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论文：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规律及经验借鉴

城镇化是人口转移、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在时空中融合互动的过程。随着我国从国家层面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学术界开始对新型城镇化进行大量研究，剖析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产业与人口的配置、城市规划及生态保障等机制设计，以及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的协同性及相应的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关键问题；也有学者致力于国外城镇化发展经验的研究，主要针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提出规避策略，且大多只对某些国家进行分析，而没有从全局视角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综合评判。地理学家诺瑟姆于 1979 年将多数国家城镇化路径概括为“S”曲线，城镇化率 30%和70%拐点间的阶段是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这一理论对于解释城镇化初步完成阶段的增长规律较为适用，但对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再城镇化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在新历史时期的城镇化历程难以作出有效解释。鉴于此，这里尝试从产业发展和消费需求的角度阐释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拉力、推力机理，同时引入城市底层人群的生存问题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等阻力因素，综合分析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辨析我国继续推进城镇化的政策着力点，为适应自身社会制度、资源禀赋、文化背景的新型城镇化推进策略提供镜鉴。
　　
　　一、发达国家城镇化代表性模式
　　
　　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典型代表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总体来看，除日本外，欧美国家的城镇化历程均较为清晰地呈现出相似的“起步期-快速增长期-稳定期（增长停滞期）-再增长期”脉络，体现为“中心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镇化”的四阶段划分（见表 1,下页）。
　　
　　以城镇化历程最完整、出现问题和解决路径较为全面和典型的英国为代表，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兴起大都源于工业革命的自发条件，大量劳动力脱离封建制土地束缚而投入工业生产，资本快速积累；随后，工业区及其配套的生活、商服设施逐渐成型并发挥规模效应，城镇发展加速。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竞争加剧和政府干预不及时，城市扩张需求逐渐超出城市的自然承载力，“城市病”加剧；而乡村地区发展滞后、发展空间广阔导致逆城市化的产生。随着中心城市的疏散和周边小城镇的增长，加之交通条件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功能逐步实现了扩散，最终形成大、中、小城镇分级发展格局。城镇化发展的“后起之秀”美国自 19 世纪中期开启城镇化，到 1920 年城镇化率达50%,但是到20 世纪70 年代，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开始出现并逐渐恶化，郊外中小城镇得以迅速崛起。到 20 世纪90 年代，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迅速扩张，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1998 年，城镇化率达 77%,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化”国家。法国和德国的城镇化历程虽然受到“二战”等外部条件干扰，但总体路径依然可被抽象为与英美相似的脉络。
　　
　　日本的情况较为特殊，由于“人口-资源”矛盾相较于欧美国家更为突出，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都市疏散政策，但巨型城市集群拥挤依然长期不能得到改善，“逆城镇化”现象仅在 90 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中才略微显现；随着2003 年后经济逐渐复苏，城镇人口又逐渐开始回升。
　　
　　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代表性模式
　　
　　与发达国家源于工业化的城镇化不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主要源于经济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大量人口跨区域迁移，其城镇化总体特点为自由市场下的大城市优先发展。大批农民因失地或贫困涌进城市，城镇化快速推进而无产业支撑，导致发展失控，“贫民窟”涌现并广泛分布于城市的各个区域，城市环境和治安恶化，总体消费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即便后期城镇人口继续增长带来城市化率浮高，但其城镇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始终徘徊在低位。总体上呈现出“萌芽发育期-快速成长期-增长停滞期”的阶段划分（见表 2），代表性国家有巴西和印度。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城镇化大都起步于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下遗留的城市基础，由于城乡开发程度和居住条件差异过大，导致大量人口短期内迅速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然而，早期城市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发展失衡，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有限，城市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导致城市阶级分化加剧，城镇逐渐失去对于外来资本的吸引力，现代产业发展受到影响，进一步消弱了消费需求，形成恶性循环。印度的城镇化水平在 1920 年之前长期徘徊于 10%左右，后来虽然有所增长，但是由于印度由自由市场调节，加上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对城镇化发展形成支撑，城镇化速度较为缓慢，城市体系发育不良，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大城市病加剧，虽有少量农村人口随着城镇生产和生活环境的逐步恶化而回流，但并未出现显着的逆城市化现象。
　　 　　
　　三、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城镇化发展的四维分析模型
　　
　　各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起步-加速-增长放缓”三个阶段基本可以用“S”曲线理论进行解释，但该理论无法解释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出现的“逆城镇化”和“再城镇化”现象。为此，沿着诺瑟姆概括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基本思路，建立下述模型，用以阐释城镇化历程中相关驱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结果，假设：
　　
　　（1）D 和d 分别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趋势；
　　
　　（2）回归到经济学的基础分析范式，从城镇发展的“社会产品”总供需角度解释城镇化趋势；
　　
　　（3）城镇发展所需的社会产品总供给由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水平等因素决定，可概括为城镇产业发展水平；而社会产品总需求（消费需求）则主要由城镇人口的集聚和增长所决定。
　　
　　基于以上假设，建立四维分析模型：图一（1）、（2）、（3）、（4）（见下页）分别代表发达国家D 和发展中国家d 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发展水平、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城镇社会产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结果以及城镇人口增长率水平的运动趋势。

（二）城镇化发展路径的机理分析
　　
　　从域外实证梳理可以看出，城镇发展是消费需求增长和产业发展合力的结果，其中消费需求增长是城镇发展的“推动力”,产业发展则是城镇发展的“拉动力”.依据“推动力”和“拉动力”的强弱变化，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运行态势。
　　
　　1.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机理分析
　　
　　在 T1时点之前，城镇化的启动因素是工业化，而由人口集聚带来的消费需求增长是工业化引致的结果。在此阶段，产业发展的速度普遍大于消费需求增长的速度，表现为图一（1）中ID的初始斜率大于图一（4）中PD的初始斜率，图一（2）中城镇化发展的“拉动力（产业因素）”强于其“推动力（需求因素）”,城市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上升，城市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此时，社会总产品产出（SD）的增长速度高于社会产品需求（DD）的增长速度，表现为图一（3）中城镇社会产品总供给曲线 SD1向右移动至 SD2的幅度大于社会产品需求 DD1向右移动至 DD2的幅度。与此同时，社会产品的均衡价格出现了下降（从 a到b）， 在现实中反映为产业竞争的加剧导致产业利润率的逐步下滑，城市对于要素的吸引能力不断削弱，产业发展速度逐渐减弱。这一现象在英国、美国城镇化发展后期凸显。在我国，目前由于城镇生活成本过高、劳动报酬相对优势下降，北京、上海等城市大量劳动力回流原籍的现象也可以用该规律解释。
　　
　　在 T1时点，产业发展速度在达到极值后出现下降（见图一（1）），但与此同时，由于前期产业发展的积累，加之乡村地区社会产品价格进而要素回报率仍大幅度低于城镇地区，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并未停止（见图一（4））。 此时，消费需求增长成为推动城镇化继续向前的主力，城镇化增长速度虽然明显放缓，但仍在向上攀升（见图一（2））。
　　
　　在 T1时点一段时间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就业和工资进一步下滑。由于私有制结构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管理理念，要素流动壁垒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较轻，加之人口-资源矛盾相对较弱，同时前期乡村地区发展逐渐跟上城镇发展的脚步，其社会产品价格开始攀升，对于资源要素的吸引能力逐步增强，导致人口涌入城市逐步放缓；社会产品价格、要素回报率进而城镇吸引力进一步下降，城镇发展出现了停滞。在前期存量人口的压力下，城市环境开始恶化，宜居度下降，最终产生“逆城镇化现象”.
　　
　　逆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先乡村地区逐步成长为新城镇。一定时期后，由于产业竞争加剧和人口集聚，新城镇要素吸 引 力 也 相 应 削 弱，传统城镇和新城镇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政府干预以及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作为传统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开始进行产业升级改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淘汰了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直至新产业、新社会产品逐步发展成熟，表现为图一（1）中产业发展水平的再次跃升，加之经济复苏、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建立完善等因素，人口对于大城市所提供的新式社会产品的需求逐渐提升，使得城镇社会产品总需求DD变化幅度逐渐超过总供给 SD变化幅度，对提升城镇要素回报率、城镇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的作用逐步显现，至 T2时点，产业发展重新成为城镇发展的主要拉动力，人口再次回流，“再城镇化”启动。
　　 　　
　　2.基于发展中国家经验的机理分析
　　
　　城镇化初期，作为原宗主国的附属，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由于城乡生活水平差距过大，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超出城镇原有工业基础的承受能力。表现为图一（1）中Id曲线的初始斜率小于图一（4）中Pd的初始斜率，图一（3）中城镇社会产品总供给Sd1移动至 Sd2的幅度远小于城镇社会产品总需求由 Dd1移动至 Dd2的幅度，城镇社会产品价格的上升，使得城镇对于要素的吸引能力继续增强，由此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涌入城市（见图一（4））；随着城市进一步扩张，当产业发展到达瓶颈后，由于前期积累的城乡生活和工作差距，人口依然在向城镇集中，城镇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失业率逐渐攀升，导致城市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大量低收入阶层和贫民窟形成。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人口-资源矛盾更加突出，即使城镇有各种问题，就总体水平而言仍然高于落后的乡村。不仅如此，政策、社会文化等方面对于人口和资源要素返流乡村地区形成壁垒，因而并未出现城镇人口向乡村地区回流的现象，反而仍然保持上升态势（见图一（4）），城镇社会产品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城镇环境危机不断加剧。
　　
　　（三）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产业发展水平、城镇消费需求以及城市底层人群的生存发展问题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作用因素。四大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城镇化“螺旋式”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具体如下：

　1.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拉动力
　　
　　先进生产力的概念已经拓展为以产业发展升级为标志的包括工业、农业、服务业在内的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和先进化。发达国家再城镇化的特征就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正是这种产业升级的先进生产力要求，推动了现代城镇化发展壮大。英国的“中心城市”化、美国的“大都市区”化、法国的“田园城市”化，均是产业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和先进化是推动城镇化不断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启动新型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
　　
　　2.城镇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是城镇化得以推进的基本保证
　　
　　长期来看，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来自于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等。但归根结底，消费需求起着决定性作用。据统计，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达到 75%以上，我国也保持在 50%以上。因此，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健康、旺盛的消费需求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3.底层人群的市民化和城镇环境的花园化，是城镇化发展的两大难题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口的不断集聚、产业的持续升级、资源的过度开发，必然会带来人口竞争和环境保护问题。在人口竞争方面，底层人群的市民化尤为重要。总体来看，城市的底层人群主要由进城农民组成，进城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可能引致城市贫民窟的蔓延。底层人群的市民化意味着他们可以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生活品质提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适当的规划、引导与支持。如欧美国家，针对底层人群市民化问题，对城市功能进行了重新的规划与调整，制定了城市贫困者的住房政策，加大了基础教育投资和城市公共服务支出，完善了劳动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这些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市民化的问题。而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这方面则存在较大缺位，导致城市贫民区越来越大，反过来阻滞了城镇化进程。
　　
　　在环境保护方面，主要目标是现代城镇花园化。城市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单纯依靠市场必然会忽视环境公共产品的提供或不合理使用，导致城市“工地”化，这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如印度和巴西的城镇化模式，症结就在此处。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是政府在城镇化初期就进行适当的土地规划与产业引导，如法国的“田园城市”规划、德国的城乡“等值化”规划。如果城市环境问题已经暴露出来，解决之道也是政府规划调整，通过政策引导实施环境改造，如英国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
　　
　　总体来看，产业发展和城镇消费需求是城镇化的两个动力源，动力源效力的减弱或者消失，必然导致城镇化的停滞甚至逆城市化。美国底特律市面临的危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底特律汽车产业的倒闭，城市消费需求大幅度萎缩，政府入不敷出，从而导致城市“破产”.此外，城市底层人群的生存发展问题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是阻碍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将严重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巴西和印度城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在四维分析模型上进一步叠加两个阻力因素，即在两大动力和两大阻力的共同作用下，城镇化呈现出螺旋式发展态势（见图二）。可以看出，城镇化的进程主要是上述四种力量的对比变化过程，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期间伴随着产业升级、人口素质提高、消费需求增长，最终实现现代城镇化目标。快速城镇化的问题在于城市规模的扩展，但是影响城镇化的关键要素并没有跟上，结果导致“城市病”的困扰。因此，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在持续保持两种动力的基础上，有效解决两种阻力。这就需要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力量。一般来说，动力保持主要依赖于“市场”提供，阻力解决主要依靠“政府”的规划和引导。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这些问题的处理效果上有着天壤之别，直接导致了两者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
　　 　　
　　四、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借鉴
　　
　　中国城镇化率在 1998 年突破30%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 2013 年迅速攀升至53.7%.1998~2013 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倍增，短期内城镇快速扩张与人口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自然调适能力，城乡分化、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等问题逐步显露。在这一突出的“人口-资源”矛盾及区域差距作用下，同时乡村地区对于要素的吸引和吸纳能力有限，中国城镇化发展后劲不足，存在停滞风险，难以维持延续上涨的态势。为此，中国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将“城乡统筹、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作为其基本要求，基于这一政策导向，提出如下建议：

（一）产业升级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政府启动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手段
　　
　　如果没有可以凝聚资金、劳动力、技术的现代化产业升级，就不可能建立新型的现代化城镇，产业升级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拉动力，是启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础。从世界经验来看，促进产业升级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城镇发展的主要手段，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产业升级重新启动城市建设的活力、增长的动力和发展的张力，从而吸引人口聚集因此，中国启动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手段应该是产业升级。目前，在中国城乡发展差距难以在短期内弭平的情况下，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必须依靠产业升级不断提升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和综合承载力，以消化新进城劳动力。同时，由于中国现阶段已有的城镇化发展空间已然有限，在促进产业发展时应扭转传统资源集中投入的老模式，将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与产业升级进行有机整合，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要素利用的综合效益，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此外，从世界城镇化的发展路径来看，大周期产业，尤其是传统基础产业的现代化，是重新启动城镇化的最佳契机。我国现阶段不断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推动“产城互动”应该说遵循了这一规律，未来应结合各地区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特征，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产业升级方案。
　　
　　（二）以城镇消费需求增长为基准控制新型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
　　
　　有效的持续消费需求增长是城镇化的根本推动力，也是城镇化得以持续长久发展的内生基石。在没有有效的消费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不能盲目加快城镇化速度和扩大城镇化规模。
　　
　　中国现有的城镇化实践中，大多依靠政府主导和个别产业（如房地产）的强力拉动。这种方式存在着先天的内生性不足问题，一旦遇到经济波动或衰退，容易形成“空城”,导致城镇化倒退。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城市也曾面临严重的城市衰退问题，但是借助引导外来需求和刺激本地需求等方式，以及启动乡村中小城镇的发展挖潜新的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衰退问题。中国城镇化率虽超过 50%,但由于大型城市无序蔓延，城市发展的后备空间有限，城市需求的增长后继乏力。因此，未来中国在刺激内需的同时，推动乡村地区中小型城镇“就地城镇化”将成为继续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出路，这就需要通过转移支付、产业转移、就地创新创业等方式，发挥中心城镇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中小城镇的内生消费水平，为中国城镇“再增长”奠定基础。
　　
　　（三）农民工生存条件和城镇环境的改善是新型城镇化的工作重点
　　
　　我国城镇底层人群主要是进城农民工，这是利益敏感性最强的阶层，在遇到产业波动或发展动力不足时将首先遭遇冲击，如短期内不能解决，则会迅速产生大量贫民阶层，进而导致城镇消费水平的下降和治安的恶化。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的“生态宜居、和谐发展”要求就强调了生态环境和社会公平性改善对城镇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一要求指导下，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相应的规划与调整，重点解决城市底层人群的市民化和城市环境的花园化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建立完善城镇财富再分配机制，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确保城镇社会稳定和维持城镇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播种”工作；同时，不断进行公共管理创新、加强环境建设、完善城市交通等公共服务配置水平，引导文明和绿色城市消费方式，在人口高度城镇化的同时，实现城镇环境花园化，是实现城镇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综上，产业升级、城镇消费需求增长、农民工生存条件和城镇环境的改善应该是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实质就是解决“人-地-业”协调发展问题，其规模和质量的匹配方案应作为政府促进城镇发展的重心，这些将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