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论文：文学期刊与文学作品在陕北的传播状况分析

　　摘    要：　从晚清至1935年前后,陕北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既是近现代以来思想文化变迁的产物,也为文学革命在陕北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以《新青年》《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为代表的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与书籍在陕北得到了一定范围内的传播,但形成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则是以《秦钟》《共进》等为代表的“本土”文学性刊物的传播。陕北地区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文学革命所进行的反馈活动,主要集中在榆林中学和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陕北; 新式教育; 文学期刊; 传播;

　　Abstract：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around 193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ducation in Northern Shaanxi was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since modern times, bu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pread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Northern Shaanxi. National literary publications and books, represented by the literary supplement of New Youth and Ta Kung Pao, have spread to a certain extent in Northern Shaanxi, but the local literary publications, represented by Qin Zhong and Co-Advancement, have formed a greater social influence. In Northern Shaanxi, the feedback activitie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especially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mainly focused on Yulin Middle School and No.4 Provincial Normal School.

　　Keyword：　New Culture Movement; Northern Shaanxi; new education; literary periodical; dissemination;

　　二十世纪的陕北,“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推进中的滞后地带”[1],“包孕了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把她作为一个历史的缩微文本仔细解读”[2]。因此,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在陕北地区传播状况的研究,能够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渐变过程。

　　一、晚清至1935年陕北地区的文化教育概况

　　(一)1902年至1918年的文化教育

　　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变革在晚清之际就拉开了序幕。1902年,作为戊戌变法运动仅存的成果:全国各地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1904年,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正式宣告终结。兴办新式学堂,不但起着普及新式教育、传播现代文明、培植文化新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而且倡导新式教育的文化名流,还通过课堂教学、社会演讲、兴办报刊和杂志、撰写政论性散文等活动,为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推进摇旗呐喊。因此,探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在陕北的传播状况,应该以晚清时期新式学堂的兴办作为源头。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同年,雕山书院率先改建为绥德中学堂,开启了陕北现代新式中学教育的先河[3]。“学堂修业期为4年,开设修身、经学、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外文、图画、音乐、体操等课程”[4]。1903年,榆阳书院更名为榆阳中学堂[5]。1904年,延安和鸣书院更名为延安中学堂[6]。这一时期,陕北各县的新式小学也纷纷成立。“1902年,米脂根据上年朝廷关于办新学的诏书,改圁川书院为圁川小学堂,聘高愉庭任校长……1905年,圁川小学堂更名县立第一小学堂”[7]。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壬子学制》(次年改成了较为完善的《壬子癸丑学制》),学堂改称为学校。所以,1912年,陕北各县纷纷将原来的中学堂、小学堂变更为中学校、小学校。同时,陕北各地也创办了一些新式学校。

　　(二)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化教育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与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的兴起,“民主与科学”“启蒙与救亡”等观念才逐渐深入人心,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919年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兴办新式学校、女子学校。1920年大学也首开“女禁”,实行男女同校。1922年,北洋军阀政府正式宣布中小学使用白话文教材。

　　在全国文化教育思潮的影响下,陕北地区的教育状况也在趑趄踉跄中迎来了它的新变过程。从1919年到1935年,陕北新办中等学校14所,具有特色的小学堂23所。在14所中等学校中,有两所享有广泛声誉的普通中学:陕西省立第四中学(1925年～1931年)、三民二中(1927年～1929年,米脂中学的前身),它们的出现使得延安、榆林两地的文化教育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一时期,陕北出现了10所师范学校(榆林6所、延安4所),这说明陕北的政府机构颇为重视教育所具有的教化作用。其中,1923年春天在绥德成立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绥德师范学校的前身),人称“红色四师”,是陕北革命活动的中心,也是陕北共产主义的策源地,它对陕西现代革命的影响颇为深远。而民国15年(1926年)春创办的榆林道立女子师范学校,体现了当时的政府机构已经关注到了女子的职业教育问题,也说明“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在封闭、保守的陕北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根基。除此之外,榆林、延安在这一时期各自设立了一所职业中学,这说明陕北地区的职业教育也在艰难中蹒跚行进着。
 

 

　　这一时期,陕北也成立了大量新式小学,有23所小学颇具特色,其中包括女子学校14所、平民学校4所。1934年到1935年还创办了4所列宁小学。这些学校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民国8年(1919年),在杜良台、高愉庭、杜席珍等开明士绅的支持下,米脂女子高佩兰等人创办的米脂女校[7],这是陕北最早的女子学校,对陕北地区女性思想观念的解放影响极为重要。

　　(三)倡导文化教育的先行者

　　从晚清开始直到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前,陕北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外界先进的社会思潮很难传播进来,但陕北的文化教育在艰难曲折中依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这其中固然离不开官方机构的扶持,但最关键的是陕北有一批积极投身于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尤其有一批最早汲取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海外留学生,如高祖宪、杨铭源、张季鸾、曹颖僧以及米脂马氏家族的子弟,前后共计二三十人[9]。

　　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陕北留学生人数极少,留学地主要集中在日本,但从新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来看,这批早期留学生是借时代风潮形成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陕北文化、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在这些人数极少、力量微薄的先觉者的引领下开始的。“他们常常往返于异国与家乡之间,不仅带回了新思想、新观念,而且带回了新服饰、新作风。一缕清新的空气吹遍了陕北古老的大地”[10]。

　　除海外留学生之外,陕北还有一批在京津沪等发达地区求学的优秀青年学子,如李子洲(绥德人)、呼延震东(清涧人)、白超然(绥德人)、刘含初(黄陵人)等人,他们同样致力于陕北的文化教育建设。李子洲、呼延震东和白超然曾帮助陕北文化名人、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在1923年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功落户绥德。1924年李子洲担任“红色四师”的校长后,聘请到了大量本籍与异地的进步知识分子,为陕北地区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晚清至1935年陕北的文化教育状况的反思

　　清末民初陕北文化教育的起点比较高,但后继表现乏力。从1905年至1918年,陕北从未新建过中学堂。而1919年至1935年这16年间,陕北只新办了2所中学,还被迫陆续关停。从1898年到1918年,陕北的高级小学堂(1912年后改为高级小学校)共有31所,期中1903年到1906年这四年中创办了12所,占比38.7%。而1919年至1935年,陕北只增加了3所高级小学。陕北具有代表性的初级小学堂(1912年后改为初级小学校)在晚清到民国初年均已面世,新文化运动之后初级小学在数量方面有所增加,却没有出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校。从清末到1918年,陕北的职业教育中只有两所师范学校、两所农业学校,而民国年间较为流行的法律、政治、经济及卫生学校并未出现。1919年至1935年,陕北新增了10所师范学校,其中1所为女子师范学校,2所职业学校。师范院校的大量出现,说明当时陕北的政府机构已经意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教育类别的单一却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对职业教育的漠视,“学而优则仕”依然是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潜在的人生选择。

　　陕北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分布极不平衡。从清末到1918年,陕北共有7所中等学校,两所在延安市内,5所在榆林地区,其中榆林城区3所,绥德县、定边县各1所。1919年至1935年,陕北新办了14所中等学校,其中榆林城区有4所,延安城区3所,绥德县2所。从清末到1918年,陕北地区共有31所高等小学,榆林城区3所,佳县县3所,而榆林的靖边县、延安的黄龙县、吴起县,都没有高级小学。1920年,靖边县才出现了第1所高等小学;吴起县在1936年办起了第一所共产党领导的列宁小学;黄龙县直到1938年才设立了招收初小、高小学生的黄龙山垦区难民儿童保育会。

　　与此同时,民国前后(1911年至1913年)陕北出现了3所女子学堂,这说明陕北对女子教育问题的关注也是比较早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思想的影响下,即使在封闭、保守的陕北各县,也纷纷“开女禁,兴女学”。1919年之后,陕北出现了一个女子教育的“井喷”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至1935年,陕北共出现了14所女子学校或女子班。

　　二、文学期刊与文学作品在陕北的传播状况

　　民国年间,报刊杂志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介,对社会生活影响深远,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在陕北的传播也离不开这一时期的文学刊物以及文学作品的影响。1919年前后,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批文学社团,创办了许多颇负盛名的文学刊物。但从晚清至1935年,陕西“本土”几乎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期刊,即使陕西旅京津沪等地的学生在当地创办的《秦铎》《新时代》《励进》等杂志,也都是政论性刊物。这一时期,只有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出版的《秦钟》《共进》等刊物上,出现了一些白话文学的创作与评论。此外,在陕西本土创办的《秦风日报》《关陇民报》《鼓昕日报》等刊物上,也能见到一些新文学作品。

　　与此同时,在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大量知名作家,但陕西籍的作家寥寥无几,能够进入文学史叙述视野的,当推创造社的郑伯奇(泾阳人)、王独清(蒲城人),但郑伯奇的身份是文艺活动家,王独清虽然在1920年代以诗歌名世,但后来几乎失去了踪迹。此外,《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虽然也被誉为“文坛巨擘”,但文化界更关注其“报界宗师”的身份。因此,陕西(尤指陕北)在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是在对东部地区进步文学刊物、文学社团的传播与接受中,开始了自己的新文学演进过程。

　　(一)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书籍)在陕北的传播情况

　　1.《新青年》及《小说月报》“创造”系列等文学性刊物。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西安出现了《新青年》的代售点,虽然现在已无相关资料来了解《新青年》等刊物在陕西的发行情况[11],但当时全国知名的文学性刊物几乎都能在陕北找到它们传播的“蛛丝马迹”。

　　杜斌丞在1918年出任榆林中学校长后,几乎每年都去京津沪等地,从大学毕业生中为榆林中学聘请教师,并为学校采购图书资料。1921年前后,杜斌丞通过老朋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北京带回来一批《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带有文学色彩的报刊杂志,还为此专门在榆林中学设立了一个新式图书馆,供思想进步、爱好文学的师生们阅读与讨论[12]。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1923年成立以后,学校图书馆也订阅了《新青年》《共进》等带文学色彩的综合性刊物,还购买了一批新文学书籍[13]。

　　榆林中学、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四中学从京津沪等地聘请来的进步教师,陕北“本土”在京津沪等地求学的青年学子或者途经陕北的文化名流,在交通往返的过程中往往会随身携带一些文学刊物、书籍,如《小说月报》“创造”系列等刊物,以及鲁迅的《呐喊》、郁达夫的《沉沦》等新文学着作,这些进步书刊往往被热爱文学的师生们所“截留”。此外,进步的国文教员魏野畴、王森然、王懋廷、田伯荫等人在上课期间,也会将这些刊物上的文学作品作为范文给学生进行讲授1。

　　私人订购与邮寄文学性书籍、刊物,也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在陕北传播的又一条重要途径。1920年,在北京上学的杜宝衡、杜宝丰给佳县店镇小学邮寄回去一些北京出版的报刊杂志[14]。1928年,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上学的常黎夫、贾拓夫收到了已转学的同学苗从宾从太原邮寄回来的蒋光慈的作品《少年漂泊者》[13]。

　　除此之外,一些刊物上的文学作品被陕西“本土”发行的文学性刊物进行了转载,如《秦钟》《共进》就转载了一些新文学作品。而一些知名作家也在陕西“本土”发行的刊物上发表其文学作品,如《秦钟》第一期上转载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长期的流刑》,《共进》第三期上转载过胡适的诗歌《双十节的鬼歌》(原载1921年10月10日《晨报》),第十八期转载过夬庵的小说《一个贞烈的女孩子》(原载《新青年》七卷二号)等。此外,陈独秀、冰心、田汉、吴虞、高语罕、沈谦士、于右任等人的作品,在《共进》杂志上或直接刊载或被转载。

　　由此可见,新文学的思想观念及其文学作品,通过《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刊物,在陕北的文化教育界与新式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传播,使得陕北本土的文学面貌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

　　2.《大公报》在陕北的传播与影响。

　　1926年9月至1935年底,张季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这一时期,《大公报》拥有众多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文艺副刊,并逐渐成为“京派”重要的文艺阵地。

　　张季鸾先生是榆林人,在1908年留日期间,就与陕西留日学生创办了《夏声》杂志并担任总编辑,同时,还和侄儿张阜生创办了刊物《陕北》[16]。此后,张季鸾又协助于右任创办了《民立报》等刊物,并担任记者、编辑。张季鸾在主编《大公报》时,对涉及陕西、尤其是陕北题材的事件与文章非常关注。如1930年春夏之交,陕西大旱,为了有效地募集捐款,张季鸾从5月12日至5月18日举行“《大公报》救济陕灾宣传周”活动,刊载了大量相关的通讯报道,为陕西渡过旱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为陕人所敬重的张季鸾主编《大公报》时,《大公报》在陕西发行量高,影响突出。而《大公报》从思想文化启蒙的角度出发,也非常注重其在陕西等西北地区的传播。1926年9月,《大公报》就在陕西设有特约通讯员王淡如[17],后来又在西安设了记者站。中央红军长征将陕北作为落脚点就与《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密切相关[18]。《大公报》虽然是一份综合性报纸,但一直致力于培植新文学,“把文学副刊看作是报纸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9]。《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不但栏目众多,而且成就卓着,对陕北文学革命的向前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8年前后,榆林中学的学生通过学校图书馆阅读到了《大公报》及其文艺副刊,他们还通过对相关信息的分析、点评使之在学校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1。1930年,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乔国祯曾向《大公报》投稿件[14]。1930年开始在天津南开中学等校求学的米脂学子高云屏,经常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诗作。他还和同学组织了进步文艺团体,主持不定期刊物《野烟》,刊登师生们针砭时弊的进步文章,其中包括自己的小说《单行路》[7]。所以说,《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对陕北起着开启民智、散播新文学的作用。

　　(二)“本土”文学性刊物在陕北的传播情况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很多地方纷纷仿效《新青年》《新潮》的办刊风格,形成了一个兴办刊物的高峰。这一时期,陕西的知识分子在异地或本土创办了二三十种报刊杂志,有些刊物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其中《秦钟》《共进》对陕北文学的现代性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秦钟》及其在陕北的发行。

　　《秦钟》月刊是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于1920年1月20日在北京创办,这是主要针对陕西“本土”发行的刊物。《秦钟》只有短短的六期,虽有文学栏目,但《秦钟》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思想文化的启蒙,而不是新文学的变革。因此,除了托尔斯泰的小说《长期的流刑》、杨钟健的小说《二乞儿》和张崇善的小说《督军梦》外,其余多为政论性散文。《秦钟》虽然有文学领域的尝试,却限于时间短、成就不足,因而并未形成真正的文学“气候”。

　　《秦钟》从第四期到第六期,在陕北设有代售处,其中绥德县设在了绥德高等小学的汪少洋处,榆林城区设在了榆林中学的杜斌丞处。代售处的出现说明有文化需求,刊物的发行量相应增大。而此前的第一期到第三期,虽然在陕北没有代售机构,但《秦钟》的发行人兼重要领导者为陕北绥德的李子洲,陕北的教育机构、文化名流,都从不同途径得到了一些《秦钟》月刊。作为初生事物的《秦钟》,其主要的作用是促成了综合性刊物《共进》的面世,为陕北现代文学的萌芽与生成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2.《共进》杂志及其在陕北的传播。

　　《共进》半月刊是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后改组为“共进社”)于1921年10月10日创办的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综合性刊物。《共进》虽然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22]为宗旨,“偏重于政治一方面”[23]。但作为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进步刊物,它“对于现代的社会、文艺、经济、政治等思潮,均为慎重的介绍”[23],《共进社纲领》还进一步阐明说:“我们慨然承认文艺的革新事业,但我们更进一步要求须用刻苦的修养而表现深刻真挚的人的文学。”[25]因此,“文艺作品平均几乎要占全文的四分之一”[26]的《共进》杂志,在文学史的价值与地位同样不容小觑,尤其是对陕北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1)《共进》的创作风貌。

　　《共进》半月刊从1921年10月10日面世,到1926年9月1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前后出版了105期(包括:第六期与第七期之间的增刊一张、共进周年纪念增刊两张、第三十八期末尾的增刊一张),共刊载小说19篇、诗歌(包括组诗)58首、散文(多为杂文、游记、通讯)200多篇、戏剧1篇。

　　因版面所限,《共进》刊载的都是短篇小说,如俄国教育家S.T.Semyonov(谢苗诺夫)的短篇小说《仆人》、夬庵的《一个贞烈的女孩子》、冰心的《一个军官的笔记》,其余16篇是共进社文学爱好者的创作,主要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或反映了陕西军阀刘镇华的残暴与底层人民的痛苦,或反对包办婚姻、倡导妇女解放,或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唯美主义的感伤情调。诗歌创作体现了《共进》半月刊的主要文学成就,不仅数量多,成就也比较突出。其中胡适的《双十节的鬼歌》,是胡适诗作中少有的能够体现其斗士风范的代表诗歌。武少文的《街灯》与杨钟健的《人生之谜》,曾入选《北大风——北京大学学生刊物百年作品选》[27],在“五四”学生创作中,属于较为成熟的作品。T.T.在《共进》第三十二号发表的三首诗歌《怜恤》《世界》《游园》类似于冰心、宗白华的小诗。王德崇写给《共进》两周年的诗歌《纪念杂诗》(十四首)以及以笔名子休在第四十号上发表的《奋斗》都是颇为出色的自由体新诗。《共进》半月刊上刊载的散文作品,多为随感录、杂感、杂记、通讯等,但也有一些较为出色的艺术散文,如落英(刘尚达)的散文《“菊花盒盒”》置身于“五四”抒情散文的领域内毫不逊色。而杨钟健的散文《去国的悲哀》(第一部分),写得真挚动人,表现了一代青年学子的人生价值与追求,同时也将自己对家人、故国的依恋之情呈现出来了,在“五四”抒情散文中也是值得称道的。杨钟健在赴欧洲留学途中写下的8篇游记,在借景抒情方面颇具郁达夫游记散文的情致,而地质学的专业背景,使杨钟健的游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理性客观的航海日记的作用。同时,受家学渊源的影响,异域文化视野的拓展,杨钟健在游记中阐释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在反观中国文化时,其认知也达到了相当的理性深度。

　　从《共进》开始,陕西“本土”的文学爱好者有了自己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也以团体的方式形成了“秦地”现代文学的独特风格。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共进》刊载出来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从社会时代还是个人的角度看,都具有“尝试”的性质,思想内容较为单薄,艺术手法上也比较稚嫩。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对于促成陕西,乃至全国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具有开拓性的价值与意义。

　　(2)作者队伍的构成。

　　《共进》虽然立足于陕西,但并不局限于陕西。《共进》的作家群体根据其社会身份与影响力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具有宏阔视野的、全国性的知名作家。《共进》杂志除过S.T.Semyonov(谢苗诺夫)之外,还有胡适、陈独秀、冰心、田汉、吴虞、沈兼士、高语罕、于右任、夬庵(孙毓筠)、东离先生等人,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这些知名作家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与艺术格局,有助于提升《共进》的文学品格。但我们也发现,《共进》上刊载出来的这些知名作家的作品,多数是转载过来的。换句话说,《共进》作为地方色彩浓厚的学生刊物,尚不足以吸引知名作家的文稿。二是本土的文学爱好者。《共进》上的陕籍作者,除过刘尚达2、武少文3之外,多数只是“术业有专攻”的文学爱好者,共进社曾毫不讳言地说过:“共进社的同志除了研究应用的学术外,还有专习纯粹文艺的人们,但多数也不过是课外兼习一点罢了。”[26]《共进》的创始人及主要撰稿人杨钟健,虽然醉心于文学创作,先后在《共进》上发表了小说3篇、诗歌120首、各类散文69篇,但他的真实身份是着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文学创作是他在父亲杨松轩先生的教导下每日的练笔之作。与杨钟健有“杨龙赵虎”合称的赵国宾,负责《共进》的出版和发行事务,在《共进》上刊载了杂记1篇、诗歌2首、杂文2篇、随感录1则,他曾以陕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进入北大地质系,是20年代颇负盛名的地质地矿专家。担任过后期《共进》主编的王崇德,先后共发表了杂文5篇、诗歌23首、戏剧1篇,但他的专业是农业经济与教育学。此外,《共进》半月刊的核心骨干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刘含初、呼延震东、武止戈等人,也是将文学作为业余爱好。

　　(3)在陕北的传播与影响。

　　“共进社”创办的《共进》半月刊,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它立志于“揭露陕西的黑暗势力,反对地方军阀,宣传新知识”[29]。所以说,《共进》虽然创办于北京,但它的目的始终指向陕西“本土”的思想文化建设,对陕北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的生成所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4。

　　《共进》半月刊从第四期开始就在陕北设立了5个销售处:绥德县高等小学校汪少洋处、榆林城区自治讲习所张哲卿处、绥德县义和镇常汉三处、清涧县高等小学李玉田处、延川县高等小学王心如处,在当时陕西12个销售处所占的比例达到了41.7%。这一时期,《共进》“每期不过销行一千份,而销行的地方不过陕西省城各学校和极少数的几个县份”[30]。此后,《共进》第五期增加了榆绥驼捐局蒲子芳处,第六期增加了榆林中学校崔焕九处,第十八期增加了中部(黄陵)县高等小学校处,第二十三期又增加了清涧白宝三处。销售处的增加,代表着《共进》杂志在陕北的传播与影响在不断扩大,《共进》上刊登的新文学作品受到了更多陕北读者的阅读与接受。

　　客观地说,《共进》杂志并未培养出优秀的作家,《共进》半月刊除过转载的作品外,也没有出现过很出色的文学作品,但《共进》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成果,它也以自己的编辑活动、传播活动,践行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扩大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力。对当时思想闭塞、文化落后的陕北而言,通过《共进》杂志的发行与传播,文学革命的影响力渐渐生根、发芽,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也在悄然中开始发生着转变。

　　(三)其它方式的传播活动

　　文学革命在陕北的传播,除了通过文学性的刊物外,还借助了演讲、朗诵、演剧等活动进行传播。

　　1920年代,绥德县成为陕西,甚至外省知识分子东渡黄河,前往北平的交通要道,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长李子洲曾多次邀请这些过往的文化名流、进步人士为师生们作报告或演讲。1926年,王子休途径陕北并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滞留了一个多月,“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来后,他在李子洲的劝说下即兴创作了三幕话剧《被毁的血书》,由“四师”的师生们进行了排演,并在绥德街头演出了多次[13]。此外,李子洲的友人惠又光、严敬斋、史可轩、杜斌丞、魏野畴等人,都在途径绥德时,被留住给师生们作报告或演讲。

　　王森然在榆林中学教书时,写下了大量自由体新诗,《无定河的壮歌》等诗歌被学生当成了新诗的范本,他在1925年因病离开榆林时,还给刘志丹等人作诗道别[32]。应聘到榆林中学、榆林师范、女子小学等校教艺术课的丁月秋,在1927年为纪念李大钊被害创作了歌曲《挽歌》,成为当时榆林学生交口传唱的歌曲[33] 。而丁月秋的爱人就是被誉为“狂飙诗人”的柯仲平,他曾在1926年秋陪同丁月秋来到了榆林,并于11月写下了诗歌《“沙野冬夜”会风曲》。直到1927年4月,柯仲平有感于榆林社会风气的闭塞、落后,才离开了榆林[34] 。

　　1934年10月,张季鸾为纪念父亲百年冥寿回榆林住了一个半月,特意为榆林中学等校的青年学子做了四次演讲。他还以此行创作完成了散文《返乡记》,并刊登在《大公报》1934年12月25日的文艺副刊《国文周报》上,在当时的社会上,尤其是陕北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反响[35]。

　　三、陕北地区对文学革命的反馈活动

　　文化的传播不是单一的、线性的活动,而是双向的互动、反馈过程。因此,陕北地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影响下,陕北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也开始了对文学革命的反馈活动。

　　(一)榆林中学的反馈活动

　　1922年前后,思想开明、锐意进取的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相继邀请到魏野畴、李子洲、王森然等人担任榆林中学的国文教员。他们在课堂上讲授鲁迅的小说,胡适、郭沫若的诗歌,并将雪莱、歌德等人的诗作也作为国文教材的内容,开阔了榆中学生的文学视野,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在魏野畴、李子洲、王森然的影响下,榆林中学以学生会主席刘志丹等为代表的学生,在国文课上主动要求老师缩减文言课程,增加新文学作品,尤其是《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的文学作品。1924年秋,王森然去榆林中学任教时,刘志丹代表学生在欢迎会上朗诵了他的诗歌《杀!杀!杀!》[32]。1924年底,榆林中学的学生成立了青年“文艺研究会”、剧社、读书会等进步文学社团,创办了《榆林之花》《塞声》等文学刊物[32]。王森然曾多次将学生的作品投寄到《大公报》文艺副刊加以发表,并将刊发的作品整理成册,由天津《新民意报》代印发行[32]。1931年,柳青考入榆林中学,开始钻研“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成仿吾、蒋光慈等人的作品和大量的苏联文学名着”[39]以及英文版的世界名着,在思想深处,奠定了走文学创作的人生道路。

　　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榆林中学的学生还积极响应“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文科所发动的整理、收集地方民歌、民谣的活动,他们在课余、寒暑假深入田间地头从老百姓身边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先后汇集成册的有《陕北民间谚语》《李自成民谣二首》《十二月秧歌》等作品集。

　　魏野畴、李子洲、王森然不但向学生传授新思想、新文学,还对思想顽固保守的老教师进行耐心的启发、劝导。榆林中学旧派教员的代表是杜良奎老先生,他们主动和老先生进行交流,向他讲述白话文运动,介绍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并引导他阅读新文学作品,甚至外国文学作品。在他们的引导下,老派教师们的思想意识、文学观念也开始了“新变”,在课堂上也讲述一些带有民主色彩的白话文学作品。

　　(二)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反馈活动

　　1923年5月正式创办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即绥德师范学校的前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陕北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的前沿阵地,对西北地区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的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4年李子洲担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长,他从北京聘请到了一批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影响的进步教师,如王懋廷、王复生、刘尚达、田伯荫等人担任国文教员。他们利用课堂、课后时间,不断向学生灌输新思想知识、介绍新文学作品。王懋廷在课堂上使用自编的国文教材,其中不但选择了一些白话文学作品、外国文学名着,而且加入了应用文体的写作和民间文学的讲解。他还组织学生下乡收集民歌、民谣、秧歌,同时指导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经过他们的努力,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但成为了“西北革命的策源地”,也是陕北地区新思想文化与新文学诞生的摇篮。

　　1925年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成立“青年社”,此后和几所学校合并为“陕北青年社”,并一起出版了《塞声》杂志。之后,还成立了剧团,每逢重大节日期间,演出自编自导的戏剧,演唱进步歌曲,扭秧歌,积极开展进步文艺活动。李致煦、王汉屏指导学生排演新剧,每月必演一次或两次,在学校大操场,供各界人士观看。剧目有《复活的玫瑰》《一只马蜂》《孔雀东南飞》《木兰从军》《结婚前的一吻》《大罢工》等。

　　在新文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但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刊物,创办了进步社团,还涌现出了一批文学爱好者。1923年首批入学的学生高光祖在1926年和佳县旅外学生组建了“振葭(佳)会”,创办了带文学色彩的刊物《振葭》,并撰写不少文稿[14]。1926年入学的神木籍学生贾拓夫,爱好文学,热衷于写作,他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创作完成的新式短诗、时事短评,主要刊登在“四师”的壁报上或神木同乡会的油印小报上,在学生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3]。柳青在1930年夏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后,先后阅读了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郭沫若的《反正前后》、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等不少革命文艺书籍,“文艺救国”的人生追求由此生成。曾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榆林中学上过学的绥德籍延振伦于1935年在北京参加了学生剧团,并主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1938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延振伦还在认真钻研编导、表演等戏剧理论书籍[14]。他对戏剧的热爱,与早年在陕北求学期间观看并参与表演进步的话剧活动有一定关联。

　　从1903年开始至1935年,榆林中学、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作为陕北地区最重要的两所中等学校,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在陕北地区的传播具有无以取代的重要地位与作用。陕北文学革命的“新变”是从这两所学校开始的,它们不但是新文学刊物、文学作品在陕北的主要传播地,也是最早对新文学活动进行反馈的进步力量。然而,与新思想文化在陕北的传播相比,这一时期陕北对文学革命的接受与反馈严重不足。直到经过延安时期的发展,陕北本土文学才算真正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