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论文：唐代文化对外传播的现实背景和启发

　　摘    要：　唐朝文化在我国古代文化长廊中独树一帜，对国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展唐朝文化对外传播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强世人对唐朝文化的理解，而且可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文章首先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和交通条件这四方面研究了唐朝文化对外传播的现实背景，而后深入探讨了唐朝文化对外传播方式及效果，最后研讨了唐朝文化对外传播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　唐文化; 对外传播; 文化输出; 文化交融;

　　Abstract：　The culture in Tang Dynasty was unique in the corridor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foreign countries. The research on the spread of Tang culture to the outside world will not only help to strengthen the world's understanding of Tang culture, but als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article first studies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he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Tang Dynasty culture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traffic conditions, and then probes deeply into the mode and effect of the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Tang culture.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the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Tang culture.

　　Keyword：　Tang cultur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export; cultural blending;

　　根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有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境内学习、经商、游历。究其根本在于唐朝强大的综合国力，而衍生出唐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致使唐文化得以向海外广泛传播。许多外国人以官方或个人的名义纷至沓来，学习领悟唐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教育制度，并将其所习得的先进性知识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在中国域外广泛传播。因而，积极探讨唐朝文化对外传播方式，并研究其现实启示，对于推进文化传承、实现不同文化沟通具有重要意义。
 

　　一、唐朝文化对外传播的现实背景

　　（一）经济背景：繁荣的社会经济是基础前提

　　文化繁荣发展前提是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的经济发展为文化的稳定繁荣提供了沃土。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综合能力，其中土地给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基本条件，土地的面积对农业的产量起着决定性作用[1]。唐代天宝年间，土地种植面积高达750万顷，相较于北宋鼎盛时期的元丰年间的土地开垦面积461万顷，唐朝的土地开垦状况是其土地开垦的近两倍。第二，劳动者是生产构成要素的三大主导力量之一，尤其是在唐朝这样的封建社会，劳动力人口数量直接促进着农业的发展。唐朝庞大的人口基数为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发达的生产力为社会承载人口的增加提供了保障。此外，唐朝人口总量的提高意味着国家赋税收入的增加。第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侧面上反映了经济社会实力的增强。在唐代初年均田制度以及重农主义的推动下，农民拥有了较为宽松的生产发展条件，可以花费较低的生产成本。农民在完成国家赋税的基础上，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多有力地提升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并为扩大再生产积累了要素，由此也形成了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这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的繁衍生息，为唐朝的繁荣发展打牢了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加固，唐朝人的自由度增加，人们生活的世俗化与市井化图景，促使了一批新兴阶层市民阶层出现，而这一阶层在文化发展领域范畴担负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

　　（二）政治背景：良好宽松的政治环境是保障

　　隋朝经历了昙花一现的繁荣，给唐太宗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促使唐太宗尤为重视民为邦本的治国理政思想。同时，贞观年间，唐太宗从谏如流，善于听取大臣的褒贬意见，为唐朝营造一种开明宽松的政治环境。政治上开明之风不仅在经济层面上，促进国家从隋唐战乱的破败中恢复过来，还为文化的蓬勃发展创设了广阔自由环境。除此以外，在思想领域，唐朝继承了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政策，充分体现了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气度，有力地促进了文化活跃与包容发展。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社会风气。唐朝士人以豁达大度、自由刚健的精神风貌，关注人生理想和社会现实。唐朝兼容并包开放的政策环境，为唐朝文化的多元发展营造了和谐环境。另外，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发达的水路交通，为唐朝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往来提供了客观条件。唐朝统治在思想认识上秉持文化开放的理念，在多民族发展方面，坚持民族融合反对排斥异族。国与国之间的经贸交往推动着文化交融，入唐的外国人数量显着增加。随着人口的流动，唐朝的文化得以向周边国家甚至全世界传播。

　　（三）文化背景：文化的繁荣加速了对外传播

　　一方面，在封建时期文化归属于特定阶级，该阶级的基本素养直接影响了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就唐代而言，文化的繁荣得益于庶族知识分子阶层的扩大，隋唐实行的科举制度从根本上破除了社会阶层固化壁垒，相较于隋代更为完备，充分彰显了封建时期空前的包容和公平。[3]。就参与对象而言，在形式上所有人都拥有参与的资格，并且匿名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考试的公平性。与察举制、九品官人法有明显的不同，唐朝实行的科举制度突破了豪门士族垄断官场的格局，给予了庶族知识分子跨越阶层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备以及唐朝高度发达的教育水平，使文化创造者不断涌现，推动了唐文化走向历史高潮。学术领域各学科快速发展，文化层面上各种文化载体涌现，科学技术走在世界的前沿，各领域人才辈出共同铸就了流传至今的唐文化。

　　（四）交通条件：通达的水路交通是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地理环境要素，除了为人类的文化提供物质源泉，同时也对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效果。一个国家幅员辽阔的疆域，直接决定了国家文明影响的范围。随着国家土地面积的扩张，文化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唐朝的海外交通呈现出四个显着的特点：一是由过去陆上丝绸之路为核心，演变为海陆丝路二者并进，后来逐步演化为海上航运替代域外陆运的形态；二是在通往东北亚域外交通原有“北道”的基础上，开辟了“南道”以及“中道”两条新兴路线；三是广州通海夷道在各个海外航线中位于榜首；四是远洋航行与对外贸易日益繁荣。唐朝海外交通拥有七条国际海路，主要干道四面通达，各航道向海外广泛辐射，构建起唐代散射到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路径。通达的水路交通为外国人慕名而来创设了有力的外部条件，有效地带动了唐朝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交往与文化的海外传播。

　　二、唐朝文化对外传播方式及效果

　　（一）唐朝文化对外传播方式

　　1. 国外遣使入唐的范围极大、频次较高

　　唐朝，入唐的遣唐使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并且来访的次数和频率极高。平均每两年就派一次国外遣使入唐，甚至有时一年派两到三次。其中，日本的遣唐使备受关注，他们学习和借鉴唐朝的文物制度，继承和吸收先进的唐文化。从630年至894年，日本总共派出了19个遣唐使团，规模空前、频率甚高，除开其中六次由于迎接唐朝来使、未能出行之外，日本共有13次派出遣唐使[4]。伊始，日本遣唐使在唐的前两年，与唐朝各领域专业人士接触沟通、交流互通，旨在了解唐朝的发展全貌，，学习先进的知识，由此拉开了唐朝文化向日本输入的序幕。日本大化革新阶段，为了深入学习唐朝的文化，借鉴唐朝发展成熟的律令典章体系，日本从官方层面积极与唐朝进行外交活动：官方派遣使者一方面为两国的政治外交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在顶层设计上也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合作和文化往来，为唐文化的输入提供了成熟的条件。

　　2. 留学生及遣唐使加速了文化交流与传播

　　唐朝高度发达的文化教育体系，吸引着国外不同阶层前来学习，世界上其他大国除了派遣使节入唐之外，还组织了一大批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潮。在这些留学生当中，以日本和新罗的留学生为主，他们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事学问、技艺和专业技术的学术类留学生；一类是学习中国佛教的学位僧。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领略唐朝的文物制度。这些外国留学生虽然学习的周期不等，但是他们都对唐文化抱着崇敬和热爱的心理，深入地汲取唐文化的精髓，在学成归国后担以重任。这些留学生将自己在华习得的文化精髓在其本国广泛弘扬并推广，为促进海外与唐文化的交流碰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一大批僧人、遣唐使和留学生不远万里前来中国，对唐文化满怀赤诚之心，来唐请益求法，架起了一座唐文化向海外传播的桥梁[5]。

　　3. 通过史料文献等进行唐文化的输出

　　国外遣使入唐还十分注重搜集本国所需的书籍、文物等，唐朝史料文献的输出对于唐文化在国外传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唐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献，其外流成为了维系唐朝与外域关系的重要纽带。留学生与僧侣在唐求学，研究学问、技术、佛法等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唐朝的史料典籍。为此，他们除了传播自身所习的文化外，还携带具有唐文化徽章的史料典籍回到本国，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传播形态。所以，遣唐使、留学生以及僧侣都对唐典籍抱有极高的热情，他们将购买唐朝书籍视为入唐的主要任务之一。

　　4. 国际商贸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传播

　　根据史料记载，从唐朝起就设立了市舶司，直至宋朝盛年发展到顶峰，体现了唐朝高度发达的海上贸易水平。由于海上交通工具的发明与完善，促进了唐朝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与唐朝开展海上贸易活动的国家日渐增加且商贸活动频率提升。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唐朝的朝贡，这也是唐朝官方国际贸易活动的典型，即依托两国使者的交往，一方将本国尊贵的物产敬献给对方，并归国后带回馈赠的佳品。比如，新罗在唐朝时期与中国的国际贸易往来密切，新罗使者带着本国的物产朝见唐皇帝，为此唐皇帝也予以了丰厚的回赠。这种以官方往来的贸易开展交流，不仅提高了新罗国民的物质基础，还促进了唐朝先进的物产和技术在海外的高层次传播。

　　5. 以民间旅游活动为纽带的文化传播

　　遣唐使、留学生、僧侣在唐学成归国后，除了以口头形式将见闻带回本国外，还会以书面形式记载并在市面上流通。这些书籍全面而生动地概述了唐朝发展的全貌，包括了唐朝人的生活现状、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这有效地打开了外国人了解唐文化的窗口。外国人关于唐代中国的着述，是集人与物为一体的传播介质，同时还具有传播广泛的特点，对于唐朝文明对外传播呈现出重大的作用。此外，外国人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编撰书籍，破解了语言文字壁垒，加深了外国人对于唐朝文化的认知，使唐文化具有在外传播的成熟条件。

　　（二）唐朝文化对外传播效果

　　1. 文化层面：汉字、儒学、佛学的传播效果

　　第一，汉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极高的历史地位：一方面，他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也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在长达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汉字以其独特的意义以及文化基因渗透在中华传统文化血脉里。在历史上，日本、朝鲜以及越南在汉字传入之前都只有语音而没有文字，直到唐朝汉字传入三国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三个国家完全使用汉字，直到五世纪时，这些国家的贵族阶级已经能够完全熟练地使用汉字进行书面交流。对于汉字的长期依赖和使用，汉字已经成为东南亚各国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6]。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在思想文化上与中国存在同质性的很大原因就在于汉字这一共同的文化基因。第二，中国的儒学从汉代之后，一直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表达了中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因此，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各国遣唐使、留学生入唐之后，大多数进入国子监学习，而其中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当他们学成回国后，以文字语言、史料典籍互为表里进行传播。日本儒学也是在中国儒学基础上发展壮大的，日本对儒学深度学习和转化后，不仅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建立类似唐朝的教育制度，还广泛地融入了唐朝的教学内容以及精神。儒家的道德纲常进入日本之后，帮助日本统治阶层巩固了统治秩序，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促使儒家思想长期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日本历史和今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中国化的佛教对外输入至东亚各国，影响了他们的佛教宗派以及佛经典译，对各国的与佛教相关的产物包括佛教建筑、绘画、雕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政治制度：唐朝律令制度的深远影响

　　唐朝时期，东亚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的输入，并且以唐朝的政治制度作为典范制定了适宜本国政治生态的律令制度。日本向唐朝派入遣唐使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文化以及律令制度，从而推动本国政治制度的快速发展。日本孝德天皇时期，留学唐朝的僧旻向天皇全面阐述在唐习得的各项典章制度、律令制度，鼓励天皇大力发展完善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巩固和维护天皇的权威。东亚国家在经济、政治、制度领域对唐朝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复制，唐朝的各项制度几乎被日本、朝鲜等国复制沿用。在中央行政体制方面，新罗效仿唐朝的尚书省，设立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执事省，负责处理国家的行政事务等；在地方官制层面，新罗构建了以唐朝为蓝本的州、郡、县三级体制，地方官员由中央统一调派，从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7]。

　　3. 科技层面：古代科学技术的传播效果

　　就唐朝自身而言，自然科学相对于文学、艺术等发展稍显不足，但放眼世界，唐朝时期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留学生在学成归国携带的书籍中，有众多关于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史料典籍。各国还开办了以学习中国的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学校，从而促使中国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别于现代西方以工业化为特点的科学，东亚各国的科技一直笼罩在中国科技的影响下，这种局面一直到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展后才被彻底打破。

　　三、唐朝文化对外传播的现实启示

　　（一）文化先进性及开放性是对外输出的前提

　　唐朝的文化能够快速走向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主要原因是唐朝对于海外文化传入带有的开放包容心理。唐朝与外域文化的交流往来规模空前，为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开启了大门，并对外来文化广泛博采。除了思想文化的广泛接纳外，外国的物资在唐朝开放的环境中不断涌入中国市场，规模种类高达170余种，涉及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这些物资对于唐朝乃至后代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时代的步伐，应当坚决反对闭关锁国，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在保持基本的民族性上，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广泛开展沟通交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丰富并完善自身的文化体系与制度[8]。开展对外开放政策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才可能保持本民族先进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吸引更多的阶级群体前来学习。唐朝开放的环境为经济、政治、文化带来了巨大的良性发展机遇，使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长期屹立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并且走在世界的尖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文化的软实力不一定成正比，但是从战争史来看，如果征服者的文化水平低于被征服者，那么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在文化上将会发生扭转性变化。由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这种势力的变化是文化产生的巨大推动力。

　　（二）传播媒介是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关键

　　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使文化的传播具备了必要的基础前提，将文化信息资源由高处转向低处的流动，那么衔接文化输出以及文化输入的传播媒介十分重要。文化的传播媒介是信息要素流动和迁移的基点，如果有一种文化始终具备强大的比较优势，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源头，但是如果缺乏传播的路径和渠道，信息要素将无法流动，那么，文化传播的效果则无从谈起。可见，传播媒介作为系统性的传播过程环节十分关键。传播媒介可以作为人和物传播关系的工具，在唐朝文化对外输出层面上，遣唐使来唐学习主要是以人作为传播的中介，对唐文化进行广泛传播，而贸易活动、文献典籍则是物质载体[9]。传播内容对于传播形式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形式也会反作用于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在过去，人们习惯于原始的口头传播、手抄传播，而如今演变为网络传播，从传播形式可以看出传播媒介从实物变成虚拟物，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传播的中间介质发生变化导致的。如今文化传播的工具和技术手段得到了显着的改善，文化传播的规模空前，从而促使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和进步。

　　四、结语

　　一方面唐朝留学生教育教学，借助学校官方渠道开展规范化、正规化的教学，将唐文化传播给来唐学习的个体，当遣唐使、留学生等群体学成归国后，充当了唐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媒介。教育持续性发展也吸引国外不同阶层群体源源不断地来唐学习，确保了唐朝文化对外输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各国精心筛选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专业人士入唐学习，构成了名人效应，这对于唐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形象塑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文化传播媒介的作用，发展留学生教育，推动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有效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与其他不同民族的文化开展合作交流密不可分。唐文化的繁荣昌盛给予了后代宝贵的启示：中国应当以更加包容开放的博大胸怀，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迎接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丛林中焕发出独特的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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