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影响汉英双宾构式概念化差异的文化动因

　摘    要：　受洪堡特“语言蕴含民族的精神”着名论断的启发,本研究以民族文化精神为出发点,对汉英双宾构式概念化方式差异背后的文化动因进行挖掘,指出汉英民族的文化精神差异和辩证思维观的差异是导致两者概念化方式差异的文化动因。具体表现为:汉民族长久受“舍得精神”的影响和“合二为一”辩证思维观的作用;而英民族则深受“分析精神”和“一分为二”辩证思维观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　汉英双宾构式; 舍得同构; 舍得分立; 民族精神; 思维方式;

　　Abstract：　Inspired by Humboldt’s famous thesis that language contains national spirit,this paper takes the national spirit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motivations behind the conceptu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The “giving-getting isomorphism” in Chines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is caused by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Willing Spirit” and the thinking mode of “combining two into one” of the Han ethnic group.The “giving-getting separation” in English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is caused by the analytical tradition and the thinking mode of “one splitting into two.”

　　Keyword：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giving-getting isomorphism; giving-getting separation; national spirit; thinking mode;

　　双宾构式是全人类语言共有的一种普遍语言现象,由于结构复杂,关于它的研究经久不衰,成果丰硕。本文受戈德伯格(Adele Goldberg)视“因果事件为转移”的认知语法思想启发,将双宾构式的意义界定为“对‘舍得关系’的表达”(144)。戈德伯格定义中的“转移”是对过程的描述,本文讨论的“舍”“得”是对转移产生后的结果的描写。转移事件同因果事件一样,都必然涉及两个参与者论元,转移事件中任何一方所有物的转出(相当于“舍”),都会致使另一方转入该物(相当于“得”)。也就是说,转移事件即因果事件,表达转移事件结果的“舍”与“得”之间互为因果。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汉英双宾构式差异的对比分析,对于差异产生的动因却鲜有涉及。最早致力于此的学者是石毓智,他提出,造成汉英双宾构式差异的动因是汉英语言对动词矢量方向的不同概念化(83-89)。随后,相继有张建理、何晓炜、刘宇红和成祖堰等分别从认知语法、生成语法的角度对汉英双宾构式差异产生的动因进行了探讨。张建理基于构式语法理论的分析,将两者差异产生的动因归于“汉英两语言的运作机制不同”和“汉英双宾构式与进入其内的动词有不同的互动”(28-33);何晓炜则从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对两者的差异展开了探讨,指出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两种语言中双宾句共有的表“传递”义的功能语类G值不同(1-12);刘宇红则将汉英双宾构式之差异归因于“损益关系”(48-54);成祖堰提出这种差异是“汉英民族不同的认知视角”所致(166-70)。最近有唐晓东、金立鑫从语言类型学视角研究了汉英双宾构式的类型差异(134-40);崔靓、王文斌则从民族时空观的角度,在阐释动词和时间的不同概念化的同时,简略地分析了汉英双宾构式差异产生的动因(30-38)。

　　综上可知,既往研究揭示了汉英双宾构式存在鲜明的对比,但是大多止步于差异是什么,对于为什么,阐释得还不够透彻。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曾提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63-78)。基于洪堡特“语言具有民族性”的哲学观,本文拟以汉英民族的精神力量和思维模式为切入点,探究汉英双宾构式语义概念化差异背后的深层动因。

　　一、汉英双宾构式的概念化差异:舍得同构与舍得分立

　　汉英双宾构式在形式上虽然表现出同类,都可以用“SVOiOd”来抽象表征,但是,它们在语义上存在显着差异。例如:

　　(1)我倒了你一杯茶。

　　(2)他切了我一块面包。

　　(3)他借了我一辆自行车。

　　以上是汉英双宾构式差异对比研究中经常被枚举的典型实例。它们显示汉语双宾构式具有两个特征:1)汉语双宾构式的语义方向可逆。比如,上述三个实例都可以同指“给予”和“获得”。例(1)既可理解为“我给你倒了一杯茶(你获得了一些茶)”,也可理解为“我从你这倒走了一杯茶(你失去了一部分茶)”。同理,例(2)和例(3)也都可以体现“给予”和“获得”的双重功能。例(2)既可理解为“他切了一块面包给我(我获得了一些面包可享用)”,也可理解为“他从我这切走了一块面包(我失去享用一些面包的权利)”;例(3)既可理解为“他借给我一辆自行车(我暂时获得了一辆自行车的使用权)”,也可理解为“他从我这借走了一辆自行车(我暂时舍弃了这辆自行车的使用权)”;2)入句汉语双宾构式的部分动词的语义方向也可逆。比如“借”“贷”“租”,等等。

　　若要把上述例举的汉语双宾构式的实例转换成英语,则须表达如下:

　　(4) a:I poured you a cup of tea.

　　b:I poured myself a cup of tea from your tea pot or tea cup.

　　(5) a:He cut me a piece of bread.

　　b:He cut himself a piece off my bread.

　　(6) a:He lent me a bike.

　　b:He borrowed a bike from me.

　　通过用英语来对汉语双宾构式的实例进行等值语义转换,本文发现汉英双宾构式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鲜明的对比:

　　第一,形态方面,汉语只使用一种形式:“SVOiOd”;而英语若要达到语义功能对等,则须使用两种形式:“SVOiOd”(双宾构式)和“SVOdPOi”(介宾构式)。如上述实例所示,若要用英语对汉语双宾构式的实例(1)进行等值的语义转换,则须用例(4a)和例(4b)两个句子来分别表达。同理,若要讲汉语双宾构式例(2)和例(3)翻译成英语,则须分别用两个英语构式例(5a)和例(5b),例(6a)和例(6b)才能实现等值的语义转换。

　　第二,语义方面,汉语双宾构式是“一个构式同指两种意义”,即兼指“给予”和“获得”。而英语双宾构式却严格遵循“一一对应原则”,即“一个形式对应一个意义”,只能表“给予”。如上述汉语双宾构式的实例(1),既有“我给你倒了一杯茶”,也有“我从你这倒走了一杯茶”之义,例(2)和例(3)也都同理。而英语双宾构式的实例(4)(5)(6)都只能表单一的“给予”义,比如实例(4)只有“我为你沏了一杯茶”义,例(5)例(6)亦只能单纯地表示“给予”。

　　依上所述,汉英双宾构式的语义概念化存在差异。汉语双宾构式的语义概念化为“舍、得同构”(一个形式同指两种意义:“SVOiOd”同指“给予”和“获得”);英语双宾构式的语义概念化却为“舍、得分立”(一个形式对应一个意义:“SVOiOd”只能表“给予”,若要表“获得”,则须用另一个形式)。

　　二、影响汉英双宾构式概念化差异的文化动因

　　洪堡特强调“语言蕴含民族精神”(23)。关于语言之间的差异,洪堡特认为应该借助历史来探讨,因为“语言始终具有一种原初的性质”(67)。受上述洪堡特语言哲学观的影响,本研究对汉英双宾构式的语料1进行了细致的历时考察与统计分析,以期可以对两者差异产生的深层动因作出一个更加系统、更为辩证和更有说服力的说明。

　　(一)汉民族的“舍得”精神和“合二为一”的哲学思维模式

　　基于对所统计语料的考察与分析,本文认为:汉语双宾构式的“舍得同构”概念化特征同汉民族的“舍得精神”以及“合二为一”哲学思维模式中的互为因果和对立统一特征相平行。简言之,本文提出,汉语双宾构式的语义概念化特征之所以呈现“舍得同构”,是因为长期受到凝结汉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舍得精神”和“合二为一”整体观的哲学思维方式共同作用所致。

　　第一,汉语双宾构式历时语料的考察与统计结果表明,在上古汉语双宾构式中,入句使用频率最高、语义最典型、数量最多的是“祭祀”义动词。例如:

　　(7)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史记·高祖本纪》)

　　(8)燕王曰:“善。吾请拜子为上卿,奉子车百乘,子以此为寡人东游于齐,何如?”(《战国策·燕一·苏代谓燕昭王》)

　　(9)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史记·周本纪》)

　　在上古汉语时期,例(7)(8)(9)中的动词“封”“奉”“献”都表“祭祀”义,相似语义类型并允准入句双宾的动词还有“供、拜、致、爵、遣、示”等。管燮初对甲骨文时期的157个双宾构式及其动词展开过研究,也曾提出“甲骨文时期双宾构式中使用数量最多的就是祭祀义动词”(11)。

　　洪堡特认为,“当一个民族形成之初,其语言始获初步的形式,此时这个民族所遭遇的事物和感情,以及后来它主要遭遇的那些类型的事物和感情,也对其语言产生着影响”(75)。基于此,可以说汉语双宾构式始获形式“SVOiOd”是受到汉民族在建立之初所遭遇的事物的影响。

　　经文献回顾和语料分析发现,上古汉语时期,汉民族频繁举行和参加的大规模、有影响力的公众活动就是祭祀活动。也就是说,上古汉语时期的汉民族所频繁经历的一系列祭祀活动蕴含的祭祀文化对汉语双宾构式获得形式“SVOiOd”产生影响。此外,随着祭祀文化在上古汉语时期的日益盛行,对这些祭祀活动或祭祀事件进行编码和记载的需求也在日益提高,促发汉民族使用有祭祀义动词参与的双宾构式的频率也在愈加升高,如此一来,循环往复,入句该时期双宾构式的动词愈加聚焦于祭祀义动词。

　　第二,上古汉语时期双宾构式常用于编码当时盛行的祭祀文化,而这些祭祀活动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支柱是浓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智慧的“舍得”精神。

　　建立于周文王时期的祭祀文化,特别是占据祭祀文化重要地位的天子礼仪,自形成之初就与汉民族的“舍得精神”关系密切。比如,天子战争礼仪活动中常涉及“献俘获、祭祀、大赏”等(李春艳18);天子祭祀礼仪常要求派遣使者召集诸侯臣属助祭,征收祭祀用品、设祝、告备、祭后赏赐等。天子大飨礼仪则主要包括“飨前先裸、命侑、飨醴或酒、赏赐臣工、答谢宿卫以及飨礼后有赏赐”等(李春艳122);天子朝聘礼仪包括诸侯臣属对周王的朝觐之礼,周王遣使召集群臣来朝觐的殷见之礼和天子对诸侯臣属的聘问之礼,等等。

　　结合对语料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一系列天子礼仪活动中都会涉及一大串祭祀义动词,比如“奉、献、祝、赏、赐、命、飨、遗、赠、贡、归、聘、受、授、谢、还、返、入”等都可入句该时期的双宾构式,共同对“祭祀活动”进行编码和记载。例如:

　　(10)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史记·秦本纪》)

　　(11)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史记·周本纪》)

　　(12)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史记·秦本纪》)

　　(13)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遗守囚者酒,醉而杀守者,得亡。(《史记·齐太公世家》)

　　上述实例显示,上古汉语时期的双宾构式主要被用来表达包含或涉及祭祀文化的事件或活动。这些活动大都是向天神、自然或他人祭拜、献上祭品牺牲等“祭祀”活动和行为,常常包含大量的“舍”“得”概念。这些祭祀活动及其扩展行为都是汉民族的一种对于自然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深层次领悟的仪式化的文化心理;也是汉民族尊重自然、信奉“舍得”精神的符号化表现,包含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他人的回馈、奉献和善意。

　　概言之,汉民族信奉的“舍得”精神是符号化为双宾构式的祭祀活动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支柱。

　　第三,汉民族的舍得精神同汉民族“合二为一”的思维模式相契合。

　　经文献查阅,“舍得”最早出自佛经《了凡四训》,它体现了一种禅意“舍即为得”。从哲学角度看,“舍得”包含四层内涵:1)有“舍”才有“得”;2)先“舍”而后“得”;3)以“舍”为“得”;4)“舍”中有“得”。这四点内涵义也构成了汉民族的精神力量“舍得精神”的内涵体系。随着时间的发展,汉民族逐渐把舍得精神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普遍性的伦理法则,代表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高尚品位,囊括了万物运行的所有机理。

　　民族文化同民族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是前者的集中体现,也反作用于前者。汉民族逐渐形成的朴素的、“合一”整体性思维模式正是受凝结着中华传统文化和智慧的舍得精神影响。

　　现实生活中,汉民族由于受到舍得精神的熏陶,经常使用舍得精神来阐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周围环境”或“他人”之间的关系,久而久之,舍得精神的传统文化思想使得汉民族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场景进行概念化表达时,逐渐形成了处处求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比如,在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对蕴含舍得关系的复杂场景表达中,只要说到“舍”,便会自然联想到“得”,反之亦然。

　　汉民族最终形成“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诚然有受到“天人合一”哲学观、宗亲等级制度和家族本位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的原因。而本文认为,形成“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也是汉民族长久受到舍得精神的熏陶所致。“合一”思维模式的本质是善于将对立的两个事物统合于一个整体。舍得精神的核心内涵决定了其构成成分“舍”与“得”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且互为因果、互相包含。显而易见,中华民族的“合一”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同浓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智慧的舍得精神内涵特征相匹配。

　　第四,汉语双宾构式的“舍得同构”特征同汉民族“合二为一”的哲学思维模式相顺应。

　　洪堡特曾提出“语言是思维的器官,思维是语言的灵魂”(23)。也就是说,思维方式除了同民族文化紧密联系之外,它还同语言密切相关。据此,本文推断,是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导致汉语双宾构式呈现“舍得同构”的特点。换言之,汉语双宾构式呈现“舍得同构”,一方面是为了同汉民族的“合一”传统哲学思维模式相平行,另一方面是汉民族“合一”思维模式的一个镜像。

　　汉民族遵循的“合一”哲学思维模式常常导致汉语呈现“得意忘象”,即汉语总是从意义出发,强调意义的整体性,致使汉语中的同一语句常常表达多重意义内涵,或不同语句常常能够指称相同意义,投射到汉语双宾构式上则反映为“舍得同构”。例如:

　　(14)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史记·苏秦列传》

　　(15)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春秋左传·僖公六年》

　　(16)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展浪里白条话》

　　实例(14)、(15)和(16)显示,早在上古汉语时期,汉语双宾构式的形义匹配特征就呈现“同构反义”。换言之,古汉语时期的汉民族将“舍”和“得”两个事件看作一个包含“舍得关系”的整体事件,即1+1=1,而不是等于2。汉语双宾构式兼具的“舍”“得”两义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水与火,天与地,阴与阳之间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不可分割。

　　事实上,汉语双宾构式“舍得同构”的语义特征与汉民族信奉的舍得精神内涵,即体现事物发展变化规律、因果循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世界观也相平行。因为作为汉民族祭祀文化精神支柱的舍得精神和“合一”哲学思维模式都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心理结构,它们都对我们汉语言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它们是汉民族将舍得关系的表达概念化为“舍得同构”的双宾构式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浓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智慧的“舍得”精神是承载祭祀文化活动的精神支柱,它和“合二为一”的哲学思维模式共同影响了汉语双宾构式呈现“舍得同构”的形义匹配模式。

　　(二)英民族的分析精神和“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观

　　与汉语采用“舍得同构”的双宾构式相对照,对于舍得关系的表达,英语则采用“舍得分立”的双宾构式和介宾构式。梳理文献发现,英语双宾构式之所以采用与汉语迥然相异的构式化方式,是因为英民族常常受到浓缩西方传统文化思想的分析精神和凡事爱演绎推理的“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

　　1.英民族的分析精神致使英语双宾构式“舍得分立”

　　由于自古受到“天人二分”哲学观的影响,西方文化善于在分析分化和对立冲突中把握世界,他们对现实世界中的一切,比如“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等都做二元对立的分析研究。这种凡事皆可再分、盘根问底的思想慢慢浸入西方人的血液里,逐渐积淀形成了英民族对事物偏好进行精确分析、对整体偏好进行分化、分拆的分析精神。英民族的分析精神还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强化:他将世界分为诸多不同门类,条分缕析。

　　英民族分析精神的核心内涵是因果思维。他们习惯于运用因果思维把一个整体分解为几个部分,然后对这几个部分在该整体中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挖掘探究其特殊本质,最终为抽象概括出各个部分与整体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提供依据。英民族的分析精神还外化在其文化的各个方面,比如戏剧。西方戏剧有悲剧和喜剧的截然划分,而我们汉民族更倾向于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喜交集这种交融的戏剧形式。

　　英民族由于长期受到分析精神的熏陶,采用形式与意义严格对应的双宾构式和介宾构式来对舍得关系进行表达,与汉语双宾构式的“舍得同构”形成对比,表现为“舍得分立”。换句话说,英民族是在概念的流动当中来把握蕴含舍得关系的转移事件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特征的。

　　简言之,英民族由于长久受到分析精神中“主客二分”“追求精确”“偏好拆分对立”等的影响和作用,因此英语将舍得关系的表达构式化为“舍得分立”的双宾构式和介宾构式。

　　2.英民族“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观致使英语双宾构式“舍得分立”

　　英民族由于受到人本主义思想、海洋文化和“分析精神”的熏陶和影响,逐渐形成了“二分”的传统哲学思维模式。该思维模式注重分析原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和排斥,跟列宁“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之断言有点类似。也就是说,英语民族看世界往往持二元对立的观点,常常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关系,而看不到两者的潜在关联,更看不到两者之间对立和关联的动态变化。英民族的“二分”思维模式折射到语言中,具体到英语双宾构式,则表现为:

　　一是由于英民族长久受到“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其语言的表达方式趋于科学性,即常常从形式出发,更强调形式的准确性,非常讲究结构的完整和层次的分明,以及意义表达的确切,在论证方式上强调逻辑性。英民族的“二分”思维方式侧显在双宾构式上则具体表现为:英语双宾构式的形式与意义呈现一一映射的特点,遵循严谨的“一对一”模式。

　　二是由于英民族自古形成了“二分”哲学思维模式,他们对舍得关系的表达,不像汉民族那样,将该概念识解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是将其分析识解为两个相互独立、彼此分离的部分,再加上英民族追求语言表达的形式与意义匹配遵循严谨的一一对应原则,最终,英民族将对舍得关系的表达构式化为两个形式与意义一一映射的构式:表“舍”义的双宾构式和表“得”义的介宾构式。之所以将舍得概念识解为“舍得分立”,是因为英民族将舍与得识解为两个独立且分离的过程或阶段。具体见实例如下:

　　(17)John baked Mary a cake.(表“给予”义的双宾构式)

　　(18)John stole a bicycle from Mary.(表“获得”义的介宾构式)

　　实例(17)(18)的形式与意义的匹配严格遵守“一对一”模式,都只能表唯一的意义。实例(17)只有表“舍”的语义功能,意为约翰烘焙了一个蛋糕,且把它送给了玛丽(约翰“舍”玛丽“得”)。而实例(18)只能表“得”,解作约翰从玛丽那里偷来了一辆单车(约翰“得”玛丽“舍”)。简言之,出于“二分”的分析性思维模式,英民族习惯于从一开始就精确地界定一个概念的内涵。然后,在概念的流动当中来把握复杂场景的多样性和多变性。

　　综上所述,汉英双宾构式的概念化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汉英民族自古形成的凝结不同文化的民族精神和不同类型的思维模式:汉英双宾构式之所以呈现“舍得同构”,是因为汉民族自古以来受到中华民族舍得精神的熏陶和“合一”哲学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导致英语双宾构式的形式与意义严格遵循“一一对应”原则,对舍得关系的表达构式化为“舍得分立”的双宾构式和介宾构式的深层动因是英民族的分析精神和他们所遵循的“二分”传统思维模式。

　　基于对汉英双宾构式历时语料的考察与统计分析,本研究发现,汉英双宾构式的差异不只是汉英语言各自内部发展或进步的结果,还有受到汉英民族不同的精神力量和思维模式的熏陶和影响所致。汉语双宾构式呈现“舍得同构”,是因为汉民族长久受到浓缩中华文化和智慧的舍得精神和“合一”思维观的影响;而英语双宾构式表现为“舍得分立”,则是英民族经久受到自古形成的分析精神和“二分”思维模式的熏陶所致。

　　本研究立足汉英民族精神和思维模式,对汉英语中意义相近的双宾构式的形义匹配差异及其动因做出合理的解释,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语言运用能力,也为今后汉英语言中近义或同义表达形式的细微差异的研究提供借鉴,还能够为当今的机器翻译研究提供参照,对英语教学也能提供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