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同省份对中央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的变化趋势也差别较大。本文用各省份2012年均等性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减去1995年均等性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从1995-2012年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的变化趋势。
我们发现,11个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在下降,20个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在增加。对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下降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北京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下降最大,而对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增加的省份几乎都是中西部省份。
三、模型设定和指标选取。
( 一) 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回归方程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方程如下:
其中,Volatilityit表示第i省份第t年的经济波动;Transferit表示第i省份第t年的均等性转移支付;Xit表示对经济波动有影响的其他变量,根据通常的设定,这里主要包括政府规模、技术创新、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和开放性程度等指标;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 二) 指标选取。
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经济波动。现有研究通常用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来表示经济波动,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标准差不能有效反映经济波动,Tang等[11]以标准差衡量经济波动时,选取样本期间内经济波动差别很大,标准差值只能反映整体情况,并不能反映全部样本期间内经济波动路径的差异,也有研究通过HP滤波来计算经济波动。
本文结合以上两种思路,通过两种方法来衡量经济波动。本文通过HP滤波来估算经济波动。借鉴干春晖等[12]的方法,通过如下的方法估计经济波动:
其中,lnyit表示实际GDP取自然对数;lny*it表示潜在产出,即增长的趋势成分;lnyit- lny*( )it为产出缺口,表示经济增长的周期成分;λ表示趋势成分波动的惩罚因子,由于是年度数据,借鉴Ravn和Uhlig[13]的研究成果,本文取λ值为100.
借鉴Ramey和Ramey[14]、周业安和章泉[15]的思路,本文用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表示经济波动。将1995-2012年划分为3个时间段:1995-2000年、2001-2006年、2007-2012年,每个时段跨度为6年,计算6年人均GDP增长率的标准误用以表示经济波动。
借鉴付文林和沈坤荣[10]的思路,本文用地方得到的中央补助收入减去地方上解中央支出得到中央对地方的净均等性转移支付,再用净均等性转移支付除以地方财政支出表示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该值越大,表明地方政府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越高。
根据通常的设定,用政府支出除以GDP表示政府规模; 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表示开放性水平; 用每万人的专利申请数表示技术创新; 用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GDP表示产业发展水平; 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除以GDP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均等性转移支付数据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份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总表中提供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其他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原始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1995-2012年。
四、经验分析与结果。
由于是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分别通过固定效应方法和随机效应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中的回归 (1) 和回归 (2) 所示。可以看出,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应的系数显着为负,这说明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始终具有负向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其有激励动机维持辖区内宏观经济稳定; 均等性转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增强,地方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持宏观经济稳定。
例如,当经济衰退时,均等性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减缓经济下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熨平经济波动。为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 动 的 影 响 是 否 稳 健 (Robust) , 本 文 用 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表示经济波动,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2中的回归 (3) 和回归 (4) 所示。
可以看出,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应的系数仍显着为负,即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越大,经济波动越小,这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不同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地方政府对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也差别较大。Checherita - Westphal和Rother[16]以及Devarajan等[17]的研究都发现,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均等性转移支付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是否差别较大? 为此本文区分了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如表3的回归 (1)-回归 (4) 所示,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应的系数均显着为负,这说明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有抑制作用。
付文林和沈坤荣[10]的研究表明,在2002年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之前,以税收返还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倾向于保护各地区既得的财政利益,总体上中央对地方的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较为有限,2002年之后随着一般性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不断增加,均等性转移支付在平衡不同地区之间财力均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里的问题是,维护地方既得利益为主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和协调地区财力均衡为主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将样本区间划分为1995-2002年和2003-2012年两个时间段,分别考察两个样本时间段内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如表3的回归 (5)-回归 (8) 所示。
可以看出两个样本区间内均等性转移支付的系数都显着为负,即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减缓宏观经济波动。需要说明的是,现有的研究大多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没有实现预期设定的目标。例如,马拴友和于红霞[1]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不利于地区之间的经济收敛,尹恒等[2]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不利于地区之间的财力均等化,范子英和张军[6 - 7]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并没有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本文的研究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减缓宏观经济波动,这为均等性转移支付的合理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和依据。
五、结 语。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发生了较大的调整,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问题。中央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平衡地区之间的财力不均衡; 另一方面,其也是财政政策的体现,对整个经济有系统性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低,而中西部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高。本文运用1995-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考察了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研究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越高,宏观经济波动越小,这说明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平抑宏观经济波动。可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有激励维持辖区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均等性转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增强,熨平了宏观经济波动。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均等性转移支付均有利于抑制经济波动。
分时间段的分析表明,1995-2002年的样本区间和2003-2012年的样本区间,均等性转移支付均有利于减缓宏观经济波动。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改变以GDP、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为主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对维持辖区内宏观经济稳定的考核,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和动力维持辖区的宏观经济稳定。第二,增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均等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更好地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减缓宏观经济波动。第三,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提高均等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
本文还存在一些可能的拓展: 第一,均等性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可以运用省级层面的数据考察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本文主要运用了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现实经济中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可以将本文的模型拓展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 (GMM) 方法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三,本文主要考察了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通过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全要素生产率、投资率、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和通货膨胀率等宏观指标的影响,进而探讨均等性转移支付影响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第四,本文主要运用中国数据做了实证分析,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通过构建与中国现实经济相一致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 ,在现实经济的参数环境下,数值模拟转移支付的宏观经济效应。
参考文献:
[1] 马拴友,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J].经济研究,2003,(3) :26 - 33.
[2] 尹恒,康琳琳,王丽娟。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7,(1) :48 - 55.
[3]Huang,B.,Chen,K. Are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in China Equalizing? [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2,23(3) :534 - 551.
[4] 郭庆旺,贾俊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J].世界经济,2008,(9) :74 - 84.
[5] 李永友,沈玉平。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收支决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9,(11) :41 - 53.
[6] 范子英,张军。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国内市场整合[J].经济研究,2010,(3) :53 - 64.
[7] 范子英,张军。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 转移支付的视角[J].中国经济学,2010,(6) :117 - 138.
[8] 付文林。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行为激励初探[J].财贸经济,2010,(11) :58 - 62.
[9] 解垩。转移支付与公共品均等化分析[J].统计研究,2007,(6) :63 - 66.
[10] 付文林,沈坤荣。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J].经济研究,2012,(5) :45 - 57.
[11]Tang,S.,Groenewold,N.,Leung,C. The Link between Institutions,Technology Change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08,30(4) :1520 - 1549.
[12]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 :4 - 16.
[13]Ravn,M.,Uhlig,H. On Adjusting the Hodrick - Prescott Filter for the Frequency of Observations[J]. Review of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2,84(2) :371 - 380.
[14]Ramey,G.,Ramey,V. Cross Country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Volatility and Growth[J]. The AmericanEconomic Review,1995,85(5) :1138 - 1151.
[15] 周业安,章泉。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J].管理世界,2008,(3) :6 - 15.
[16]Checherita - Westphal,C.,Rother,P. The Impact of High Government Deb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Channels:An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Euro Area[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2,56(7) :1392 - 1405.
[17]Devarajan,S.,Swaroop,V.,Zou,H.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cs,1996,37(2) :313 - 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