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理学论文：关系困境加剧城市困境儿童社会融入困难

摘要：以“惠迪吉关爱困境青少年家庭项目”中的困境儿童及其家庭为对象，通过访谈及观察法探讨其新特征。研究发现无论表面困境如何，关系困境已成为影响城市困境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而重构关系成为支持其成长的新策略。

 

　　关键词：城市困境儿童家庭; 关系困境; 心理关爱;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New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Care Strategies of Disadvantaged Youth Family

 

　　Sun Jing Sun Xinlan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比重亦逐年上升[1]，截至2018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9.58%[2]。因为流动儿童的持续存在（2015年流动儿童达3426万人，占全国儿童的比例与2010年的12.8%基本相同[1]），在城市生活的儿童比例可能更高。与农村相比，虽然城市的生活配套设施及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但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城市生活压力陡增、多元价值取向激荡、家庭结构变化加剧，城市儿童的成长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心理与学业压力均不容小觑，其中困境儿童因特殊的个体或家庭原因面临更多的成长挑战。

 

　　一、研究对象

 

　　1. 概念界定

 

　　困境儿童在大众传媒语境中经常出现，但定义并不清晰，虽然国务院明确了“困境儿童”的三种类型，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4]，但由于“困境”一词内在含义的复杂性及社会不断变迁赋予的新内涵[5]，学界对于困境儿童的内涵及外延还未达成一致。

 

　　满小欧、王作宝认为[5]：父母是否双全不构成判断困境儿童的标准，困境儿童或许父母俱在，但由于没有能力、主观疏忽或故意等原因无法履行照料与保护儿童的职责；困境儿童的基本需求与权利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满足，这些需求包括家庭关爱、安全、健康、教育、医疗等，资源的缺乏也通常是多重性的；除个体与家庭因素，社会结构性变迁、社会环境及相关支持性政策的缺位也是导致困境儿童产生的重要原因。

 

　　王怡然对困境家庭青少年定义如下[7]：家庭在经济收入、社会支持、社会参与等各方面处于资源匮乏状态，包括父母残疾或患重病、父母因种种原因丧失劳动能力、父母因为离婚、死亡等原因缺失一方、父母不在身边（例如服刑或外出打工）、父母在身边却缺乏对孩子的关爱照顾（例如流动家庭、虐童家庭）等等，身处这些家庭背景中的青少年，统称为困境家庭青少年，困境儿童的概念也可以此推之。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并考虑城市生活实际及实践可操作性，本文中困境儿童与“惠迪吉关爱困境青少年项目”中困境青少年概念一致，指家庭存在现实困境（贫困、进城务工、留守、单亲、领养、再婚、疾病等）或自身存在社会融入困难（因家庭及自身原因出现行为问题、情绪障碍、学习障碍已严重影响正常学习、生活）的未成年人，城市困境儿童特指其中生活在城市的未成年人。当存在两种及两种以上困境情况，如单亲+留守、留守+儿童行为问题+儿童学习障碍等时，即被认定为多重困境儿童。“惠迪吉”为上海惠迪吉公益人心理关爱中心的简称，其是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辖下的一家专业公益机构，以《道德经》等中华文明的深邃智慧为底蕴，以“爱生爱、美生美”为基本理念，以关乎生命的心理学为核心服务。

 

　　2. 对象选择

 

　　研究以“惠迪吉关爱困境青少年家庭项目”中参与“困境青少年家庭团体辅导”的儿童为对象。项目对象的选择由社区及学校相关工作人员（包含班主任、德育主任、心理老师、政府部门青少年保护工作人员）根据概念界定先行推荐，因为名额限制，社区及学校倾向于挑选他们认为最难教育的儿童及其家庭。在结合自主报名的方式初步拟定名单后，项目团队成员通过电话访谈及面访形式，向社区及学校相关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家庭基本情况及主要困境。经过筛选，最终确定上海8个地区（学校）的79户家庭参与，分别来自上海市浦东新区、崇明区、松江区、静安区，地域选择相对广泛，市区及郊区均有涉及。

 

　　二、困境特征

 

　　1. 人口学资料

 

　　在79户困境家庭中，困境儿童的男女比例为1.07∶1,13周岁及以下的儿童占比为91%（见表1），其中10岁及以下的儿童有42人，低龄化特征较为明显。

 

　　表1：困境儿童基本情况     

 

　　2. 基本困境特点

 

　　初期向相关工作人员摸排困境儿童家庭情况后发现，79户困境儿童家庭呈现出家庭现实层面及个体社会融入困难两种类型的困境（见表2）。在现实困境方面，贫困等经济困难因素占比较少，家庭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困境问题更为突出，占现实困境的80%。而在社会融入困难方面，情绪问题影响颇大，实际访谈中发现，情绪障碍不仅干扰了儿童的学习生活，更对班级氛围造成了影响，有些甚至引发同学、师生、家校之间更多的矛盾冲突。77%的困境家庭呈现出多重困境，其中有3户家庭出现“贫困+领养”的双重困境。13户单亲家庭中有10户家庭的子女实际由祖辈抚养，无法得到父母的有效监护，其中6户家庭的父母与子女基本没有联系。56名（70.9%）困境儿童出现程度不一的社会融入困难。

 

　　表2：困境儿童家庭基本困境    

 

　　注：其中61户家庭呈现多重困境。

 

　　3. 核心困境特征

 

　　在与地区及学校相关人员深入访谈（第三方视角），并经由团体辅导中与每户家庭实际接触（主观诉求）后发现，困境儿童家庭基本困境呈多样化，但班主任、青少年保护工作人员及家长在反馈中，更多提到的是家长及孩子在人际关系、沟通交流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孩子不跟我们交流”“根本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孩子）说什么都不听，打也不听”“孩子不服管教，跟同学也相处不来”等等。经梳理，存在亲子关系、人际关系障碍的家庭占比达98%（见表3）。

 

　　表3：困境儿童家庭核心困境情况     

　　(1）现实困境与关系困境交互影响

 

　　经统计，呈现出现实困境的家庭中，97.9%有着程度不一的关系障碍，家长对于如何有效处理亲子关系有极大诉求。如：一户进城务工家庭，孩子有轻度自闭，父母回避问题，仅会用罚站的方式对待孩子，夫妻俩因教育理念不同矛盾很大。三年级的小李（化名，下同）生活在一个再婚家庭，有一个弟弟，自己在家经常无故发脾气，对弟弟态度时有恶劣，近期出现青春期逆反情绪，爸爸妈妈不知道如何与孩子相处。8岁的小赫随父母进城，存在一定的学习困难，他觉得作业量大，不想做作业，更喜欢打游戏。其父不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也较难与孩子沟通。13岁的小静父母离异，她和父亲一起生活，平时由爷爷、奶奶照顾，但是爷爷、奶奶、父亲很少与她交流，小静的妈妈认为孩子比较叛逆，会和爷爷、奶奶对着干，甚至觉得孩子有些“匪气”。小学一年级的小熙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中，妈妈压力比较大，工作忙没时间陪孩子，又因孩子学习较差很着急，但小熙觉得妈妈不爱他……

 

　　调研发现，留守、单亲、贫困、疾病等现实困境并不是让这些家庭感到痛苦的最主要因素，困境出现后导致的亲子关系障碍、人际关系疏离甚至冲突才是这些家庭面临的最大障碍。面对关系的困顿，大部分家长无能为力，他们既没有办法处理好自己跟子女的关系，也不知如何有效指导孩子处理自身与他人的关系，父母采用简单的说教方式甚至会让亲子关系更为紧张。青少年正处于成长期，这些关系冲突对其心理状态的影响更明显，甚至会给其人格健全、未来发展埋下隐患。由于没有亲人间彼此的力量支持，城市困境儿童的现实困境更加凸显，并易形成恶性循环。

 

　　(2）关系困境加剧城市困境儿童社会融入困难

 

　　在调研中发现，社会融入困难家庭均同步出现关系困境。部分困境（如情绪问题）直接由关系困境引发，而当孩子遇到如学业困境及行为问题时，家长的无奈妥协、无效说教甚而粗暴打骂等处理方式难以纠正孩子行为，甚至撕裂亲子关系。家庭作为青少年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父母、子女只能在各自的痛苦中困守，无法给予彼此力量。如：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宇亲子关系紧张，从2018年5月开始情绪波动较大，一度对上学产生恐惧，威胁父母要跳楼。同样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峰据学校及家长反映从一年级开始就有多动症，家长特别想帮助纠正孩子，但孩子始终不愿配合，亲子关系紧张，沟通存在很大障碍。11岁的小豪沉溺在游戏中，睡眠不规律，影响正常上学，父母无法管教。小豪威胁父母，如果再逼迫便离家出走。小洁的父母教育理念不一致，妈妈抱怨丈夫不管孩子，只会说教却不懂教育，为一点儿小事就大发脾气，家庭关系紧张。读小学四年级的小浩被家人格外宠溺，脾气大且情绪反复无常，现出现言语伤害他人（包括老师）的情况。

 

　　调研发现，对社会融入困难的青少年来说，虽然他们的家庭结构完整，父母也承担了抚养责任，亦没有较大的地域变迁，但他们仍然在各种压力下呈现出困顿状态，面临诸多成长的烦恼与困惑。当个体遇到学业、情绪及行为的困境时，不良的关系处理模式非但无法让青少年从亲人、朋友身上汲取成长的力量，反而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让原有的社会融入困难更趋严重。社会融入困难的问题看似是青少年自身原因造成的，但实际反映了家庭支持系统的薄弱，家长的焦灼甚至会引发更大的家庭关系危机。

 

　　(3）关系困境阻碍多重困境改善

 

　　部分家庭呈现出单亲、留守、孩子情绪障碍等双重甚至多重困境，爷爷、奶奶、父母、子女间不能有效沟通，家庭成员无法互相支持等让困境情况更显严峻。如：8岁的小喆生长在一个普通的进城务工家庭。据教师和家长反映，小喆的心智停留在4岁左右，不爱学习，并存在多动、随地大小便等问题。父母管教失效时会打孩子，也会因孩子的不良状态经常争吵。小喆妈妈对丈夫和婆婆有诸多不满，夫妻二人濒于离婚。小喆在父母闹矛盾时会歇斯底里地尖叫，在学校时不能与同学正常相处。小喆的家庭情况属于比较典型的陷入多重困境的家庭。家人非常渴望得到支持，改善不良现状。

 

　　家庭是复杂的系统。在面临多重困境时，家庭成员彼此的支持尤为重要。无论是父母、子女还是祖辈，支持关系被破坏后会导致各方被卷入更深的困境旋涡，孤立无援。多重困境家庭的成员较难“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而是容易出现互相指责、攻击的情况，这导致多重困境的状况更难向良性发展，甚至危及家庭结构的存续。

 

　　三、研究结论

 

　　1. 关系困境成为城市困境家庭新特征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无论家庭的初始困境为何，关系困境已成为影响城市困境家庭获得幸福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关爱城市困境儿童的新课题。人具有社会属性，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个体成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困境儿童因多方因素导致其经历的现实动荡、关系变化、心理再适应等冲击更频繁，程度更深，他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关系困境和情感贫瘠，“精神生活的困境”成为限制他们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8]。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家长及教师对摆脱困境的诉求强烈，他们往往最先表达希望得到帮助与支持的意愿，而困境儿童则通常通过各种“反常”状态寻求帮助。

 

　　当家庭成员无法有效处理彼此关系时，情感的阻塞、关系的不畅让原有困境状况更趋恶化。当普通家庭处于困境时，因其拥有相对稳定的亲子关系、社会关系与成长基础，家庭力量会发挥重要的黏合作用，家人能够通过良好的关系合力应对困难。但处于关系困境的儿童无法通过家庭获得情感支持，他们会因为自己或家庭的不良关系，在面对现实困境时采取相对消极的方式。生活的艰难并没有成为个体成长的原动力，这些困境儿童非但没能“早当家”，反而因关系紧张或破裂面临更大的成长威胁。

 

　　2. 重构关系成为脱困重点

 

　　除了提供物质及基本生活保障外，对城市困境儿童的关爱需要更深层次的心理扶助及稳定、良好的人格建构。有学者提出：“帮困，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解困，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帮困，而且教育帮困并不只是提升青少年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帮助其振奋精神，磨炼意志。”[8]

 

　　精神帮困是系统工程，需要多群体参与，形成全面、广泛的帮扶系统，尤其是家庭及学校支持系统的建立。就目前调研情况看，重新建构运行良好的亲子、师生、生生、家校关系生态，让家庭真正成为幸福的港湾，让每个个体都能够通过良好的关系获得成长力量，进而形成彼此支持、关爱的良性循环，是当今城市困境儿童家庭的脱困重点。

 

　　3. 关系重建令困境转为机遇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时刻都可能面临新的困境。对于困境儿童来说，即使存在部分关系缺失，但当他们能体会到重要他人（父母、祖辈、抚养人、老师、同学）的关心与爱护，能挖掘自身的情感潜能，唤醒“流动爱”的能力（即敞开真心，用积极情感、爱与外界建构关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变其困境状况。当困境儿童与其所在关系中的他人能够一起学习、成长时，困境的发生反而可能对家庭成员产生凝聚作用，给家庭成员面对困境的勇气与力量，困境也因关系的改善成为家庭幸福的机遇。

 

　　四、关爱策略

 

　　对困境儿童来说，改善其所在的家庭、学校、社区的关系及氛围不仅能够促进其心理支持系统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授之以渔”的关爱策略还能提升困境儿童的心理品质，夯实其人格成长基石，这是解决困境儿童家庭各类问题的基础措施。故此，结合“惠迪吉关爱困境青少年家庭项目”的实践情况，提出下述关爱策略。

 

　　1. 用发展视角推动个体主动改变

 

　　困境既是问题也是机遇。当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困境儿童的相关问题，可以发现其自身原有的成长动力。这让困境儿童不再是被同情、救助或是“嫌弃”的对象，而是成为能够给予家人、同学、老师力量的个体，这种转变会为困境的解决提供创造性的方案。

 

　　因为可以敞开心来面对世界，困境儿童能够体会来自亲人的爱，并给予亲人、老师、同学“爱的回流”。困境儿童看到自己的爱能够带给他人幸福、快乐时，其内在价值感将不断提升，逐步拥有健康的关系结构，其心理素质也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应对模式也会更积极，并形成正向的内驱力。

 

　　2. 家校合作重构良好关系

 

　　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少年儿童的重要社会关系主要来自家庭和学校，而困境儿童在这两类关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持缺乏。因此，从“困境儿童家庭+学校”这一关键支持组合入手，是解决困境儿童的家庭、学校相关问题，帮助其摆脱困境的必要措施。在惠迪吉的实际运行中，通过“爱生爱、美生美”团体心理辅导[10]、互动体验心理剧[11]等蕴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形式载体，以体验、感悟的方式触动困境儿童及其家人，汇聚家庭及学校的力量，共同创造一个“爱与美”的氛围，鼓励家庭成员间、师生间、同学间互相流动爱，形成良好的支持氛围。

 

　　3. 多方合力构建“爱的共振腔”[11]

 

　　面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存在的关系问题，若仅从个体入手，逐一处理，成效可能有限，如果推动其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变化，引发“场”动能，将是更为有效的方式。“爱的共振腔“是在实践中行之有效、令多方受益的关爱模式。其强调建构让困境儿童所处的关系中的所有人受益的场域，由困境儿童、父母（或监护人）、学校、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媒体及企业等组成。每个人都在此场域中学习“流动爱”，担负爱的责任。当每个人的爱能够自由流动时，困境儿童的支持系统即被建立，困境儿童及其周围的人可以实现在关系中互相滋养、互相鼓励，困境儿童所在的家庭、学校乃至社区的氛围也相应得到改善。

 

　　结语：时至今日，如何在愈发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良好生存、幸福生活是每个人都需面对的问题。把视野放宽到更广阔的群体与空间时，不仅是城市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每个孩子、每个个体在成长中都会遇到困难与挫折，当能从个体所在的系统入手，从个体的发展动力入手，建立小到家庭、大至学校的“爱生爱、美生美”的氛围时，才能真正形成儿童关爱保护的长效机制，促进整个社会心理文化的重塑与迭新。

 

　　参考文献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http：//www.nhc.gov.cn/wjw/xwdt/201812/a32a43b225a740c4bff8f2168b0e9688.shtml.

　　[2] 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

　　[4]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16/content_5082800.htm.

　　[5][6]满小欧,王作宝.从“传统福利”到“积极福利”：我国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体系构建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73-178.

　　[7]王怡然.赋权视角下困境家庭青少年抗逆力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8.

　　[8][9]高丽茹,彭华民.中国困境儿童研究轨迹：概念、政策和主题[J].江海学刊,2015(4):111-117+239.

　　[10]孙静,孙新兰.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互动体验心理剧培育城市社区精神效用刍议[J].才智,2019(20):216-217.

　　[11][12]徐小娟.关爱留守儿童“爱的共振腔”建设模式探究[J].江苏教育研究,2019(1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