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论文：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驱动力和特征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特征
　　
　　2010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4季度，我国经济经历了连续20个季度的减速期。至2014年GDP增速已降至7.4%,这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点。2015年第1季度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至7.2%.种种迹象表明，经济持续探底将成为一种“新常态”.很多学者通过横向与纵向对比，总结了“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经济增速换挡主要肇始于内因
　　
　　2014年以来，全球经济呈明显的分化特征，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英国经济也已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而其他欧洲国家及日本起色不大，仍面临经济增长减速，仍在与衰退搏斗。
　　
　　具体来看，2014年美国GDP增速达到2.4%,基本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其中12月的工业产能利用率更是回到了2005-2007年繁荣期的高点。当年美国以17.4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与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除了借助QE去杠杆，恢复市场力量外，美国经济复苏主要依赖于再工业化、页岩油气革命、3D打印、互联网等供给管理创新。在欧洲，英国与美国遥相呼应，率先走出萧条的阴影，2014年经济增速达到2.6%,创下7年之最，雄冠发达经济体。英国以服务业见长，在应对衰退的过程中，服务业通过内部再平衡迸发新的活力。可以说，结构调整是英国经济复苏的一大催化剂。但除了美英两国外，其他经济体波澜不惊，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只有0.9%,日本则原地打转。
　　
　　相对而言，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增速换挡，虽然7.3%的增速令发达国家经济体望尘莫及，但增速的回落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这也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速的第三次回落。第一次是肇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前两次相比，本轮经济下滑是在外部环境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只能归结为内因。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当前潜在增速回落属于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的阶段转换而不是追赶周期的结束。我国的后发优势并未终结，只是内容和结构发生变化，压缩式增长的条件和潜力依然存在。当前的阶段转换是从数量扩张型高增长转向质量提升型中高速增长（张军扩，2014）。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在发生两个关键变化：一方面，经济增长从同时依靠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转向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形式发生变化，由主要依靠资源要素从闲置状态或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逐步转变为更多依靠行业内部企业之间或不同技术产能之间优胜劣汰。这样的转型对经济增速带来的冲击，与以往相比，可能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多数学者均认为，我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重回之前两位数的高经济增速时代。但如果能够保持定力，通过适当的微刺激来坚守保增长的底线，同时大力推动改革，我国到2020年仍有希望顺利实现既定的国民经济增长目标。
　　
　　（二）换挡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特征
　　
　　2014年是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5）。GDP增速逐季回落而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没有出现恶化；贸易顺差大幅回落，但非贸易品和服务业却依然保持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经济景气下滑过程中，劳动力成本却在“民工荒”中保持较高增速；微观领域持续出现“融资难”“贷款难”和“融资期限错配”等问题的同时，金融宏观领域的流动性却在持续攀升，金融机构的财务绩效保持高位增长。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这几大典型事实说明，中国经济运行进入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轨迹（刘元春，2014）。
　　
　　这种新轨迹首先表现在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结果的诉求点发生了切换，从盲目追求速度，转向多维度的质量提升，如要素质量、过程的把控、环境质量等（朱方明，2014）。质量可视为经济增长的可行能力的提升，它与速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一定范围内不可兼得。有研究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越过一 定临界点后再 追 求速度就 会偏离发展 的 根本目标（叶 初 升，2014）。1978-2010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水平先降后升，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国际收支结构不断恶化，就说明了这一点（刘燕妮，2014）。
　　
　　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发展，雾霾等问题使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价值产生了怀疑，环境追求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李晓西等（2014）借鉴人类发展指数构建了“人类绿色发展指数”,测算了包括中国在内123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指数。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已远远超过了联合国指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但如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仍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目前中国排名第86位，还处于浅绿色发展水平阶段，可以说绿色发展任重而道远。
　　
　　简而言之，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调为中高速，而经济发展的质量成为新的关注点，短期速度与长期续航能力的取舍、总量与结构的均衡、人与环境的协调等等，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这种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需要从战略维度提供新的支撑，比如结构平衡与创新驱动战略、区间调控与民生战略（洪银兴，2014）。
　　
　　2014年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追求的描述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比如“中国梦”一次次被学术界频频引用。官方对于“中国梦”这一概念的认可始于2012年底，它已不仅仅是一个热门词汇，更是承载和表达了政党和国家的愿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三大维度，而国家能力尤其是经济能力是实现包括这三大维度的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王忠伟，2014）。理论界较多的解读是“民族复兴中国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将其置于马克思“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发展坐标，对整个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做历史的考察，就会发现，“人民幸福”才是中国梦的最终目标（沈斐，2014）。“中国梦”涉及诸多领域，但从根本上讲，只有实现经济的伟大复兴，各种梦想才有可能实现（谢地，2014）。
　　
　　当然，除了像“中国梦”这样寄托了人们美好憧憬的经济发展愿景外，也有不少学者对换挡期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后果表示担忧，比如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是多年来经济结构演变与要素禀赋变化的累积结果（陆旸2014），要避免它，只能依靠创新驱动来重塑经济增长模式，比如，通过工业制造2025规划摆脱制造业对人的要素的粗放型依赖。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驱动力
　　
　　一直以来，中国学者对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研究都可以纳入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结构主义理论等主要流派的研究框架。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创新，2014年的最大改变就在于融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的分析视角。
　　
　　（一）古典范式下的“马克思趋势”
　　
　　经济增长理论有两大传统，一是古典传统，源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的分支。二是新古典传统，源于马歇尔、索洛的某些开创性研究。最近十余年古典理论所衍生的一种基于古典-马克思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和相当程度的应用。李海明（2014）运用这一模型对1978-2012年中国的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本生产率下降的“马克思有偏技术进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固定工资份额的假设下，遇到了实际工资率上升、长期利润率下降的“马克思趋势”.
　　
　　（二）新古典框架下的稳态增长及其偏离
　　
　　新古典理论从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稳态增长的概念。在技术外生的假设下，它取决于劳动人口、资本总量与经济增速的协调，此时人均产出增速与人均资本持平，这样的最佳状态很难达到，被称为“刀锋山的舞蹈”.如果只单纯依赖投资而没有技术进步，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经济将趋于零增长。
　　
　　中国的实践，一直以来，都是投资驱动增长的。世界经验表明，通过高投资拉动来拉动经济，不仅会导致结构失衡的后果，也不具有可持续性。但是我国在经历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整体形势尚可，因此，王秋石（2014）等认为，我国的投资率可能被严重高估，它也没有引起严重的结构扭曲问题，未来投资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进一步，按投资主体不同，可以将投资分为国有部门投资和个体私营部门投资，这两个部门在资本边际产出、要素收入分配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两部门投资比例的变化将通过影响资本积累与消费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均衡特征。鉴于此，战明华（2014）等将反映中国现实的部门投资异质性这一因素作为新的约束条件引入新古典框架下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认为民营部门投资占比提高是促使中国走出低水平均衡的重要对策。
　　
　　在投资中固定资产投资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它与经济增长的联系非常密切，但在我国，由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依然很高，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过大，而后者的经济动机并不强，因此弱化了两个周期之间的关联程度（李祥发，2014）。
　　
　　与投资、储蓄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投资转化效率。基于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菲尔普斯的“黄金率水平”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实际储蓄率长期以来高于最优储蓄率，且幅度较大，而理想的最优储蓄率的波动要小于最优储蓄率的波动，与实际储蓄率也更为接近，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在于，我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要远大于预期增长速度，而投资是和实际经济增长相对应的，因此，理想的最优储蓄率较高（范祚军，2014）。张勋（2014）则对总储蓄率做了进一步的分解，并区分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三大群体，结果发现，源于社会保障水平等的差异，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要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进程中，其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在新古典模型中，资本与人口是硬币的两面。比如，按拓展的索洛模型，人口结构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研究表明，包括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在内的人口结构指标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18%.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负向效应，而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拐点将在2034年前后出现（刘铠豪，2014）。
　　
　　（三）新增长理论与创新驱动力
　　
　　新古典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在于技术外生性假设，于是就产生了巴罗所指出的“它能解释一切，却独独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问题。后来的卢卡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他将人力资本的概念引入到增长理论中，使技术进步内生化，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进行路径分析，从而搭建了新增长理论的雏形，并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主流分支。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技术进步的实现形式有外向模仿引进和自主研究开发两种方式。基于产品差异、厂商垄断和规模报酬递增的两国模型，选择“吸收主动技术溢出-吸收被动技术溢出-自主研发”的赶超路径是可行的（朱延珺，2014）。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后发国家既可能因吸纳溢出效应而实现经济赶超，也可能因依赖过度而陷入模仿陷阱产生，并出现发展的停滞，其根本还是在于能否从一味的对外模仿转转向消化吸收后的自主研发。模仿纵使可以使后发国家达到中等收入，但要再实现飞跃难上加难（魏枫，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