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论文：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指标运用研究

摘 要

　　用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分析文献却出现了“轻理论，重技术”的选题取向，并且愈演愈烈。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运用文本挖掘技术，从文献选题、方法采用、以及指标运用三个方面对中国（大陆）宏观经济分析文献进行统计研究，并探讨该趋势的形成原因以及其科学性与合理性。

　　本文通过对 3146 篇搜集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标题、摘要、关键词等内容进行文本挖掘，并考察其中 377 篇质量较高的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指标运用情况，总结了文献选题、分析方法以及指标运用的发展趋势及现状，探讨了统计分析方法的选取原则，并讨论了 GDP、CPI、货币供应量以及通货膨胀率的指标运用情况。

　　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选题，一方面在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偏向于政府政策调控的研究，而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较少；另一方面，所有的选题都有“基于”、“实证”和“模型”作为高频选题词出现，当前用实证模型分析宏观经济的做法已有成为主流的趋势。（2）若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应当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分析方法；若要对宏观经济理论的传统理论发起挑战或发展，则可以使用探索性统计分析。（3）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指标运用水平较低，缺乏对理论与实际之间衔接的思考，并存在着“少数指标打天下”的现状，而大量描述宏观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被弃置，形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基于上述主要结论，对如何应对这种大环境，本文认为应当从研究院、科研机构、政府机构三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关键词：宏观经济分析；文本挖掘；方法采用；指标运用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用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标志。自威廉·配弟以来，用数字描绘宏观经济现状的方法逐渐被各国所接受。1838年，古诺提出了需求是价格的函数。19 世纪末，瓦尔拉斯与马歇尔等广泛运用数学方法来表述经济理论。20 世纪 30 年代，凯恩斯提出了诸如收入、消费、投资、利息、总需求、总供给、货币供应量等宏观经济总量概念，同时把力学和数学的概念，如均衡、变量、函数、导数、弹性等，引入宏观经济分析当中，开创了静态分析与比较静态分析法。斯通、米德和库茨涅茨等人为使宏观经济分析有系统的统计资料支持，建立并发展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不仅为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提出科学的分类，更提出了如何对各经济部门间的技术经济联系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此外，19 世纪以来，数理统计理论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为经济统计分析提供了手段，如概率论、统计推断、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经济计量模型方法，使宏观经济分析的数量关系分析不断向深层次发展，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科学性。

　　然而，2013 年末，《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财经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共同刊发了《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原则》一文，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大量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方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缩短了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差距。但是，在此繁荣的研究热潮的背后，出现了“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部分论文为了照搬国外的计量模型而无视中国的特殊情况，生搬硬套，无视统计指标差异。因此，上述五家经济学学术期刊联合倡议中国经济学者应正确处理思想性与技术性的问题，并明确指出，将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原则。

　　与此同时，Card 等人研究了美国经济学杂志的九大发文趋势，其中，在选题方面，经济理论文章比重最高，占 30%;宏观经济学次之，约占 20%;劳动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占第三位，约为 16%~17%;而计量经济学、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学仅分别占 10%~12%.

　　在经济理论发达、统计制度健全、计量分析方法运用普遍的美国，尚且以经济理论选题为主，以计量经济学等选题为辅。而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形成符合自身历史、文化、政治、社会背景的经济理论，统计数据尚经不起考验，接触计量方法时间尚短的国度，却形成了“重技术、轻理论”的风气。这不仅不利于研究者探讨中国经济理论，更可能由于用错误的数据结合错误的方法找出一条错误的道路。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使用文本挖掘技术，通过对标题、摘要、关键词、研究方法以及指标选取等内容的文本挖掘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总结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选题特点及其变化趋势，讨论研究方法的应用原则，并对影响较大的理论变量与经济统计指标运用进行分析，为后来研究者展示中国 2014 年以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基本情况，并为其在论文选题、统计分析方法选取以及理论变量与实际宏观经济数据之间的替代与使用，提供一些想法与建议。

　　1.1.2 研究意义

　　中国接触国外经济学的起步较晚，最早在大学里系统阐述国外经济学的是京师大学堂。到本世纪初，在蔡元培先生“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下，北大迎来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各书馆、书店以及学社都纷纷投入到翻译西方经济学名着的浪潮当中。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理论研究和课程设置上都偏向前苏联，以至于用有色眼镜去看待西方经济学，导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环境遭受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不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不断被完善和发展，还重新以客观的眼光看待西方经济理论。

　　但近年来，随着各国与世界组织的宏观经济数据公开，使用量化分析方法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浪潮一发不可收拾，在中国经济学的西化浪潮有矫枉过正之嫌。在本文共 3146 篇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2002 年-2014 年，标题中带有“模型”、“基于”、“实证”、“影响”等明显使用计量模型的文献占了 7.32%、13.10%、12.23%和 17.66%.在影响因子大于 1 的学术期刊中，同期仅 44.44%的文献没有使用计量分析方法，甚至出现 28 篇直接以“Granger 因果关系”、“Hodrick-Prescott滤波”、“SVAR 模型”等为关键词的文献。此类题目与关键词反映出部分研究者正在偏向于方法工具为研究导向，而非以理论或现实问题为研究导向。工具方法应当应用于分析论证问题，不能反客为主，成为选题的出发点。

　　探讨一套既能反映客观一般规律，又能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经济学，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亦是中国经济学者共同奋斗的目标。但纵观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现状，尚未形成一套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又没有一套可靠的宏观经济统计体系，却把精力都花在模型方法这些工具上，实有“未学走、先学跑”之嫌。

　　如果把学术文献看作供给，把学术发展看作需求，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无疑正处于一种结构性失衡的状态。本文将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对当今 3146篇宏观经济分析文献选题、分析方法、指标选取进行统计分析，以求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使经济学者对当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并引起各位一些思考，亦期望能为早日探讨出一套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的经济理论，贡献出一分力量。

　　1.2 文献综述

　　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学术文献已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尽管以往并未有对宏观经济分析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的文章，但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发展和现状，以及文献统计分析方面，也有不少值得参考的前人之作。

　　1.2.1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演进及现状自 1980 年起，中国（大陆，后略）宏观经济分析的演进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本节将列举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加以说明1.

　　第一阶段是 1980 年到 1994 年，在这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主要以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或增长、预测、模型为选题，除专门研究方法应用的文献，都必定有理论分析在内，辅以一般统计描述，少数文献用回归分析进行佐证。但在这段时间内，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基本没有作者阐明。

　　陈家勤，江卫（1984）通过理论分析论述了外贸发生亏损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宏观经济外贸效益的途径。宋进攻（1989）通过一般统计描述，结合理论分析，讨论了经济增长的格局及其动因和物价上升的背景及原因，提出了稳定经济与深化改革的建议。江晓薇（1991）通过一般统计描述与理论分析，对 1990 年的增长特点与原因进行讨论，并运用回归分析轻工业与工业总产值、重工业与工业总产值之间的相关系数，提出了 1991 年的经济趋势和对策建议。

　　第二阶段是 1995 年到 2000 年，期间尽管依然以理论分析与一般统计描述为主要分析方法，但开始出现了不进行理论分析而直接用计量方法分析宏观经济的文献，但该类文献也只对自身的模型拟合结果写出几点结论，而并未对宏观经济调控进行指导。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形势依然是热门选题，而以对宏观调控建议的选题也逐渐增多。

　　翁文斌，蔡喜明，史慧斌等（1995）在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下，讨论了宏观经济水资源规划的操作、运行与实现问题。陈宪，陈晨（1999）运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外资变量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吴长风，4巩馥洲，周宏（2000）通过回归分析方法，讨论了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宏观经济因素。

　　第三阶段是 2001 年至今，其宏观经济分析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围绕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的理论分析。如方兴起（2007）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通过对西方各宏观经济分析流派的理论进行阐述、推断，分析出各流派在宏微观经济分裂的环境下各自的现实意义所在。赵彦云（2013）通过论述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统计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以及宏观经济分析的体系、方法与自主发展的科学思想与主要内容，阐明了上述内容应在当前的重要机遇期中如何提高并适应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科学发展。汪浩瀚（2002）通过论述各宏观经济学流派对不确定性的处理，认为凯恩斯的不确定性见解最为新颖和进步，指出不确定性问题的深化可能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上述文献作者均以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出发点，探讨其合理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途径，是中国目前最为稀缺的纯理论重思想的文章，使人读后引发深思，从而调整自身思考方式与发展方向。

　　二是从宏观经济学理论出发，结合新型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万晓利（2011）总结了现有的货币规则理论，结果中国国情建立出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并运用 GMM 模型实证估计了反应函数，找到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反应基准。许煜，张栋梁，尚长风（2007）结合已有的财政分权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构建出理论模型，并通过协整检验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石柱鲜，武征，刘俊生等（2004）从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出发，推导出理论模型，并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讨论了中国实际 GDP 与潜在 GDP 的关系，并对后续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了预测。

　　上述文献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推导出理论模型，再通过实证方法佐证其理论的正确性，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寻找发展方向。

　　三是讨论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其中包括对已有的分析方法的进一步改善以及对新型的计量分析方法的应用。王文甫，明娟（2009）为验证凯恩斯主义的AD-AS 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通过 S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得出该模型与中国数据有着一定的不匹配。万光彩（2006）在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引入可变的技术进步变量，并将总需求曲线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得出扩展后的理论模型，再利用该模型解释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现象。罗登跃（2005）尝试利用非线性回归方法建立混沌动力学模型，并以此对中国宏观经济系统运行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宏观经济系统并未陷入混沌状态。上述文献从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入手，引入或发展了西方宏观经济分析手段，开阔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工具箱，也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进行探索性统计分析提供了新方向。

　　四是以某特定问题或目标为研究对象，并运用一定的计量分析方法加以实证，探求其解决方法或应对措施。柳明，宋潇（2013）通过建立一个含有货币政策的 DSGE 模型，实证分析了石油价格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赵进文，丁林涛（2012）先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再用门限模型验证了通货膨胀在不同变量作为门限变量情况下的门限效应，最终找到通货膨胀与其中六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杨天宇，刘韵婷（2011）通过运用方差分解法研究在支出法和生产法核算下的 GDP,其经济结构调整是否对宏观经济波动有“熨平”效应。上述文献都以某一特定研究目标作为出发点，并运用相应的数量方法加以实证，从而得出其所需结论。这类文献对现实问题有着一定的针对性，然而却可能成为为使用计量方法而使用计量方法的“无思想”文献聚集地。

　　1.2.2 学术文献的统计研究

　　由于中国学术文献数字化时间较短，针对文献的统计分析相对较少，除统计学专业外，其余领域最多也只有一篇。

　　在经济学方面，Card,David,Stefano DellaVigna 通过对美国经济学五大期刊（AER,ECA,JPE,QJE,RES）的发文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上述五大期刊在投稿、采稿、论文选题、字数、作者、引用率等方面有着各自的发展规律。

　　在统计学方面，韩兆洲，徐芳燕，桂文林等（2010）对中国 1987 年到 2009年的统计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统计博士论文的选题原创性不足，前沿性有待加强，理论的宽度和深度不足，选题研究不均衡，在兴趣的支配下盲目追逐热点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朱建平，刘晓葳，欧阳汉（2014）通过运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对《统计研究》的 5192 篇文章的标题、摘要、关键词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统计学科的发展历程。韩兆洲，王科欣（2014）则通过对在《统计研究》发表文章的机构、作者、研究方向、被引次数等进行统计分析，找出了该期刊在各个方面的统计特征，使其得到阶段性总结，为后续发展有一个参考依据。

　　在经管类专业方面，卢润德，张明英（2008）通过对经济管理类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类型、主要研究方法的研究，并讨论了二者的匹配性关系和一般要求，以期为达到提高经济管理类学位论文质量提供思路以及方法。

　　在公共管理专业方面，孙莎莎，王国华（2006）通过对 9 所大学的 950 篇MPA 硕士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找到了较热及遇冷的选题，从多个角度解释了该现象，并提出相关规范建议。

　　在产业经济学专业方面，吴娟，李福民（2008）通过对河北理工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 2002-2006 年的 32 篇硕士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选题覆盖面较广，但研究范围较窄，研究内容的重复性和模仿性强，并对此提出了几点建议。

　　在会展管理方面，王保训，李萌，蔡礼彬等（2014）通过以“会展”、“展览”、“会议”、“奖励旅游”、“节庆”等为检索关键词，整理了 371 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研究主题特点，并找多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方面，张瑞华，张勇，朱晗等（2007）通过对 1980-2003年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研究，从选题特点、研究方法、选题意义和存在不足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众多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办法。

　　在旅游管理专业方面，黄丽春（2011）对 2000-2010 年旅游管理硕士学位论文共 2502 篇进行选题统计，简要分析了中国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现状，发现中国旅游管理的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偏向，指出目前论文选题存在的特点以及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在历史研究方面，李华瑞（2009）通过对 1986 年-2008 年 6 月底，共 173篇宋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其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发现选题特征，并分析了这种选题取向的因素，由此引发了一些思考。

　　在反垄断法研究方面，刘武朝（2010）通过对 1999 年-2010 年间，选题为反垄断法的博士论文按选题领域分布、学科分布和时间分布等方面进行分类并统计分析，了解了反垄断法领域博士论文研究选题的总体状况，得出了一些初步结论，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个人的期待和展望。

　　在社会学专业方面，马戎，梁茂春，马雪峰等（2010）通过对国外社会学界公认的 4 本英文学术期刊在 2008 年和 2007 年两年间发表的论文进行比较，大致了解 2008 年国外社会学研究的前沿选题，以及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命题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和变化趋势。

　　在建筑学专业方面，李晓玲，鲁伟伟（2005）通过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专业 1999-2004 年硕士研究生的 95 篇毕业论文的选题进行整理分析，找出其中的趋势、规律，并分析热点问题，试图提出建议。

　　上述文献的切入角度与分析方法值本文得借鉴，尤其是朱建平（2014）等人采用的文本挖掘技术，正适用于文献统计分析工作。本文将沿用其分析工具，尝试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进行一次统计研究。

　　1.2.3 文献评述

　　上述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虽然各自的研究领域有所差异，但均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中国宏观经济理论起着各自的作用。但从本文搜集的 3146 篇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总体水平来看，则大部分文献的创新程度较低，在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数据创新等方面，相当一部分文献选择了容易套用的方法创新。原本此等做法亦无可厚非，然而部分文章却脱离理论分析，就自己的实证结果提出宏观经济调控建议，并且该趋势在本文的统计结果看来将愈演愈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进行较为深入的统计研究，总结出几点结论，并探讨出可能的应对方法。

　　而学术文献的统计研究的分析方法值得本文借鉴，其中，朱建平，刘晓葳，欧阳汉（2014）采用的文本挖掘技术正适合对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其分词技术有利于从中抓取关键信息，总结出统计规律与发展趋势。本文将沿用他们的技术方法，对中国 3146 篇宏观经济分析文献进行研究。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学术文献是学科理论发展的主要途径，其发展状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对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分析现状有一个客观的基本认识，本文将对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标题，摘要，关键词进行文本挖掘，并对挖掘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期找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选题的发展特征，并分析其合理性。再通过对刊登在影响力较大的期刊上的文献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找到目前中国对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使用偏好与发展趋势。最后研究采用计量方法或其余量化分析方法2的文献，对其所使用的指标与理论变量的合理性与关联性作出进一步探讨。

　　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工程始建于 1999 年 6 月。在教育部、中宣部、科技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国家发改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图书情报界等社会各界的密切配合以及清华大学的直接领导下，建成了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CNKI 数字图书馆”,并正式启动建设《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 CNKI 网络资源共享平台。由于是目前中文文献信息量规模最大的资源库，其学术文献的搜索结果对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现状有着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选择中国知网作为检索工具，选取本文所需样本。

　　1.3.2 研究框架

　　1.3.3 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知网上的文献作为调查对象，搜集从 1980 年到 2014 年间，（搜索方法：全文限定词为“宏观”,主题限定词“经济”和“分析”），对标题、摘要、关键词3进行文本挖掘，将其挖掘结果与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中的理论变量以及实际变量进行统计分析，提取统计特征，探索出有意义的结论。其余观测变量包括年份、综合影响因子、复合影响因子、主办单位以及是否有统计指标选择的讨论。文本挖掘通过 R（2.15.3）语言的 rmmseg4j 程序包（在 rjava 环境下使用）实现。

　　由于本文将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所使用的方法、摘要、指标运用进行研究，将不得不对每个被观测的文献都进行阅读。笔者曾尝试逐篇文献地进行阅读，并加以记录其所使用方法及指标运用情况，如此研究经过一个月的实践后发现，按此进度必然无法在限定日期内完成这一任务。迫于时间的限制，也限于笔者能力，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结论具有普遍性意义，本文决定借鉴典型调查方法。

　　典型调查是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有意识的选取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单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借以认识同类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及本质的一种非全面调查。在本章中，研究对象为学术文献，其特点为认可度越高，被引用的次数也越多，影响范围就越广。

　　综合影响因子是近年来被用于评价学术期刊发文质量的指标，其计算方法是根据近两个统计年学术期刊所刊登的文章被其余学术期刊引用次数，比上近两个统计年该学术期刊能被引用的文章的数量。通过选取综合影响因子较高的学术期刊，再对其所刊登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加以研究，其统计结果能有效地代表现在（甚至将来）大部分文献的研究状况4.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内容，用综合影响因子筛选学术期刊，典型调查是一种符合实际情况并不失科学性的研究方法。

　　5按照上述方法，本文从已有的样本中筛选出综合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1 的期刊（所在期刊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1,即该期刊近两个统计年所刊登的每篇论文都平均被引用过 1 次及以上，具体名单见附录 1），并对其所刊登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4.1 主要创新点

　　（1）经查新，目前尚未有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进行统计研究的成果，本文将尝试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发展趋势与现状特点，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加以描绘，为宏观经济分析研究者提供文献选题、方法采用、以及指标运用的参考与建议。

　　（2）通过对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标题、摘要、关键词等内容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对宏观经济分析的过往及现状进行研究，找出当前的发展趋势及研究热点。

　　（3）论述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与探索性统计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分析时各自应当充当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

　　（4）研究数据来源于自身收集。

　　（5）根据观测样本的统计结果，总结了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方法使用与指标运用特征，并对其合理性进行讨论。

　　1.4.2 不足之处

　　（1）本文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文献资料，并未能直接利用资源库进行资料提取，其搜集精确度比之较低，但已是无选之选。尽管此项工作在此方法下工作耗时较长、效果较差，然而笔者认为迈出这尝试的一步意义更为重大，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有共同想法的研究者思考，再发挥出他们的力量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如此循环，相互补充，此之为学术发展之路，本人虽自觉献丑，但亦为甘愿。

　　（2）鉴于本人水平之限，以及所能利用资源之限，对文献资源的文本挖掘仅限于标题、摘要、关键词，未能对文献内容进行挖掘并加以分析，使统计结果与客观事实可能出现一些偏差，但亦不失为一种尝试。更全面的研究可留待后来者进行。

　　（3）由于对搜索引擎缺乏了解，样本的搜集现在已无法重现（笔者确定样本时为 2014 年 7 月，从新尝试时为 2015 年 3 月）。可能造成现状的原因较多，如搜索引擎的算法发生变化，关联规则改变等，但笔者均无法对其进行求证。
 

2 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选题研究

　　“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选题的确定通常包括了研究目的、研究范围以及研究对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一篇论文的题目，至少会包含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因此，笔者认为用标题代替选题进行研究分析是合理、可行的。本章将对本文搜集的文献的标题进行文本挖掘，总结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选题现状与发展趋势，并进行探讨。

　　2.1 宏观经济分析文献选题概况

　　由于本文搜集文献时所用关键词分别为“宏观”、“经济”以及“分析”,因此该三个关键词均占本样本绝大多数，虽然该结果说明了搜索工具可靠地完成了相关的搜索工作，但于本文分析无甚价值，因此笔者决定把它们排除在外。此外，一些诸如“于”、“的”等意义不甚明显的词以及个位数字均被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

　　排除上述标题词后，在本文搜集的 3146 篇文献中，被使用次数最多的标题词排名前十分布（表 2-1）如下：

　　从表 2-1 中可得如下两个结论：

　　（1）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倾向于以形势、政策、发展、增长及运行作为研究对象。

　　自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以来，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的首要目标。由于中国特俗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原因，其经济发展与政治背景息息相关，因此学者们集中在“形势”、“政策”、“发展”、“增长”和“运行”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并为政府“调控”的成效作出评价，为后续的“调控”取向提出建议。

　　（2）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偏向基于某种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随着近年来宏观经济数据的积累与公开，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一些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技术难题（如数据不可得）逐渐被消除。一些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被应用到社会科学当中，不少社会科学研究者加入到这股浪潮中，纷纷学习先进的量化研究方法，并用于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因而，“基于”、“实证”和“影响”成为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标题的常客。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能得出这样的一般选题：以“形势”、“政策”、“发展”和“增长”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提出问题，再“基于”某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找到“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再给出“政策”和“调控”的建议。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与现实相符的，相当一部分宏观经济分析的文献一直套用上述的研究范式。

　　2.2 主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选题概况

　　本文参照巴罗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框架并结合实际文献搜集情况，将此处研究方向大致分为以下五个方向：经济增长、经济波动、货币与价格、政府部门调控与管理以及国际贸易。

　　2.2.1 经济增长

　　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理论指导下，中国设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经济增长无疑成为了第一要务。图 2-1 将展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以经济增长为选题的发展趋势。

　　以其为标题的文献数量自 1988 年开始出现持续增长，到 2008 年以前一直保持上扬趋势。2008 年至 2012 年 4 年间，该选题的文献趋于饱和。然而，随着近年来新的国家领导班子提出“经济增速放缓”、“调整结构”、“新常态”等方略，以研究增长为题的学术文献数量出现了下降的势头。与其关联度6排名前十的标题词如下表（表 2-2）所示：从上述的关联词中可以描绘出两种最常见的以经济增长为选题的文章：一是从宏观经济形势为切入点，通过一系列的核算指标的描述统计分析，对整个宏观经济形势进行研判，最终指出保持经济增长的调控手段以及所预测的经济增长速度；二是先论证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指标（从所得数据结果估计，以税收、金融为代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再基于某种计量方法进行实证，佐证其正确性，并根据计量模型提出调控建议或预测。

　　2.2.2 经济波动

　　在当前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下，经济体的发展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发展结构失衡、货币供应量不到位、物价水平增速过热或过低、产能过剩、外部冲击等问题都会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造成波动。然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每年都会设立一个经济增长的目标，并把任务指标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稳步增长，一直都是社会的热点问题。图 2-2 将展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以经济波动为选题的发展趋势。

　　从上图可知，自 1991 年以来，以经济波动为选题的文献数量便有上升趋势，但在 1997 年到 2000 年间遇冷。自 2001 年以来一直保持上扬趋势，至今未出现减缓的迹象。与其关联度排名前十的标题词如表 2-3 所示。

　　从表中关联词中可知，“价格”、“房”地产、“股”票均为经济波动研究的主要关联对象。文献基于一定的分析方法，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探索经济波动自身的周期规律，或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比起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在这个选题上的研究者们更偏好于通过计量分析方法加以实证，通过统计检验的肯定，把经济波动原因归结到被研究者们所选中的研究对象上。

　　2.2.3 货币与价格

　　在巴罗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讨论货币主要是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讨论其与利率、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而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对货币的讨论更多的是从政府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角度出发，而讨论价格的文献则偏向于研究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商品价格，如房地产和石油。图 2-3 将展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以货币与价格为选题的发展趋势。

　　该选题的文献数量从 1993 年到 1996 年之间曾经兴起，然而随后 3 年中下滑至低谷。随后，自 2000 年开始重新被关注，至 2010 年由于房地产价格调控及油价问题成为了社会热点，其文献数量一度激增，随后恢复到正常水平并继续向上增长。与其关联度排名前十的标题词如表 2-4 所示。

　　通过上述高频关联词的统计，结合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一般性结论：以货币为选题的文献，大部分以政策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对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产生的效果以及反映，基于一些计量分析模型加以实证，最终结合财政政策，指出当前货币政策的实际影响效果，并对此提出建议；以价格为选题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则以房地产价格或石油价格等影响范围较广的商品价格着手，研究其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探求其对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基于一些计量分析模型加以实证，找到对价格或经济波动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然后再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2.2.4 调控政策

　　在巴罗看来，政府部门的讨论主要从政府支出、税收以及公共债务三方面进行。而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研究者看来，政府的调控政策才是最具吸引力的研究选题。图 2-4 将展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以调控政策为选题的发展趋势。

　　该选题的增长趋势产生于 1990 年，随后一直保持增长趋势，至 2009 年达到顶峰，在随后 4 年中，随着该选题的研究水平逐渐趋于成熟，每年的文献数量也达到了一个较为均衡的状态。

　　与调控政策选题关联度较高的标题词排名如下：

　　从上述高频关联标题词中可以看出，以调控政策为选题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偏向于对当年的宏观经济运行及形势进行分析，讨论当前经济、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及调控成效，并通过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取向选择以及结合运用，保持总体宏观经济的增长水平。

　　2.2.5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涵盖范围较广，其选题主要包括商品交换、资本流通以及汇率三个方向。图 2-5 将展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以调控政策为选题的发展趋势。该选题文献数目自 1998 年开始出现上升趋势，到 2010 年达到顶峰，近年来开始有所回落。与国际贸易选题关联度较高的标题词排名如下：

　　从表 2-6 中的高频关联标题词中可知：最吸引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研究者的国际贸易选题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其次是国际金融环境，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第三是国内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各自与相互之间的调整问题；最后是国际商品价格波动问题。而该选题也同样流行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用于研究事件发生的因素、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其余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2.3 实证模型的选题概况

　　从上述五个宏观经济分析文献选题分析中可知，虽然各个宏观经济分析选题的发展趋势各异，但有一个趋势却正在逐渐形成，“实证”、“基于”或“模型”均出现在各选题的高频关联标题词常客即对某一问题，基于一些计量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实证，并对其结果加以分析，用于指导宏观经济的实际建设。随着 80 年代宏观经济数据逐渐公开，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逐渐成为可能，计量分析方法风靡全球经济学界，成为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新时尚。图 2-6 将展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包含“实证”与“模型”的文献数量变动情况。

　　从图 2-6 中可以看出，“实证”与“模型”对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学者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其增长趋势一直保持着，尚未出现下滑的势头。

　　鉴于上述原因，在下一章，笔者将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所采用的方法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以求抓住并分析这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新趋势。与题目包含“实证”“模型”关联度较高的标题词排名如表 2-7 所示。

　　观察下表可知，“实证”主要被用于研究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政策影响以及特定交易市场与其余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变动原因。而“模型”则被用于政策成效、方法应用以及宏观经济数据预测。

　　2.4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选题，一方面在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偏向于政府政策调控的研究，而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较少，甚至其文献数量开始出现了下滑的势头。另一方面，所有的选题都有“基于”、“实证”和“模型”作为高频选题词出现，结合与实证模型相关的选题分析，可以确定当前用实证模型分析宏观经济的做法已成为一股极大的浪潮。

　　但据笔者观察，这些所谓的实证模型绝大多数来源于自然科学领域，在中国对这些新型的高级计量模型的讨论基本停留在应用层面，几乎没有对这些方法的来源及基本原理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些方法真的适用于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吗？本文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

4 宏观经济分析文献的指标运用研究

　　基于同样的原因，本章将沿用上一章的办法，对 377 篇质量较高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进行典型调查，借以认识同类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通常实证分析的文献都有这样一个路径，即进行理论分析、建立理论模型、选择统计指标替代理论变量（即数据获取）、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原因、提出建议。选择统计指标替代理论变量是宏观经济分析从理论到现实最重要的一环。然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文献在这一步的讨论却意外地缺乏。

　　4.1 实证分析的指标运用概况

　　在本文的样本中共 138 篇文献有使用了计量分析方法，其中，97 篇有数据来源，占比 70.29%;96 篇明确指明指标名称，占 68.84%;充分讨论选取指标原因的有 14 篇，占 10.14%.来源有说明，指标有明确，原因讨论充分的仅 13 篇，比例不足 10%.

　　除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实证分析文章基本不提及数据来源外，其余文章基本都有提及到数据来源11.而未充分讨论的选取指标选用原因，其状况千奇百怪：有仅给出部分指标选用原因的，共 16 篇；用时间区间作为选择原因的，共 2 篇；还有原因是其他人认为某些指标关系大，因此选用的，共 1 篇。

　　仅给出部分指标原因的研究者往往只针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指标进行讨论，然而随着各种探索性统计分析的活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选题涉及面越来越广，学科间相互交叉，非研究者自身专业领域的指标常常对其没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讨论也不可能充分。

　　4.2 四个指标运用的例子

　　在本文考察的 377 篇高质量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共出现了 283 次统计指标使用12,其中仅有 43 次对理论变量的代替有较充分的讨论，占比仅一成半，有41 次的统计指标使用没有对应的理论变量。

　　经统计分析，使用较多的经济统计指标为 GDP 和 CPI,而使用得较多的经济理论变量是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本节将以上述四个统计指标和理论变量作为例子进行讨论。

　　4.2.1 GDP 的运用及现状

　　除去对潜在 GDP 的研究外，有 29 次指标选取使用了 GDP 或经过对 GDP 进行简单计算的指标用于拟合模型。图 4-1 将展示它被用于替代哪些理论变量。

　　GDP 的中文全称为国内生产总值，为一定时间空间内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用于描述国内总产出是完全对口的，描述经济（总量）增长、宏观经济（生产）情况与走势也尚可。用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比较，计算出一般物价上涨率用以描述通货膨胀也是符合理论要求的。

　　但将 GDP 用于替代经济发展、经济目标则值得商榷。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目标的内涵，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GDP 仅反映其中的经济总量，对其余两层含义均未能有效反应。

　　而 27.59%的 GDP 直接用到模型中，却并未提及其所替代的理论变量，则凸显出了一种“唯 GDP”的思想，即“无论如何，说到总量就是 GDP”或“GDP 就是经济发展”.

　　随着近年来开始提倡注重发展质量，“唯 GDP 论”被批得体无完肤，似乎GDP 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一样。然而，“唯 GDP 论”的出现实非 GDP 本身之过。

　　GDP 作为一项指标，它反映的是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产品与服务的总值，这就是它本身所代表的全部意义。它仅仅是一个自然数，只能变大或变小，众人指责它忽略环境污染、忽略经济发展质量、忽略可持续发展，实在是冤枉了这个勤勤勉勉的指标了。笔者认为，“唯 GDP 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企图用一个有量纲的指标作为标的，去评价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于是看似反映了经济总体的 GDP便被抓作壮丁，被供奉与神坛之上，成为了人们日夜关心的晴雨表。然而经济总体状况作为一个概念广、领域宽、层次多的待评价对象，本应用多维的评判方法（一系列的指标）对其进行测度，若愿意放弃便于理解的带量纲指标，还能选择指数法去综合反映其总体发展水平。尤其是可持续发展被加入到经济发展质量的概念后，一个当期的带量纲的指标根本不可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由此看来，近来较火的“绿色 GDP”其实无甚研究意义。

　　事实上，20 多年前，国民生产总值（GNP）是用来评价一国宏观经济的核心指标，但时至今日，翻开各种国际国内文献，却通篇都是国内生产总值（GDP），鲜见 GNP 的踪影，即使出现，也早已被另一个经过重新代替的指标--国民总收入（GNI）所替代（高敏雪，2006）。虽然 GDP 和 GNI 都是总量指标，但两者在含义、性质、构成、数量关系和应用上都有着较大差异。

　　从目前已有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理论方法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做大量的研究，但却没有针对国民经济核算核心指标变迁及其问题的论述。虽然 GDP 和 GNI 的定义已经明晰，但两者性质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以至于在长期的研究当中，关于经济结构分析和占比分析时，往往出现指标性质混淆、指标实际不可比的情况。其一就是 GDP 作为一个生产指标常被用作为收入指标使用。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政府官员、公众媒体都是通过 GDP 占比来反映经济现象和社会现状的，即将支出（消费、投资）/收入（资本、报酬）指标，误以为等效于支出（消费、投资）/生产（使用）指标。例如， 2014 年国家税务局有关领导表示政府收入占到 GDP 比重 44%,并以此说明按照新一轮财税改革稳定宏观税负的原则，这一比重明显偏高。2013 年中国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首达国际标准，并以此作为这是中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实际上是用收入性质的指标如税收、教育经费指出、劳动报酬等收入性的指标与生产性质的指标 GDP 比较，本文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从 GNP 转变为 GDP 时，产生的一种“遗传错误”.

　　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误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缺乏对 GDP 和 GNI 性质界定的理论方法和依据，高敏雪（2006）曾分析过 GNI 取代 GNP 的原因以及 GDP替代 GNP 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第一指标的原因。其中对 GDP 与 GNI 性质有明确的界定，但其研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大部分的文献偏向于使用重要指标与经济总量 GDP 作对比，却忽视了 GDP 本身是一个生产性质指标，消费和生产对比、支出与生产对比、使用与生产对比，中间缺少了收入的环节。少了收入的环节，对比占比分析的传导机制是传导不下去的。由于“遗传错误”,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占比指标的“性质错位”:国防支出、教育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与 GDP 之比可以说是毫无理论依据的，或者说该比值仅代表两个数字间的运算结果，却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GDP 的运用现状可谓既混乱又泛滥。如何正确使用 GDP 这一经济总量指标，需要全中国宏观经济学者共同关注，相互提示、相互监督，力求避免歪曲 GDP 本身所代表的含义，继续出现“张冠李戴”式误用。

　　4.2.2 CPI 的运用及现状

　　继 GDP 后，CPI 是排名第二的 “受欢迎”指标，共被选用 20 次。图 4-2 将展示被 CPI 代替的理论变量分布情况。CPI 全称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其描述价格变化的对象为居民消费品，因此，上述理论变量中最吻合的应为消费价格水平，然而其所占的比例并不高。由于用于去除不可比因素的使用对象是最终消费，该作者认为政府消费在其中所占比例极小，可以忽略，因此该做法也是能自圆其说的13.

　　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持续上涨的过程，其物价意为一般物价水平。另外，根据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国内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是汇率变动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图 4-2 中的汇率变动、价格水平、物价水平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内涵是一致的，均指一般物价水平。

　　然而，一般物价水平应包括所有消费品与投资品价格的考量。CPI 单作为一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既忽略了政府消费带来的物价影响，又未曾考虑社会投资品的价格变化，这种替代无法称为是充分的。未说明所要替代的理论变量的做法说明该研究与理论基本脱节，参照上一章的说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这是缺乏科学性的。

　　综合现有的研究，用 CPI 反映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主要有四点缺陷。其一是核算范围狭窄。由于一般物价水平应包括所有消费品与投资品价格的总体波动情况，但消费者价格指数却只包含了居民消费品的价格波动在内，政府消费与投资品的价格波动却未得到反映。其二是权重更新速度缓慢。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在高速或中高速增长的状态下，人民生活的消费结构受到收入增加的影响不断改变，恩格尔系数下降，电子产品需求上升等现实变化，都令消费者价格指数编制时的权重设置受到挑战。其三是中国的部分商品价格受到行政管制，而非完全由市场决定。因此，政府管制部分商品价格（如油价、电价、水价等）将导致居民消费指数被低估（由于常年处于通货膨胀状态下）并未完全得到体现。最后是未有核心 CPI,无法去除由于供求关系带来的物价波动因素，从而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包含供求变化带来的价格波动影响。

　　4.2.3 货币供应量的指标运用及现状

　　货币供应量不仅是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又是涉及金融领域的计量分析文献必不可少的重要理论变量，其在上述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出现了 13 次替代，其分布情况如图 4-3 所示。用货币流通量替代货币供给量的文献出现在 1994 年，鉴于笔者对该年代的研究情况较少，不便发出评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近年来，M0,M1,M2成为替代货币供给量的三位主角。

　　但在应该如何选取的问题上，几乎没有人做出回答，只有其中一篇使用 M2的文献指出，由于 M2是货币政策的主要调控对象，因此选用 M2.如此说来，放弃 M2而投奔 M1,M0却又未对此给出解释的文献，是否因为仅用 M1或 M0的数据时，拟合模型才能通过统计检验呢？

　　货币供给量作为一个重要的调控变量，历年来的研究都只关注其波动与效应，却从未规范其指标应在何处运用才是合理可比的，以至于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所用的指标各异，均自称为货币供给量，但又未曾对其含义与现实意义之间的差异进行讨论，从而造成了的混乱现状。

　　4.2.4 通货膨胀率的指标运用及现状

　　通货膨胀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又是在单缩法下的“理想”缩减用的理论变量。在上述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中出现了 13 次替代，图 4-4 将展示其替代的分布状况。

　　在这 13 次的替代中，仅两位研究者给出了替代理由。一位使用 CPI 的研究者认为，目前计算通货膨胀率的方法主要包括 CPI 和 GDP 缩减指数等方法。由于中国 GDP 缩减指数的建立历史较短，因而选择 CPI 作为通货膨胀率。而使用了GDP 平减指数的刘迎秋（2009）先生则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充分反映同期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以及服务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还有助于充分反映同期进出口、特别是进口商品和劳务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动。笔者认为，如刘迎秋先生这样深入考虑经济统计指标对理论变量的代表性的做法，才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最严谨的推导分析过程。

　　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目前宏观经济分析研究者对中国统计公布的价格指数了解不够充分。绝大部分研究者只知 CPI,PPI 等常用价格指数，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土地交易价格指数、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反映更多领域的价格指数，即使研究选题涉及上述领域，但对应的指数均未被提及。

　　4.3 本章小结

　　经典理论的提出者从未在意过现实社会应如何考量这些理论变量，但宏观经济分析的实践者应当把这条连接现实与理论的桥梁搭好，以确保其理论内涵并未受到现实操作的扭曲，从而影响实证分析的质量以及可靠程度。

　　不难从本章的四个指标运用实例中看出，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实践中，普遍缺乏指标选取的合理性考量。如这些指标应该如何选取，与理论的联系如何，各有什么优劣，前人为何使用这个指标等等问题，都应深入思考，而非浮于表面。

　　比如度量数据集离散程度，绝大部分人都不假思索地使用方差，即使用变异系数，也不过是对方差的变换使用，然后他们得出一个只能相互比大小的数值，再也不知道这个数字与实践中的直接联系在哪里。绝大大部分的文献、网络搜索结果在描述离散程度时都在使用方差，人们会这样做并非没有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常人并不会去查证为什么使用方差，他们在这种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做出的决定，往往是参照一个他们认为可靠的对象（他们认为这个可靠的对象是信息完全下做出的最佳决定），当他们发现这些可靠对象（文献、网络搜索结果）都在使用方差时，他们便做出如上决定。但是，这些文献、网络搜索结果的作者为什么使用方差呢？这里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有一个原因占据了主导地位，那是他们所接触到的权威都在使用方差。那为什么这些权威们在如此多的离散程度度量方法中，选择了方差呢？他们是为了方便做积分。可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来说，甚至对这些文献、网络搜索结果的作者们来说，他们又什么时候需要用到积分呢？而另一个度量数据离散程度的方法--平均绝对离差--同样能描述数据的离散程度，在不影响比较各数据集的离散程度的条件下，还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这样一种“帕累托改进”竟然就被人们忽视了，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在模仿心中的权威，殊不知已做出了不明智的选择。

　　现实中，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设定了各种针对性的指标，如收入核算就包括国民总收入、国民净收入、国民收入、国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国民可支配净收入等指标，分别从初次分配、再分配、总额以及净值等角度对其进行核算，但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学者几乎无人使用这些经过重重困难才核算出来的指标，众多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被弃置，却在用“少数指标打天下”,这无疑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因此，如何运用好国民经济核算指标，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总体来说，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指标运用水平较低，缺乏对理论与实际之间衔接的思考，377 篇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仅 13 篇完全考虑了数据来源，具体指标，以及替代原因。剩余的或多或少均缺乏充分的讨论，或者应该说，仅为使用实证模型而使用指标（如为使用季度 GDP 数据而直接使用工业生产总值进行替代）。要改善这种明显的以技术为导向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献，应当从学者自身、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同时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