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基础科学论文：农牧户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绒毛用羊（ 主要包括细毛羊、半细毛羊和绒山羊） 产业是我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农牧民从事的主要产业，该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广大农牧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关系到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2013年，中国绵羊毛总产量41. 11万吨，较1980年增长133.92:,但增量以半细羊毛和粗羊毛产量的增加为主，仅能满足中国毛纺工业1 /3的原料需求，羊毛已成为中国供需缺口最大的畜产品之一。目前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羊毛生产国，也是最大的羊毛进口国，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实现适度的规模养殖以保障中国绒毛产品的有效供给，逐渐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农牧户是绒毛用羊养殖主体，因此考察农牧户绒毛用羊养殖规模的影响因素，对中国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对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以澳大利亚为主，也有部分是关于新西兰、美国、中国及南非等国家的研究，这主要是由澳大利亚在世界羊毛生产和贸易格局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在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2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对农牧户养殖规模的影响。Dahlberg[1]（1964）、Reynolds和Gardiner[2]（1980）、Hall和Menz[3]（1989） 分别采用动态计量模型、线性规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羊毛价格变动对澳大利亚农户及国家层面养殖规模及产量的影响，并测算弹性。Jones[4]（2004）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羊毛产量大幅减少的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内羊毛需求大幅减少及低水平的羊毛价格是主要影响因素。Gibbon和Nolan[5]（2011） 构建了满足净毛价格和不同等级羊毛各自特征之间对于的定价模型，以此分析羊毛生产与价格的影响因素。二是环境因素对农牧户养殖规模的影响。David[6]（2004）、Salahadin[7]（2009） 等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地区草场整治和管理改善方面的效果进行评价，认为这些有利于治理草场退化问题的措施有助于养殖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此外，Mohammed[8]（2006）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西澳大利亚地区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引入了“生命周期”预期因素对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但收入、投入要素、个人激励等对农户养殖决策的影响更显着。D'Haese[9]（2003） 研究了羊毛行业协会体制改革对养殖规模的影响。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牧户养殖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面，即从经济效率[10 - 12]、技术效率[13]等角度分析，政策、环境[14]等非市场因素对养殖规模的影响多为定性分析，量化研究较少； 在研究视角上，对经营规模及产量的影响测度多集中在生猪、蛋鸡等标准化规模养殖较高的产业，较少关注规模化养殖程度较低的绒毛用羊产业。有鉴于此，文中利用内蒙古、青海、新疆、四川、山西5省的实际调查数据，运用GMM回归对影响农牧户养殖规模的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以期获得对绒毛用羊产业及现代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的研究结论。
　　
　　1材料与研究方法
　　
　　1. 1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团队在2014年度调研活动中收集农牧户问卷调查数据。调研点所在的内蒙古、青海、新疆、四川、山西等西部5省均为中国绒毛用羊的主产区，在养殖规模和绒毛产量上均位居前列，选取以上5省份10个县（ 旗）122户农牧户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中问卷有效率100%,细毛羊养殖户53户，半细毛羊养殖户30户，绒山羊养殖户39户，分别占样本总量的43. 4%,24. 6:和32% .
　　
　　有效样本的基本特征（ 表1） 显示： 生产决策者的平均年龄为44. 2岁，年龄跨度从20岁- 71岁之间，其中40岁以上的受访户较多，占71. 1%,而30岁以下的受访户则很少，仅占9%,绒毛用羊养殖户老龄化问题严重； 生产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主要集中在小学至初中学历层次，占样本总数的68. 1%,且有14. 8%的农牧民未受过教育； 受当地养殖习惯的影响，多数受访养殖户为子承父业，养殖时间在10 ~ 30年之间的养殖户居多，占样 本总 数的58. 1%,具有较好的养殖经验，但劳动力转移门槛较高； 家庭常年劳动力数量平均为2. 57个，以拥有1 - 2个劳动 力 的 家 庭 居 多，占 样 本 总 数 的64:; 养羊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81. 1%的农牧户养羊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仅4. 9%的养殖户收入不到家庭收入的30:; 此外仅有14. 8%的养殖户本人或家庭成员担任村或村级以上干部，加入专业合作社或协会的比例较低，仅占样本总量的38. 5% .
　　 　　
　　1. 2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1. 2. 1理论模型与基本假定
　　
　　农户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基本的集经济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单位和组织，是农民生产、生活、交往的基本组织单位[15].Schultz（1964） 提出了“贫穷而有效率”的假设，他认为农户像任何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一样，都是“理性人”,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农户的生产行为受利润最大化的引导，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是农户在不同技术水平下的最优决策点。Chayanov（1923） 则强调了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对小农经济行为的影响，小农家庭是生产和消费的综合体，即使边际收益低于市场工资也会持续投入劳动力，小农的最优选择取决于自身的消费满足与劳动之间的均衡。Becker（1965） 在Chayanov小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了新农户经济学理论，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条件是： 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农户的目标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户正由单纯的生产、消费单位变为具有多种经济职能的载体，这一过程中，农户行为总体上呈现出市场行为、趋利行为、竞争行为和科技行为均不断增强的特征，而各种非市场力量在农业中的介入使农户经济决策行为变得难以把握[16].在此大背景下研究农牧户养殖规模这一生产决策行为，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为： 农牧户是集经济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本研究根据调查区域的实际状况将影响农牧户绒毛用羊养殖规模的因素归纳为经济影响因素、政策影响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农牧户个人及家庭特征4个方面，基本理论假设如下：

（1） 农牧户绒毛用羊养殖规模与单位养殖收益正相关，绒毛用羊品种、收入等级对不同规模的养殖户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养殖规模与单位养殖成本负相关，绒毛用羊品种对不同规模的养殖户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2） 农牧户养殖规模与绒毛用羊密切相关的扶持政策相关，一方面，畜牧良种保护与补贴政策、畜禽机械化购置补贴政策、标准化规模养殖奖励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等会降低养殖户生产成本，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 另一方面，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加快了养殖方式从放牧到半舍饲、全舍饲的转变，但补助奖励不足以弥补生产成本的上涨，可能抑制养殖规模的扩大。
　　
　　（3） 农牧户养殖规模受外部环境因素显着影响。选取草场面积、养殖方式作为外部环境特征因素。养殖规模与农牧户承包的草场面积、养殖方式正相关。
　　
　　（4） 农牧户养殖规模受个人禀赋及家庭特征因素显着影响。取家庭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养殖时长这3个变量作为农牧户的个人禀赋因素。一般而言，生产决策者年龄越大，思想观念越保守，规模养殖意愿相对降低，养殖规模可能越小； 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其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市场信息的获取能力相对较强，其养殖规模越大； 生产决策者的养殖年限越长，养殖习惯及干中学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知识总量的增加，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与养殖规模正相关。取家庭劳动力人数、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是否担任村级以上干部和是否加入协会4个变量作为农牧户的家庭特征因素，一般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越有利于从事牧业生产活动，其对养殖规模的影响为正； 农牧户养殖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养羊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一般农牧户兼业化程度越高，其从事养羊业的机会成本可能越高，越有可能限制其规模； 家庭中若有担任村级以上干部的情况，其对各类政策导向的理解更透彻，对市场变化可能更加敏感，对养殖规模的影响为负； 农牧户从事养羊业需要在生产、流通、销售环节获得更多信息和支持，专业化的养殖合作社是交流和技术推广等信息的重要平台，加入合作社的农牧户，可能会获得更多生产养殖、销售流通等方面的信息，也可能获得更便捷的金融扶持并提高议价能力，其养殖规模也会越大。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和基本假定，文中建立了农牧户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选择了4类17个变量，变量含义、解释及其先验判断（ 表2）。
　　
　　
　　
　　式中：β0为模型的常数项，β1、β2、β3分别为滞后解释变量和主要经济解释变量的参数，δj、β4、μi、ωm分别是政策虚拟变量、外部环境变量、生产决策者个人禀赋及家庭特征变量的参数，ei为误差项。
　　
　　1. 2. 2变量选择
　　
　　本研究以农牧户的绒毛用羊养殖规模为被解释变量，研究一组解释变量如何影响农牧户养殖规模。由于农牧户的养殖规模为连续型变量，因此文中同时采用OLS回归与分位数回归分别处理数据分析对养殖规模的差异化影响，通过回归模型得出标准化回归系数值来对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进行直接比较。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 为解决因养殖惯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将养殖规模滞后一期取对数作为解释变量，带入上述模型；2） 与政策相关的虚拟变量为斜率虚拟变量，各类政策通过作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养殖利润从而影响农牧户的养殖行为。
　　
　　1. 3分析方法
　　
　　文中采用GMM模型估计相关参数，描述了自变量X对因变量Y影响。在本研究中，由于存在养殖惯性以及不同样本点上解释变量以外的其他因素差异较大等原因，对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养殖规模为非正态分布，其Q - Q图显示，样本点并非呈一条围绕第一象限对角线的直线，OLS估计是基于残差平方和最小的估计，此时用OLS回归的估计结果既不具有优良性质且稳健性非常差，而GMM的基本思路是最小化样本矩的加权平方和，进而得到参数估计量，允许异方差、自相关等情况的存在，且不需要考虑误差项的准确分布，因此比OLS回归更具优势。
　　
　　
　　
　　2结果与分析
　　
　　2. 1回归结果
　　
　　运用Stata11. 1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结果（ 表3）。
　　
　　2. 2分析
　　
　　2. 2分析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将影响农牧民养殖规模的因素分析如下：
　　
　　（1） 在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单位养羊收益与养殖规模负相关，与假说不一致，但影响显着，单位养羊成本与养殖规模负相关，与假说一致且影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 绒毛用羊的养殖存在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但劳动力成本及饲草料成本的持续上涨，单位养殖收益的增加并不能激励农牧户扩大养殖规模，中国绒毛用羊产业的养殖方式亟待转型向标准化规模化方式过度。
　　
　　（2） 从回归结果来看，畜牧良种保护与补贴政策对养殖规模的影响显着，随着财政支持水平的增加，农牧民购买种公羊的积极性普遍提高，与假说保持一致，但调研显示，当前补贴政策覆盖范围小，补贴标准偏低，对大型养殖场的正面影响高于散户，政策实施以来补贴有抬升种公羊售价的趋势，惠农效果有所降低。畜牧机械购置补贴、金融扶持政策与养殖规模正相关，但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绒毛用羊机械化水平发展不均衡，且实施时间较短导致政策宣传不到位； 畜牧业生产周期的资金季节性需求与金融贷款周期不一致，在担保方式、额度及回收期限方面存在诸多限制，导致农牧民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后劲不足。标准化规模养殖补贴对养殖规模的影响不显着，调研显示，“以奖代补”的补贴方式导致农牧户的前期投资过大存在资金瓶颈，多数农牧户无法享受到该项补贴，目前该项补贴的推动多为基层县或乡政府由上而下推动，对生产决策者影响很小。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养殖规模负相关，与假设一致，但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绒毛养羊养殖规模受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该项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养殖方式从放养转为半舍饲、舍饲，补助奖励不足以弥补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涨，从而抑制了养殖规模的扩大。

······

（3） 调研的草场面积与农牧户养殖规模正相关但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中西部绒毛用羊主产区相继实施了禁牧、草畜平衡、轮牧等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现有的自有承包草场载畜量达到甚至超过临界值，导致养殖规模普遍受限。养殖方式与养殖规模正相关但不显着，说明随着养殖方式从全放养到半舍饲、舍饲的过度，养殖规模在逐渐扩大，可能的原因是，放养的饲养方式因四季粗饲资源丰歉不均，一般会出现“夏饱、秋肥、冬瘦、春乏”现象，极端气候（ 如干旱、雪灾） 及粗放式管理不利于养殖规模的扩大，而半舍饲、全舍饲方式在养殖环境、饲养管理、疾病防控等方面更有利于规模化养殖，但中国绒毛用羊产业整体规模化养殖度偏低，导致该因素不显着。
　　
　　（4） 在农牧户个人禀赋特征中，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对养殖规模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与假设不一致，原因是绒毛用羊养殖户的年龄普遍偏大，样本户中年龄在“ ≥50 ~ 60”的比例为65. 6%,“ < 30岁”的受访者仅占9%,此外年龄相对较大的养殖者经验和知识积累上具有更大的优势，调研显示，年龄这一影响因素对绒毛产业的发展有利有弊，特别是在畜牧业转型时期，合理的年龄结构对该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显得愈加重要。受教育程度与养殖规模显着正相关且与假设一致，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偏低使得农牧户对现代养殖技术学习和理解能力下降，缺乏对市场信息的敏感度，制约了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养殖年数与养殖规模负相关，与假设不一致但显着，调研显示，绒毛用羊养殖户多为子承父业，养殖年龄跨度为20 ~ 71岁，年龄大且养殖年限长的农牧户一般思想较为保守僵化，且养殖精力有限从而抑制养殖规模，这与年龄因素的分析互为印证。家庭劳动力人口与养殖规模正相关但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绒毛用羊的养殖以散户为主，家庭牧场、规模化养殖场等尚未占据很大比例，调研显示，“ ≤2”个劳动力的家庭比例为64:,随着未来规模化养殖的发展，劳动力投入可能会成为显着的影响因素。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和养殖规模负相关，与假设不一致且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绒毛需求市场持续低迷，毛肉价格倒挂严重，持续走低的市场价格使农牧户多持观望态度，养羊比重越大的农牧户越不愿意扩大养殖规模，转产肉羊养殖甚至出现倒改现象成为该产业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是否担任村干部与养殖规模显着负相关，与假设一致，家中有村或村级以上干部的农牧户倾向于较小的养殖规模，原因是与普通养殖户相比，从事养羊业的机会成本越大，兼业化程度越高，导致其养殖规模较小。农牧民加入合作社与养殖规模负相关且不显着，与假设不一致，调研显示，目前已经成立的绒毛用羊专业化合作社普遍存在农牧户合作意识淡薄、组织运行不规范、职能发挥欠缺等问题，对养殖规模的影响有限。
　　
　　3讨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揭示诸多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研究要素之间具体数量关系的强有力手段。总体来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影响因素量化分析模型，通过回归分析确定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从回归的显着性对农牧户养殖规模的主要因素做出具有可信度的判断，为绒毛用羊产业政策的制定和科学决策提供经验参考和决策依据。
　　
　　对于农牧户养殖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都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由于受截面数据样本量和分析方法选取等因素限制，某些技术方法还需要继续检验和完善，结果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误差。本文认为可以在以下几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1） 目前研究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方法较多，如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法、灰色关联度法、模糊数学法等，定量分析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具体的分析手段上，除常用的GMM、OLS等常规分析法外，有必要基于目前的软件技术，尝试运用多元离散模型或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当前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影响农牧养殖行为的因素，以此完善实证模型，让研究技术更好的为研究目的服务，使之更符合绒毛用羊产业发展的现实规律。
　　
　　（2）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更多值得拓展的空间，由于受时间、人力、物力等诸多因素限制，本研究选取的样本量较小，案例地地域相对集中，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牧户的基本行为特征，但并不能完全揭示各因素对农户行为带来的影响，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因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扩大调研范围，同时对现有农户进行跟踪调查，获取面板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上对影响农牧户养殖行为的因素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分析。此外，在寻找和提炼影响农牧户养殖规模的主要因素上，可以通过与相关部门和专家的座谈和访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有重点的进行深层次的诱因发掘。
　　
　　4结论
　　
　　文中利用西部5省农牧户的调研数据，用GMM法对影响农牧户养殖规模的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 经济影响因素、政策影响因素、农牧户个人禀赋及家庭特征对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均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影响因素中，单位养羊收益与成本对养殖规模有显着的负向影响； 政策影响因素中，畜牧良种保护与补贴政策对养殖规模有显着的负向影响； 在个人及家庭特征影响因素中，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对农牧户养殖规模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养殖时长与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养殖规模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畜牧机械购置补贴、金融扶持政策、养殖方式及家庭劳动力人口等影响因素虽然不显着，但对这些方面的关注有助于推动中国绒毛用羊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标准化规模养殖奖励、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及养羊业占家庭收入比重等因素对养殖规模的影响是负向的，可能会成为制约该产业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应给与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