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探究对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马 达 汉 （Carl Gustaf Mannerheim,1867-1951）①，芬兰近代史上着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1944-1946 年任芬兰总统。 马达汉祖籍瑞典，1867 年出生于沙皇俄国的藩属芬兰大公国，曾担任过沙皇的宫廷近卫和御马官，并在 1905 年参加了日俄战争。 受俄军总参谋部指派， 马达汉于1906-1908 年前往中国进行军事侦察，目的是探明清政府在新疆和甘肃的实力， 清朝地方官员对待“新政”的态度，并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为掩盖其军官身份， 马达汉作为法国伯希和探险队的成员前往中国，并与“芬兰 - 乌戈尔学会”、芬兰国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 “安特尔委员会” 达成合作，为他们收集古代文物。 1906 年 7 月，马达汉从莫斯科出发， 经俄国统治下的塔什干、 安集延等地，于 8 月进入中国边境。由于考察新疆是马达汉此行的重点，所以他先对南疆的叶尔羌、和阗进行考察，后返回喀什噶尔向北行进，重点考察了阿克苏、伊犁地区、喀喇沙尔、迪化（今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吐鲁番、巴里坤、哈密等地。马达汉所选择的路线与其他探险家的路线不尽相同， 时而偏离传统的丝绸之路，期间六次翻越天山。离开新疆后途经安西、兰州、西安、郑州、石家庄、太原、归化（今呼和浩特）、张家口，于 1908 年 7 月到达北京，结束了为期两年的考察。 马达汉每到一处便与当地的官员结交，了解当地情况。马达汉停留时间较长的地方多为军事重镇， 对当地的军事布局和兵力情况尤为关注，他还亲自绘制了 18 座城市的草图和许多路线图。 此外，马达汉对阿布达尔人、土尔扈特部、撒里和西拉尧乎尔（即今裕固族）等少数民族族群进行考察， 还前往拉卜楞寺考察，其后又在五台山拜见了避难的十三世达赖喇嘛。 尤为可贵的是，马达汉将自己每日的考察活动写成详细的日记[1],并在考察过程中拍摄了 1300 余幅照片②， 这些已经成为今天研究清末社会的珍贵材料。

　　近年来， 随着马达汉西域考察相关资料的陆续翻译出版③[2-3]和新疆档案馆相关档案的公布[4] ,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逐步展开。

　　一 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内关于马达汉西域考察的研究以 2000 年为界，2000 年之前的研究较少。 专门论述马达汉的文章仅有刘爱兰、房建昌的《芬兰总统麦耐黑姆光绪末年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5]一文。 该文总体介绍了马达汉的亚洲考察，是很多学者“结识”马达汉的契机。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马大正先生，他阅读该文之后，对马达汉的印象有二：“在众多新疆考察的外国人中还有一个芬兰人，其经历当属奇特；对该文的题名大不以为然，考察时马达汉仅是一个俄国军官，怎么能配上几十年后当上芬兰总统的头衔！? ”[6],此后马大正先生开始关注马达汉新疆考察的情况， 但收获不多。 2000 年以后，国内知道马达汉的学者日益增多，这得益于马大正先生与王家骥④先生的结识。马、王二先生就马达汉新疆考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情况进行洽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2000 年度重点研究项目正式立项， 可以说是我国学界系统研究马达汉新疆考察的开端[2]10.

　　国内关注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与 “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研讨会” 的召开不无关系。 2006 年 8月 20 日至 9 月 11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主办、 新疆社会科学院协办的 “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研讨会”,分别在芬兰赫尔辛基和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中芬学者于乌鲁木齐会议后联合赴南疆，沿着马达汉当年在南疆考察的主要线路进行了野外考察[7]. 中芬学者提交 20 余篇论文，后经马大正、厉声、许建英三位先生整理并出版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 此后，由于中芬学者的友好合作，“马达汉中国西部图片展” 在中国进行了三次展览①。 此外，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芬兰中国协会联合主办的芬兰马达汉中国西部图片展于 2010 年 6 月 7 日在友协和平宫举行。 2012 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和新疆电视台联合拍摄的大型情景再现式纪录片《百年新疆》②（又名《一百年前的探险日记》） 拍摄完成， 其中第四集《马达汉·古道谍影》专门讲述马达汉新疆探险。以上会议、 图片展览和纪录片对于国内了解马达汉起到了推动作用， 也促进了马达汉西域考察的研究进程。

　　自 2000 年以来，国内研究马达汉的学者不断增多，也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总体介绍马达汉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王家骥先生所着的《马达汉》[8]是一部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运用读者容易接受的手法和文字撰写的评传，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介绍马达汉的着作。 该书介绍了马达汉的个人经历，并以马达汉所写考察日记为依据， 着重介绍马达汉 1906-1908 年的亚洲之行。 此外，该书还涉及马达汉与伯希和中亚组队问题、 马达汉错过莫高窟等问题，尤其是在探讨中亚组队问题时，提到了马达汉的妹夫路易斯·斯帕热伯爵加入探险队而被伯希和所拒绝一事。 伯希和对马达汉多方刁难，这些在其他论着中均未得见。 马大正《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西域考察的经历与研究》[9]一文综合性地介绍了马达汉 1906-1908 年在中国 （尤其是新疆地区）的探险活动，并强调马达汉新疆考察在新疆考察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马大正《略论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新疆考察》[7]31-43一文整体介绍马达汉新疆考察活动及其遗产的历史价值， 尤其要重视马达汉所绘制的 11 幅不为史籍所载的城市布局图； 同时提到了与马达汉同时期前往新疆考察的其他探险家，并与伯希和、日野强进行了简单的比较；更正了耿瘅在《译者的话》中关于马达汉的三个失实之处③[10]:马达汉未曾担任伯希和探险队中哥萨克卫队长一职，马达汉被授予“元帅”称号是在 1942 年， 马达汉 1917 年回国的真正原因是投身芬兰独立事业， 但是其盗掘文物的行为概括了马达汉与日野强考察的四个相同点：同为军事性质考察，都是军人身份，考察时间相同，都有记录考察经历的资料传世；两个不同点：马达汉对军人身份进行了伪装而日野强没有，二人服务对象不同。 杨恕《论曼涅海姆新疆考察的学术意义》[7]48-53一文强调了马达汉考察对于中国西北地区地理环境、 民族民俗和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的意义， 尤其要充分发掘马达汉拍摄照片所能反映出的信息，与传统文献相补充；同时还要加强对其他探险家考察成果的研究， 将其中现代意义的科学记录运用到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之中。王家骥《马达汉新疆考察日记和回忆录的史料价值》[7]118-123一文从清政府对外关系， 英俄日三国对我国新疆地区的渗透，清政府推行“新政”产生的效果，新疆历史人物及事件，地方官员贪污及清末新疆地区屯垦戍边等六个方面， 介绍了马达汉新疆考察日记和回忆录的史料价值。许建英《马达汉新疆考察的资料收集及其方法》[7]194-210一文将马达汉收集到的资料分门别类，并探讨其获得资料的途径及资料的学术价值。 刘明《试述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在新疆的民族学调查》[11]简要介绍了马达汉1906-1908 年的考察活动及其学术价值，并与同时期的外来探险家作比较。 此外，闫存庭《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视域下的清末中国社会---〈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 1906-1908〉述评》[12]、王 家骥 《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与其人其事》[7]44-47、孙宏年《马达汉的“亚洲情结”》[13]、张金秋《曼纳林不为人知的中国考察》[14]四篇文章均对马达汉中国考察一事做了综合性介绍。

　　（二）关于马达汉亚洲之行所拍摄照片的研究成果。

　　在 21 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国内对马达汉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所拍摄的照片而进行。邓明《马达汉照片探秘：清末兰州辕门》[15]一文，以马达汉所拍摄的兰州街道照片为中心， 引用兰州谚语对照片中人们的行为进行解释， 进而将马达汉所拍摄照片与乾隆年间《皋兰县志》中的《督署图》、光绪年间的《金城揽胜图》对比，证明照片中的地点是兰州辕门， 并根据传统史籍叙述了兰州辕门及城市构造的情况。 习习《读图笔记》[16]以《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为基础，从中选取了八组照片（柯尔克孜猎人和他的猎隼、固满的一名乞丐、穿越排山卡口、凉州北城门上的城楼和凉州街景、 兰州的大年初一、 受过基督教洗礼的中国妇女、教堂餐厅、柳大沟的三名妇女）进行了阐释。王家骥《马达汉二十世纪初新疆见闻录》[17]一文详细地介绍了马达汉在叶尔羌和阿克苏的活动， 并附有相关图片。殷德俭《“定格于瞬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的魅力》[17]135-150一文先整体介绍了目前国内可见的马达汉所拍摄照片的情况， 强调这些照片的重要性， 认为马达汉拍摄照片包括了人物、风景、文物、市井、民俗等方面，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等领域，将马达汉拍摄照片的兴趣点与其考察任务挂钩，强调所拍摄照片的纪实性，并提出与同时期的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所拍摄的照片进行对比研究的构想。

　　（三）运用马达汉相关资料阐述清末社会的研究成果。

　　利用马达汉日记来研究清末社会 （尤其是新疆地区）的一些问题，是目前国内研究的主要方向。周轩《俄属芬兰男爵曼纳海姆（马达汉）西域考察中的官员交往》[18]一文叙述了地方官员对马达汉隆重的招待及马达汉对他们的认识， 并根据正史记载叙述了他们的命运， 进而探讨清末新疆地区的买官行为和官吏贪污腐败问题， 认为重金买官行为促使官员在有限的期限（一般为 3 年）内大肆敛财以收回买官成本， 从而加重了贪污腐败问题。 李方《从马达汉日记及报告看 1906-1908年中国铁路修建的状况》[7]235-267一文以马达汉考察日记中关于中国铁路的资料为主， 着重介绍了马达汉打听到的关于修建新疆铁路的两条路线：

　　一条是从张家口经呼和浩特经古城通往新疆，另一条是从西安、兰州、哈密到乌鲁木齐。 清政府将修建铁路的任务分派到各省， 因此各省需要自行筹集资金。在马达汉看来，当时中国修建通往新疆的铁路困难重重， 而在收回路权运动之后外国人仍占据着中国铁路部门的诸多要职。 闫存庭 《从〈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 1906-1908〉 看清末的新疆社会》[19]以马达汉考察日记为基础，介绍新疆农牧、商业以及民众生活等情况。 闫存庭《马达汉笔下的喀什噶尔社会述略》[20]和吴孝成《外国人眼中百年前的伊犁》[21]两篇文章将日记内容与单个的地方社会研究相结合。
 

许建英 《马达汉笔下的新疆民族与社会》[7]213-234一文以马达汉日记为基础着重对新疆族群进行梳理，认为清末新疆地区民族种类实际上比我们现在所划分的更多样，更复杂，其中阿布达尔人、什克韶人、多浪人等现均已被划入到维吾尔族中。 因此要对马达汉所提到的那些族群进行深入研究，从尊重族群独特性的角度出发，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原各族群的称呼并且重新划分其民族。 闫存庭《从另一种角度解读清末新疆土尔扈特人的社会生活---以马达汉笔下的卡尔梅克人为研究对象》[22]则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对马达汉访问过的少数民族卡尔梅克人进行叙述。 马大正《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访察卫拉特蒙古述略》[23], 通过描述马达汉所交往的纳生巴图等卫拉特人，进一步探讨马达汉对卫拉特人风俗习惯的认识和在卫拉特游牧地所做的军事考察。 孙宏年《马达汉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以1908 年的五台山会见为中心》[7]274-296一文以鲜为人知的马达汉觐见十三世达赖一事为中心， 叙述了此事的过程， 尤其注意到十三世达赖对清廷的防范和亲俄行为， 并将此事置于英俄在中国西部地区角逐的大背景之下探讨此事的意义。

　　苗普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有关马达汉新疆考察档案述论》[7]175-184一文以新疆档案馆馆藏的马达汉新疆考察相关档案资料为基础，列出了马达汉在新疆考察的行走路线，到达或离开各地的时间并与日记中的记载比较， 得出二者基本一致的结论； 探讨了马达汉在南疆地区无护照旅行， 所持护照与抄件上汉文名字不一致问题以及私自变更路线问题， 认为马达汉私改路线是为了搜集军事情报。阿拉腾·奥其尔《马达汉〈军事考察报告〉 述评》[7]95-110一文以马达汉的军事考察报告为基础，探讨了马达汉考察的军事性质。认为《军事考察报告》对于我们研究马达汉，了解当时沙俄侵略中国的阴谋、清末社会状况、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有重要意义，应该得到学界重视。该文是国内首篇专门介绍马达汉军事考察的文章，写于中文版《军事考察报告》出版之前，在当时价值颇高。

　　此外， 还有学者在论证其他问题时引用了与马达汉相关的资料，例如艾力·吾甫尔《新疆阿布达里人渊源考》[24]等文。

　　马大正先生和厉声先生在“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提出“应将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放到清史、新疆地方史、新疆探察史、中亚地区史，以及 20 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等大背景下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7]6的目标。 而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与这一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 国外研究状况及趋势。

　　马达汉西域考察问题也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其中主要以芬兰学者为主，限于条件，遗漏较多，只能做部分介绍。

　　国外对马达汉的研究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界，早期对马达汉的研究主要从文物考察、民族学调查、气象探测等方面进行，而鲜有论及其军事考察的着述。 这与芬兰人民的民族情感有关，芬兰人不愿意承认其民族英雄竟然为沙俄帝国主义服务[25].苏联解体之后，苏芬之间一些敏感的问题得到缓解， 使得客观地评价马达汉在芬兰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可能。 1992 年赫尔辛基大学开始举办关于马达汉的公开讲座， 其中也包括关于马达汉西域之旅的述评讲座。 1999 年芬兰文物局举办了题为“1906-1908 年马达汉在亚洲腹地”的大型展览会以展示马达汉的西域之旅，并编辑出版了有关的论文集和光盘。 1998 年，芬兰电视台赴我国新疆实地拍摄的电视片 “马达汉西域考察纪行”,也已刻录为 VCD 光盘出售[8]5.

　　就目前笔者可知资料而言，与马达汉亚洲考察相关的作品主要有：《马达汉从东突厥斯坦收集的考古文物研究》（A.M.Tallgren The Manner-heim Archeological Collection from EasternTurkestan）、《 马 达 汉 收 集 的 墓 碑 古 籍 残 本 》（G.Raquette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fromEastern Turkestan）、《对亚洲腹地几个部族的人类学体型测量》 （Kaarlo Hilden A Contributionto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Some Peoplesin Central Asia）、《马达汉收集的佛经残片》（J.N.Reuter Some Buddhist Fragments fromChinese Turkestan in Sanskrit and “Khotanes-e”）、《四份维吾尔商业文件和蒙古方块字文书残片 》 （G.J.Ramstedt Four Uigurian Documents;Fragment of Mongolian “Quadratic”Script）、《马达汉考察时的气象记录 》 （Runar.MeinanderMeteorological Notes Made by C.G.Mannerheimduring his Travels in Central Asiain 1906-1908）、《马达汉的地图测绘》（A.K.Merisuo C.G.Mannerheim's Mapping Work on his Journeyacross Asiain 1906-1908）①。 哈里·哈伦是芬兰学术界研究马达汉的旗帜性人物，他的《马达汉：一名战士和地理学家》②、《马达汉 1906-1908 年由西至东穿越亚洲之旅的分析索引：地点、人物和一般术语》③以及由他编辑的《马达汉 1906-1908年在中国作为军事间谍的笔记》④都是与马达汉西域考察相关的文章。

　　目前笔者所见的国外研究主要是收入马大正、厉声、许建英整理主编的《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一书中的会议论文。

　　高歌 《马达汉在亚洲的岁月：1904-1908年》⑤[7]1254-68（许建英译）综合性地介绍了马达汉在日俄战争及亚洲考察中的活动， 着力探究了马达汉在地理学、 人种学及古代遗迹学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马达汉收集到的大量唐卡、公元 6世纪的文书、用蒙古文方块字形式写成的佛教文书价值极高。 蒂默·纳拉耶尔维《马达汉中国探险：新疆考察时的猎人和骑手》[7]69-78（许建英译）围绕马达汉对马匹和狩猎的极度喜爱这一主题，先介绍了马达汉中国考察的任务 （包括军事侦察和文物收集）及完成情况， 认为马达汉既出色地完成了两项任务，又不忘自己的兴趣：狩猎和马匹。 蒂默·纳拉耶尔维认为瑞典文日记原稿中包含着更多能反映马达汉与马匹关系的细节，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探讨马达汉错过莫高窟的原因时， 蒂默·纳拉耶尔维认为马达汉对佛教文书不感兴趣是主要原因，并非单纯地忙于狩猎，而马达汉缺乏对古代文物的兴趣和鉴赏能力是因为未能得到专家的指导。 哈里·哈伦《马达汉男爵骑马亚洲之行和……》[7]124-134（许建英、杨卫东译）将原版日记中关于马达汉在考察期间乘坐马车、 悬轿及火车的未公开发表的部分章节补录出来， 说明马达汉亚洲之行中所用的交通工具问题。通过探讨交通工具的使用情况，可以对路况及马达汉身体状况进行探讨。 其中在补录章节中有一段涉及马达汉与伯希和等法国探险队成员结识的文字，这是在中文版日记中见不到的，故而在探讨马达汉与伯希和关系问题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 补录文字中还涉及道路里程问题，可用于探讨马达汉的行程问题。

　　阿尔伯·雍杜宁《俄国地缘战略对马达汉的影响》[7]86-91（王家骥译）将马达汉军事勘测任务与米留亭制定的军事勘测地理计划做比较， 介绍了米留亭军事思想对马达汉的影响。 认为马达汉的军事考察报告和绘制的地图在俄国的亚洲政策中得到运用：在对抗日本失败之后，俄国尝试扩大在中国新疆、蒙古以及马达汉所调查地区的影响，这与国内研究者们所认为的军事考察报告未能得到有效利用的观点不同，值得思考。珀提·殷克宁《从军事情报角度看马达汉上校的亚洲之行》[7]111-117（杨卫东、陈海涛译）先介绍了马达汉考察的背景：清政府的新政改革引起俄国关注， 而依据数十年前普尔热瓦尔斯基等军官所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情报系统需要更新。 继而介绍马达汉军事报告及其成果，该文写于中文版《军事考察报告》出版之前，在研究马达汉考察的军事性质方面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彼特·桑德伯格《摄影家马达汉》[7]151-163（许建英译）利用马达汉与其家人、伯希和的往来书信中的相关信息探讨马达汉在考察中所使用的照相机型号为鄂奈曼·克拉普，这是当时配置最先进的一款照相机。 继而探讨马达汉携带感光板及冲洗照片的艰辛，并对马达汉所拍摄照片进行评价，认为他拍摄的人物照最为生动。 碧丽瑶·瓦丽瑶拉《马达汉与芬兰国家博物馆》[7]185-193（杨卫东译）以马达汉所收集文物为主线， 介绍了马达汉考察前为进行人类学调查所做的准备， 包括阅读前人中亚考察的指南书目，向前辈（G.J.兰司铁、奥托·唐纳等）请教。又依据《马达汉 1906-1908 年由西至东穿越亚洲》一书介绍了马达汉收集的文物情况，最后介绍了考察成果的分配情况： 人种学实物和其全部手稿归芬兰国家博物馆， 照片所有权属于芬兰 - 乌戈尔学会，唐卡及一些佛教用品、作为礼品接受的东西为马达汉所收藏， 现在可以在马达汉家庭博物馆里看到。 收藏于芬兰国家博物馆和芬兰 - 乌戈尔学会的这部分资料大多数已经出版或者用于研究。 由于马达汉考察时芬兰国家博物馆尚处于筹备阶段， 所以马达汉收集到的文物对芬兰国家博物馆而言意义重大。

　　阿里·麦克莱《马背之旅的开始：马达汉 1906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今天与 100 年前观点之比较》[7]164-174（杨卫东、陈海涛译）旨在研究马达汉在奥什为旅行所做的准备工作， 并与现在当地情况对比。作者在亲身考察之后，将自己目睹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市场形势等与100 年前马达汉关于该地区的记录相比较， 认为这 100 年间当地的马匹价格、工资水平、人们的服饰没有多大变化，而当地的环境却变化很大，马达汉当年常常见到的山顶积雪场景现已少见。 作者认为可以沿着马达汉的旅行路线建立一条 “研究走廊” 来监测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 尤哈·杨虎嫩《马达汉在拉卜楞寺》 [7]268-273（许建英译）一文依据马达汉考察日记叙述了马达汉在拉卜楞寺考察的过程， 并注意到马达汉因为没有拿到前往拉卜楞寺的推荐信并且拒绝当地“强人”的安排与“帮助”而遇到当地人恐吓和刁难的问题。 认为马达汉对拉卜楞寺的考察虽不及俄国探险家 G.N.波塔宁、P.K.科兹洛夫等人深入，但他所拍摄的该寺照片却价值颇高。

　　三 小 结。

　　通过对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进行综述， 可以看到：21 世纪以来， 国内外对马达汉的研究由冷到热，逐渐展开并深入。 目前，国内对于马达汉西域考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综合性地介绍马达汉西域考察、沿途所拍摄照片、所记述的清末社会现状三个方面，尚未全面挖掘，仍有诸多内容以待后人研究和拓展。 国内对于马达汉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外文资料的翻译， 所以加紧对相关外文资料的翻译、出版是当务之急。 我们相信，伴随着更加丰富的相关外文资料的翻译， 马达汉西域考察研究会结出更多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