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论文：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定方法及人口红利影响

摘 要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经历了两次变化，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现有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低抚养比和高劳动参与率的现状。根据瑞典1957 年人口生命表中对人口红利期的规定，以 14 岁及以下作为少儿人口、65岁及以上作为老年人口。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当人口总抚养比小于 50%的时候，该地区就进入人口红利期。我国自 1993 年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经济依旧维持着高速发展，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断的扩大。从 1993 年至今，城乡居民收入差从 1665.8 元上升到 16648.14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80 倍提高到了 3.10倍。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城乡共享人口红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迫在眉睫。

　　本文通过研究现有相关人口红利的理论及其相关概念，从人口红利的两个显着特征，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的下降分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途径进行理论分析。依据理论分析，以中国 1993-2012 年的第二三产业总比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 VECM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长期受到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共同作用；在滞后期内，第二三产业总比重的增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最后，得以证明出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途径相吻合，将二者相结合，应该在人口红利期及以后，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和减少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来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据此，结合我国现有国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四点：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消除制度障碍，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关键词：人口红利；城乡收入差距；政策建议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经历了两次变化。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由高婴儿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人口结构向高婴儿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人口结构转变；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现人口的快速增长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我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自此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结构由高婴儿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完成了向低婴儿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享受到了来自“人口红利”巨大的经济效应。“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在David Bloom和Andrew Mason在1998年被提出之后就被大量学者进行研究。根据瑞典1957年人口生命表中对人口红利期的规定，以14岁及以下作为少儿人口、65岁及以上作为老年人口。在人口结构中，当人口总抚养比小于50%的时候，该地区就进入人口红利期。我国自1993年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经济依旧维持着高速发展，国民总收入从1993年35260.0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16282.1亿元。在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提出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2020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当前的情况下，主要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去缩小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是随着人口红利不断的促进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却没有因为人口红利的作用得以缩小。从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来看，城镇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差由1993年的1655.8元增长到2012年的16648.14元。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城乡共享人口红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迫在眉睫。

　　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指出我国是个典型的二元经济体。那么在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同时是否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也起着作用。我们应该如何根据我们的现实国情，在人口红利期去尽可能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维持收入分配的公平。让理论与现实结合，去解决我国现有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从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demographicdividend”（人口红利）后，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从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来看，目前大致被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机会论，于学军（2003）指出在人口结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会使得人口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形状，即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较低，而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高。在这种人口结构下，使得适龄劳动力供给充足，适龄劳动力需要承担的家庭抚养负担较轻，储蓄率升高，能够很好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2].第二种是期限论，陈友华（2005）指出当总抚养比高出某一限定数值时，该人口结构才处在人口红利期。即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3].第三种是源泉论，马瀛通（2007）指出，人口红利是指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上，基于对平均寿命的预期，通过努力使人口和经济社会一并发展，达到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较高的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4].

　　人口红利期内，我国的经济水平持续快速发展，关于人口红利期的期限确定也不尽相同。其中可以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为乐观派，另一派为悲观派。蔡昉（2010）认为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应该是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其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包括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少儿人口年龄段是14岁及以下，老年人口年龄段是65岁及以上。并且在2013年左右人口红利就会就会因为人口抚养比的降低而消失[5].周婷玉（2010）作为一个乐观的观察者，对我国人口红利在近几年将消失的说法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人口红利期内，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之后，人口红利将会直至2030年左右结束[6].作为对该观点的反驳，蔡昉（2011）从人口红利的本质出发，认为在人口抚养比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要素条件。但是自2010年以后，资本报酬递减作用会越来越明显，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不能再对资本报酬递减作用加以抑制。并且伴随着资本积累越来越快，经济增长会更依赖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人口红利会消失的越来越迅速[7].

　　关于人口红利如何去拉动经济增长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其中有以下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创富效应，即源自劳动力充裕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就人口红利的背景下，沈君丽（2005）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指出只有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兑现我国的人口红利[8].蔡昉（2004）指出如果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那么就不能顺利实现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由于人口红利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是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优化配置，就业压力将会充斥整个社会，人口红利得不到实现，并且经济也不会得到进一步增长[9].王文军（2007）认为，人口红利期农村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素质不高，技能能力的欠缺会导致他们达不到工作的需求，不能做到充分就业，这些剩余劳动力资源也将不能充分被利用[10].Knight（2011）利用数据估算得出到2020年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将占城市就业人数的约2/3,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将比2005年约少1/3[11].刘元春和孙立（2009）指出人口红利窗口开启促进经济增长只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在这段期间应该采取优先实现充分就业的战略，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12].朱恒金和马轶群（2012）指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转移对提升经济增长协调性和降低经济增长持续性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对增强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作用会越来越小.刘三林、吴华维和彭穗生（2013）利用广东1987-2010年的数据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对人均收入的弹性为5.2468,人口红利在此阶段对经济增长起到极大的正向作用[14].

　　第二种观点是积累效应，即社会保障支出变少，生产性消费支出变多。ZhengWei, Rui Hao（2010）通过包含年龄结构动态以扩展增长方程并将其应用于中国1989-2004 年期间的省际数据，发现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出生率下降对儿童抚养比降低的贡献，帮助促进了198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15].蔡昉（2010）指出如果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从而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16].王必好（2013）运用空间计量技术得出结论，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城乡居民消费传导，有利于经济增长[17].石火培和倪晓真（2013）指出扬州市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而进入不同的人口红利阶段，当前正处于低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期。这说明扬州市人口仍然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正能量，并通过消费、储蓄等形成传导机制[18].

　　第三种观点是投资效应，即高储蓄率导致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Louis Kuijs（2005）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得出，改革开放24年人口红利期的储蓄率始终在 30% 以上[19].Loayza（2000）运用面板分析得出两个结论：少儿抚养比上升会减少储蓄率，少儿抚养比上升3%,储蓄率将会下降1%;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会减少储蓄率，老年抚养比上升15%,储蓄率将会下降2%[20].Mason和Kinugasa（2008）还认为，寿命和退休期的延长以及家庭支持体系的衰落都使得工作年龄的人有强烈的储蓄动机，从而资本-产出比提高，资本深化导致劳动的人均产出增加[21].王婷和吕昭河（2012）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还处于上升趋势下，需要通过增强居民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等来挖掘和增加人口红利，作为劳动力比重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更应如此[22].刘亮和陈正伟（2010）也认为较高的储蓄率积累作为投资的重要来源对重庆的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23].王金营和杨磊（2010）构建一个储蓄、国民总收入、总负担比、少儿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的回归模型，该模型指出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上升，劳动人口负担压力的下降将会使储蓄水平提高，并且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24].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通过以上不同的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增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造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基于不同的测算方法，得出的结论都是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都是在不断扩大。周世军（2011）根据城乡收入居民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从1986年开始，基本上是处于不断扩大的过程，从2002年突破了3:1,至2008年达到最大值3.33:1[25].段景辉（2010）采用2004年的微观数据，采用分布函数的方法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乡混合基尼系数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2004年城乡混合基尼系数高于城市内部基尼系数和农村内部基尼系数，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已成为不争的事实[26].程莉（2013）根据泰尔指数的构建，发现自1978年以来，泰尔指数从0.091上升到2011年的0.137,并且在此过程中，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致显现出了五个阶段。但是总体上仍然是在波动中逐渐扩大的趋势，并且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差距依然很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项任重道远的任务[27].

　　那么在人口红利期是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各种途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度各为多少，只有极少的文献进行分析和研究。纵观关于人口红利的文献资料，关于人口红利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口红利的本质和具体含义是什么。②人口红利期限的确定。③人口红利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④人口红利贡献率如何测定。根据国内外对相关主题的研究不足和目前的趋势，本文从人口红利期的特征是通过何种途径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分别从理论途径和定量分析进行研究。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框架和各部分研究内容如下：

　　（1）绪论。依据我国人口红利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指出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整理国内外关于人口红利的相关文献，依据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进展，进而得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

　　（2）相关概念、理论和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途径。通过简单介绍人口红利的相关概念、人口红利理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并且依据人口红利期最显着的两个特征：高劳动参与率和低抚养率，构建起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3）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特征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依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对我国人口红利期进行判定。分析我国人口红利期的起始时间和我国人口红利期的显着特征，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和基尼系数分别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进行描述和解释。

　　（4）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实证检验。通过对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收集在此期间相关人口红利的数据。根据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途径和EVIEWS软件，构建出VECM模型，对人口红利如何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来进行实证检验。

　　（5）结论与政策建议。根据前面四个部分得到的结论先进行总结，并且将第二部分中理论分析途径和第四部分实证结果相结合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如何在我国人口红利时期，去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得出政策结论。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1）在论文方向选择上采用文献研究法。根据研究目的：在人口红利期，如何去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合理的去处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的和谐发展。通过对相关文献综述的整理，系统、全面的认识需要研究的问题，构建合理的思路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

　　（2）在分析方法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根据定性分析去理清人口红利通过哪些途径来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根据定量分析来分析，利用计量软件去计算出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两种方法的有效结合，有助于将所研究对象的性质、数量、效率更清晰的展现出来。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本文基于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理论的分析论证和相关数据的实证，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

　　（1）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了测度和描述，并对人口红利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途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充实相关人口红利理论。能够从现有的人口红利理论，以人口红利时期最显着两个特征：高劳动率和低抚养比，从这两个特征出发，从理论分析出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途径。

　　（2）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运用计量软件分析了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证明了理论假设和实证结果相吻合。根据现有实证结果为基础，得出相应结论。并且在人口红利期，对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建议提供了支持。

　　本文的不足之处有：

　　（1）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是根据人口红利期最显着的两个特征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在这段时期内，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有很多，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并且又是相关理论的创新，可能会忽略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重要因素。

　　（2）在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分析中，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健康方面的投资、教育方面的投资和人力迁移方面的投资，但是关于人力迁移投资的数据难以得到，并且相对比于前两项相对占人力资本投资中处于较小的部分，故只能忽略；关于实证部分中有关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中由于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难以得到数据并且去量化，所以可能会导致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就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真实现象。

　　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具有现实和政策指导意义，研究这项课题不仅需要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以及对政府关于城乡二元经济现状和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政策方向的准确把握。由于本人学识浅薄，能力有限，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在初级阶段，希望能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加以完善。
 

2 相关基本概念、理论及研究假设

　　2.1 相关基本概念

　　2.1.1 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结构是指按照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段，根据人口的不同特征进行分类研究人口的内部比例关系。根据这些不同标志，一般将人口结构分为三类：人口的自然结构、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人口的地域结构。其中，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自然结构，是指在特定区域和时间段内，现有的各个年龄段人口数量占到总人口数量的各比例部分。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划分标准，人口年龄结构的组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14岁及以下的少儿人口；第二类是15岁-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第三类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关比例和指标，不仅可以指出在现阶段的各人口比重及差异，并且可以说明未来时期人口的变动趋势。其中，少年儿童比重、劳动力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总抚养比都能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很好的对人口年龄结构做出说明。

　　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因素不仅有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而且社会经济因素等都会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战争和重大自然灾害等还会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突然发生巨大变化。下表2.1为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标准。

　　根据上表的划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中的年轻型又被称为扩张型，处于该类型的人口结构中，该国家或地区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较大，老年人口比重较小。

　　在未来时间段内，该地区的人口将会持续增长，代表国家有朝鲜、印度等。成年型也被称做稳定型或静止型，由于存在该种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结构在未来的发展阶段内会一直持续稳定的状态，代表国家有瑞士。老年型又被称为衰退型，属于该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地区特征为：少年儿童人口占的比重较小，老年人口比重很大。处于该状态类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阶段会导致人口出现负增长。代表国家有日本、德国等。

　　2.1.2 人口抚养比

　　为了更好的反映出人口年龄结构，一般选用人口抚养比作为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的重要指标，具体指的是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之比。人口抚养比按照抚养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

　　按照国际上对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划分标准，少儿抚养比指的是少儿年龄在 14 岁及以下的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在 15 岁至 64 岁之间的人口数量之比，老年抚养比指的是老年人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在15 岁至 64岁之间的人口数量之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和即为总抚养比，总抚养比也被称为非劳动年龄人口比。

　　人口总抚养比形象揭示了社会人口抚养负担情况。当人口总抚养比越小，劳动力对需要非劳动年龄组别的抚养压力就越小。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划分，更直观的看出各类年龄组需要抚养的数量和比例，形象揭示出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人抚养负担。

　　2.1.3 人口红利及人口红利期

　　人口年龄结构不断的变化，因此人口再生产类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过程中一般经历以下三个过程：第一阶段是高少儿人口比例和较低的老年人口比例阶段，在此阶段人口抚养比较高；第二阶段是少儿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很低的阶段，在此阶段人口抚养比非常低；第三阶段是低少儿人口比例和较高老年人口比例的阶段，在此阶段人口抚养比较高。在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不断变化中，第二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使得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根据学者们对现有人口红利本质“期限论”的界定，第二阶段的人口年龄结构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在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第二阶段中，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所处于的期限即为人口红利期。该时期作为人口负担系数最低的阶段，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该时期内，人口红利从三个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一，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人口占到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人口参与工作的比率特别高，劳动力供大于求，导致价格比较便宜。如果这些适龄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提高就业率，伴随着就业率的增长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带动经济增长。

　　第二，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人口参与率高，并且需要抚养的人口比率比较低。该人口结构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抚养负担，能够使储蓄率较高。另一方面，由于老年抚养比较低，社会保障支出轻，生产性和消费性支出变多，财富积累的速度会很快。在资本市场各项制度都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储蓄会大量的转变成投资，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

　　第三，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力配置效率比较高。在人口红利期，我国的劳动力剩余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不仅让城市能够享受到大量有效的劳动力资源，并且这些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还可以将城市中的先进方法和优秀经验带回家乡，有效促进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发展。

　　2.2 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定方法

　　在人口红利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如何变化，必须根据特定的数据和指标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指的是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体现的是城乡之间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一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测算：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其中关于绝对收入差距指标的统计一般用收入所得的货币单位的绝对差距来衡量，相对收入差距指标的统计一般用收入的相对份额差距来计量。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中，用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恩格尔系数。除此之外，少数研究中运用到了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指标来进行衡量，甚至还有构建比较完善的指标来对城乡收入差距来进行测度。纵观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中，国际上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有贡献率、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城乡收入差和泰尔系数等，而我国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常用的指标有以下四种：

　　（1）城乡居民收入差。城乡居民收入差是绝对收入差距计算维度中最常见的方法，其计算方法为：

　　（2）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收入比是相对收入差距维度中最常见的方法，是比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统计指标。为了便于比较，一般将这两种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大的作为分子，小的作为分母。

　　城乡居民收入比的计算公式为：

　

　　（3）基尼系数。基尼系数首次提出是在 1912 年，由经济学家基尼依据劳伦茨曲线的定义其计算方法的。该系数作为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用来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现实状况，能够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基尼系数的数值大小从 0 到 1,是按照比例所得出的数值。按照联合国有关规定，基尼系数用来反映居民内部收入的分配差异性，根据不同的数值设定不同的区分段。当基尼系数小于 0.2 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2-0.3 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0.3-0.4表示收入分配相对合理；0.4-0.5 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0.5 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越小则表示收入分配的越平均，该数值等于 0.4 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标尺。因此，基尼系数最好保持在 0.4 以下。基尼系数的特点是客观、直观、易计算、易理解，能够广泛的得到认同。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在该计算公式中，G 表示基尼系数，Ri 表示第 i 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Si 表示第 i 组人口的总收入占所有人总收入的比例，（ΣRi）‘表示第 i 组之前所有组别的人口总数之合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

　　（4）泰尔指数。泰尔指数是根据信息理论中的概念，泰尔用其来计算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泰尔指数可以很好的衡量收入不平等，因为熵指数不仅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并且还可以分解出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影响程度。该数值越小说明区域间收入不平等性就越小，越大则区域间收入差距就越大。泰尔指数的特点和基尼系数一样，结果很直观，能够得到各国的采用和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该式中，i=1 表示城市地区，i=2 表示农村地区。dift 表示 t 时期的泰尔指数。当 i=1 时，Rit 表示 t 时期城市的人口数量；i=2 时，Rit 表示农村的人口数量，Rt 表示 t 时期城市和农村的总人口。当 i=1 时，Sit 表示城市居民的总收入；当i=2 时，Sit 表示农村居民的总收入，St 表示 t 时期城市和农村的总收入。

　　2.3 人口红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途径

　　人口红利时期有着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两头小”,最显着的两个特征是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的下降。工作参与率越高和社会抚养负担越小共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人口红利被提出的时间还不长，在这个时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会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产生影响。本文将通过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下降这两个人口红利时期显着的特征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

　　2.3.1 高劳动参与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人口红利期，适龄劳动人口数量逐渐变多，劳动力资源变得特别充足。我国作为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中，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曾经指出，这些二元经济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非农业部门。

　　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现出的结果是这部分过剩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会变为零甚至是负数。而在非农业部门，由于劳动者得到了充分的就业，故工资率水平会高于农村劳动力收入。基于对工资的预期差异，农村的劳动力为了追求相对更高的工资，便会向城市工业部门实现转移。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的流向非农业部门，导致了完成工业部门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要素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这一现象有效的抑制了为了满足工业扩张中工业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当城市工业部门实现了工业扩张，会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供给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进一步实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和转移。在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农村的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并且收入也越来越高，直至和城市工业部门边际生产力和收入达到均衡。在这一过程中，当农业部门里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就会达到“刘易斯拐点”,二元经济结构便会实现一元化。

　　在人口红利期，高劳动参与率对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带来的是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产业结构的重心会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进一步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这一途径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第一，农村劳动力进入到的只是城市低层次产业。从产业梯度转移角度来看，认为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虽然不断的流向非农业部门，但是这些劳动力很多转移进入城市低层次产业，使得这些本来应该随着城市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被迫进行转移城市低层次产业可以继续维持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优势，不断的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农业研究投入不足，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有效提高。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业研究投入不够，使农业的边际生产力得不到有效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可是农业研究投入不足会导致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并没有实现农业部门的有效收入的增长，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三，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即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做相同的工作却并没有得到相同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提高了城镇的资本收益和政府税收，资本收益和政府税收主要被城镇居民分享，那么这样一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上述分析表明，在人口红利期存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率的现实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会不断向城市发生转移。基于我国的现实状况，在转移的过程中，带动产业结构重点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倾斜，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这一途径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2.3.2 总抚养比下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人口的年龄结构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逐渐上升。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是说明总抚养比的降低。基于理性预期理论的分析，应该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经济个体会利用一切信息追求利益最大化。其中，理性预期理论强调经济个体对信息的挖掘和最优利用和经济个体能运用适当的理论和模型对未来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期分析。当老年抚养比下降之后，直接导致社会保障支出的减少，生产性和消费性支出变多；少年抚养比下降会使得需要付出用于少儿的抚养资金也会变少。那么总的说来，由于总的抚养比下降会使人们手中有着更多的资金去用于储蓄和投资。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由于人口结构的转变，老龄化会越来越严重，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经济个体便会增加养老预期和人力资本积累预期。基于养老预期，经济个体会采取下列的调整：调整工作和退休时间、调整退休前后的消费水平和调整养老保险自我储蓄比例；基于人力资本积累预期，经济个体会调整人力资本的投入。在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数据中，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已经扣除了个人所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并且养老预期是不会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影响。所以，在两种预期中，只考虑人力资本积累预期。

　　在人口红利期，总抚养比的下降对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预期这一途径进行改变。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存在，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第一，农村人力资本投入量少于城市人力资本投入量。因为我国是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关于人力资本公共投资方面，城乡两个不同区域存在很大的差别，政府现阶段对农村的人力资本的投资略显不足；除了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单个家庭作为投资者也可以进行投资。自人口红利期以来，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小于城市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那么用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资金也同样不会高于城市。

　　第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于城市。城乡二元体制引起城乡经济资源配置不均衡，城市比农村享有更多的资源，更好的经济资源配置使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城市也是高于农村的；农村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降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农村劳动力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很大一部分人会进入城市去工作，这部分劳动力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被称为农村外溢劳动力。但是这部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外溢农村劳动力所进入的很多是城市劳动者不愿意从事的脏、累和工作条件差的体力型、低收入和低层次行业，这些行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高，报酬也不高，尽管农民工获得劳动报酬水平高于务农收入，但却低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民工的边际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城市中存在农村外溢人力资本浪费的现象。农村外溢人力资本得不到相应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上述分析表明，在人口红利期，适龄劳动力需要承担的抚养压力比较小，总抚养比的下降会引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当人力资本积累预期存在，经济个体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健康投资、教育投资和人力迁移投资。由于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存在，这些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