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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论文：城镇化均衡发展理论框架构建
来源：985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1-09 10:52
一、引 言
“以地为本”的中国式城镇化正在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之路，城镇化失衡发展凸显出来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尖锐，呈现出空间失衡、结构失衡、匹配失衡三大失衡特征。
一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城镇化与工业、农业的非均衡发展。首先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万广华、朱翠萍（2010） 等比较了产业结构占比和城市化率，认为两者不相匹配； 冷智花等（2016） 运用钱纳里模型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城镇化发展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其次是城镇化与农业的非均衡发展，首当其冲就是粮食安全问题，土地城镇化利益驱动下非粮化非农化趋势加剧，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老年农业”不具有可持续性，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是空间失衡，表现为城镇化区域非均衡发展和城乡非均衡发展。城镇化区域发展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未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如何发展，是实现城镇化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城市化进程中城乡非均衡发展矛盾突出，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Ravallion & Chen,2007） ,①中国事实与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不一致，按照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
三是匹配失衡，表现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发展。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异步发展困境是城镇化发展中的难题，城镇化凸显造城运动和空城困境，土地财政驱动的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吸纳有限，同时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推进，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存在显着的空间异质性，西部地区加速的土地城镇化并没有拉动人口城镇化的同步增长，冷智花等（2016） 运用塞尔指数测算发现，西部地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差异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平衡发展理论是以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Sato,1964） ,Rosenstein-Rodan（1961） 的大推进理论和Nurkse（1953） 的平衡增长理论是其代表，大推进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获得外部经济效果，而Nurkse的平衡增长理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各经济要素具有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在市场经济下，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后将导致各要素收益平均化，进而达到各地区经济平衡增长。但平衡增长理论是以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并且无成本为前提假设的，忽略了地理空间异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主要从资源的稀缺性角度指出区域均衡发展不可行，Myrdal（1957） 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发生和均衡扩散的，一些区域会首先发展起来，产生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不断扩大，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地区流动，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在市场机制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区域的不平衡性加剧，因此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来促进平衡发展。Friedmann（1966） 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经济发展初期二元结构是明显的，但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必然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平衡理论还是不平衡理论，最后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对于城市化的经济运行来说，城市化经济均衡的最高目标值应当是在不断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达到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转型时期，城镇化发展研究意义重大，本文旨在梳理已有的西方城镇化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城镇化发展事实与特征，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均衡发展理论，探索中国城镇化从失衡到均衡发展路径。
二、西方城镇化发展主要理论及思考
（ 一） 人口迁移理论及反思
最早的人口迁移理论是拉文斯坦的“迁移定律”（Ravenstein,1885） ,他认为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收入，改善经济状况，并对迁移机制、迁移人口结构、迁移空间等特征规律进行了总结，提出着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刘易斯（Lweis,1954） 在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模型中以城市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将一国经济分为两部门，即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由于劳动边际收益率差距而引发了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刘易斯模型无法解释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失业问题相当严重时仍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的现象，后来托达罗（Todaro,1969） 采用预期收入①解释了此类现象，他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规模继续增大的主要原因，并阐释了劳动力基于比较经济利益的理性经济行为。但托达罗模型没有解释市场不完善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忽视了非正规部门对就业和增加生产的作用。国际人口迁移理论学说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派、新家庭迁移学派、双层劳动力市场理论、移民网络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分别从社会网络、政治干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以及双层劳动力市场下的跨境迁移行为进行论证（ 赵敏，1997）。
上述人口迁移理论从各个角度对人口迁移行为进行归纳，但也存在事实与理论相违背的情形，我们在分析人口迁移行为时应具体结合每个国家的背景和相关制度政策。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但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却与传统人口迁移理论相违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却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和贫富差距过大将妨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 二） 农户行为理论及反思
根据农户行为和动机可将农户行为理论划分为四大经典学派，即马克思学派、恰亚诺夫学派、舒尔茨学派和黄宗智学派（ 王爱丽、李圣军，2008; 王庆明，2015）。不同时期、不同约束条件下农户理性行为的具体表现各异。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户行为与动机凸显出社会化小农特性，其行为动机和目标是货币收入最大化。舒尔茨认为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充分理性的，在传统农业阶段，即在投入现代的生产要素之前，就已经对可获得的资源进行了有效配置，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农民对市场价格的变动能作出迅速而正确的反应，经常为了多赚一个便士而斤斤计较（ 西奥多·舒尔茨，2013:4）。农民从农业及手工业、商业方面利用那些可以在总量上得到边际劳动单位最高报酬的机会，如果有利的市场形势在报酬方面对从事手工业、商业比对致力于农业更为有利，农户更乐于以手工业、商业建立基本均衡。制度化的“过密化”、“内卷化”农业主要体现在农业从业人员的休闲时间，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①而外出的不确定性风险又迫使农户依赖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 黄宗智，2006; 黄宗智、彭玉生，2007）。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阐释了家庭经济行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对其持久收入的理性预期（Friedman,1957:20-37）。
农户行为理论对农户的代际特征和变化没有过多研究，而新生代农户在行为特征、思维方式、文化理念等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代际差异，持久收入理性预期、理性小农理论已不能解释新生代农户的行为。新生代农户行为和需求呈现多元化，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物质的需求，精神层次和发展层次的需求在增加，也需要用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农户的行为特征和代际差异。
（ 三） 城市化发展阶段理论及反思
城市化发展阶段理论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Northam（1979:1-99） 提出的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他把城市化发展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国家处于农业社会的阶段，逐步发展工业，工业化水平处于早期阶段； 第二阶段是城市化水平超过30%,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一个拐点代表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第三个阶段是城市化水平超过70%以后的成熟时期，基本已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转型，进入工业化发展后期，这个阶段是城市化发展的第二个拐点，拐点后城市化发展趋于平缓。
根据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的关键在于，城市化发展水平是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S曲线理论无法解释巴西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水平并不与之匹配相适应，导致了过度城市化带来的诸多城市化发展难题，曹宗平（2014） 运用世界银行的数据论证了巴西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现象，那么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并不能解释一些国家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失衡状态，S理论是一种“城市化有序机制”下的理论，如何来解释一些国家城市化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即城市化在无序状态下的失衡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框架来进行解释和指导。
（ 四） 城市增长理论及反思
城市增长理论模型从静态的单中心城市AMM模型①到Brueckner（1987）、Capozza & Helsley（1989） 的动态城市增长模型，再到新经济地理FKV模型，②城市增长理论更关注城市的集聚现象，用集聚经济来解释城市增长，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空间上的聚集导致了一系列城市的出现和发展。Button（1976） 认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工业化的发展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工业化发展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扩张。Chenery &Syrquin（1975） 建立了世界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比较发展模型，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是一个由紧密到松散的变化过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在减弱，服务业起明显的主导作用。新经济地理模型假设一个地区有农业与工业两部门经济，当一个地区增加多样化产品时，人口规模也变大，进一步推动城市规模扩张。城市增长理论从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增长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通常采用GDP、人均收入、失业率、人口增长等指标来衡量城市增长，城市规模大多采用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指标。鲍莫尔、奥茨、理查森为代表的累积非均衡增长模型侧重研究集聚经济对城市累积增长的效应，埃戴侧重最优城市规模的确定，而巴顿认为并没有单一的城市最优规模可言（ 周文，2003）。
中国城市增长更多与政府行为相关联，新城区崛起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增长，传统西方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城市增长理论是否能解释政府导向下的城市增长，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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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动力机制，分别从人口城镇化动力机制和土地城镇化动力机制来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非均衡发展的动机因素。人口迁移理论论证了城乡收入差距是人口城镇化的动力源泉，收入差距导致了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工业化是土地城镇化的引擎，土地城镇化是城市土地和农业土地效率的市场均衡过程，探寻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互动机制、发展特征，实现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寻求城镇化均衡发展路径。
第四，制度约束、行为决策、动力机制对城镇化均衡发展的影响机制。从制度因素、行为决策、动力机制三个层次来对城镇化失衡发展成因与动机进行分析，而三个层次是如何来影响空间均衡、结构均衡、匹配均衡三个均衡。首先从动力机制层次来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动力源，在城镇化初期，是由工业化发展带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发展壮大，这时候工业的作用减弱，而第三产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加强，城镇化发展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历程。由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收入差距的存在，农业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市，由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人口要素自由流动，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产业发展相匹配，达到均衡状态。然后从制度因素层次来看，城镇化本来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而非过程和手段，当制度作为外生力量，限制人口要素在区域间产业间的自由流动，就会打破市场机制下的均衡状态，政府行为在城镇化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违背了市场机制下的自然均衡发展状态，政府主导强行推进的城镇化进程就会打破原本的均衡状态，出现城镇化失衡发展的局面，即工业的发展阶段必须和城镇化发展速度相适应，城镇化发展才能达到均衡状态，均衡状态是城镇化发展的最优状态，而不是用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快与慢来进行衡量，过快的城镇化发展如果不能和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相匹配，亦会进入城镇化失衡发展困境。
六、结 论
本文首先从结构失衡、空间失衡、匹配失衡阐述了中国城镇化失衡发展现状，根据中国城镇化发展事实与发展特征对传统城镇化发展理论进行思考，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有其独特的制度背景、人口背景、发展特征以及历史沿革，西方传统城镇化理论虽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有借鉴作用，但已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理论，需要根据中国城镇化发展事实和发展特征建立中国城镇化发展理论框架，来指导和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基于以上思考，系统的考虑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各要素均衡的互动性和层次性，构建城镇化三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在此理论框架下从三个均衡、三个层次、二个维度对城镇化失衡发展机理，及从失衡到均衡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分析。三个均衡是从结构均衡、空间均衡、匹配均衡构建城市化三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三个层次是从制度成因、行为机理、动力机制三个层次剖析中国城镇化失衡发展成因与机理，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人口流动制度等制度层面来分析制度对城市化均衡发展的制约因素； 二个维度是从空间和时间来分析城镇化发展的均衡状态。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城镇化发展应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匹配适应，才能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农业的同步均衡发展； 第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而非原因和手段，让市场机制更多的起作用，不要片面追求城镇化发展速度，而是要达到城镇化发展的最优化均衡状态； 第三，制度的变迁和演变决定着城镇化的发展方向，要根据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情况，考虑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来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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