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论文：美好生活时代精神生活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摘    要：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特质，物质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实体，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的灵魂。当前物质生活带来的感性刺激遮蔽了精神生活对美好生活的重要意义。人们不重视精神生活的根源在于精神生活的物化和生存世界面临被资本驾驭的危险，而这往往又与商品拜物教、文化的工业化和虚无主义的肆虐相互勾连。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里，资本对生存世界的驾驭导致精神生活被物质生活安排和要求着，美好生活呈现出来的乃是异己的和非本真的物化状态，现实中的实践主体失去了美好生活所需的根基持存性。克服和破解精神生活物化困境的路径在于进一步创造出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打造出优质的文化产业及文化事业，不断培育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最终让人们摆脱物质对精神的奴役状态。

　　关键词：　美好生活; 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 虚无主义; 共产主义;

　　物质生活构成了美好生活的骨骼和实体，精神生活构成了美好生活的灵魂和血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两种异质性的生活样式构成了人们基本的生活样态，只有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同步发展到一定高度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转化为现实。当前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已使人民的美好生活抵至物质生活的深处，但精神生活之于美好生活的重要意义则被经济理性和财富理性遮蔽了，资本对生存世界的驾驭导致精神生活被物质生活安排和要求着。新时代美好生活语境中的精神生活的缺失和不在场势必会带来日益尖锐的问题，嘲笑理想、拒绝崇高、丑化人性、追求物欲、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都是精神物化所诱发的畸形病症。新时代中国要实现美好生活，面临的最重大和最紧迫的思想任务之一，就是加强人们精神家园的建设。

　　一、美好生活时代中的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的灵魂，贪恋物质世界的繁华而辜负精神生活的崇高是没有意义的。在现实性上，精神生活作为人类追求生命意义的基本维度和生活样式，乃是一种立足于现实但又在不断抽象现实的同时不断享受着这种抽象的美好生活的样态。对实践主体而言，正是精神生活的内在超越性特质，才将感性世界的人的生存变得美好。“有意识的精神生活”属于彼岸的“此在”和“唯一者”，这是生存世界的主体性力量对自身存在和价值实现的精神追寻和意识自觉。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祛除了意义世界中的虚无性、不确定性和漂泊的无根状态，还在于为人的生活和灵魂深处填充了愉悦的质料，让人在美好生活时代有了质的享受。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归宿，同时承担着认识物质世界并改造物质世界的历史使命。若美好生活遗失了精神生活，那么追求意义世界的人类必将陷入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无家可归的状态”并承受米兰·昆德拉所展示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焦虑。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着深刻的人性论根据，它是人类孜孜以求和矢志不渝的生存理想和内在渴望。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呈现，映射出人之自由本性对“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迁的理性期待。何谓美好生活？其不仅体现在“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等方面；还体现在人们思想深处的更高层次追求，如理性觉知、心灵归属、文化认同和情感寄托等方面，亚里士多德曾将这种生活描述为理性沉思所禀赋的一种自足、悠闲自适和持久不倦的样态。总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度渴望和超越性价值追求，蕴藏着不断提升精神生活、创造精神生活、成就美好生活的意义。
 

　　精神生活对美好生活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要把这种重要性昭示为真理，就必须深究精神生活对人的存在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解释。正如伯曼[2]所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力量和独创性，是怎样照亮现代精神生活的？”马克思的解答不仅为人们把握现代精神生活的本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质料，而且给创造和享受新时代精神生活的主体指明了基本发展方向。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虽以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但它不是“没有灵魂的唯物主义”，而是依据人类精神生活的本真样态来把握时代脉搏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看来，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精神生活虽是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但必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并受到物质生活的制约，而一个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发育水平和根本性质总会受到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关系架构的影响。尽管如此，精神生活也不会完全附庸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相较于物质生活而言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表征为精神生活能反过来解释、规范、引导和反思物质生活，并赋予实践主体以生存的价值。精神生活的价值追寻依靠生存世界物质元素的托举和支撑，并在社会历史及其客观实践的过程中呈现自我。站在历史的长河里审视精神生活，它无疑侵染了历史记忆的瑰丽色彩。马克思[3]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特定时代中的精神生活在内容和形式上总是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的精神风貌、思想观念和文化趣味也总是烙印着特定时代的标记。因此，精神生活既非空洞的、主观的和抽象的形式，也非单纯的“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或其“内部自身”，而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成熟的和面向当下及未来的真正实体性内容。新时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具有内在统一性，要保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和谐，就要在动态起伏的生活结构中维持历史记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张力，在继承中实现精神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人类的精神生活既不能被降格为一种感性自我的物欲表达，也不能遁入某种“超感性”世界的神秘领域，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不断为实践主体提供改造世界的内生动力。精神生活不仅是现代人类生活的灵魂，而且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生命反映形式的内部支撑力量。马克思从历史和实践双重向度对精神生活的深刻洞察，为我们反思精神生活对于美好生活的重要意义，以及新时代人们在精神生活上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想框架。

　　如上所述，我们已经确认美好生活离不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且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和美好生活的基础。据此，我们决不能否认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对美好生活的重要性，因为物质基础构成美好生活的骨骼和实体；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精神生活之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不可或缺性，因为丧失灵魂的美好生活是纯粹的虚无和烦忧。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并且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从生产生活资料的极端匮乏阶段转向了物质资料的较为富足阶段，并呈现出物质资料生产相对过剩的发展趋势，新时代的中国已经有经济能力和实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物质生活需要。但客观审视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物质生活的丰满与精神生活的“骨感”并存，物质生活登上美好生活的“王座”，精神生活则遭遇贬黜并“蜕变为一堆美丽的垃圾”[4]，美好生活的灵魂特质似乎已经被彻底物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遮蔽了。与通约一切的兜中货币权力相比，一切能够被憧憬的、歌颂的、眷恋的和理想的“爱恨情仇”都在金钱的促使和逼迫下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意义生活彻底转变为物欲生活并惨遭蹂躏。新时代“美好生活”语境中的精神生活的缺失和不在场势必会带来日益尖锐的问题，资本逐利意志的蔓延直接使“个体不得不面对稳定的压力，即不得不凭借个体的力量去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非连续性和空虚”[5]。资本对健康个性的侵蚀导致个体越来越难以形成具有价值旨趣的意义世界，并引发每况愈下的社会认同危机和自我认同危机，最终使实践主体的整个价值世界和精神生活发生坍塌。嘲笑理想、拒绝崇高、丑化人性、追求物欲、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都是精神物化所诱发的畸形病症。

　　尽管党和国家一直在构建和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但这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就目前看来，新时代的精神生活建设略微滞后，尽管我们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但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深处仍未建立起与物质生活相匹配的精神生活，国家也还没有建立起能够完全适应、引导、解释物质生活的精神文明和一种稳定的精神理念文化系统，精神生活的内涵和外延仍不能达到美好生活的要求。我们不能将精神生活的缺位归咎于物质生活的丰裕，但必须在物质化的感性世界中去觅寻导致人们精神生活缺失的原因，这是人们在新时代实现美好生活的轴心所在。

　　二、美好生活时代精神生活遭遇的物化困境

　　美好生活时代何以会遭遇“失魂”的危险？根源在于精神生活的物化和生存世界面临被资本驾驭的困境。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技术“座驾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坐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6]。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里，资本对生存世界的驾驭导致“人被坐落于此”并被“抽离了灵魂”，精神生活被物质生活安排和要求着，美好生活呈现出来的乃是异己的和非本真的物化状态，现实中的实践主体失去了美好生活所需的“根基持存性”。资本对物质世界的驾驭说到底是资本拥有支配一切、占有一切和购买一切的经济权力，这种权力最终剥夺了人的主体性并把人彻底物化为资本增值的附庸。从“物化”概念剖析新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状况可以表达这样一种思想深度，即人对物的依赖和追求映射出人向物的沉沦和在物质化世界中的迷失，从而难以获取美好生活所需的精神食粮。

　　（一）精神生活的物化表征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盛行

　　马克思[7]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哲学批判中指出了商品拜物教的实质：“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这种“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不仅控制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表现为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全面侵蚀。伴随生存世界这个“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越来越深入并决定性地注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便普遍把黄金、钻石、货币和资本等当作万能的神来崇拜，因此这些看上去必须由人来支配的东西恰恰都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商品拜物教的最终结果就是，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完全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物质生活完全遮蔽了精神生活。马克思[8]52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在金钱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若从形式上看，新时代的中国尽管已从总体上摆脱了物质生产状况的掣肘，但是仍被更深层次的物化逻辑和人的对象化力量宰制着，因此人们的精神家园和精神生活往往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样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理性和资本形而上学禀赋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对人的精神生活的统治，而人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与其所支配的商品和货币的数量是直接对等的。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是真、善、美、德性、理性、神性等精神生活中的进步观念都任性地指向了各种低俗、贫乏和物役化的逐利世界，另一方面则是消费世界裹挟的强制化感性体验和欲望迫使人沉醉其中并加剧精神生活的物化。可以说，新时代精神生活的非理性状态归咎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盛行。

　　（二）精神生活的物化标志着精神生活的内在超越性被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所消解

　　资本逻辑从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的扩张衍生出了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载体是标示物化趋势的对象化力量，这是人们精神生活物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现代文化工业指向整体性的社会文化系统而非独立的工业部门，它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整体技术、艺术、工业、消费、快感和世俗元素杂糅并整合为一体，从而生成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消极意义在于：一方面从思想深处影响并禁锢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导致人们生活在固化的病理畸形样态之中而毫无进步可言；另一方面则重新构建并形塑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导致人们精神空间的整齐划一并最终被抽离了内在超越性和丰富性。

　　可以说，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对精神生活的最大冲击就是把精神生活问题降格为经济利益问题和消费欲望问题。首先，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迫使精神生活陷入花样百变、种类繁多的感性物欲刺激之中，并通过实践主体所特许的消费本质和文化霸权，实现了对精神生活的全方位控制。尽管大众文化能在形式上满足实践主体的感性需求，但其本质是为资本的逐利意志扩张和实现某种商业目的而量身打造的“快餐”，根本无法给人们的灵魂和心灵提供诗意栖居之所。因此，文化工业的外在性刺激并不能给人们提供丰富而优质的精神生活，而只能用浅薄的旨趣激发人的各种消费欲望，从而为某种商业目的服务，这最终将钝化并销蚀人的进步观念。其次，当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登上人们精神生活领域的“王座”后，便会手持各类新奇事物俘获并绞杀人的主体性，于是人的精神将在对各种新奇事物的渴求中降格为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捕获物”。于是我们发现，生存世界中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感觉都可能被单纯的工业化的文化所取代，迷离的景观化精神生活或可使人们找到“感觉的幸福”，却无法使人们体验到幸福的感觉。但问题是，不少人都选择沉溺于“娱乐至死”的物欲生活中，心甘情愿地舍弃独立的精神生活并为精神生活的物化拍案叫好。最后，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都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病理状态。个体精神生活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已经被世俗化和物役化的名利地位、品牌效应、人气指数所消解，人们常常使用“诸如郁闷、浮躁、烦、焦虑、畏怯、压抑、失落、疲惫、无奈、无聊、孤独、迷茫、被抛、荒诞、绝望等等词汇来描述当下的精神感受”[9]，这表征着大众文化霸权中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日常状态。如果说躁动、刺激、物欲和享乐等所呈现的是人们未经反思的对文化工业世界的感性认知，那么浮躁、怯懦、压抑、无奈和绝望等词汇表达出的是实践主体亟待摆脱而又无法摆脱精神生活物化的现实处境。

　　（三）现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加剧了虚无主义的肆虐

　　虚无化是精神生活物化的必然产物，人们精神生活的彻底虚无化将使实践主体最终丧失意义世界中的本真雅趣。于是我们发现，生存世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在‘戏说’、‘水煮’、‘笑谈’等表达方式中，历史失去了它应有的凝重和庄严，蜕变成一堆美丽的垃圾”[4]。一是，精神生活的物化使人们极端否定超感性领域的价值，这暗示着信仰体系的废黜和彼岸世界神性的瓦解。一方面是现代人们的精神世界丧失了传统稳定的秩序和地缘情节的支撑和庇护，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生活的物化迫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结降格为赤裸裸的物物关系。当今，我们很难确认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是否还存在着某种地域性或传统性的神圣信仰，因为大多数人都将超自然的宗教、神灵及其精神力量当作乌托邦。更加诡异的是，人们往往用物质生活中的丰裕感来填补超感性精神生活领域的虚无感，这种趋势必然会给人类带来大量的精神疾病。这种疾病的极端表现就是心灵世界的虚无、道德价值情感的淡漠、公共生活价值秩序的乱象丛生、终极价值连同规范价值的祛魅，以及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霸道横行。二是，如果说前一种虚无主义是把精神生活中的神圣、尊严和超越性向度连根拔起的话，那么现在更实在的精神生活物化则是对人之基本价值的极端虚无化[10]。人的基本价值包括多个方面，其根本在于人的创造性，除了创造与改造物质产品和物质世界外，当然也包括创造文学艺术思想、改造意义世界以及发挥自身德性、品格影响他人等，这就关涉到了精神生活。这种虚无化的野蛮往往把人的价值与创造物的价值画上等号，仿佛人要实现价值或更高的价值就必须能够制造或置换出商品，如此人生才有意义。一旦人不再能置换出物化价值，他本身就没有了价值，而这种是否能够置换更高的物化价值所引发的比较，会使人产生“相对剥夺感”。目前社会中不断扩大的高收入群体的优势地位与几乎不变的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劣势地位形成了巨大落差，这种阶级分化的消极信号以及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再一次加剧了个人不满等消极情绪，这种恶性循环无疑会使精神生活的物化愈加严重。

　　很明显，上述资本增值的逻辑与人本真的价值逻辑发生了冲突，而资本增值逻辑的胜利则导致了精神生活的虚无，由此必然衍生出一种“存在者的空虚”。精神生活面对物化逻辑的逼促，美好生活或将真正遭遇“失魂”的危险。当前，人们的肉体和心灵或许正在遭受物化逻辑的摧残，这不仅使个人面临外界物质压力的干扰，而且使人们的精神空间失去了本真的从容和内在超越的精神自由。就此而言，当我们在社会深处察觉美好生活遭遇困境后，历史赋予的迫切任务便是消解现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挖掘精神生活的价值意义，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增添质的色彩。

　　三、美好生活时代精神生活物化的化解之道

　　习近平[11]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精神生活的富足、精神家园的温馨和精神境界的超拔既是新时代美好生活样态的本真呈现，也是度量人们总体生活质量和国家地域间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美好生活时代的来临不仅有赖于广阔的经济财富空间和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创造，而且取决于新时代人们精神生活世界的开拓性建设。尽管中国目前已经为实践主体创造了较为优质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人们精神生活的物化状况仍让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跛足前行。要消除人们日益膨胀的物欲，为美好生活注入灵魂，我们既不能流俗地单就精神生活而妄议美好生活的确定性模式，因为物质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也不能肤浅而狭隘地将物质生活当作美好生活的全部，因为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的灵魂。

　　（一）创造优质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人们精神生活获得巨大发展的前提

　　马克思[8]531的历史唯物主义判断：“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毫无疑问，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对人们的全部生活活动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而精神生活面临的物化问题，必须依靠改变生存世界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过程才能得到解决。

　　今天人们精神生活物化的根源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日益丰富，而是由于生存世界物质资料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实践主体才表现出对物欲的追逐。这提示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丰裕的物质产品，进一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此处的悖论是：当今中国若轻视甚至脱离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就不可能使美好生活转变为现实，但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和对物质产品的追逐又必然造成精神生活的物化困境。一般来说，只有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后，人们才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因此现阶段可能出现的物化趋势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遭遇的问题。

　　克服和抵御现代精神生活物化的方法论探究不在于把物质生活送上“绞刑台”，相反，创造更为优质的物质生活条件才是摆脱精神生活物化处境的关键。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放任精神生活物化趋势的蔓延，必须在物质实践生产和精神生活健康运作的交织过程中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这既是人的精神生活与内在超越性的统一，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精神对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核心要义所在。

　　（二）创造优质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人们克服精神生活物化的必要手段

　　不可否认，当前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滥觞，很大程度上与资本集团和商业媒体精心设计的庸俗化审美、当下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有着重要关联。但我们同样也能看到，在当代中国，就精神提升与物质侵蚀的辩证关系而言，教育文化水平的相对提升总体上还是起到了对冲物化挑战，进而充实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年原始数据的定量分析中可以看到，居民主观幸福感在一定范围内与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一方面，教育作为个体行动资源可以帮助个体目标的实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拥有更多改变自我、获取成功的机会，因而也就更加容易获得幸福感，提升生活满意度，不断走向美好生活。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往往伴随着科学文化素养水平的提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文化品位与文化修养普遍高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所以对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应当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以及质量，不断提升人们的文化品位和文化修养，进一步培育、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同时通过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让丰富的文化生活持续滋养人们的精神生活，进而破除被感性化、娱乐化、媚俗化、碎片化、快捷化和平面化等世俗物欲所充斥的困境。作为满足人们日常精神生活需要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它关系到人的知、情、意的丰富和情趣、能力、修养的养成，其目的在于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在文化娱乐生活中达到愉悦、怡情和审美的效果。

　　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人不仅是创造并享用物质生活资料的主体，也是创造并享用现代化精神生活的主体。实际上，人们创造并享用文化盛宴的过程，也是体验和享受真善美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物质文明积淀的基础上毫不动摇地推进文化建设，为市场和社会提供大量喜闻乐见和高雅有趣的文化产品，使人们能够在感性体验等浅表层次以及超越性体悟等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中批判性地抵制物欲化的“俗文化”。而赋有正能量的影视剧、音乐、舞蹈、文学、体育、诗歌等文化艺术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这个目的，最终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摆脱物化的纠缠并为美好生活的实现填充斑斓的色彩。

　　（三）不断培育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归宿

　　信仰是精神生活的轴心支柱，丧失信仰的人，灵魂必然在无根状态中四处漂泊，美好生活也就没有了内在支撑。信仰从思想深处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它既能反映出实践主体的精神样貌，也表征着社会的最高意识形态。“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2]，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扞卫新时代精神生活的卫士，它为我们走出精神生活的物化困境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要提供了价值导向。共产主义信仰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上，其不仅蕴藏着“现实的因素”，还能瓦解对象化世界中的物对人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在与时代精神的关联中把这种信仰转化为具体的现实的思想动力和精神力量。

　　马克思[7]185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一直是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所在。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不能缺失精神生活这一灵魂特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家园的和谐则必须依靠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才能得到内在支撑。当前，我们要把共产主义信仰贯穿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以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现存的社会精神状况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同时通过这种变革为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架构上的规范、尺度、原则、动力和目标，最终使美好生活转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