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论文：浅析对扎根理论在环节的批判中的运用

　　扎根理论自二十世纪被引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以来，可谓盛极一时。其基本思路是:从资料中产生理论，对理论保持敏感，采用不断比较和理论抽样的方法，灵活运用相关文献，然后对建构的理论进行评估。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将此方法奉为圭臬，在众多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研究。这种方法因其相对于定量研究的优势获得人们的认同，但其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范式，而实证研究有其局限性。因此在肯定扎根理论优势的同时，对这一方法本身的限制和运用范围保持清醒的认识，对其进行适度批判，厘清其前提与适用界限，无疑对有效运用这一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批判当然需要批判的武器，在二十世纪的哲学方法论中，现象学方法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哲学方法之一。以现象学方法论对扎根理论基本思路中的关键点进行批判，可以帮助我们跳出扎根理论的窠臼，进而达到对扎根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认知，并让该研究方法的效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一、对扎根理论中“不设理论假设”环节的批判

　　扎根理论主张在研究进程开始之前，研究者不预先设定理论假设，而是强调:“理论一定要可以追溯到其产生的原始资料，一定要有经验事实作为依据。”[1]以此为据，人们认为扎根理论保持了研究的价值中立。以现象学方法进行解读，我们就会发现该研究方法在研究开始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即采用这种方法所开展的研究对社会有用。

　　(一)扎根理论的研究选题是根据社会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

　　对社会有用是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所开展的具体研究共同的“理论假设”。任何科学研究都有双重目的，即科学研究的内在微观目的和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宏观目的。从科学研究的内在目的看，现象学主张中止判断，即不对事物加以判断而进行研究，这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扎根理论所主张的研究初始不设理论前提，无疑是契合了这一点。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任何科学研究必然会选择一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选择必然会涉及到价值选择问题。因此，一些科学研究所声称的价值中立就会成为一种虚言。扎根理论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来自社会，因此不可能不带任何理论假设。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假设就是扎根理论的研究成果要为社会进步提供帮助。因此，扎根理论所谓不设理论假设的前提，只存在于其研究过程内部，要求研究对社会有用，就已经是具有潜在的“理论假设”。

　　尽管如此，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仍然是寻求促进社会合理化运行的有效途径。社会生活变动不居，这就决定了以社会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相关理论都有一定的空间范围和时效限制，要求理论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更新。更新理论的途径有千万条，而扎根理论研究摒弃了从理论到理论的思想反思，研究者直接“面向事物本身”，做一个社会现象的旁观者和社会理论的归纳者，从而能够为我们更加有效理解社会现象的内部机制提供帮助。这种研究思路与现象学主张的“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论是人们日常对世界的看法，还是科学的、宗教的各种观念，统统放入括号，悬搁起来存而不论”[2]23，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二)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局限于主客二元认识论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强调，最终的理论要从资料中来，即要保持客体对主体的独立性，但这并不能保证其研究的客观性。按照现象学方法，人们要想获得真正的客观认识，需要摒弃用现有的理论、概念、范畴作为工具来描述和认识对象，从而让纯正的意识直接面对事物本身。尽管扎根理论研究初始不设理论假设，但研究者使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资料的收集、整理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的判断过程，这种判断不可能不受任何理论、概念的影响。当研究者在现场收集资料时，他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专业眼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评价解析，那么研究者最终获得的资料必然也只是对研究对象某个或某些侧面的缩写。对此，人们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认为不同学科在研究问题时的最终理论建构需要理论预判。对于这一点，笔者并不否认。问题在于，在某一学科理论预设的前提下收集资料时，我们得到的只能是研究对象的一个片面的建构性认识，不会是整体的全面的认识。因此，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并非如其宣称的那样获得了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认识。

　　扎根理论所遵循的主客二元认识论，在研究进程之中是无法得到完全实践的。扎根理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翻版，扎根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主体保持价值中立，就可以对客体即研究对象进行客观观察。理论上是这样，但在研究实践中未必是这样。当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或面对搜集的资料时，“杂乱的感觉材料通过意义给予而被统一，从而一个统一的对象得以成立并对我们显现出来”[3]。换言之，客体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是由主体的意义认知所建构出来的。因此，使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在主观意愿上保持主体与客体的相对独立能够做到，但其在实践之中对研究对象或所获资料的描述必然打上主体的烙印。

　　二、对扎根理论中“不断比较方法”和“理论抽样方法”环节的批判

　　所谓不断比较方法是指在研究进程之中，研究者通过对不同资料之间以及与此研究相关的各种不同理论进行比较，从而找到在资料与理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找到研究的突破口。而“理论抽样方法”主要是“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时，研究者可以将从资料中初步生成的理论作为下一步资料抽样的标准”[1]。这两种方法都涉及抽象思维的运用，共同的逻辑是研究者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抽象思考，进而提炼概念，并探究概念与资料、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表述。两种方法都建立在一种预设的基础之上，那就是:资料是客观存在性的呈现。以现象学方法中的“直观和看”对此进行考量，这个预设其实是有问题的。

　　(一)资料进入研究者视域是双重意义建构的过程

　　对资料的意向性意义认知是研究者分析资料的潜在前提。扎根理论主张进行实地性、现场性的资料收集，之后再进行研究。不论收集资料和最终进行资料分析的是否为同一人，研究者在分析过程开始之前，对资料已经有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以现象学的观点视之，当人类认识事物时，即使做了加括号的动作之后，外部实在问题被悬置，但意识的意向性仍然会展现为一种构造功能。也就是说，当研究者面对资料时，资料作为一种原初给予被直观呈现，是研究的起点。“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的(可以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能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内被理解。”[4]84这种原初给予从哲学角度而言并非客观呈现，而是意向性构成的结果。但需要明确的是，对这个过程仅能进行抽象分析，因为此过程处于非主动、非自觉的潜在状态，是不显现的内在过程。

　　对资料分析的理论性意义建构是资料分析的目的，扎根理论的宗旨是进行理论建构。这种理论建构与科学家运用实验材料验证问题的过程相似，研究者也是采用某一学科理论对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在此过程中，资料所具有的意义已经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即它如何证明和证实研究者的理论假设。这个过程符合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即主体将个别事物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运用理性思维对其进行抽象，从而得到规律性认识。在现象学的研究视野中，个别资料作为一般对象的规律性“并非以某种方式隐藏在个体对象之中。于是，我们可以从个别对象的直观出发，不断转变自己的目光，使它朝向一般的对象”[2]25。也就是说，研究者对资料进行分析的过程本身同样有一个意向性的构成过程。由此，建构理论就与研究者对资料的意向性认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二)资料与理论的实证关系是研究者建构的结果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强调从现场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时注重运用“不断比较”和“理论抽样法”，内含的判断是:如果方法程序无误，那资料与理论就存在不证自明的实证关系。但考察由资料建构理论的准备过程，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实证关系是被建构起来的。

　　选裁什么样的资料来建构理论是研究者自行选择的主观过程。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会在现场生成大量资料，将所有资料都用于研究，在现实中和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选裁资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而这种选裁都是为最终的理论建构服务。问题在于，这种选裁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量化的标准，需要研究者从主观上作出决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主观标准是什么?不同学科视域下的扎根理论研究，其选裁资料的标准有着较大差异，但相同的是不论哪个学科研究必然是以现有的理论范式为尺度对资料作出是否运用的选裁。当以现有的理论范式去选裁资料之时，这就完全违背了现象学方法所奉行的宗旨———“回到事物本身”，研究者已然是戴着有色眼镜在考察资料了。因此，从这里开始，扎根理论研究所建构的理论已经远离了资料与理论之间的客观关联，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资料与理论的内在关系不能证明理论是对研究对象的真实客观的描述。从资料到理论的飞跃，传统认识论认为这是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加工过程。然而这一过程能够形成，有赖于主体的思维加工。资料进入到主体的思维之中，其意象就已经脱离了感性的具体。研究者所建构的理论是这些抽象出来的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再表达。根据现有的研究范式，这必然是研究者运用既有理论范畴对资料进行抽象的结果。以现象学方法视之，“不可设想将一种确定的概念和术语加于任何一种流动的具体物上，而且对于它的每一种直接和同样是流动性的部分和抽象因素而言，情况也是一样”[4]181。再者，当资料进入研究进程后，它就脱离了资料背后所代表的研究对象，但以社会现象或个体行为为载体的研究对象处于一种流变的状态。这些都意味着研究对象、资料、理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研究者主观建构的产物。

　　三、对扎根理论中“灵活运用文献”和“评估所建构理论”环节的批判

　　灵活运用文献指的是研究者对以往文献进行批判性的梳理，以便为资料分析提供多元的理论分析框架。评估所建构的理论主要是根据扎根理论研究规定的标准，对建构的理论进行效能评价。从扎根理论的研究思路看，这两个步骤紧密相连，且它们都是为理论建构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服务的。按照现象学方法，“我们只能去观察，描述所有这些作为自在的本质的知觉、判断等等，去确定一切与本质相关的方面或在本质中的明证所予物”[2]26。换言之，在现象学方法视域中，研究对象“不再是自然的存在物而是一种意义或者说观念的存在”[4]230。由此，研究者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若想真正归纳出理论，就不能用理论对资料作一种抽象形式的理解，而是要“以具体描述代替抽象论证”。

　　(一)让资料完整、客观呈现

　　资料是建构理论的基础，其信度和效度无疑影响到理论建构的有效性。由于资料进入研究领域时因经选裁而存在非完整性的一面，当再用文献对选裁好的资料作进一步研究时，对这些资料的描述是否真实就成了理论是否可靠的关键。

　　当灵活运用文献时，扎根理论的支持者已经意识到“前人的思想可能束缚我们的思路，使我们有意无意地将别人的理论往自己的资料上套，或者换一句话说，把自己的资料往别人的理论里套，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削足适履’，而不是‘量体裁衣’”[1]。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论认知，必将影响最终的理论建构。因此，当研究者评估其建构的理论时，要自觉审视已有的理论对所建构理论的影响。对于如何保证完整展现资料蕴含的意义，依据现象学方法，研究者要自觉实现对对象经过意义变样的描述，即它并不忽视事物的具体性，而是要“在其充分的具体化中将全部本质内容提升到本质的意识，并将其当作一种观念上同一的本质，它像其他本质一样不仅是立即地、而且是在无数例子之中被单一化”[4]116。即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之中，不刻意使用原有理论、概念的含括功能，而是尽可能通过观察，由研究者自己去提炼新的概念。

　　(二)确保理论建构的有效性

　　评估所建构的理论是否有效，有两个维度:一是内部维度，即扎根理论内部要求的标准，即资料与理论的关联度;二是外部维度，即解释类似研究对象的普遍性效力大小。关于评估所建构理论的内部维度因素较多，前文已述，这里重点讨论外部维度。

　　一是确保特殊推论共性的可能性路径。问题在于，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资料再齐全也是个别。建构理论是为求得某一研究对象背后所隐藏的普遍性，普遍性仅建立在个别基础之上可靠吗?对此现象学方法倒是给予了肯定回答:可以“从一个具体的感知或想象体验出发，通过对实例加以变更，进而获得不变的常项即本质”[2]28。研究者使用扎根理论研究的不论是社会现象还是个体行为，其意图是了解这一类研究对象的共性。但任何研究总是具体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物质存在的普遍性和同质性，社会现象或个体行为总会有自身的特殊性。当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近距离、实时、互动式的观察时，所收集的资料是否可以反映这类现象的共性是存在疑问的。如果在此研究阶段运用现象学中的“本质直观法”，就能让局部为推论整体状况奠定基础，从而确保理论建构的效度。

　　二是坚持评估所建构理论的客观性标准。评估研究中建构的理论会有一个与已有文献作比较的过程，这代表着评估所建构理论的客观性标准。坚持这一标准，首先要明确所建构理论与现有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甚至是冲突。从现象学视角看，在研究方法、步骤都准确的前提下，存在差别或冲突都是正常的，因为研究对象一直处于流变之中。其次要明确现象学方法反对用已有概念、范畴去认知事物，并非意味着完全不能用，而是要在用以往概念、范畴评估理论时，注意区别其和所建构理论中的概念、范畴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不同，并评估在所建构的理论中，同样的概念和范畴是否描述全面、清晰。

　　四、结论

　　用现象学方法改造扎根理论，从而提高理论建构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要在各个研究环节自觉灌注现象学的方法意识。一是在研究开始阶段，研究者要放弃任何理论预设。遵循现象学的方法意识，要求研究者在思想中清空以前所有所学的理论知识。也就是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避免用已有的理论或概念内涵去解释自己看到的现象，而要用对研究对象的具体化描述充实已有的理论或概念。二是在研究现场收集资料时，要保持“面向事物本身”的理念，即放弃某些研究者所主张的对资料边收集边分析的习惯，真正做到“看到什么，记录什么”。因为即时性资料分析一般是在用固有的理论、概念对资料进行抽象，此时的抽象工作势必影响资料的完整性。三是进入研究阶段后，对搜集的所有资料进行阅读，然后在此基础上依据建构理论的最终需要选裁资料。所有资料都是对研究对象的一个侧面展示，只有通过对所有资料的整理，才能获得全面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四是在分析资料和建构理论阶段，尽可能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对资料的意义进行挖掘，从而保证资料和理论之间的真正联系。五是评估理论建构的有效性，要看从特殊推论一般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本质直观”，从资料到理论是否做到了现象学式的“具体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