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论文：毛泽东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摘要：毛泽东在与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的过程中，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政党协商伦理思想。这一思想既根植于中华五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又催发于毛泽东的成长历程和伟大革命实践，经历了发端、形成和成熟的过程。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者，毛泽东奠定了公平正义、诚敬谦和、民主平等、廉洁勤政等政党协商伦理思想，为开展协商提供了道德基础和作风保障。深刻理解毛泽东政党协商的伦理思想，对推进新时代政党协商具有重要启示，必须坚持以强国复兴为协商目标，以党际关系平等为协商前提，以道德品行夯实协商基础，以民主作风提升协商实效。

　　关键词：毛泽东； 政党协商； 伦理思想； 民主党派；

　　Abstract:

　　As the founder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Mao Zedong followed certain codes of conduct and norm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 with the Kuomintang and other democratic parties, which contained rich Party ethics. The ethical thoughts of Mao Zedong's party were root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more than 5 000 year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thical thoughts of Marxist party. They also ushered in Mao Zedong's growth process and great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origin, formation and maturity. The value orientation, behavior mode, organizational dignity and moral quality of the consultation constitute the party ethics of fairness, justice, sincerity, democracy, equality, honesty, and diligence, and provide moral foundation and style guarantee for developing consultation.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o's ethical thoughts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onsultation in the new era. We must insist on strengthening and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as the goal of consultation, and taking equal inter-party relation as the premise of the consultation, enhancing moral character as the basis of consultation and improving democratic style as factual effect of consultation.

　　Keyword:

　　Mao Zedong; party consultation; ethical thought; democratic party;

 

　　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1].它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最重要的形式，也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毛泽东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者，在与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的过程中，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政党协商伦理思想，包括公平正义、诚敬谦和、民主平等、廉洁勤政等，是毛泽东处理政党关系的独特标识，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以往学界很少有涉及毛泽东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研究，这无法凸显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独特的人格魅力，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本文试图对毛泽东政党协商的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和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形成理路：毛泽东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来源与脉络

　　（一）理论和实践的来源

　　毛泽东政党协商的伦理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对中华五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发展中得出来的，是从毛泽东个人成长历程和伟大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第一，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中。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着丰富的关于公平正义、诚敬谦和、民主平等、廉洁勤政的思想和实践，为政党协商的伦理思想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我国古代的"公天下"和"天下大同"思想是公平正义的思想渊源；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者，敬而已矣""满招损、谦受益"等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成为诚敬谦和的思想来源；"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成为民主平等的思想来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公生明，廉生威"及千百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是廉洁勤政的思想养料。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汲取，《讲堂录》记录了他学习国文课和修身课的大量言论，如推崇"为生民立道",并阐释为"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认为"圣贤，德业俱全者""尧一生大德在一个敬字";主张"不好利，早起，好读书，谦，此谓良习惯";强调"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懒惰万恶之渊薮".毛泽东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不仅将传统文化"古为今用",而且"推陈出新",彰显出与此契合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些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他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共产党宣言》等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131）。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政党伦理思想，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中国化。

　　第二，催发于毛泽东的成长经历和革命实践之中。毛泽东的成长经历是其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内生动力。毛泽东出身在一个富农家里，父亲脾气暴躁、动辄打骂，使他"精神上感到很压抑",他渴望公正平等，常常"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想到中国旧小说里没有种田的农民、看到他们或饿死或暴动被杀，"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深感不平",因为这些老百姓"象自己家里人那样",这事"影响了我的一生"[2]（110-111），立志解救百姓。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深受伦理学大师杨昌济先生的影响，跟他修身治学，高扬伦理意志又强化求实务实精神。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经历是其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外部助力。处在社会动荡、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多层重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毛泽东胸怀天下、心忧苍生。他在大革命时力主组成"联合战线"以反帝反封、救国救民、分清敌友；大革命失败后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注重发动工农群众，并与国民党左派等组织联合；抗日战争立足较稳时即探索民主政权建设，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坚持"团结到底",注重自身的"模范工作"和强调"切忌我党包办一切";解放战争时期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协力促成旧政协会议的召开，在和平无望情况下，坚决彻底消灭反动派，倡导召开新政协会议，领导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

　　（二）形成和发展的脉络

　　毛泽东政党协商的伦理思想是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既联合又斗争而同步发展的，经历了发端、形成、成熟的过程。

　　第一，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注意到民主联合战线的重要作用，组织湖南工人运动初期通过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1923年号召建立包括"全国商人……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在内的"严密的联合战线"[3]（114）。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毛泽东因工作积极被党内同志讥为"胡汉民的秘书",而他却全不在意，通过实地调查多次撰文回应国共合作中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合作破裂后，他又坚决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这种为了革命成功必须联合的思想，以及为了联合忍辱负重的行为体现了毛泽东对协商伦理精神的执著追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放下国民党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深仇大恨，做出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战略部署，结束历经十年的武装对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正确引导阶级斗争向民族斗争的转变，并积极号召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民族至上的大义、宽大坦荡的胸怀标志着毛泽东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发端。

　　第二，形成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到"五一口号"的发布前夕。为挽救民族危亡，毛泽东竭尽全力，最终促使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来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非常重视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商平台的国民参政会，亲自担任国民参政员，为友好协商解决重要问题发挥重要作用。他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十分注重与党外人士的民主合作，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了"三三制"政权，为政党协商共事打下了牢固的政权基础。同时，他对政权的组织形式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应是民主集中制"[4]（743），强调合作议事要开展广泛的协商讨论，然后才做出统一决策。这种制度的形成实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从而奠定了协商的制度伦理[5].从实行效果来看，创造了民主运动的奇迹，为政党协商提供了制度保证。他更进一步考虑到共产党员在协商共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为此特意做了诸多细致的要求，提倡民主作风，力求克服狭隘性，从而为协商合作提供了可靠的作风保障。尽管从1947年底开始，由于多方面原因毛泽东提出不再搞"三三制"政策，但在1948年4月斯大林来电建议后又申明继续执行[6].这种政权组织、制度设计和作风要求标志着毛泽东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形成。

　　第三，成熟于新中国建立前后。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从新政协的筹备到闭幕，毛泽东亲自领导和组织，并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平等协商，完成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使命。新政协开创了协商新局面，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使政治协商有了可靠的制度载体，显示了毛泽东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初步成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而轻视其他各民主党派，强调"手掌手背都是肉",保证党外人士在政府任职中不仅占较高比例，而且确有实职实权，使民主党派也能当家做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进一步深化了协商思想的内涵，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存在、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7]的口号，标志着毛泽东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完全成熟。尽管其后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政党协商制度，但这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错误，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愿。

　　二、基本内涵：毛泽东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内容解读

　　毛泽东在政党协商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全心为民、民主集中、平等协商、廉洁勤政，成为协商的楷模；他奠定的公平、正义、诚敬、谦和、民主、平等、廉洁、勤政的政党伦理，为协商提供了道德基础和作风保障。

　　（一）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崇高的社会理想，也是毛泽东毕生的追求。他在政党协商中始终遵循实事求是，坚持公平、正义。毛泽东协商公平思想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窥见一斑。首先，毛泽东坚持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公平协商规定了主体范畴。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极为重视建立占全民族人口绝大多数人的统一战线，任何政党只要是对共产党采取合作而不是敌对的态度，共产党都欢迎与之合作。在战线内开展公平协商，防止共产党包办。因此统一战线也被视为党的重要法宝之一。其次，毛泽东注重统一战线内的独立自主，为公平协商提供了组织原则。他认为不仅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而且"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4]（524）。承认这种独立性虽是相对的，却绝不能抹杀，不能因为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否则只会取得不利于合作的相反效果。正因为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妥协分裂，中国共产党才更深刻意识到党在抗战中的历史使命和领导地位。再次，毛泽东强调协商办事，为公平协商提出了方法途径。在不同场合他多次表示，共产党人虽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在遇到事情时不能一意孤行，必须跟民主党派共同协商。他强调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是跟人民协商办事的，不仅要跟工人、农民商量，而且要跟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

　　毛泽东协商正义思想突出体现在和国民党的合作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公平的新社会"与国民党共同反帝反封。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后，毛泽东从国家前途和民族大局出发，提出愿与任何赞同抗日的党派同舟共济、共赴国难，不仅包括政治立场相异的第三党、国家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等，而且包括有血海深仇的国民党。在他的领导下，共产党捐弃前嫌、暂忘血仇，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时实事求是地承认国民党当时的抗战领导地位。在国民党的"自大精神和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下，毛泽东仍然主张"放弃个人和小集团的私见"[4]（370），坚持继续合作抗日，并强调共产党要负起中华民族兴亡的重大责任来，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政党协商的正义伦理，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之非正义行为形成了鲜明的比照。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毛泽东为了国内和平与国家前途计，甘冒生命危险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为期四十多天的协商谈判，在地盘、军队、枪支等敏感事项上做了极大让步后，最终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显示了共产党的努力和诚意，进而推动1946年在重庆举行的旧政协会议的诞生，引起了广大中间派和国际国内舆论的同情，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心系国家、全心为民的协商立场与价值导向。

　　（二）诚敬谦和

　　礼贤下士、敬老尊贤、和蔼可亲是毛泽东特有的谦恭品质，他在政党协商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广交党外朋友，积极与他们进行友好交流。延安时期他热情接待来访的民主党派人士，如三次接见李公仆，关怀其"抗日建国教育团"工作的开展；跟梁漱溟八次交谈，时长两个小时以上的就有六次，最长的两次竟通宵达旦；与黄炎培等六名参政员就国事问题举行多次协商；即使对中国青年党这样的右翼民主党派，毛泽东也是高度关怀，叮嘱周恩来、董必武等亲自做他们的工作，并赠送他们延安特产。真诚热忱的行为给党外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梁漱溟曾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如同老友交谈",使他十分佩服，"终生难忘"[8].

　　毛泽东对党外人士非常敬重，极尽亲和爱护。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信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代主席沈钧儒，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与党派、实施步骤以及其它各项筹备事宜等进行协商。信中"以上诸点是否恰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9],字里行间饱含着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真诚、谦虚和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尊重。1949年9月，81岁高龄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去香山南麓半山腰的毛泽东居所磋商事务，因担心年老体弱的司徒先生难以承受吉普车的颠簸，毛泽东专门嘱咐工作人员备好担架去山脚迎接，在临时找不到担架的情况下，毛泽东便把自己的藤椅给工作人员做成简易轿子。当司徒先生被抬上来后，毛泽东双手挽扶他下轿，司徒先生对这种极高礼遇非常感动，连连拱手致谢。

　　诚敬谦和的行为方式也有效促进了协商制度中领导权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为了实现和确保党的领导，毛泽东主张通过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制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等措施来达成这一局面，这三个方面内在地反映了诚敬谦和的协商伦理要求。毛泽东十分重视共产党自身模范工作对协商的重要作用，认为能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以使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抗战时期，他强调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中要成为实行团结抗战任务的模范和协调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以实际行动做出表率，展现了不同于别的党派的作风。在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毛泽东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他坚定抗日路线不动摇，汇聚全民族的力量，终于取得了百年来反击外来侵略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顺应民意，提出和平建国方针，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革命胜利之际，他又团结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隆重召开新政协会议，协商建立了一个独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国。毛泽东非常注重同盟者的利益，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同盟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他告诫共产党员要尊重党外人士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要使党外干部在工作、学习、物质等各方面享有同共产党员"必需和可能的工作条件"和"同样的学习权利",得到"真正必须的帮助"[10]（398）。

　　（三）民主平等

　　民主平等是合作共事的基础，毛泽东在政党协商中坚持民主协商、平等议事，展示了良好的协商作风。一方面是在集中指导下坚持民主协商。抗战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只有坚持民主的合作和协商，才能保障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以对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强调在保证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固定不移、永远不变".而以民主来回答黄炎培的周期率提问更是众所周知。在审阅"五一口号"时，毛泽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直接删掉，第24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一行为蕴含着丰富的民主内涵。即将成为执政党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为革命奋斗过的民主党派，毛泽东推心置腹地说，大家都是坐轿者，也是抬轿者，共同的心愿是做好新中国这副轿子。作为新政协会议的领导者，他要求会议发扬民主，保证畅所欲言，实践证明会议集中展现了民主协商精神，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说："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轮番地举行，保证了大家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了反复讨论，不厌其详，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11]周恩来曾把新政协成立之初的面对面协商作为新民主的一个重要特点加以论述："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当提出来或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12]（134）

　　另一方面是极为强调协商的平等性，堪称平等协商的典范。在"三三制"政权中，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合作必须采取平等态度，指出"凡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法律上是与共产党员完全平等的"[10]（398），不能因为握有军队和政权，就一切都要别人无条件服从。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在新政协筹备和召开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多次召集协商座谈会，虚心听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关于新政府将采取何种重要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充分讨论，保证各方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如1949年9月26日凌晨三点致函周恩来，提醒要逐一通知那些"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等人"[13]（580-581）及时写好讲稿，以免误了时机。"五一口号"之所以能得到广泛拥护，新政协会议之所以能顺利召开并取得巨大成就，与毛泽东坚持民主平等的协商作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诚如胡乔木所总结的那样："召开政协和拟定建国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胸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来一种宝贵的传统。"[14]

　　（四）廉洁勤政

　　清正廉洁、务实勤政是毛泽东一贯的道德品行和工作态度，在政党协商中他坚持开诚布公、以身作则。毛泽东对协商的清正廉洁要求体现在协商主体和协商过程与结果上。首先对作为协商主体之一的共产党，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应该坦白无私，在工作中应该讲求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他指出国统区与解放区在廉洁上的巨大差别："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15]明确要求国民党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其次是协商过程与结果体现了清正廉洁。1944年与国民党协商时，毛泽东对国民党企图拉拢共产党人去重庆做官而"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表示"决不能干"[16].毛泽东坚持任人唯贤，宁可自己党员不任职，也要让民主人士任实职、掌实权。抗日根据地内政府、参议会、民众团体及其它机关任免工作人员，其标准是赞成抗战团结与否及本人能力、经验、学识与工作积极性，而不以其是否为共产党员。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新政协第一届会议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人员组成中，党外人士委员占49.2%,副主席占50%,政务院副总理占50%,正部委领导人占44.1%.

　　毛泽东在政党协商过程中处处表现出务实勤政。为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党内党外的错误思想，他深入农村做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工作，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中国革命的敌、我、友以及农民运动"好得很"等问题，为开展党际协商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36年5月5日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到西安事变爆发的半年多时间，已公开的毛泽东致蒋介石及国民党相关人士的书信就达40余封，可谓倾注心血、口燥唇焦。筹备新政协会议虽然主要由周恩来负责，但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很多事情上仍然亲自出面，是自始至终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对重要民主人士，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相邀，亲自到车站迎接。在文稿起草方面，有的是由毛泽东亲自完成，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有的是毛泽东亲自把关、精心修改，如《共同纲领》草案，21天时间修改稿本至少五次。此外他还亲自校对、督促印刷[17].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仍非常注意与民主人士的交往，或互通书信以商国事，或论词谈诗以叙友情，或拜访聚餐以示关心。关注民主人士在地方政府中的任职情况和比例，对安排不得当的立即整改，处处可见为此做出的批示。对在国内外有着重大影响的民主人士，毛泽东总是亲自过问、反复斟酌、认真权衡，如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从敦促起义到安排职务，先后拟写电报约30份。

　　三、现实启示：毛泽东政党协商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毛泽东政党协商的伦理思想依然闪烁着光芒，对加强我国新时代政党协商具有重要现实启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政党协商放在各种协商之首，出台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为新时代开展政党协商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必须坚持以强国复兴为协商目标

　　协商目标是政党协商得以存在的价值体现。毛泽东立足基本国情，紧紧围绕"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3]（143）的初心和使命，以建国执政为目标，与各党派展开协商，通过协商来解决执政的合法性、广泛性和建设的紧迫性。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的政党协商有着更为重要的使命，要以强国复兴为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因此，新时代的政党协商要不忘合作初心，牢记历史使命，坚持正确导向，始终以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目标来推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渠道，政党协商要立足新的时代特征，展现新的作为，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促进国家民主政治和科学决策，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持续贡献力量。必须指出的是，强国复兴的协商目标指向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体现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统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强国复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党协商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18]（295）。

　　（二）必须坚持党际关系平等为协商前提

　　党际平等是平等协商的前提，是毛泽东政党协商中重要的伦理原则。可以说，独立平等的协商主体是政党协商发展的基石，是党际民主的基础，关系到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从合作抗日反蒋到协商建立新中国，从社会主义改造的肝胆相照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携手并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党际平等基础之上的，同时必须指出，这种民主制度是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的有机结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历史选择[19].

　　我国的政党制度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西方国家的政党之间虽然也存在协商，但这种协商是出于利益均衡、妥协和共享的需要，带有政党交易性质，其实质是政党对权力和利益的竞争[20].与这种竞争性关系不同，我国的政党关系是一种和谐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独立的政党姿态屹立于我国政治舞台，以宪法作为活动的根本准则。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民主党派积极参与政治协商，形成一党执政、多党协商的政治格局，这是民主监督、讲原则的参政，而不是多党执政。促成了参政党协助执政党治国理政、执政党帮助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和谐互动的政党关系[21].在新时代推进政党协商，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顺利开展协商的根本保证。这种领导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认同，是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其政治意图和政治利益的确认。其次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民主党派的独立自主地位，这是协商取得实效的必要条件。只有整合各民主政党的优点，保障它们能平等自主地发挥作用，才能切实体现出参政协商的力量和多党合作的优势。

　　（三）必须坚持以道德品行夯实协商基础

　　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除要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外，还必须"要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并"成为道德的楷模"[22].毛泽东在政党协商中展示的廉洁、务实等道德品质和谦虚、真诚等人格修养，奠定了协商的道德基础和人格保障，取得了巨大的协商成果。可以说，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开展政党协商的基础，高尚的人格品行是推进政党协商的保证。

　　新时代政党协商必须坚持以道德品行夯实协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以"德"服人、以"诚"聚人、以"公"信人，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搞好政党协商中担负着首要责任。要对党忠诚，党员干部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立场坚定，才不至于在协商中丧失立场；要铸牢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缺了这个"钙",就会得软骨病，有可能在协商中犯原则性错误。守公德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协商中清正廉洁、不以权谋私，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行为。要强化宗旨意识，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心里时刻装着"人民",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不把与党外人士的友谊当成个人资源，而是出于对人民负责、为党分忧的公心替党交挚友、诤友，坚决防止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严私德是指领导干部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反映到政党协商中，就是要待人亲切和气，不盛气凌人；议事虚心公听，不出言逆逊；商量诚恳尊重，不以势压人；做到真诚协商、务实协商。

　　（四）必须坚持以民主作风提升协商实效

　　让人民当家作主，是毛泽东毕生的理想和追求。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民主作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为我们党制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民主作风是毛泽东政党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毛泽东政党协商提供了有力的作风保障，也是毛泽东政党协商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新时代的政党协商要继续发扬优良民主作风。首先要增强协商意识。目前共产党内对政党协商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表面化和形式化的态度问题，有的应付了事，"想到了""有空了"就协商，"没想到""没空闲"就不协商；有的形式主义严重，常以通报情况、部署工作代替协商。必须改变这种现状，增强协商意识，习近平嘱托"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做到"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23].其次要坚持民主作风。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认真贯彻民主协商。坚持事前协商原则，要在重大决策出台前广泛征求意见，充分酝酿协商；在决策实施中乃至在实施后都要保持沟通，不断完善决策[24].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在党际协商中既坚持求同，又注重存异，达到民主团结、合作共赢的目标。执政党要胸襟坦荡，尊重差异和体谅包容，允许不同意见与观点的存在和表达，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研究，及时反馈。对于原则性错误不能视而不见，必须采取批评教育、讨论协商的方法并督促改正，但不是打击报复。要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关心照顾，善于联谊交友，努力做同盟者的知心朋友，从而切实提升协商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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