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论文：需求结构转换背景下的结构性供需失衡

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实际增长6.9%,增速比上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是过去25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受上游制造业过剩产能以及出口制造业生产减速的影响，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5.9%,增速比上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也是自1997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从需求面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论是在各个行业还是对于各类投资主体都出现普遍的减速； 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的持续减缓，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扩张； 出口需求的持续疲软，以及因中国国内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而导致加工贸易行业不断萎缩，抑制了出口增长。从供给面看，经济减速是既有供给结构遭遇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需求结构转换而导致的结构性供需失衡与生产效率下降的结果。此外，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步伐缓慢、金融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且不完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而转变，也成为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制约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2016年2月，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宏观经济数据，采用CQMM模型对2016年和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运行趋势展开预测； 模拟人民币快速贬值的宏观经济影响； 并且模拟分析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依据模型预测及政策模拟的结果，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评价与展望，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2015-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一） 模型外生变量的假设。
　　
　　1.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1月19日的预测，美国在2016年和2017年的经济增速均为2.6%,增速分别比IMF2015年10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2个百分点。欧元区在2016年的经济增速将为1.7%,比2015年10月预测值提高了0.1个百分点；2017年的经济增速有望继续保持在1.7%的水平上。
　　
　　2.主要汇率水平。
　　
　　2015年底，受美联储加息及其预期的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减速也强化了人民币贬值预期，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较大幅度贬值，资本外流的压力加大。预计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还将呈现震荡贬值态势，至年末将贬至1美元兑6.7元人民币；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将基本保持稳定，年末维持在1美元兑6.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受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未来美联储实际加息步伐以及欧美经济数据的综合影响，每欧元兑美元的汇率2016年将贬值为1.06,2017年为1.15.
　　
　　3.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增速。
　　
　　预计央行仍将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改变市场预期，扭转悲观情绪，打破“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预计2016年、2017年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同比增速分别保持在13.4% 、13.1%的水平，以及预计2016年第二季度可能有一次降息，调降25个基点； 年内可能实施三次降准，每次50个基点。
　　
　　（二）2015-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1.GDP增长率预测。
　　
　　在上述外生变量的假定下，CQMM预测结果表明：2016年GDP增速为6.66%,在2015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0.25个百分点。2017年，GDP增长率将可能进一步下探至6.58%,比2016年下降0.08个百分点。从季度增长率来看（见图1） ,去产能过程中银行信贷谨慎等因素导致的投资减速在2016年上半年将不会明显改善，预计经济将因此持续减速至第二季度的6.61%; 随着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对出口需求的拉动，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将在二季度末配合财政政策，实行降息，调整市场预期，2016年三季度GDP同比将增长6.68%,四季度增速有望回升至6.70% .此后由于国际环境的风险增大，传统投资拉动路径的失效以及国内银行对贷款的谨慎态度，2017年一季度经济将下行至6.58%,随后继续下探至6.56% .
　　
　　2.主要价格指数预测。
　　
　　模型预测，2016年CPI将上涨1.48%,增幅将比2015年上升0.04个百分点； 到2017年，预计CPI增速将略降至1.39% .分季度看，受经济持续下行的影响，2016年第一季度CPI增速可能下行至1.36%,第二季度降至1.27%,第三季度在货币政策调整的作用下，略上升至1.6%,第四季度继续升至1.69%; 到2017年第一季度下行至1.62%,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小幅波动至1.43% .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在未来两年中仍将继续维持负增长，但是降幅在去过剩产能、增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将有望大幅收窄。2016年PPI预计为- 3.31%,2017年有可能大幅收窄至- 0.66% .PPI降幅的收窄将有利于上游生产资料企业利润的恢复性增长，以及企业实际债务负担的减轻。分季度看，PPI增速可能于2016年第一季度下跌至- 3.2%,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一带一路”建设铺开，淘汰落后产能的压力下降，企业经营状况好转，该指标预计将在此后六个季度降幅逐步收窄。至2017年第四季度的开始正向增长为0.06% .
　　 　　
　　3.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预测。
　　
　　（1） 进出口及外汇储备预测。
　　
　　模型预测2016年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0.83%,增速将比2015年提高3.11个百分点； 进口总额增速可能降至- 8.36%,比2015年小幅提高了6.06个百分点（见表1）。分季度看，出口同比增速在2016年第一季度将继续保持负增长，增速为- 1.26%,第二季度将小幅回升至1.33%,从而持续增长到第四季度的2% .进口同比增速在2016年第一季度可能达到- 1.74%,此后降幅扩大，并于第四季度降至- 13.14% .2016年中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将降至1.58%的水平。2016年依然存在因经济减速而导致的人民币贬值预期以及资本外流的压力，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继续消耗中国的外汇储备。预计2016年外汇储备可能降至3.12万亿美元。至2017年，随着外部市场需求的逐步恢复，中国出口将呈现恢复性增长。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增速预计将达到3.08%; 进口增速预计为- 3.88%,降幅将显着缩小。外汇储备在2017年可能维持稳定，小幅降至3.05万亿美元。
　　
　　（2）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测。
　　
　　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房地产业的过度库存以及企业普遍较高的实际债务负担将继续成为投资减速的下行压力。2016年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9.13%,比2015年下降1.11个百分点。2017年，随着供需双方结构调整所引发的有效投资需求将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支撑，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回升至9.22% .
　　
　　（3） 消费增长率预测。
　　
　　由于短期内，中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速还难以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习惯、消费倾向更难以发生较大变化，因而未来两年居民消费将继续保持现有的较缓慢增长态势。2016年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为11.53%,比2015年小幅上升0.33个百分点，2017年将小幅下降至10.48% .
　　
　　综上，基于CQMM的预测表明，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在投资减速的压力下还将继续下行，但增速下降的幅度将减缓； 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相对较小。
　　 　　
　　二、政策模拟分析。： 人民币快速贬值。
　　
　　（一） 背景分析。
　　
　　自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基于市场供求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不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而且名义（实际） 有效汇率都开始了漫长的升值历程。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结束了单边升值的态势，进入了震荡贬值阶段：2015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贬值了约6%的幅度。进入2016年之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余势不减，仍持续震荡下行之势。
　　
　　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以及对美元升值的预期是导致2015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大幅度贬值以及不断自我强化的贬值预期，加剧了资本外流的倾向。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外汇储备快速减少，2015年全年累计外汇储备减少5126.6亿美元，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33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有观点认为，不妨放任币值走低，令人民币币值一次性或快速调整到位，如至2016年底贬值13%左右，则在经济上有利于制造业复苏、提振疲弱出口，在政策上有利于降低汇率干预成本、减少外储流失，不失为当前困局的破解之道。

让人民币快速贬值到位，是否有助于化解当前汇率政策困局，缓解经济增速下滑之势？ 理论上看，一方面，人民币快速贬值到位有利于加强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提振疲弱的出口，同时也将使部分对国外商品的需求转向国内，减少进口； 两者同时作用，扩大净出口，对日趋下滑的经济增速将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贬值势必使资本大量外流，它将对经济流动性形成负面影响，加剧资金面的紧张程度。考虑到外汇占款在当前经济流动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外流将加剧资金面的紧张程度，对未来投资形成拖累； 除此之外，仍持有较多美元负债的企业也将蒙受损失，同样可能影响其未来投资。有利影响与不利影响交织，具体的综合效应不易确定。
　　
　　为了准确衡量人民币陡然贬值可能造成的复合影响，课题组利用CQMM模型对这一情景进行模拟，量化分析汇率快速贬值对当前经济可能产生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综合效应，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二） 模拟结果。
　　
　　如果放任人民币快速贬值到位，至2016年底贬值13%,确实可能有利于净出口增加，进而对整体经济产生正面影响。然而，这一快速贬值带来的大规模资本外流将使本已显露颓势的投资雪上加霜，对整体经济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以现价、美元计算的出口增速2016年上升至2.67%,较基准预测高出1.84个百分点；2017年进一步上升至3.46%,比基准预测高出1.38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在2016年和2017年则分别较基准预测下滑1.09和0.99个百分点，分别达到- 9.45%和- 5.87% .政策模拟结果表明，如果人民币在未来两年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对出口的提升和对货物贸易顺差的改善作用将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虽然人民币的快速贬值能够带来出口的提升，但是，如前所述，它也将进一步恶化资本外流的局面。基于CQMM的模拟显示，如果人民币在2016年快速贬值至1美元兑7.3元人民币，或将引起11 56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鉴于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发放中占有重要的份额，这一规模的外流势必造成流动性供应的紧张，进而抑制本已显露颓势的投资。根据模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16年增速将从基准预测的9.13%下滑至8.02%,2017年则进一步由基准预测的9.22%下滑至7.72% .这一变化也将令今后两年投资占GDP的比重由预测的45.99%和45.14%分别下滑到45.67%和43.65% .
　　
　　第三，人民币贬值对进出口的正面冲击和对投资的负面冲击同时作用，将使GDP在预测期内互有消长。2016年，在人民币陡然贬值的刺激下，大规模资本外流造成的投资萎缩超过净出口的增长作用，GDP增速将由预期的6.66%下降0.21个百分点至6.45%;2017年，随着贬值预期削弱、资本外流缓解，GDP增速将由预期6.58%轻微上调至6.59% .然而，如果扣除掉基数效应，整体的净增长效应并不容乐观。此外，考虑到人民币快速贬值对外部环境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给国内经济环境带来一些结构性负面影响，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是更有利的政策选择。
　　
　　三、政策模拟分析Ⅱ： 需求结构转换背景下的结构性供需失衡。
　　
　　（一） 背景分析。
　　
　　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实施了以“四万亿”投资计划为代表的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然而仅仅时隔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就从回升再度掉头向下，持续下行至今。沉重的现实促使决策高层全面反思自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以总量需求为主导，侧重需求面，“大水漫灌”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缺陷，以及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却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症结（CQMM课题组，2014;2015a;2015b） ; 于2015年末提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重在改善有效供给能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政，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以及“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宏观调控总体政策思路，坚定了从供给侧着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的战略方向，做好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政的提出是本届政府对过去数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期叠加”和“新常态”判断的进一步探索和升华，是最高决策层基于当前经济形势全面深刻认识，针对现实经济中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问题，提出的治理方略。对于一个具备广阔内部市场的国家而言，在借助外部市场和工业化顺利跨越贫困增长阶段之后，其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早已转向国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是非均衡发展下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而非周期性和外部性冲击。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
　　
　　然而，如何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化研究，其关键在于： 第一，发生当前严重的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经济发展阶段背景是什么？ 第二，能够有效实现供给结构调整的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 第三，如何让看不见的手在实现供给结构调整中充分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 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清楚认识需求结构及其基本发展变化趋势。适应中等偏上收入向发达经济过渡阶段的需求结构转换，解决供给结构无法适应需求结构转换而出现的各种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市场机制将比看得见的手更快、更好、更彻底地实现供给结构调整。
　　
　　（二）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及其趋势展望。
　　
　　利用1992-2012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八大类消费支出的调查数据，可以描绘出二十多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轨迹。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顺利突破贫困障碍，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食品衣着类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原先近七成以上，逐渐降到五成以下。与此同时，交通通信和住房的支出大幅提高，逐渐成为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消费结构的演变，基本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预期，也与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相一致。当一个国家由贫穷向中等收入过渡时，随着资本财富的积累，消费者会逐渐降低对食品、衣着等满足最基本生存物品的消费，而逐渐提高对更高层次、更高享受的实物消费比重。这就从需求层面解释了中国的汽车和房地产业在过去二十年间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正是因为，居民对交通和住房的强烈需求，使得一旦制约这两大产品供给的体制障碍被突破，两个产业很快就发展起来，并迅速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第二，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产品的支出比重较低，不及全部支出的20% .并且，从趋势上看，自2002年以来，这两类支出的占比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其中，一方面是由于住房、交通通信等现阶段居民主要消费项目占比提高带来的挤压； 另一方面，也与这些服务产品本身的供给机制不畅、价格高企息息相关。
　　
　　从现有的消费结构出发，未来五到二十年，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将会如何进一步演变呢？ 理论上，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由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过渡，居民消费的结构将开始由以实物消费为主转变为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渐趋服务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对比韩国的转型发展经验，这一判断基本成立。因此，课题组认为，在今后十年之内，随着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十三五期间人均名义GDP将突破10 000美元） 过渡，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出现新一轮的升级转换。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逐渐转变为以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它将逐步替代已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的住房交通消费需求，成为未来十到二十年之内，中国经济的主要新增消费需求动力。

（三） 模拟分析供需结构不对称抑制居民消费。
　　
　　在居民消费的结构将开始由以实物消费为主转变为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渐趋服务消费为主转换的过程中，在制造业出现一般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却由于体制障碍而面临着严重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这种供需结构的不对称，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以及消费率的提高。然而，造成现代服务有效供给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垄断严重以及国有经济比重过高。电影行业、旅游行业、健身行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服务等竞争因素较强的行业，在近些年飞速增长，成为新兴产业。与至今仍在政府管制下的传统教育、医疗等部门的萎靡不振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强调供给结构的调整，并不是意味着脱离消费。相反，是要求下一个阶段的供给调整必须围绕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借助于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市场开放等相关措施，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淘汰落后产能，构建能够满足新消费结构的产品和现代服务供给体系，形成有效供给，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
　　
　　在为了验证上述判断，课题组构建一个具有两类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假定经济体中存在两类消费品C_1t和C_2t,对应两类生产厂商Y_1t和Y_2t.其中，C_1t表示实物产品，其生产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C_2t表示服务产品，受体制约束，生产处于完全垄断的状态。完全竞争与垄断最大的区别在于： 前者是价格的接受者，厂商不具备调整价格的能力，主要通过产量调整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后者既可以选择价格调整，亦可通过产量调整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限制垄断厂商的价格调整能力，假定垄断厂商存在价格调整成本。代表性居民将通过效用函数的最大化，选择最佳的消费品比例，生产厂商则根据这一最佳消费品比例从事生产，使得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相匹配。进一步地，为体现服务产品部门垄断造成的供给扭曲，课题组还设定了服务产品部门同是完全竞争的情景，并将之与基准设定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模型推导结果显示： 第一，在稳定状态下，当代表性家庭的实物产品消费权重越大、实物部门的要素生产效率越高以及服务部门的价格调整成本越大，都会导致总产出中，实物产品的产出越大，而服务产品的产出越小。进一步地，可以推论，当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向服务产品倾斜时，服务产品厂商的价格调整成本和要素生产效率的反向变动可能会阻碍消费结构由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所应该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从而产生消费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扭曲，导致要素配置的低效率。第二，在破除服务产品部门的垄断之后，稳定状态下，服务产品部门的产出将会增加； 并且，实物产品部门和服务产品部门的供给结构将随着代表性家庭的消费结构变化而变化。第三，当服务部门的产品对代表性家庭更加重要时，越偏向实物产品的生产结构，可能带来的资源要素配置扭曲越大，进而使得对应的产出供给效率越低。
　　
　　总之，在服务部门处于垄断的情况下，尽管实物厂商能够满足实物产品消费的变化，但服务产品的厂商则可能由于资源调整的滞后、供给抑制等调整成本的问题而无法及时跟上消费结构的变动，造成服务产品的生产偏低，价格偏高，并推动实物产品的消费由于相对价格下降而上升。最终，生产结构的滞后调整，一方面会造成资源要素出现非最优配置，引起价格扭曲，另一方面，也会阻碍消费结构的转变，导致消费跟随生产转变，造成居民的总体效用水平下降。
　　
　　四、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课题组认为：
　　
　　1.应当高度重视当前的经济持续减速正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首先，在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下，2015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已开始减缓。第一，产业结构方面。尽管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但与人均GDP水平处在相近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55%） 相比，三产占比依然偏低。更重要的，中国目前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现代服务业在解除政府管制、推进市场化进程方面还存在严重滞后。这不仅降低了生产效率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还直接抑制了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快速扩张。第二，投资结构方面。在2015年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民间投资增速却大幅度下降，投资结构改善的步伐明显减慢。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将信贷资源有效地配置到实体经济，以满足民间投资的需求。与此同时，在投资体制、投资领域上，也仍然存在着对民营经济投资有形无形的限制和障碍。第三，制造业结构方面。尽管制造业规模的扩张得以减缓，但结构升级缓慢。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都有明显下降。
　　
　　其次，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使人民币贬值预期进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8月11日启动了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兑美元出现大幅贬值。尽管经常账户继续维持顺差状态，但是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缩小、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对美元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以及人民币贬值预期等因素叠加后资本外流的压力不断增强。
　　
　　最后，经济持续减速叠加结构性通缩的不断加剧，提高了经济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自2012年开始的结构性通货紧缩究其原因是应对金融危机大规模产能刺激（包括房地产行业的扩张） 的后果。然而，中国对过剩产能的消化却因体制性原因而步履艰难，导致结构性通货紧缩不断加剧。对过剩产能的消化将不可回避失业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以及亏损破产企业的债务处理问题。
　　
　　2.供给结构调整应当以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需求结构转换为愿景指导，在做减法的同时更加重视做加法，做除法的同时做乘法，在运用加法进行供给结构调整的同时扩大需求稳增长。
　　
　　中国自2010年人均GDP跨过5000美元之后，便开始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向现代发达经济过渡。由于同期又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过多地关注了国际金融危机这一来自外部的周期性冲击，忽略了发展阶段转换所带来的结构性、体制性调整需要，过于重视扩大总需求的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也因此更进一步激化经济发展内在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延缓了发展阶段转换亟待进行的结构调整及体制改革，从而导致了当前严重的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经济增速不断下行的严重局面。
　　
　　然而，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所产生的内在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它体现为在经济不断下行的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速度发展差异。根据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向现代发达经济过渡这一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需求结构转换趋势，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在做减法的同时更加重视做加法，做除法的同时做乘法，将使中国经济更快地实现供给结构调整。运用加法增加有效供给、调整供给结构的同时，将有效地扩大内需，实现经济运行的正向循环，稳定经济增长。
　　
　　3.以调整供给结构为导向，扩大投资稳增长，用新增产能调结构。
　　
　　需求疲软是当前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2015年，PPI价格已经降至- 5.2%这一创纪录水平。在这种供需状态下，单纯的去产能，做减法，只会引起叠加性的需求下降，提高经济螺旋形下滑，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当此之时，增加投资，扩大需求，利用过剩产能是稳定经济增速的必要之举，在投资品价格为负数的情况下，增加投资，更是经济之举。问题在于： 这一投资，虽然结果是扩大当前需求，但却必须立足于未来，根据需求转换的发展轨迹，以调整供给结构为导向。因此，在加快去除过剩产能、去库存的同时，需要放长眼光，围绕未来五到十年、十到二十年的市场消费需求结构趋势变化，打造新兴产业，突破体制瓶颈，补齐供给短板。
　　
　　在今后十年之内，随着中国人均收入逐渐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国家（十三五期间人均名义GDP将突破10 000美元） ,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出现新一轮的升级转换。居民消费将由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逐渐转变为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的消费结构，对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支出比重将出现较大幅度的提高，并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之内，成为主要的消费需求动力。为应对消费结构的改善，必须尽快改变当前现代服务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的现状。
　　
　　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相比，如果按照人均水平、单位国土面积水平比较，我国城乡的各种基础设施也仍然是严重短缺、滞后，低于发达经济体的防灾减灾水平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水平也相距甚远，阻碍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此类投资需求巨大。
　　
　　4.实行腾笼换鸟术，通过投资置换，获得投资资金。
　　
　　由于经济持续下行，各级政府的财税收入增速锐减，2015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长8.4%,增速比上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 财政支出增长15.8%,增速比上年提高了7.6个百分点。财政赤字23 551亿元，占GDP的3.5% .而此前的各级政府债务尚未偿还完毕，因此，扩大基础设施投资，钱从哪里来，值得研究。然而，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速下滑，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将信贷资源有效地配置到实体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中的民营经济部门之外，投资领域仍然受限，也是民营投资增长缓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实行腾笼换鸟术，通过投资置换，将有利于政府部门获得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扩大了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也将提高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速。第三，由于国有经济目前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中的现代服务业，因此，对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造，也就意味着，打破垄断，解除管制，引进市场竞争，这也将大大提高现代服务业的资源利用效率、生产效率，实现了供给效率的提高。当然，有效实行腾笼换鸟术，投资置换的前提是，在可以实现市场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制，必须以国有股退出控股地位，让民营经济真正当家为前提。实行腾笼换鸟术，不仅以既有的国有企业退出为前提，而且必须以新的视角对既有非市场竞争领域的现代服务业的重新审视为前提，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使过去被视为事业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但实际上是可市场化的部门获得进入市场，竞争性经营的可能。
　　
　　5.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为供给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当前，维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稳健推进汇率市场化步伐，加强政策的开放性与透明度，有效管理市场预期，将有利于为国内的供给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CQMM课题组，2014:《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再展望》，《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CQMM课题组，2015a:1,《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CQMM课题组，2015b:《2015-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再展望》，《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