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国经济转型发展历程

　韩国地处朝鲜半岛南端，与中国一衣带水。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韩国经济高速增长，迅速崛起为新型工业化国家，到 1995 年一跃成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史称“汉江奇迹”. 1996 年，韩国正式加入OECD,随后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体，标识着韩国仅仅用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就由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新兴发达国家。 韩国发展基础和发展战略与中国相似，因此通过对韩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进行深入分析， 可以更好地理解韩国经济转型发展路径，从而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1韩国经济转型发展历程

　　韩国独立初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美国援助。领导人主要注意力在政治军事斗争，相对忽视经济建设，导致韩国经济落后于同在半岛的朝鲜，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朝鲜的三分之一。经济发展滞后进一步加剧社会民众对执政者的不满，几经动乱，军事强人朴正熙上台，韩国进入朴正熙时期，也就是韩国“真正开始发展经济”的起飞时期。

　　整体来看，韩国经济转型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大阶段：朴正熙执政前期（1962~1971 年），朴正熙执政后期（1972~1979 年），后朴正熙转型时期（1981~1997 年）。

　　1.1 朴正熙执政前期韩国经济转型发展情况

　　1961 年，韩国陆军少将朴正熙发动“五·一六”政变，建立“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开始了军政府时期。 此时，军政府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为此，朴正熙一方面设立中央情报部，严厉镇压政敌异端；另一方面，成立经济企划院，统筹经济规划、财政预算和外来资本。 基于政变前民主党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军政府出台了韩国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以期通过经济建设成就来“合理化”军事政变。

　　由于韩国当时国内市场狭小，人均国民收入偏低，但人口众多，廉价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自然资源储量较小，朴正熙政府调整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出口导向战略，积极引进外资，弥补国内储蓄缺口，从而扩大投资，尤其注重投资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出口加工业：如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经济得以迅速增长，初步摆脱了对美国援助的依赖性，逐渐实现经济自立，极大地提高了韩国进一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信心。

　　朴正熙当局很快就把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

　　但这对资源资金双重匮乏的韩国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挑战。 因为美国当局逐渐限制对韩援助，为了进一步引进外资，推动韩国经济发展，在美国的支持下， 朴正熙力排众议， 推动韩国与日本于 1965 年正式建交。随着韩日关系趋于正常化，韩国获得了日本大量赔款，朴正熙当局用这些资金推动第二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包括昭阳大坝、京釜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浦项制铁等重工业项目。同时，韩国还以美国战略盟友的身份，出兵参加了越南战争，由此获得大量的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事订货，进一步促进韩国经济增长，为韩国重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1.2 朴正熙执政后期韩国经济转型发展情况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出现陷入滞胀，韩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需下降，同时还面临东南亚等后发国家和地区的价格竞争，韩国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市场空间缩小。 朴正熙当局转而加快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渡和准备， 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朴正熙当局于 1973 年发布“重化工业化宣言”,正式宣布韩国进入重化工业化时期，确定钢铁、有色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学、水泥、陶瓷器及纤维工业等十大产业作为韩国战略投资重点，在税收、外汇、信贷、关税、建设项目等方面，对企业实行产业倾斜，从而加快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带动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超过第一产业。 韩国出口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发生变化，为韩国对外贸易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进而在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背景下直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出口总额突破 100 亿美元，带动人均国民收入突破 1000 美元。韩国正式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

　　然而，韩国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强势干预，尤其是对企业集团的非均衡化倾斜发展政策却扭曲政企关系，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与政府官员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财阀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当中的势力影响膨胀，再加上政府为了推动重化工业化而实行的政策性金融，以及商业银行的倾斜性放款行为，影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导致分配不公，为韩国经济金融体系脆弱，以致难以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挑战埋下伏笔。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韩国经济非均衡化发展过程中社会民生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收入分配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再加上朴正熙当局专权作风趋于强硬，引发民众不满。虽然韩国第四个五年计划已经明显转而重视经济民生均衡化发展问题，但在多重矛盾的背景下，1979 年 10 月 26 日，朴正熙遇刺身亡。 同年，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影响， 再加上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结构性问题，韩国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亟待进一步调整转型。

　　1.3 后朴正熙时期韩国经济转型发展情况

　　朴正熙身亡后，经过短时期的混乱，韩国陆军少将全斗焕发动“双十二”政变，重新实行军人执政。然而，迫于国内外压力，全斗焕当局开放选举，军政府出身的卢泰愚继任总统。 此后，韩国完成了政治转型，金泳三当选总统，成为朴正熙身后韩国第一任文人民选总统。

　　韩国在后朴正熙时期不但推动政治转型， 还大力促进经济转型。

　　韩国政府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方针，并将第五个五年计划由经济发展计划改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随着技术革命的深化发展，以及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兴起，韩国政府逐渐调整经济管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由直接出面推动重化工业化发展，改为发挥市场机制，改善竞争秩序，政府投资侧重研发层面，以保障韩国出口竞争力，推动韩国竞争优势由价格成本转向质量、品牌等非价格因素。 韩国出口趋于好转，贸易赤字下降，到 1986 年实现贸易盈余。

　　1986 年后，韩国进入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 ,在低汇率 、低油价和低国际利率的背景下，韩国出口进一步增长，带动韩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增加。 随着政治转型，韩国进一步调整政府职能和市场秩序，经济社会发展趋于稳健，使韩国得以成功举办 1988 年首尔（汉城）奥运会。

　　1992 年，韩国开始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 但 1993 年，金泳三总统上台后，停止了军政府背景的卢泰愚当局的经济计划，改为实行新经济计划，提出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产业结构和金融机制改革。在当时知识经济在欧美国家兴起，韩国高度重视信息产业，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提高产业结构的技术附加值。 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已经跃居发达国家行列。

　　2韩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启示

　　2.1 政府应该正确发挥职能作用

　　韩国政府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早期韩国经济起飞阶段。 韩国政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先后直接引导韩国经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随后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和水平后，随着韩国财阀资金自主性增强，政府逐渐重新划分与市场之间的职能边界，发挥市场作用，调整竞争秩序。

　　就中国而言，当前政府职能定位主要问题不应简单地归于政府权力过大，恰恰相反，在某些领域，政府并未充分发挥相应的经济管理职能。因此，在当前经济转型发展阶段，政府应该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 不越位指的是政府不应直接插手竞争性和盈利性市场运行，避免扰乱竞争秩序；不缺位指的是政府在经竞争秩序管理上应该切实发挥相应职能，监管到位；不错位指的是政府应该避免经济管理手段错位使用，例如在社会民生领域，应该使用基于公平原则而非基于市场规则的经济管理手段。

　　2.2 经济转型发展要以产业结构转型为核心内容

　　韩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对应了不同的产业结构，在早期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随后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接着是技术密集型产业。 正是因为把产业结构的调整放到了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韩国才能迅速抓住经济转型发展工作的关键所在：例如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到十年，就开始着手准备并推动发展重化工业；在产业环境发生变化后，就迅速调整政府职能和市场秩序，从而借鉴美国发展经验，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迅速确定基于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为基础，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以此形成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然而，在近年来国内外环境条件都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这种低成本推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各地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明确自己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避免一窝蜂式发展经济，从而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

　　2.3 经济转型发展要注重均衡与非均衡的对立统一

　　韩国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 开始的时候实行非均衡化发展，先后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和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由此引发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等方面问题。为此，韩国逐渐强调均衡化发展，但这种均衡化发展内化于非均衡化发展。例如，韩国在强调区域均衡发展的同时，仍然倾向于产业非均衡化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而产业分布的特征必然导致区域非均衡发展。 但无论是均衡还是非均衡发展，都是服务于转型发展的大局中，进行通盘考虑。

　　就中国而言，对于非均衡现象不应该大惊小怪，过于紧张，更不应该通过限制合理增长快的来缩小差距，而是应该想方设法促进增长慢的来缩小差距。 对于产业发展导致的行业和区域差距，只要是切合市场秩序的正当的产业发展，即使导致出现非均衡的现象，政府也不应该越位干预，错位调整，而是应该从社会管理的均衡化角度出发，运用相应职能手段操作。 对于城乡差距，也应该科学看待，与韩国相比，中国大城市不但没有过于膨胀，反而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因此不应简单地限制大城市发展，而是应该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调整城乡差距。

　　参考文献：
　　[1]斯泰恩·林根,权赫周·李。社会福利、有效治理与发展：以韩国为例[J].公共行政评论，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