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医疗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的问题

　　一、总量态势
　　
　　（一）国民经济增长稳定
　　
　　初步核算，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 636 46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4%.分季度看，分别增长 7.4%、7.5%、7.3%和 7.3%,在回落中呈趋稳态势。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58 3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第二产业增加值 271 392 亿元，增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 306 739 亿元，增长 8.1%.第四季度 GDP 环比增长 1.5%（见图 1）。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3%.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4.9%,集体企业增长 1.7%,股份制企业增长 9.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6.3%.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4.5%,制造业增长 9.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2%.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 7.6%、8.4%和 10.6%.

　　（二）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较低
　　
　　2014 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0%.其中，城市上涨 2.1%,农村上涨 1.8%.分类别看，食品价格比上年上涨 3.1%,烟酒及用品下降 0.6%,衣着上涨2.4%,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 1.2%,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 1.3%,交通和通信下降 0.1%,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 1.9%,居住上涨 2.0%（见图 2）。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 1.9%,12月份同比下降 3.3%,环比下降 0.6%.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年下降 2.2%,12 月份同比下降4.0%,环比下降 0.8%.
　　
　　（三）劳动力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
　　
　　2014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7 253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39 310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070 万人。

　　第四季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105 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表明，用人单位招聘各类人员约 494 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 430 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 1.15,与第三季度和 2013 年同期均上升了 0.05,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

　　（四）外汇储备余额及汇率保持稳定
　　
　　12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3.84 万亿美元。

　　12 月末，人民币汇率为 1 美元兑 6.119 0 元人民币。

　　二、因素与结构
　　
　　1.民间投资增长较快，网络销售增长迅速。201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02 005 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5.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 161 629 亿元，增长 13.0%;民间投资 321 576 亿元，增长 18.1%,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64.1%.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 14.6%、17.2%和 17.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11 983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33.9%;第二产业投资 208 107 亿元，增长 13.2%;第三产业投资281 915 亿元，增长 16.8%.房地产开发投资 95 036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9%），其中住宅投资增长 9.2%.房屋新开工面积 179 592 万平方米，比 2013 年下降 10.7%,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 14.4%.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62 394 亿元，比上年 名 义 增 长 12.0%（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10.9%）。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33 179亿元，增长 9.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26 3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36 027 亿元，增长 12.9%.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 27 86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商品零售 234 534 亿元，增长 12.2%,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124 971 亿元，增长 9.8%.全国网上零售额 27 898 亿元，增长 49.7%.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11.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5%），环比增长 1.01%（见图 3）。

　　2. 贸易顺差再次扩大，双向投资接近平衡。2014年，全国进出口总额 264 335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2.3%.其中，出口 143 912 亿元人民币，增长4.9%;进口 120 423 亿元人民币，下降 0.6%.进出口相抵，顺差 23 489 亿元人民币，扩大 45.9%.按美元计，贸易顺差 3 824.6 亿美元，同比扩大 47.3%.

　　全年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 23 778 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 19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2014 年我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1 1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5%,其中金融类 131.1 亿美元，同比增长27.5%,非金融类 1 02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吸引外资规模仅相差35.6 亿美元（见图 4）。
　　
　　3. 财政收入快于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增长趋缓。

　　2014 年 1-11 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 129 595 亿元，比 2013 年同期增加 9 944 亿元，增长 8.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 61 063 亿元，同比增长 7%,地方财政收入（本级）68 532 亿元，同比增长 9.5%.全国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 110 598 亿元，同比增长 7.5%.1-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6 208 亿元，同比增长 5.3%,其中，主营活动利润52 944.5 亿元，增长 4.7%.

　　4. 货币供应增速趋缓，贷款增长快于存款。2014年 12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22.8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2%,增速分别比 11 月末和 2013 年末低0.1 个和 1.4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34.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增速与 11 月末持平，比 2013 年末低 6.1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6.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2014 年净投放现金 1 688 亿元。

　　12 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86.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3%.12 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 117.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9.6%.2014 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9.78 万亿元，同比多增 8 900 亿元，人民币存款增加 9.48 万亿元，同比少增 3.08 万亿元。

　　5. 银行间市场成交量大幅增长，货币市场利率较为稳定。2014 年，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债券回购方式合计成交 302.44 万亿元，日均成交1.21 万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28.5%.12 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和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均为 3.49%,分别比上月高 0.67个和 0.70 个百分点，分别比上年同期低 0.67 个和0.79 个百分点。

　　6. A 股进入牛市，政策继续利好。第四季度 A股呈现狂飙态势，上证指数由 10 月初的 2 360 点升至年末的 3 170 点，涨幅达到 34%.技术面上看，自突破 2 400 点关口后，呈现量价齐涨态势，投资者普遍认为又一轮牛市来临。

　　总体来看，2014 年下半年以来，政策面利好于股市。虽然经济增长步入下滑，但资金面却是空前有利于股市。11 月，在时隔 2 年以后人民银行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25 个基点，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40 个基点。沪港通等一系列利好消息，融资融券更是为 A 股上升装上了助推器。

　　在实业投资回报率低，房市投资前景日渐黯淡，以及 CPI 走低和步入降息通道等政策环境下，A 股有可能继续上涨。

　　三、政策效应
　　
　　（一）总体走势
　　
　　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 7.4%,总体规模 63.6 万亿元，超过 10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从四个季度的情况看，在回落中呈现趋稳态势，且回落幅度较小。从增速回落以来 11 个季度的情况来看，当季 GDP 增长最高为 7.9%,最低为 7.3%,上下波动的区间为 0.6 个百分点，避免了大起大落。如此巨大的经济规模，且处在调整转型过程之中，保持如此态势，的确不易。

　　经济回落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增长继续趋缓，增速比上年回落 4 个百分点，已经出现连续 6 个月的下滑。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长 10.5%,增速几乎是上年的一半多一点，且继续下滑。其次是出口增长4.9%,比上年回落 3 个百分点。在回落中趋稳的主要因素是消费，在“三公”消费受到抑制而消费物价较低且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消费品零售额一直保持12%的名义增长率，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1.2%,比 2013 年提高 3 个百分点。

　　在全年的经济增长中，第三产业（8.1%）明显快于第二产业（7.3%），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也与第二产业产能过剩和出口下滑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有较大发展，据中国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 2015》的数据，2014 年上半年全国信息消费规模达 1.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长 2.3 和 2.2倍，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数量，新能源应用市场进一步释放，太阳能、核能发电主营收入分别增长 53.5%和 17.5%,远高于火电 2.3%的增速。2014 年上半年，一项针对全国 1 360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典型企业的调查显示，超过 95%的企业研发强度上升或持平。

　　特别是与互联网金融和电子商务有关的新兴业态的迅速发展，2014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长 49.7%,快递业务量增长 51.9%,不仅揭示了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变化的一个方向，而且预示着商业以及很多行业业态和商业模式的深刻变迁。对此需要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支持。

　　（二）货币增长与通货紧缩
　　
　　2014 年末，M2 达 122.84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2%,达到了央行的控制目标，虽比上年回落 1.4个百分点，仍然是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的1.3 倍；本外币贷款增长了 13.3%,并不算慢；M2/GDP达到 193%,已经相当高。与此同时，银行间市场交易活跃，日均交易额增长 28.5%;股市也走出长期低迷状态，出现了大幅上涨的行情，第四季度上证指数上涨了 34%.然而，经济中不时出现临时性的钱荒，而且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这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现有的增长实际是一系列政策作用的结果。例如，10 月 16 日-11 月 5 日，发改委先后批复了 16 条铁路和 5 个机场，共 21 个基建项目，投资 7 000 亿元。12 月 17 日，《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近期建设规划》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将投入 1316 亿元建设总里程 452 公里的 11 条轨道交通线路，计划 2020 年全部建成，仍然是“铁公机”为主。问题在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一个过程，目前的经济运行是否已经探底还不一定。过去主要靠投资、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拉动以及出口带动，现在出口探底了，基础设施接近探底，房地产的调整还在继续。另外，底是现在的 7.4%,还是 7%以下，也还需要观察。进入新常态，还需要提高对经济下行容忍度和承受力。

　　其次，与经济下行相适应，消费物价持续走低，2014 年比 2013 年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特别是 PPI长期负增长，对企业的压力很大。

　　再次，实体经济资金紧张，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呈加剧之势，中小企业盼“输血”,现行体制在“抽血”.如果具体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一是银行为维持存贷比平衡，企业取得贷款后，一般需要将 50%的款项转为银行存款，但企业要照付利息，一年下来将增加 6%~8%的贷款成本。

　　二是企业用厂房、土地做抵押，只能以评估价值的30%~50%放款；若有担保公司的担保函，可按评估价值的 80%贷款，但保费是贷款额的 4%,企业还要存入 15%左右贷款作保证金。三是银行贷款实行“还旧贷新”,为此很多企业求助贷款公司借钱“过桥”,一般一周为一期，一期 2 分利，从上一期贷款到银行到下一期贷款放出来，一般需要 3 周以上，1 000万元贷款 60 万元先给了小贷公司。虽然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是 6%,企业贷款一般上浮 30%,实际上融资成本都在 20%以上。四是我国有 5 000 万家中小企业，90%以上无法在银行融资，只能找小贷公司、影子银行和地下金融。正因为如此，从 2014 年 3月 25 日-2014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8 次讨论发文解决融资问题，其效果可想而知。五是P2P、众筹等一些金融创新处于灰色地带，经营者时刻面临着“非法集资罪”的威胁。

　　（三）步入资本净输出国提出的新问题
　　
　　在 2013 年第三季度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我们曾经讨论了通过对外投资和设备出口信贷，扩大国内产品出口和发展服务贸易，促进经济转型的问题，并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充分必要条件。一是经过 3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产业基础，如家电行业、工程设备行业、高铁行业等；二是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具备了金融条件；三是我们的金融、保险、咨询等新型服务业已经发展起来，需要在国际竞争中摔打和提升。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转变。

　　以下讨论一般对外投资和高铁走出去的问题。

　　如果从修建坦赞铁路算起，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但是，那是一种援助，与全球化时代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前一段，我们以引进外资为主，对外投资既无基础，也无力量。2003 年虽然有了 21 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但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加以讨论和实施还是近几年的事情。特别是 2014 年 5 月，发改委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我国的对外投资及其管理有了政策依据。办法规定，非限制性行业和非限制性国家，10 亿美元以下的投资项目不需要报批，只需要备案即可。这意味着国内的政策壁垒已经基本消除，在一定时期内，这一量级也能够覆盖大多数民企海外投资的资本规模。

　　2014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 1 160 亿美元，增长 15.5%,与引进外资规模（1 195.6 亿美元）大体相当，双向投资接近平衡。2015 年 1 月 23 日，商务部最新统计显示，2014 年对外投资 1 400 亿美元，我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累计非金融类投资 6 463亿美元。涉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 15 大类。联想以 29.1 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手机业务，东风汽车以 10.9 亿美元收购标致雪铁龙 14.1%的股权，南车集团在马来西亚建立东盟制造中心和维修中心。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改变了过去在金融市场上投资外汇的简单做法，而且调整了集中工程承包和矿产开发的状况，投资结构开始优化。

　　然而，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不久，不仅规模小，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后来者，没有经验，对国际市场的情况不熟悉，缺乏高水平的国际化人才，利用国际金融的能力和水平都有很大差距。因此，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有自己的战略规划，包括国家战略规划和企业战略规划，必须有专业的技术品牌和竞争力，必须有金融方面的合作战略，总之，这要下很大力气才能获得和具备的。

　　首先，要重视对外投资的风险。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有很多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大大小小的危机和事件不断发生，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完全不同，企业经营面临着外部和内部风险。外部风险又分为非市场风险和市场风险，前者包括政治动荡风险、政策法律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后者包括市场需求巨变风险、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利率汇率变动风险、股本债券市场风险、金融衍生工具风险、行业周期变化风险、劳资纠纷矛盾风险等。内部风险主要是决策失误风险和执行失败风险。过去一些投资失败与对风险估计不足有关，如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中国平安买入比利时富通集团 5%股权、中国铝业收购力拓核心矿产、三一重工收购俄勒冈风电场等。因此，只有规避风险，对外投资才能成功。

　　其次，既要有盈利意识，又不能急于求成。2014年 12 月 21 日，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 3/4 是盈利的或者盈亏平衡。但过去大量亏损的案例不少，很多人估计一半以上是不盈利的。既然处在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初期，必然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也要交一定的学费，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现在就要求对外投资必须盈利，不仅有点奢望，而且也不现实。只是交了学费要真正学到东西，做到吃一堑长一智，而且学习的时间要尽可能短，交的学费要尽可能少。

　　再次，既要有分工，又要密切合作。既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都是对外投资的主体，就需要适当分工，又要搞好合作，这也是对外投资成功的重要条件。比如，在投资方向上，国企偏重基础投资，民企主要做商业投资。再如，鉴于部分民企对外投资较早，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国企民企可以合作，民企作一般合伙人，国企作有限合伙人。还如，大中小企业也应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由大公司负责总承包，然后再分包给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关键是要形成合理的分包机制和分享机制。千万要防止和制止单打独斗，相互拆台、恶性竞争。

　　（四）“一路一带”战略与“高铁走出去”的争议
　　
　　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以来，政府在这方面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继 2013 年 7 月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2014 年 10月 24 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在内的 21 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总部将设在北京；法定资本金 1 000 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 500 亿美元，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 20%.2014 年 11 月 8 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宣布，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中国将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绸之路基金。与此同时，亚太经合组织第 26 次部长级会议就《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达成共识，这在APEC 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的国际经济战略也逐渐形成和明晰。

　　在金融领域合作推进的同时，实业领域也不断传出合作的信息，特别是高铁走出去的投资合作。

　　---7 月，中国参与建设的土耳其“安伊高铁”车，成为中国高铁的海外第一单。

　　---10 月，中俄签署“高铁合作备忘录”,拟构建北京-莫斯科的高铁走廊，中国将参与莫斯科-喀山段高铁投标。12 月 15 日，中俄总理会议，李克强希望中俄高铁合作工作组抓紧研究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有关问题。

　　---10 月 22 日，中国南车向美国加利福尼亚高铁管理局正式提交了参建该高铁的投标意向书，开始角逐加州最多 95 列 350 公里级别动车组的竞争，中国北车也有意参与，于是酝酿南北车合并重组。

　　---11 月 4 日，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宣布，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联合体中标全长 210 公里的墨西哥城到克雷塔罗高铁项目。建设期 1 210 天，运营维护期 1 800 天，合同金额 589.5 亿墨西哥比索，约合 43.96 亿美元或 270.16 亿元人民币。此被称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第一大单。但是第三天，墨方即宣布此次投标作废，要重新组织第二次投标。中方一方面提出向墨方索赔，同时参与第二次竞标。

　　---12 月 1 日，第 17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主席声明》，对中国-东盟进一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做出规划，并同意就推动亚投行投入运营密切合作，并落实《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经泰国议会批准，12 月 19 日，中泰签署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同意帮助泰国发展铁路网络。计划中的人字形铁路北起重要口岸廊开，经坎桂到达首都曼谷及东部工业重镇罗勇，全长 867 公里，总投资3 500 亿泰铢~4 000 亿泰铢，约合 710 亿人民币~820 亿人民币。这条铁路将与即将修建的中国至老挝万象的铁路相连。这样泛亚铁路雏形得以显现。

　　此外，中国还与英国、印度、老挝、巴西等国建立了高铁领域的合作意向。

　　在政府大力推进的同时，民间有了更宏伟的设想。2013 年 12 月 14 日，西南交通大学举办中国高铁国际化高峰论坛，提出了打造欧亚高铁网的概念，2014 年 5 月又进一步提出了“环球高铁”的设想：以北京为枢纽，包括到伦敦的欧亚高铁北线（经莫斯科连接柏林）和南线（经伊朗转巴尔干穿过柏林）；经过东北到俄符拉迪沃斯托克，穿越白令海峡，经阿拉斯加到美国和加拿大，再跨越中美地峡，到布利诺斯艾利斯的美洲线；从欧亚铁路中点（如安卡拉）引一支线，沿地中海东岸往南，跨越苏伊士运河，贯穿非洲大陆，直达开普敦的非洲线。总长 50 000公里~60 000 公里，静态投资 3 万亿美元。这一设想不可谓不宏大，于是，围绕着高铁走出去，也发生了尖锐的争论。

　　反方的观点是，高铁是商业项目，国企走出去要挣钱，而不是“赔本赚吆喝”,主张在热烈中进行冷思考。一是高铁不是国家名片，而是资本高度密集的大运量交通方式，必须有密集的人口和大量的客流，京沪高铁 2011 年 6 月 30 日开通，三年累计发送旅客 2.2 亿人次，2013 年亏损 33 亿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盈亏平衡还很难说。二是海外市场有限，除非政府高补贴。除日本新干线因高度人口密集盈利外，欧洲高铁由国家补贴，2012 年法国高铁运营收入 338亿欧元，政府补贴 105 亿欧元，运营成本的 30%~50%来自补贴。三是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风险。四是要研究发达国家的运作模式。日法德高铁走出去主要是采取输出高铁技术、承包工程、出口高铁动车组等市场风险最小的方式，不提供贷款，不参与运营，决不承担高铁运营的商业风险。五是要利用性价比的优势，但不能采取低价竞标的方式。墨西哥高铁投标就存在上述问题。

　　正方的观点是，高铁是重要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很大的外部性，高铁海外投资不能单纯考虑利润，并认为中国高铁在国际市场上有八大外部性：

　　一是推动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换代；二是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三是增加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四是帮助减少货币发行的压力；五是以对外投资的形式为世界经济直接提供流动性，加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因为向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是一个国家成为经济大国的标志；六是通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七是为中国在全球层面建立陆权战略和海权战略之间的对冲；八是为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高铁（包括京沪高铁在内）其所以亏损，是由于全部费用通过铁路部门有息贷款的融资方式不合理。

　　正反方的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都有合理的地方和可取之处。

　　第一，高铁是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有很大的外部性，需要基于严格社会科学基础上的综合评价，不能单纯考虑利润。但是，既然是海外投资，考虑投资利润也无可厚非，况且要可持续发展，低价竞标，不考虑投资利润和投资回收，是一种打乱仗的做法。关键是要文明经商，诚信合作，创新投融资安排。真正按照人口和人流计算出盈亏平衡点，指明政府应当和可能补贴的规模，也要提出解决国内问题我们可能让利的范围，还可以考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可能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的规模。

　　第二，海外投资特别是高铁走出去，必须充分考虑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风险。不仅要考虑国外政治治理和运作方式的不同，而且要考虑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因素，既不能照搬国内的模式，也不能只有自己的打算，要为东道国的利益设身处地地考虑，只有合作双赢或多赢，才能成功。就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来说，发展经济、平等相处，有利于根除恐怖主义，但高铁的分布也易于遭受恐怖袭击。因此，不能单打一，而要多方面、多角度研究和分析。

　　第三，做好与金融的合作很重要。有人说，高铁走出去的最大制约是资金问题，有一定道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的成立，为高铁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金融工具，但如何利用和合作则是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问题，不可能一开始就搞得很好。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放眼世界金融，且不说欧亚高铁以及美洲线、非洲线都是世界性问题，就是泛亚高铁也不仅仅是区域性问题，其世界意义也是明显的。全球官方掌握的外汇储备达10 亿美元，且不少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存在，此外还有大量私人资本。只有搞好与金融部门的合作才能解决。

　　第四，要长短结合，内外共治，稳步前进。前述正方提出的八个方面中，前四个基本上是短期的经济上的利益，主要在于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后四个主要是长期的政治上的好处，主要是争取和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如果真正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大国地位的确立就有了基础。政治上好处的取得，既取决于与世界打交道的能力和水平，也取决于国内社会政治的进步。虽然高铁走出去花了不少力气，但至今突破不大，大多处在合作备忘的层面，墨西哥项目得而复失的确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就看我们能不能真正地总结和汲取。完备的构想既需要，又重要，但更需要扎扎实实的稳步前进。在全面布局的同时，要有重点地推进，一段一段地解决。一旦第一单成功，既确立了标杆，也形成了标准，就有了示范效应。

　　第五，“全球高铁”作为一种构思和理想，的确是宏伟的和美妙的，它符合思维的逻辑。但能否实现、何时实现、怎么实现，则是不确定的，必须符合实践的逻辑才行。它比探索火星之类的航天工程要困难得多，后者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实现，前者一个世纪实现得了还很难说。因为，后者主要是技术问题，而前者则是大量的社会问题和利益问题。即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一定，也许需要的是世界大同。战略研究不只是提出设想，而且要指导实践。从实践层面看，与其把事情看得容易，不如把问题看得困难，会更加主动。

　　四、体制分析
　　
　　本部分我们集中讨论医疗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的问题。

　　（一）从发改委五官员被抓谈起
　　
　　据报纸报道，2014 年 10 月 31 日，最高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宣布说：今年以来，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办了一批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受贿犯罪案件，目前共查办 11 案 11 人，发改委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多数涉嫌职务犯罪，具体犯罪官员的情况如下：

　　曹长庆：执掌价格司达 7 年多，曾主导了房价调控、油价调整、药价调整、阶梯电价等多项事务。

　　刘振秋：原是价格司副司长，分管电价和医药价格，2014 年 5 月接替曹长庆升任司长。

　　周望军：长期担任价格司副司长，并分管医药价格。

　　郭剑英：曾任价格司医药处处长，后任价格司副巡视员。

　　李才华：原是电力价格处处长，后提升为副司长。

　　五人中四人都曾经分管过医药价格，三人曾经分管电价，再加上能源局先后有 6 名官员落马，这是意味深长和值得关注的。它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四人犯罪一与医药有关，二与价格有关，因而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医疗体制和价格体制及其改革问题。

　　（二）医疗体制改革的进展和问题
　　
　　2009 年 4 月 6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启动了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提出了完善医药卫生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目标，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013 年 1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决定》第 46 条对“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做出了全面具体的规定。应当肯定，这些规定都是十分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只要按照这些规定去做，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就会取得成功，老百姓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然而，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到底进行得怎么样呢？我们提出了建立和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求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但是，由于医疗资源配置依然过分集中、头重脚轻和严重失衡，城乡差距过分悬殊，城市基层医疗机构看病者了了，而大医疗机构人满为患，人均看病时间只有两三分钟。我们提出了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建立科学的医疗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然而却发生了臭名昭着的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和触目惊心的医疗腐败案。我们公开申明，要落实政府责任，2008-2012 年政府曾有 2 万多亿元的大量投入，但是，在现行体制下，这些投入并没有完全用在医疗事业上，很大一部分进了腐败官员的腰包，而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仍在大幅增加。我们确立了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实行医药分开，理顺药品价格，取消以药补医机制，但是，药品价格混乱扭曲、奇高无比、人为操纵的事件层出不穷，成为医药生产流通的常态，基本药物制度也流于形式。我们提出了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但在现行体制下，中医药面临着传统丢失、医术下降、药物失效的危机，中药出口不及韩国和日本。可见，医疗体制改革存在着半途而废甚至完全走偏的危险。

　　（三）现有体制改革背后的逻辑
　　
　　1999 年，我国开始进行药品集中招标试点，政府管制药品最高零售价，中标采购价越低，医疗机构得到的购销差价就越大。这一政策虽未能根本改变以药养医的弊端，但实施以后，药品价格以每年20%的比率下降，老百姓还是得到了一些好处。不过，由于最高限价管制的不合理，正如原卫生部官员高强所言“,尽管涨了几十倍，但你去查查，肯定没有超过国家的最高限价，也就是说，再贵也是合法的！”

　　而刘振秋却对媒体说,“最高限价调整次数多，价格空间小，有些已经没有任何空间。”

　　2006 年，刘振秋、郭剑英等以药品零售限价虚高无比、离奇离谱为由，打着减少和取消以药养医的幌子，改变药品加价率管制政策，即顺价加价率15%和零差率政策。这就彻底打乱和破坏了药品的生产、销售、处方、使用体系和规范。

　　顺价加价 15%,是指医院的药品销售只能在购进价的基础上加价 15%;零差率，是指医院的药品只能按照购进价加价 15%销售，不能再加价。这似乎管住了医院随意提高药品价格，解决了以药养医的问题。然而，关键在于医院的购进价格是多少？如果同一种药品三个厂商进行生产，其价格分别是 10 元、20元和 30 元，按加价 15%和零差率计算，医院的销售价格分别是 11.5 元、23 元和 34.5 元。在目前的体制下，医院自然选择报价 30 元的厂家进货，该厂商必然会打败另外两个厂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这就给生产厂商一个强烈的信号：千方百计提高药品价格。

　　然而，药品价格是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管制的，定价多少需要取得价格司有关官员的批准。于是，这一套制度和政策就成为主管官员贪赃枉法、破坏医疗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利器，生产企业不是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制真正的新药上竞争，而是在寻租公关和贿赂主管官员上用力。这些主管官员既是设租寻租的主体，也是企业公关的对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药品生产企业拜倒在他们的脚下，向他们俯首纳贡，他们也就会一夜暴富。这是第一步。

　　价格高低决定着药品生产厂家的生死存亡，他们贿赂价格主管官员，获得了一个高定价，就等于挖到了一个大金矿。价格提了上去，还得把药品卖出去。于是，厂家用提价收入的一部分贿赂医院领导和药品采购人员，使其产品能够在医药招标采购中中标。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医院为了得到实惠，就得把招标采购中买来的药品销售出去，于是就按处方给医生提成。

　　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患者的普遍心态是，价格昂贵者即为好药。于是，大处方、高价药就普遍流行起来。这些信息再反馈给生产厂商，就形成了一个封闭循环的完整体系，我们的医疗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也就走上了扭曲的道路。其幕后黑手就是掌握药品管制大权的政府官员，而我们又是依靠这些官员来推进医疗体制和价格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这就是葛兰素史克以及无数药品生产厂商生产经营的三步曲，也是医疗和价格管制运作背后的故事和现行体制改革的逻辑。于是，药品价格就被无限制地抬了起来，腐败和贿赂之风也就盛行起来：芦笋片加价 1 300%,医生红包 80 元，占零售价的37.5%;克林霉素磷酸脂价格虚高 2 000%,医生收取的药品回扣 4 元/支，占零售价的 35%;奈福泮价格虚高 6 600%;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虚高 9137%,真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2012 年葛兰素史克在华的销售额 70 亿元，保守估计，用于贿赂的占 20%~30%.福建漳州73 家公立医院 100%涉案，95%的医生涉案，贿赂占药价的 50%.

　　（四）如何推进改革
　　
　　首先，医疗和教育既不纯是公共产品，也不完全是私人产品。因此完全由政府包起来和完全推向市场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在改革前后就走了两个极端。

　　比如，现在公立医院的经费政府提供的只有 10%,其余 90%都要医院自己去解决。这才是现在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如果要保持这么多公立医院，政府就要解决其大部分经费；如果不能提供大部分经费，那么就要想办法减少公立医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也很难解决。

　　其次，价格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机制和信号，价格一旦扭曲，全部市场关系和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都会发生扭曲，而且会引导到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去。因此，借用已故着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利润是企业经营的牛鼻子，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指挥棒。如何牵这个牛鼻子，定价权即是关键一着；谁抓到了这个指挥棒，谁就能控制市场的运行，定价权也是最有效的一着。因而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只能通过市场竞争决定，谁都不能控制价格，控制价格就是违规违法，企业控制价格，就会形成市场垄断，政府控制价格，就会形成行政垄断。二者均在反对之列。由此可见，能够扭曲价格的一是政府权力，二是市场垄断，如果政府扭曲价格，反对市场垄断也就流于空谈。

　　政府扭曲价格的办法就是政府的价格管制。即使政府掌控公用事业等公共产品价格，也要考虑市场的作用和供求关系，要进行公开听证，不可完全由官员拍板。就是医疗价格，政府可管的主要是新药审批和新药价格，但也不是由主管官员审批，而应该由专家委员会审定。

　　再次，中国改革的最大成功是实施了双轨制，其最大的失败也是双轨制的不断扩大和持续实施。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双轨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双轨制，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双轨制，金融抑制和金融发展的双轨制。且不说政治和经济的双轨制和国企和民企的双轨制，单就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双轨制，特别是金融体制的双轨制而言，其结果是人为地压低了生产成本，不仅严重地扭曲了市场信号，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严重错位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失衡，而且造成了社会财富的逆向转移和收入的严重不公。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向居民征税去补贴企业，向非国有部门征税去补贴国有企业，向穷人征税去补贴富人，进而由穷国补贴富国，由中国补贴美国。在财富的这种逆向转移过程中，得利最大的是掌权的贪官和国企业老总，而受损者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老百姓。

　　要素价格改革就那么困难吗？否。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由市场定价就会天下大乱吗？就会经济崩溃吗？非也。这是用来吓唬人、阻挠改革推进的利器。

　　1988 年价格闯关的失败和 1991 年大部分产品价格双轨制的成功并轨说明，人为地控制和操作是行不通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是放开市场，放开价格。然而，一旦要素价格实现了市场化，政府官员就不可能再去控制资源、控制经济，自然也就断了贪污寻租的财路，哪一个愿意自废武功，自断财路呢？这就是要素价格改革的真正困难所在。不过，一旦实现了要素市场化，市场就会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那句最重要、最符合市场本性的主张才能真正落实和实施。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再好的空话都是忽悠老百姓。当然，这不是说，放开要素市场价格没有任何风险。会有风险，但决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比控制价格的风险要小得多。为了减少和控制风险，要素价格也不可能一次全部放开，可以一项一项地放，一个要素一个要素地放，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放。

　　其他都是邪门歪道，与改革的宗旨相悖。只要思想清楚，目标明确，认真实施，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五、趋势预测
　　
　　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呈分化态势，美国经济明显改善，2014 年的增长率超过 2%,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和多家投行预测，2015 年有可能处在 3%或 3%以上，问题是美联储何时升息。欧洲经济陷入困境，近两年在 1%上下徘徊，欧洲央行在维持再融资利率 0.05%不变的同时，实施总数在 1.1 万亿欧元 QE计划。日本经济情况不明，有待观察。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油价下跌，俄罗斯经济陷入危机，卢布大幅贬值，外汇储备锐减，物价飞涨，为了保卫卢布，2014 年 12 月 15 日，俄国央行把基准利率从 10.5%直接提高到 17%.基于美联储即将升息的考虑，丹麦、加拿大、瑞士、印度、秘鲁、埃及等国央行纷纷宣布降息。对于中国经济，普遍预测会进一步放缓，大部分机构预测 2015 年为 7%~7.2%.既然中国经济转型换档的过程尚在继续进行，政策当以稳为上，我们的预测在 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