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论文：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分析及协调性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一是恢复和初步发展阶段（1949-1957年）；二是波动式发展阶段（1958-1978年）；三是改革与快速发展阶段（1978至今）[1~3].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然而近1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却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出现了“冒进式”城镇化的现象[4],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引发了学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已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
　　
　　如何有效应对城镇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是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有关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镇化的概念及特征、城镇化动力机制、城镇化模式、城镇化发展道路、城镇化政策、城乡关系等城镇化相关理论[5~6].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我国城镇化协调发展问题，相关研究内容分别集中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7~12]、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13~18]、工业化与城镇化[19~23]协调发展研究，而从整体视角对三者之间的协调性研究[24~26]仍然不足。具体来看，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定性的方法来研究城镇化失衡的原因，而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很少；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大多数只涉及土地扩张与人口扩张、土地扩张与工业化等单因子分析方法来研究城镇化失衡问题；在研究时间与空间尺度上，现有研究主要选取较短时间段来研究某一省份或者某地区城镇化失衡现象，而从较长时间段，特别是研究改革开放至今全国范围内的城镇化失衡现象较少。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城镇化内涵
　　
　　城镇化是二三产业向城镇集聚发展吸纳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城镇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综合的过程[27],主要包含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四方面的内容。对于城镇化的定义尚未统一，综观所有学者观点：人口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从而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土地城镇化，是城市规模和数量、城镇建设用地增长过程；经济城镇化，是非农产业发展要素向城镇空间集聚过程；社会城镇化，是居民生活、生产方式提升转变过程。四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制约的复杂关系，笔者尝试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三者之间协调性关系出发，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相互协调性。本文未涉及社会城镇化主要因为社会城镇化比较抽象，指标量化困难，其次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也是社会城镇化的体现。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人口城镇化是核心，经济城镇化是动力，土地城镇化是保障（图1）。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相互促进。一方面是人口城镇化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从农业生产活动人员转变成为城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人力支撑；同时人口城镇化扩大了城市消费群体，增强了消费能力，刺激了内需，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人口城镇化不仅扩大了城市就业人口，也为产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另一方面，经济城镇化是指城镇产业发展创造财富的能力，现实中表现为产业发展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岗位。
　　 　　
　　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载体。城市的发展、人口的转移都离不开一定的土地空间来予以容纳，在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建成区空间不断扩大。当土地城镇化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则会对造成城市生活配套设施不能配套、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后果；当土地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城镇化，就会导致产业空间受限，建设用地地价升高，抑制城镇产业发展，同理也会带来城镇房地产价格上升，人们生活成本增加，影响城镇化的可持续性。当土地城镇化超前，则会出现土地资源浪费，出现大规模造城，城镇空间无序蔓延，出现有城无产，催生一大批鬼城空城等问题[28].只有三者之间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对我国城镇化显得尤为重要。
　　
　　1.2  研究指标选取
　　
　　在遵循科学性、全面性的前提下，研究选取城镇人口（含常住人口）作为人口扩张指标，建成区面积作为土地扩张指标，二三产业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城镇化指标。
　　
　　数据主要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分类三）的地区分类方法，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①。由于香港、澳门及台湾数据的缺失，本文研究数据为大陆地区数据。
　　
　　1.3  研究方法
　　
　　首先，构建城镇化结构模型；其次，运用K值法计算我国1982-2013年间建成区面积弹性增长系数K1、城镇人口弹性增长系数K2、二三产业经济弹性增长系数K3;选取1985、1995、2005、2013年我国建成区面积、城镇人口、二三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利用协调性指数分析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三省城镇化协调性演化过程；最后运用Arcgi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将计算结果在中国行政地图上可视化。
　　
　　公式（1）K值法：K=x∕y
　　
　　公式（2）协调性指数可以定义为：
　　
　　
　　
　　x、y分别代表建成区面积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三者中的其中两个变量。

2  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分析
　　
　　2.1  人口城镇化
　　
　　1982-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城镇常住人口从2.15亿人增至7.31亿人，城镇化率从21.13%增加到53.73%;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数首次过半，标志着我国进入城镇化中期阶段；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世界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图2）。
　　 　　
　　2.2  土地城镇化
　　
　　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1982年我国建成区面积为0.79万km2,到了2013年，我国建成区面积达到4.79万km2,近30年建成区面积扩大6.06倍。建成区面积占总国土面积比率由0.08%上升至0.50%（图3）。
　　 　　
　　2.3  经济城镇化
　　
　　1982年我国二三产业总产值0.35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6.61%,2013年我国二三产业生产总值约为51.20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89.92%.3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非农产值稳步增长，非农产值是30年前的132倍（图4）。
　　 　　
　　3  城镇化协调性演变
　　
　　3.1  我国城镇化协调性演变
　　
　　马歇尔（Julian  D.  Marshall）通过研究美国1950-2000年城市土地扩张和人口增长情况，发现土地扩张速度总比人口增长速度快10%,即平均新增一个城市居民需要占用的土地面积为现有城市居民人均土地面积的两倍[29].国内学者通常用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城市用地增长率÷城市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一般认为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为1.12时比较合理[30~32].鉴于此，本文采用弹性增长系数（即K值法）分析我国1982-2013年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两两之间关系。其中K1=建成区面积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K2=城镇人口增长率÷二三产值增长率，K3=二三产值增长率÷建成区面积增长率。K值的范围界定如表1所示。
　　
　　便于数据的可获取，选取《中国统计年鉴》1982-2013年数据，计算出上述期间每年的建成区面积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利用公式（1）分别计算出三者的弹性增长系数（表2和图5）。折线偏离临界值K=1.12,说明两者之间非协调性发展，偏离越远代表协调性越差，若折线位于临界值K=1.12以上说明前者扩展快于后者，反之则说明前者滞后于后者发展。表中K值均为正数，说明我国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自1982年以来均处于不断增长阶段。
　　
　　由图5可知，K1在合理值1.12上下波动，说明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两者交替领先，K1在1985、1999年处于两个大的波谷，土地城镇化严重滞后于人口城镇化，K1在1988、1993年处于波峰，且1992-1995年K1偏大，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K1折线波动频率大，表明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不稳定，没有统一模式。K2基本上位于合理值1.12之下，说明我国近30年来人口城镇化基本滞后于经济城镇化。1982-1995年，K2值逐渐偏离K=1.12,表明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协调性逐渐减弱；1995-2001年出现一个大的波动，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由逐渐趋于协调发展为逐渐偏离协调；2004年之后趋于平缓，显示两者失调现象持续严重。K3折线均位于K=1.12值以上，说明我国经济城镇化扩展速度快于我国土地城镇化扩展速度；在1985年、1999年分别出现两个峰值，表明我国土地城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城镇化。
　　
　　由图5明显看出K3>K1>K2,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城镇化且土地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城镇化发展。我国经济城镇化超前，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土地扩展速度也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发展。K1、K2、K3均偏离K值，说明三者之间在1982-2013年间基本处于非协调发展状态。
　　
　　3.2  我国城镇化协调性的地域分异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宏观政策“先富”带动“后富”的指引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等一批城市群，有力推动了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33],但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区域间发展不均衡。
　　
　　由表3可见，2013年我国四大片区建成区占各自地区总面积比例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三省>西部地区；市区人口比例为：东北三省>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二三产业生产总值比例为：东部地区>东北三省>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者比例皆成东高西低趋势，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城镇化发展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东部及东北三省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
　　
　　由公式（2）不难发现，0≤Cxy≤1.当x、y同为正值或同为负值，且绝对值相等时Cxy=1,表示此时x、y两者最为协调；当x、y符号相反，且绝对值相等时，Cxy=0,表示两者最不协调；当x、y越匹配时，协调性指数越高。将Cxy自定义如表4.
　　
　　首先，根据数据计算出我国东、中、西、东北4个地区1985、1995、2005、2013每年的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建成区面积增长率（图6），可以看出：我国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85年、1995年、2005年、2013年都明显高于建成区面积增长率和城镇人口增长率；1985年全国城镇人口增长率高于建成区面积增长率，1995年出现转折，中部和东北三省开始出现建成区面积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2005年和2013年城镇人口增长率都低于建成区面积增长率，且东部地区和东北三省城镇人口增长率出现负增长情况。综合分析，我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一直以来明显滞后于经济城镇化发展，1985年土地城镇化滞后于人口城镇化，1995年东部和东北三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2005年和2013年人口城镇化发展均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其次，利用公式（2）分别计算出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1985、1995、2005、2013年城镇化协调性指数（表5）。
　　
　　最后，按照协调性等级划分，利用Arcgis软件将结果用不同灰度值可视化表现在地图上，得到图7~图9.
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城镇化协调性指数呈减小发展趋势，即失调现象逐渐显现。1985年，我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整体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指数为0.88,土地城镇化稍稍滞后于经济城镇化发展。此外，1985年其他协调性指数均大于0.9,处于协调发展状态。1995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变化不大，惟有东北三省降为基本协调；土地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协调性变动较大，协调性指数基本小于0.8,处于中度失调。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城镇化。2005年，东部地区与东北三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呈现中度失调，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发展。而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状态有所好转，由1995年的中度失调转为基本协调和协调发展。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较1995年分异现象不明显。2013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协调性指数较1985、1995、2005年持续降低，失调现象越来越严重。东、中、西地区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增强，协调性指数均大于0.9,而东北三省协调性指数为0.79,为中度失调状态。
　　
　　从空间维度来看，横向上，1985年，我国城镇化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状态，空间分异现象不明显，各地区基本都处于同一个协调等级；1995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协调性开始出现空间分异现象，总体呈现西高东低态势；2005年我国城镇化协调性空间分异越来越明显，差距也越来越大；2013年我国各地区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有所好转，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转为协调，但是各地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协调性持续恶化。纵向上，图7显示，1982-2013年间3个时间断面，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指数逐渐减小，区域间差异越来越大，且东部地区，东北三省协调性指数≤中西部地区协调性指数，东北三省和东部地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由1985年的协调发展逐渐转变为极度失调；图8显示东部、东北三省、中部地区失调性逐年上升，且失调性高于西部地区，东北三省最为严重，1985、2005年空间分异现象不明显，各地区都属于同一个协调等级，而1995、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存在明显空间分异现象，西部地区相对于其他3个地区失调性较低；图9显示，我国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呈波浪式变化，且空间分异现象明显：东部地区1985-2013年间3个时间断面分别为：基本协调-中度失调-基本协调-基本失调，东北三省1985-2013年间3个时间断面分别为：协调-中度失调-基本协调-中度失调，中部地区1985-2013年间3个时间断面分别为：协调-中度失调-基本协调-基本协调，西部地区1985-2013年间3个时间断面分别为：协调-中度失调-基本协调-协调。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近30年城镇化历程中，二三产业总产值提升130多倍，建成区面积扩大6.06倍；城镇常住人口增长3.32倍，均取得巨大进步，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
　　
　　根据K值测算得出，近30年以来，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均滞后于经济城镇化化，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主导因素；同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交替领先，表明不同时段二者有不同的关联特征。
　　
　　根据协调性指数分析得出，我国城镇化协调性指数呈减小发展趋势，即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失调现象逐步显现；同时，城镇化中三者的协调性存在时空分异，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各类城镇化协调性不尽相同，整体协调性呈现西高东低态势，且东北三省城镇化失调现象最为严重。
　　
　　4.2  不足与讨论
　　
　　本文主要应用K值法和协调性指数法测度分析30年来我国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协调性过程与特征，较之先前的研究多局限于其中两者的协调性测度上，在对城镇化协调性整体考量上有一定的进步。但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一是经济城镇化表征指标的选取上，理论上以城镇区的二三产值与地区GDP之间的比值更能表征出城镇经济化的程度，但由于目前无法获取城镇区的相关数据，暂时只能以地区二三产值代替城镇区二三产值，近似表征；第二，由于数据跨度大，从1982年到2013年统计口径有差异及部分数据缺失，可能对计算结果有影响；第三，由于以省域地理单元为测度对象，对于个别城（市）镇的发展协调性特征无法全面准确表达。
　　
　　注释（Note）
　　
　　①  东部地区：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江苏省、上海市、福建省、浙江省、广东省、山东省、海南省10省份和直辖市。中部地区：安徽省、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6省份。西部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西藏自治区、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东北三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3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