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浅析梁启超对近代历史人物的影响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他的妻子李蕙仙是近代贵州人，梁启超也因此成为近代贵州人的女婿。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梁启超与近代贵州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贵州近代一些历史人物，如李端棻、严修、吴嘉瑞、乐嘉藻、凌秋鹗、白铁肩、黄齐生、蹇念益、陈国祥、王伯群、李蕙仙等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梁启超对李端棻的影响

　　1889 年，贵籍开明官员李端棻典试广东任主考官，因欣赏梁启超的才华，将其取为举人第 8 名，并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自此形成了李、梁之间的师生兼姻亲的关系。梁启超在京师时，常至李府聚首，二人娓娓谈西学，侃侃论新政。李端棻在与梁启超的交往中，互相启迪，互相研砺。梁启超对李端棻产生了重要影响。“自是颇纳起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1].继后，李端棻更得光绪帝赏识，被破格使用任礼部尚书，积极参与维新变法，积极配合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活动。李端棻还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名士，至戊戌变法时李端棻进一步请开懋勤殿、位置通才，与顽固派斗争，成为着名的维新派官员。梁启超曾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2]10但他人微言轻，其主张很难上达下通，产生具体的重大影响，李端棻充当了他在朝廷中的代言人。1896 年 8 月，时任刑部侍郎的李端棻向光绪帝递呈了着名的《请推广学校折》，这是整个维新运动期间开展的推广西学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在草拟过程中曾接纳了梁启超等人的意见。《请推广学校折》建议以官书局和学堂为经，以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和派遣游历等五事为纬，广开民智，培养英才。此奏折一上奏，梁启超就在他主编的《时务报》第六册上全文刊载，继后又在该报上第七册上发表《总署议复李侍郎推广学校折》的文章，使这一大事得以迅速在全国传播。

　　二、梁启超对严修的影响

　　1894-1897 年，严修在贵州任学政期间，经常阅读梁启超编写的《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于是眼界大开，深受启发，他在《劝学示谕》中说：“方今士习之蔽，大要有二，朝而时文，夕而试律，迂道德而不谈，束经史而不视，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其蔽一也；口则诗文，心则货利，身则痒则，行则穿窬，言不能顾行，行不能顾言，其蔽二也。”[3]66尔后进一步指出“: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若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3]72;“近来时局日异月新，泰西之学，俱为当务之急”[3]68.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的启发下，严修对贵州的教育进行了改革。

　　改革的措施之一，是在贵阳开设资善堂书局，以梁启超所拟的《西学书目表》为参照，购进不少自然科学书籍和介绍西方政治历史的书籍。其中有维新人士的着作如冯桂芬的《校飺庐抗议》、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等。此举为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贵州的传播开辟了一条渠道。《时务报》是戊戌变法时期宣传维新变法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梁启超是该报的主笔。

　　自 1896 年在上海创刊后，风靡海内，“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该报言论激进，文字活泼，“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严修阅后，极为赞赏。他与梁启超联系，在资善堂书局设立了《时务报》发行处。黔中士子读报后耳目为之一新。改革的措施之二，是改革学古书院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改变过去书院只习经史的传统做法，在课程设置上以经史、数学为主课，兼习时务和外语。时务课以学习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的内容为主。当时开设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介绍的中国新观点都有像《时务报》这样的书刊作根据。严修还给学生订阅《时务报》，住校学生几乎达到人手一份。严修亲自改定《通饬各学劝谕诸生购阅〈时务报〉札》，通知府、州各学，号召诸生购阅《时务报》，从而把阅读《时务报》在全省作为制度固定下来。书局的建立，《时务报》等新书报的引进，不但开阔了贵州读书人的眼界，也使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思想很快在贵阳和其他地区传播开来。

　　三、梁启超对吴嘉瑞的影响

　　湖南长沙人吴嘉瑞，1896 年前后曾在南京、上海活动，与梁启超有较深的交往。梁启超对吴嘉瑞有一定的影响。

　　1898 年，吴嘉瑞任贵州百层河厘金局总办，他在贞丰组织了“仁学会”.在酝酿筹组过程中，吴嘉瑞曾广泛吸收当地进步人士特别是年轻人，向他们传播国内政治时事情况，宣传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思想。“仁学会”推荐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着述供青年阅读和研究，向他们进行思想启蒙教育。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思想及其着述成为吴嘉瑞组织的“仁学会”对贞丰青年进行思想启蒙教育的素材。“仁学会”启蒙了一大批青年，使得革命思潮在贞丰、黔西南等地区广为传播，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四、梁启超对乐嘉藻的影响

　　1893 年，贵州黄平举人乐嘉藻乡试中举。出于对国事的忧虑及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他大量购置新书、报刊，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解“泰西诸学”和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通过潜心研读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使他明白了中国积弱的症结以及不变法就不能图存的道理，乐嘉藻的思想境界及爱国情操也因此得到了升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曾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再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10.戊戌变法失败后，乐嘉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于 1902 年与于德楷、李福田、李子良等人筹组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特聘贵州武备学堂日本教习金子新太郎、木藤武彦、冈山源兼任教员，以改变中国的旧式教育，使之尽快地跟上时代潮流。这所学堂的创办，既是贵阳师范教育的开始，也是贵州全省师范教育的先声。虽然只存在短短三年，但对推动贵州师范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1904 年春日俄战争时，日军打败俄军而占领中国辽阳。金子新太郎等日本教师强邀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住校生一起会饮庆祝，遭到学生们的拒绝，于是无理怒打带头拒绝的住校生雷述、张友棻等人。学生们将事情的来由告诉乐嘉藻。为了维护国家尊严，打击日本教习的嚣张气焰，经过交涉无效后，于是他辞退了日本教习。之后，乐嘉藻将这件事的起因、经过、结果诉之成文，以《贵阳师范学堂日本教习殴辱学生事件》一文寄给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梁启超接到乐嘉藻文稿后，十分赞赏他维护国家尊严的义举，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将其文刊登在《新民丛报》，并撰以短评予以支持。梁启超之文发表后，乐嘉藻因此名播海内外，其维护国家尊严的正义之举赢得了华夏士人的钦仰和赞颂。

　　五、梁启超对凌秋鹗、白铁肩、黄齐生等一些贵州教育界进步人士的影响

　　女子教育是近代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子教育的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顽症。梁启超作为近代维新派的代表、改良主义的先驱，在维新运动前后，十分关注女子教育问题，并在《时务报》上撰写了诸如《记江西康女士》《论女学》等文章，积极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教育。

　　他还积极投入到开启女子思想的活动中。1897 年，他在经元善、谭嗣同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并亲撰《倡设女学堂启》，呼吁解放妇女，改变中国的人口素质，培养有知识、有理想的新型女青年。梁启超关于女子教育的宣传及其实践对贵州教育界的一部分进步人士产生了重要影响。戊戌维新运动期间，贵州教育界一部分进步人士在梁启超的女子教育的宣传及其实践影响下提倡男女平等，并尝试创办女子学堂。例如凌秋鹗先生首先提出“男女受教育应该是均等的”[4]138.他在创设达德小学堂的第二年，便附设了女子小学，招收女学生，聘请女教师。贵州女教育家白铁肩常与女友谭佛侠、杨镜如等学习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等刊物。受其影响，决定创办女子学堂，让更多的妇女接受新式教育。1908 年，她创办了“私立光懿女子学堂”.1896 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着名的《戒缠足会叙》一文，宣传男女平等，痛斥歧视、损害妇女的封建陋习，集中阐发了他的戒缠足思想。他指出为了国富民强，必须戒缠足。他把戒缠足和兴女学联系起来，认为缠足使女子难以到学校接受教育，“缠足一日不废，女学一日不兴”.他一方面亲自撰写文章，通过《时务报》来阐发他的戒缠足思想；另一方面在他主持《时务报》期间，利用《时务报》翻译刊登外国人对中国女性缠足之俗的批评。如曾刊登过《中国妇女宜戒缠足说》、《劝中国女子不宜缠足》等文章[5]571-572,以此动员全社会戒缠足。梁启超还于 1897 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不缠足会，亲自制订《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简明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须一律放解”;入会人员及其子女可以互相通婚；入会人员女子在 9 岁以上已无法再放足者，报会登记后亦可与会中人婚娶。[6]

　　受梁启超的戒缠足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贵州教育界进步人士安顺人黄齐生倡导“天足运动”,向达德学校师生们讲述了缠足的坏处，并印了《戒缠足歌》。黄齐生还动员自家的女儿、侄女并联络贵州的第一个女教师董德莹带头行动，起模范作用，运动很快遍于全校并及于贵阳社会。[4]161
　　
　　六、梁启超对蹇念益、陈国祥等部分贵州籍留学生的影响

　　甲午战争的失败，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与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使中国人将日本作为学习西方的桥梁与效仿的对象，留学日本成为中国人的首要选择；日俄战争的结局，1905 年科举制的废除，更是刺激了留日大潮的掀起。在这一背景下，受“西潮”的直接冲击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影响，在以巡抚林绍年为首的贵州地方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贵州学子负笈东瀛，开启了贵州近代留学的步伐。仅《贵州通志》所载，公元 1905 年一年之内，通过贵州官方选派和自费留日学生便有 151 名[7]898,此外，还有遭到清廷迫害的贵州维新人物逃亡日本留学者。遵义的蹇念益、修文的陈国祥、青岩的姚华、贵阳的熊范舆、平坝县的陈廷策、贵阳的张协陆、兴义的刘显治等贵州籍学生也加入到留学日本的行列中。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于 1907年成立了“政闻社”,倡议民主共和，鼓吹君主立宪。蹇念益、陈国祥、姚华、熊范舆等这些在日本留学的贵州籍学生便加入到该社中。在梁启超的教育和熏陶下，这些贵州籍留学生既参加了国内的党争，也介入了贵州的政争。

　　七、梁启超对王伯群的影响

　　贵州兴义人王伯群青年时期在贵阳读优级选科师范文科班时，颇受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1906 年，在日本留学的王伯群加入同盟会，同时结识了被清政府追捕逃亡日本的梁启超。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回国，王伯群也于次年元月回国。回国后的梁启超在北京组织进步党，王伯群任该党干事。留学日本和在北京这段时间内，梁启超对王伯群产生了重要影响。1913 年王伯群离京回黔。在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中，梁启超电邀王伯群到天津开会，决定在滇黔两省发动武装起义反袁。受梁启超的的影响，王伯群从天津回到贵阳后，策动其弟王文华组织护国军与滇省联合出兵讨袁，最终促使贵州于 1 月 27 日宣告独立。贵州独立的成功，稳定了云南侧翼的安全，增加了反袁的声势，振奋了护国军前线部队的士气。

　　八、梁启超对其妻李蕙仙的影响

　　1891 年 11 月，19岁的梁启超与 23 岁的贵州人李蕙仙结婚，正式组织家庭，并在北京安了家。李蕙仙在梁启超影响下，努力学习新学，眼界逐渐变得开阔起来，思想认识不断提高，成为梁启超的好内助。1895 年，梁启超在北京创立保国会期间，她全力支持梁启超。1896 年，她随梁启超赴上海创办鼓吹维新改良的报纸《时务报》，并于此间在上海创办了女子学堂，担任提调（校长）。1898 年，李蕙仙任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报纸---《女学报》的主笔。《女学报》鼓吹男女平权，施教劝学，提倡民主、科学，主张兴办女学，以求妇女解放，国富民强。该报的创办，促进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

　　总之，梁启超对贵州近代一些历史人物，如李端棻、严修、吴嘉瑞、乐嘉藻等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方面的影响，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