。在金融层面，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体系不仅直接受到信贷政策的制约，而且，还受到各种频繁变化的规制措施的影响。
······财政因素在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金融稳定性上。财政债券有规则地连续供给，不仅为整个金融市场提供了定价基准，有助于提高风险定价的效率，而且能够充分满足私人部门对无风险资产的需求，抑制金融机构通过结构性金融技术人为创造“安全资产”的冲动，避免过度的金融创新，特别是基于结构性金融技术的资产证券化活动的过度发展。在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下，整个社会对安全资产存在旺盛需求，在财政债券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监管当局根本不可能完全抑制金融机构人为创造“安全资产”的动机。这将导致风险分布的模糊化和风险的错误配置，带来金融脆弱性的内生积累。金融稳定性离不开外在稳定机制，即金融监管和调控的效率。财政债券不仅是货币当局进行货币稳定性调控的基本金融工具，也是金融当局实施金融稳定性调控的核心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