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李鸿章矛盾性格的形成及性格表现分析

　　19世纪中后期,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清王朝大厦将倾。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影响着中国的内政外交,是中国近代史学习不可规避的人物。时人评之为“中国第一人”,梁启超评之“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1];苑书义评之为“过渡时代之过渡人物”[2];其自评为大清的“裱糊匠”[3]。他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阴险狡诈又锋芒毕露,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既冷酷蛮横又温情脉脉,既开明通达又迂腐不化,既坚忍顽强又妥协怯懦——集矛盾性格于一身,这样的性格矛盾同时也体现了新旧时代的思想交锋。

　　一、李鸿章与其矛盾性格的形成

　　李鸿章(1823～1901年),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他是官僚家庭出身,此后走上 “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正统道路。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后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此后,李鸿章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外交上,他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原则,处理过许多重大对外交涉,是中国外交的第一人,“负重望于外国”,却“负重谤于中国”[1]。观其一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但自甲午一役之日,国人皆斥为 “卖国贼”。把整个中国社会的成败责任担于李一人之肩,这是李鸿章的悲剧,亦是国人本身的悲剧。

　　19世纪的世界正激荡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西方文明正在大步发展,而晚清的中国却江河日下。中国封建社会已去向末路,同时却要面对代表先进社会前进方向的陌生敌人——帝国主义列强。中国人无法也无从参照历史,更不能叩问先祖,只能在摸索中前进。作为满清开明官员的李鸿章,其性格自然结合了这样新旧时代的双重特点。在这样的时代里,由于受清政府的局限、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长期官场氛围的熏陶和外交实践的感染,李鸿章逐渐形成了一种矛盾的性格。正是这种矛盾的性格,让他挣扎于历史的漩涡之中,注定了其悲剧的结局,以至于现今仍备受争议。下面,笔者将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来说明李鸿章的这种矛盾性格。

　　二、李鸿章矛盾性格的表现

　　(一)认识方面:腐朽与开明的矛盾

　　李鸿章为封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接受过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奉行“学而优则仕”的正统观念。因此,李鸿章的思想认知,主要内生于整个延绵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体系,洋务运动仍以中国纲常伦理为体,比如他提的“和戎”外交思想,亦与中国人千年秉承的华夷秩序观念相关联。这种深刻的传统思想使得李鸿章表现出了明显的地主阶级封建官僚的腐朽性。

　　李鸿章同时也是一个开明的官僚,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全面论证了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4]。他走在变法改革的前沿,倡导洋务运动,实现军事现代化,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开办新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在统治阶级中,他的认识水平是最高的。
 

　　总的来说,腐朽较开明是占上风的。1896年,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是从我们欧洲的观点来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5]可见,李鸿章的文明开化仅仅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可以说,他的脚已经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停留在旧时代。

　　(二)情感方面:忠君与爱国的矛盾

　　李鸿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尽管不见得是忠于光绪皇帝,但一定是忠于大清的。他把自己比作清王朝的裱糊匠,悉心补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时,有人为李献计“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1]。可李鸿章断然拒绝,直到他签完《辛丑条约》,口吐鲜血,仍坚持向朝廷奏谏,贡献余热。

　　近代中国,忠君与爱国不能完全等同。当人民的利益与君主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李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君主一边,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就是例证。他高贵的顶戴花翎是用人民的献血换来的。他的“爱国”的确掺杂了过多忠君的成分,但也不能简单认为李鸿章就是“卖国贼”。他也曾考虑到民族利益:在与洋人的交涉中,他总是据理力争,减少损失;他与秘鲁立约,保护华工利益,拒绝利益均占,反对美国的排华方案和美国的鸦片贸易。在外族面前,他也在维护着国家的尊严。

　　(三)意志方面:怯懦与坚忍的矛盾

　　一方面,作为封建旧官僚,李鸿章有怯懦的一面。在慈禧太后面前,李鸿章也免不了卑躬屈膝,当太后把手伸向北洋海军军费时,李鸿章沉默了,任慈禧拿去扩建颐和园。面对洋鬼子,为稳定和局,他也免不了忍气吞声,签订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是失败的结果,我们不能光因这些条约是李签的,而责其为“卖国贼”,但也不能否定,失败结果的造成与李之前的软弱政策和错误判断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李鸿章深谙官场规则,多年的宦海浮沉,使他明白了如何避其锋芒,遇事能忍,连梁启超也称其“不避劳苦,不畏旁言,是其所长也”[1]。李鸿章“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1],饮食起居都有固定的时间,能做到“案无留牍,门无流宾”。

　　李鸿章坚忍的性格,有做大事之风,但又免不了自傲、软弱。这样的矛盾使得他是时代的一个人物,却改造不了这个时代!

　　(四)行为方面:和戎与自强的矛盾

　　李鸿章主张“忍小愤图远谋”[4],认为和戎与自强相统一。先保和局,再图自强大计,“和局是退了一步,自强御辱则是进了两步”[6]。他的思想并非不无道理。中国当时对外没有平等的国际地位,对内没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戎是为自强争取时间,但这种不平等的和局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逐渐失去了对越南、朝鲜的宗主权,铁路修筑权转让,租界地日益增加等等。他对西方列强的判断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地也”[4]。欲壑难填,正是一次次的和戎,阻止了中国在与列强的一味拼杀中走向全面崩溃,却又将中国一步步地拉向半殖民地的深渊。由此看来,和戎与自强是矛盾的。和而不能实现自强,必然只能落得受害而无益的消极结局,李鸿章遭谴责的命运就终不能完结。

　　三、小结

　　李鸿章其人,“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顶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1]。不论他为中国近代贡献了多少,又犯下了多少错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李鸿章是晚清肯做事并且能做事的人。因为他做得多了,所以得到广泛关注。对比“平时袖手谈心事,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人要强得多。这并非提倡做错事,而旨在强调,位居高位,其有没有、能不能为百姓、为国家民族干实事。

　　李鸿章的矛盾性格归根到底是时代造就的。他的悲剧在于:他试图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超越了一个人乃至一代人的能力。而今天的时代已经使我们没有顾虑,我们这代人完全拥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能力,也必须承担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使命,继续前人未竟之事业,实现自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李鸿章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8(2):27,182,156,179,178,24.
　　[2] 范书义.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1).
　　[3] 吴永.庚庚子酋狩丛谈[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5.
　　[4]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59.
　　[6]刘世华.李鸿章外交思想新论[J].安徽史学,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