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论文：鹿纹青铜器的种类、演变历程及审美意象

　　摘要：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长城地带，对中原及欧亚草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多元文化综合体。此类青铜器的动物纹饰最为精美且极具代表性，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饰中的鹿纹数量较多且出现的器物种类复杂，这些雕刻精湛的鹿纹纹饰体现了我国北方先民们独特的审美取向与文化底蕴。

　　关键词：青铜器; 鹿纹; 审美; 图腾;

　　广袤的欧亚草原孕育了诸多早期文明，随着青铜时代来临，欧亚草原逐渐形成了沟通东西的“金属之路”。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独具特色的青铜器，被水野清一和江上波夫等人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而根据中国考古学界对新发现考古学遗存，往往采用最先发现地来命名的惯例，所以中国学者大多将此类型青铜器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于商周时期，在春秋战国开始盛行，秦汉时期发展到鼎盛。除中国的鄂尔多斯地区外，在叶尼塞河流域、外贝加尔和阿尔泰等地区都有类似青铜器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以精美的动物纹饰着称。鹿纹作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重要母体，对探索北方民族的审美取向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鹿纹青铜器的大量出现也体现了中国北方考古区系及欧亚草原对鹿的崇拜。

　　一、鹿纹青铜器的种类

　　鄂尔多斯青铜器依功能差异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类。其中，鹿的形象主要出现在兵器工具和装饰品上。兵器工具类：鹿的形象多饰于铜刀和短剑的刀柄之上。短剑的剑首普遍呈双鹿对卧，前肢前驱，后肢反转朝上的双环形图案，即变形触角式短剑。铜刀多将有角的雄性鹿装饰于刀柄部上，其角多为枝状，头部上扬，神采奕奕。吻部呈现圆环状，身体为流线型，臀部及后腿肌肉滚圆，体现了其强壮发达的四肢和敏捷迅速的奔跑能力。还有不少鹿首铜刀出现，此类铜刀往往鹿头朝下，颈部弯曲，耳部与刀身相连形成圆环状，这些铜刀应是兽首铜刀的一种变形。装饰品类：鹿的形象被广泛运用于装饰品类中，在饰件和饰牌上均可见到鹿的形象。目前出土和收集的鹿纹青铜器中，鹿大多以饰件和饰牌两种形式呈现。饰件上的鹿多为单体蹲踞造型，其往往四蹄相对，后腿肌肉粗壮发达，脖颈纤长，面部仅用两圈代表眼睛，吻部前突且常呈镂空或圆环状，与刀柄上的鹿风格大致相似，十分豪迈简朴。其状态十分悠然自得，或正视前方，或回头顾盼。而饰牌上的鹿则很少有个体单独出现的情况，其造型往往是双鹿相对或群鹿同向蹲踞。根据目前考古发掘及收集材料可见，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鹿为母题的装饰品，虽器型多变，但按照是否有角，大体可分为有无角两类。而同一器物里同时出现有角和无角两种鹿的器物为双鹿交媾形青铜饰件。此饰件中前鹿为无角立耳形呈回首蹲踞状，后鹿无耳有环状角、上肢挺立与前鹿呈交媾状。鉴于此器型的发现结合雄雌鹿以是否有角为划分依据可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所有无角的鹿应为雌鹿或未成年雄鹿，而有角的鹿则应为成年雄鹿。

　　二、鹿形象的演变历程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鹿纹青铜器数量众多，纹样精美，其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对鹿角的刻画之上。田广金先生在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中，将蹲踞鹿图案的演变历程归纳为鹿角由连续环状，经“S”状过渡并向枝状角发展。纵观目前出土和收集的鹿纹鄂尔多斯青铜器可知，商周时期的鹿纹青铜器多出现于刀柄、剑柄等兵器工具之上，这些鹿往往呈现雌鹿的形象，但很少作为装饰品单独出现。这一现象符合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于商周时期，而此时期的青铜器只生产铜刀、铜镞等小件兵器工具的特点。时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在兵器工具上的鹿纹开始减少，作为饰件的单体蹲踞青铜鹿则明显增多，鹿纹饰牌也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环状角，“S”状角和枝状角的鹿均有出现，含鹿纹的各色饰品也大量出现，这从侧面印证了鄂尔多斯青铜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和盛行。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鹿纹饰品不再仅出现于青铜质地的器物上，金制、银制的鹿纹饰件也有大量出现。而秦汉时期的鹿纹几乎再未出现在青铜器的刀柄剑柄之上，而作为饰牌上大量出现。由此可见，进入铁器时代后，除作为装饰品的饰牌外，其他用途的青铜器物可能大多被铁器所取代。

　　三、鹿纹青铜器的审美意象

　　杨建华先生在《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辨析——兼论戎狄与胡的关系》一文中将鄂尔多斯青铜器划为第二种遗存，认为其大多应是胡人遗存，而相关文献对该遗存记载偏少，故而其与中原交往的方式主要为战争，记载相对简略。可见，想从文献中窥得鄂尔多斯青铜器制造使用者的族属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从鹿纹这种独特纹饰，来窥探此类青铜器制造使用者的审美取向就变得十分必要。

　　“草原动物纹饰艺术表现的美，是从审美的角度，对生命本性中最原始、野性的充满勃勃生机的生命力给予的一种视觉形式上的认证。”鹿的形象作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代表性纹样，被广泛运用于各类青铜器上，其题材之丰富，造型之奇异，制作之精美，代表了北方先民独特的审美取向，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鹿往往采取近乎写实的艺术风格来进行塑造，这种近乎写实是指其介于写实与写意之间，主体是写实的，但又不仅是单纯描画实物本身，其中也包含写意成分，鹿的形象极富变化，蕴含了先民无限的想象。何新在《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一书中提到，“世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直接描写对象的作品。古今中外一切艺术作品，无论是伟大的还是最渺小的，所描写的都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创作者本人对对象的观念、印象或经验。”鄂尔多斯青铜器鹿形象没有简单地再现鹿的形象，也未对鹿纹作太多主观的抽象化处理，而是采用一种折中的手法来表达创作者的情感。鹿的刻画上并不热衷于现实，而是尽可能舍弃现实因素，夸张鹿角的粗壮这一典型特质，使其更加富于装饰性。在突出鹿标志性特征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发挥了创造者的想象力，并将其融入创作之中，从而形成独树一帜近乎写实的艺术风格。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无角的立耳雌鹿往往全身放松，鹿头或直视前方，或回头顾盼，吻部呈镂空状，似在张嘴微笑，神态悠然平和，颇具柔美之感。展现的是广袤草原安定祥和的气氛，反映了北方先民对安稳悠闲生活的热爱。双鹿交媾的饰牌也表现了先民对生命繁荣和传承的追求。而在刻画有角的成年雄鹿时，先民则往往着重描绘其粗壮的角，它们的角经历了从环状角由“S”状角过渡呈枝状角的历程。而鹿角的位置也由早期从头上向后弯曲到颈后，发展为延伸至背部，乃至臀部。由此可见，雄鹿的角似乎已成为一种威严与能力的象征，但无论鹿角如何变化，粗壮有力的角一直是雄鹿展现其威猛雄壮的标志性特点。这种对雄鹿角的着重刻画，体现了北方先民进取向上、朝气蓬勃、崇尚勇武的草原审美风尚。

　　图腾崇拜在旧石器时期就开始出现，而“鹿”崇拜是我国北方先民和欧亚草原先民普遍的崇拜和信仰。在苏秉琦先生划定的北方考古区系中的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都发现了大量含鹿的岩画和陶器纹饰。在祭祀场合也有将鹿作为祭祀用牲或用鹿骨占卜的习俗。而蒙古高原上大量鹿石的存在也证明了欧亚草原的鹿崇拜风尚。时至今日的鄂伦春、鄂温克、达吾尔等民族所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服饰和仪式中依旧保有留着大量鹿崇拜的痕迹。可见，鹿崇拜是北方先民一以贯之的图腾崇拜。而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大量的鹿纹造型，也体现了北方先民关于鹿的图腾崇拜。这种鹿的崇拜源于该地区先民采集渔猎的主要生活方式，因鹿相对温顺且攻击性弱，故而成为该地区先民最主要的肉类补充动物。将它刻画于刀柄之上可能是希望借此猎到更多的鹿，从而保证他们的饮食存续。其次，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对鹿的崇拜也集中体现于先民对鹿角的着重刻画上，粗壮夸张的鹿角体现雄鹿抵御外敌的英勇神武。根据车海锋在文中“鹿将像树一样的角养在头顶上，秋天成熟，春天发芽再生长，因此鹿与永恒的大地之母有同样的属性，即鹿角与大树的再生是一样的”可见，鹿角往往蕴含着“生命之树”的含义，故而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对鹿角的刻画经历由环状角发展到后期的枝状角，这种枝状的鹿角可能是寄予了北方先民对生育延绵不绝的美好愿景。最后，中原文化对鹿的崇拜可能源于对北方地区鹿崇拜的吸收，宋人罗愿在《尔雅翼·释龙》中，将龙这一中原文明传统神话意象描述为“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形象。这体现了鹿在中原文明的重要地位，而地缘上靠近中原文明的鄂尔多斯地区的鹿崇拜必然影响着中原文明中的鹿崇拜，因其处于金属之路的沿途中，所以其也必然担负了中原文明与欧亚草原鹿崇拜间接交流的作用。

　　四、结语

　　鄂尔多斯青铜器承载了北方先民独特的文化内涵，典型的动物纹样装饰令人叹为观止，精美绝伦的动物纹饰更是北方草原先民聪明智慧的结晶。作为鄂尔多斯青铜器重要母题的鹿，在诸多器型中均可以见到，其刻画所在器型的变化趋势符合鄂尔多斯青铜器发展兴盛的规律。综观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鹿纹，可以明显使人感受到雌鹿的温顺与雄鹿的健壮。这都体现了北方先民在长期的游牧狩猎生活中，形成了追求勇武威猛的审美取向对安稳祥和生活的向往及独特的鹿图腾崇拜。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对鹿刻画的近乎写实艺术风格，体现了其粗犷豪放，自然真实的独特审美意象。大量的鹿纹青铜器出现和对鹿角的着重刻画，体现了北方先民对鹿的崇拜，这种崇尚生育延绵不绝的思想也影响着中原文明对鹿的崇拜，同时也起到了沟通中原文明与欧亚草原文明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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