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宗瀛执政生涯中对理学的接受与践行-985毕业论文网

涂宗瀛（1812~1894），字海三，号朗轩，一号师竹，清六安人，出身于寒儒之家。1862年开始从政，为官20载，先后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幕下做僚属，从执掌府县衙门起，最终担任湖广总督，成为一品大员。

　　在晚清众多名宦中，涂宗瀛以坚守、宣扬程朱理学而着称，在“师夷长技”“开眼看世界”的浓烈氛围中，其对传统程朱理学的坚守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另一种声音。本文尝试从廉政的角度，谈谈理学影响下的涂宗瀛在执政生涯中如何服膺理学、践行理学。

　　一、服膺理学。

　　（一）追随曾李、服膺理学。

　　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爆发，作为清王朝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传统儒学，受到起义者的亵渎。太平军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挽救清王朝的命运，具有理学背景的人物，以曾国藩、李鸿章、倭仁、李棠阶、李鸿藻、左宗棠等为代表的理学士人纷纷投笔从戎，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并以此为契机迅速崛起，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一批新崛起的实力派，支撑起岌岌可危的清王朝。

　　早在1845年，涂宗瀛会试落榜留京，拜远房亲戚、“理学名臣”、刑部主事霍山人吴廷栋为师，同时与之交往的还有唐鉴（镜海）、倭仁、曾国藩、何桂珍、窦兰泉等。这批人有着共同的特点，即专心学问，不尚空言，极力推崇程朱理学。唐鉴曾经教导曾国藩治学方法，指导他精读《朱子全集》，这为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把程朱理学与誉为“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建构起了理学经世思想，求实务实，躬行实践，主张扶人心、正民气、整官风、除积弊，重实际、讲实效，任贤选能，更新吏治，自强自立、学习西方、因时变革。

　　1862年，涂宗瀛大挑一等，签分江苏知县。受官后，他去安庆拜会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在涂宗瀛留营差委片中提到：“臣查该员朴实果毅，能耐劳苦，拟请留营差委。”[1]（P2996-2997）曾国藩奏准将涂宗瀛“留营委办谷米局事务”（湘军军需官），涂宗瀛开始从政。

　　1863年，曾国藩向朝廷呈递《保荐人才疏》，称赞涂宗瀛“践履笃实，治官事如家事。”[1]（P15）1864年，曾国藩保举涂宗瀛为江苏直隶州知州。

　　1865年4月，曾国藩奉命北上督师剿捻，江苏巡抚李鸿章署两江总督。

　　7月22日，由于江宁府知府郑济美殉难开缺，李鸿章专折保举涂宗瀛为江宁府知府，称“涂宗瀛任直隶州知州一年，招集流民，查办保甲，督理工役，抚恤招垦，各政均能有条不紊，日见起色……”[2]（P316）。涂宗瀛在李鸿章的保荐下升授为江宁府知府，正式成为李鸿章的下属。

　　1866年9月7日，李鸿章向朝廷递《保荐人才片》，称涂宗瀛“志虑忠纯，勤求民隐孜孜不倦，兴书院以教 士，招 流亡以垦荒，赈施穷黎，严惩衙囊……”[3]（P364）。涂宗瀛的实绩得到了李鸿章的肯定。

　　1868年8月，李鸿章奏准涂宗瀛以道员尽先升用，并赏换花翎。同年，捻军肃清，李鸿章升授湖督。

　　1869年4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马新怡升两江总督。

　　6月，涂宗瀛升苏松太道台即“上海道台”.对此，李鸿章非常满意，在6月22日给马新贻的函件中，提到“朗轩升任恰如意所欲出，朗轩洋务虽似浅尝，尤不敢轻于断制，然秉承指示，肯耐讲求，深于沪局有裨。”[4]（P2555）从曾国藩、李鸿章对涂宗瀛的保荐中，人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李鸿章对涂宗瀛的赏识。正是这种认可，为其施展才华提供了平台，使其能在官场驰骋20年。涂宗瀛官运亨通，一方面是他自己属吏政干才，一方面则得益于曾国藩和李鸿章重视延揽人才，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推荐下，涂宗瀛得以践行自己心中的理念。另一方面，涂宗瀛在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的同时，受其影响，更虔诚地服膺理学、宣扬理学。

　　（二）宣扬理学。

　　1876年3月，涂宗瀛升授广西巡抚。在广西任职期间，涂宗瀛办学校，扬理学，育黎民，希望通过对人的教化培养人的道德观念，从而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

　　在广西，涂宗瀛下令各州县添设义学四五十处，刊印《孝经》《忠经》《小学》。并自撰戒劝歌分发下去，以此来教导人们。

　　1877年，涂宗瀛编着《童蒙必读书》，全书包括蒙书14种：绛州李子潜着《弟子规》，宁城吕近溪着《小儿语》《续小儿语》，休宁程若庸撰《性理字训》以及《弟子职》《程子四箴》《范氏心箴》《朱子敬斋箴》《朱子小学题辞》《陈氏夙兴夜寐箴》《吴氏敬铭》《陈氏忍字箴》《林氏集训蒙诗》和《千字文》，都是有关伦理道德和修身处世的教材。涂宗瀛在序言中说：“本此余家塾训蒙旧本也。童子知识初开，先入之言为主，一日用常行之理教之，便终身不忘。粤西僻远之乡，风俗椎鲁。现饬各州县，添设义学，俾贫民子弟就学其中。爰取旧本刊发给读，所愿塾师尽心讲解，使蒙稚之民咸知大义，遵循弗忘，其亦推广、教化之一助云。”[5]（P173）而在河南巡抚任上，涂宗瀛也以宣扬理学教化人民为己任。冉蟫庵，河南中牟大孟乡人，对理学有深刻研究，是清朝有名的藏书家、经学家，其着《五经详说》很有影响。涂宗瀛鉴于冉蟫庵是河南人，又觉得《五经详说》对经学教育颇有裨益，遂刊印了《五经详说》，分发于民。涂宗瀛刊书意在倡明理学，以端趋向，而挽浇漓。

　　其崇信道德，以三纲五常作为至高无上的信条，认为从人一睁开眼睛，有思想活动的那一刻起，就必须进行“修养”,故在幼年时期就要在伦理道德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对儿童进行必要的教育与训练，以便打好基础。并且，涂宗瀛躬身实践，不善空言，重视传统伦理修养的体验。主张去奢崇俭以善民俗，严惩一切伤风害义之徒。希望在塾师的讲解下，在理学精神的熏陶下，能够帮助蒙稚之民深明大义，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中提高对仁、义、礼、智、道、德、诫、信、忠、恕等的认识，并按中、和、敬、一等要求进行自我反省，忠于君主，明理修身，学会克制，学会约束。强调在他人看不见、听不到自己言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检点自己。

　　在无人所知、无人所见的细小环节和地方，不能放松自己，相反，更要特别警惕自己的恶性。

　　二、以理学经世。

　　（一）劝办农桑以安本业。

　　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涂宗瀛一直崇奉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本抑末”教条，积极发展农业为本业，且据以指导其“经世”实践，在广西和河南任职时致力于农业的发展。

　　1877年7月，涂宗瀛奉旨赴平乐、梧州、浔州、南宁、柳州等地巡查，体察民情。广西山泽宽广，田地肥美，盛产甘蔗、糖、花生、谷米等。广东地少人多，食米多半靠广西供给，价平时每斤米能卖到20余钱，价贵时则能卖到四五十钱，卖者获利丰厚。战乱后，广西未开垦的荒地很多。涂宗瀛认为根据广西自身的条件，靠农业致富应该不难。于是大力鼓励游民归来务农，发展本业。

　　1877年11月，涂 宗 瀛 奉 旨 调 抚 河 南。

　　1877、1878年，河南两年旱灾，颗粒无收，仓库也没有了粮食，待赈饥民五六百万，情形棘手。涂宗瀛认为河南省地土沃厚，除可种植五谷杂粮外，还可以栽植桑株，藉兴织事。涂宗瀛在“试办蚕桑渐着成效疏”中提到“窃惟天下大利，首在农桑”,“倘日益兴作，俾小民咸知趋就，相率成风，洵为中土非常之美利。用敢缕渎上达宸聪，以副圣主敦俗教民之至意。”[6]（P437）涂宗瀛在此疏中力主劝办农桑以安本业，提及河南当时兴办蚕桑的功效，认为大兴农桑不仅有利经济发展，并可敦俗教民。

　　1878年，涂宗瀛曾在开封宋门外白塔庄建筑房舍，购地种桑200余亩筹办河南蚕桑总局。

　　1880年，涂宗瀛设立河南蚕桑总局，派人采购湖桑（浙江湖州所产之桑）蚕种，雇觅绸绫线缎机匠及器具，在省城添设机房，并招致聪慧幼童暨外县土民来省预馆学习。

　　另外，涂宗瀛派人到各州县招抚流落逃亡在外的人员，提供种子、耕具，为了繁殖更多，供给母马代耕。

　　（二）仿朱熹建社仓以备赈。

　　1168年，江南遭灾荒，百姓吃不上饭，朱熹向南宋朝廷申请，得到平价粮六百石，建立社仓，用以赈贷。他从社仓赈贷饥民的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富有创造性的方法，即以支贷官粮、纳息办仓的方式，赈穷救灾。

　　1872~1875年，涂宗瀛在湖南任职。湖南省城仓基非常阔，但年久为居民所占。以前有官员想清理，但是畏难而退。涂宗瀛决定不管多难也要动手清理，如果穷人不能迁的，迁出困难较大，则由政府给钱，限期迁出。居民迁出后，涂宗瀛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仿朱熹建社仓，在原来基础上建社仓数十间，储谷10余万石，以备荒救民。

　　1878年，涂宗瀛在河南利用赈灾的剩余银两修建仓社，买积谷，下令各州县采买分储，共积存谷物百万余石。并下令以后仍须陆续捐购，多多益善，以备荒之用。

　　涂氏仿朱熹建社仓之举，对惠民及稳定社会秩序，不失为好举措。

（三）割俸金、救灾荒。

　　1878年，河南两年旱灾。涂宗瀛想方设法，自倡捐银1万2千两，在广东藩库商借银2万两，湖南藩库商借银2万两，托湖南提督陈海鹏、徐守淦购谷砻米，由樊城运汴，托上海道县发动捐助赈灾活动，又派人前往江西借款等。为河南赈务，涂宗瀛可以说是大动脑筋，有食客劝他迂回等待时机，但涂宗瀛认为河南乃其管辖之地，能救一命就当及早救一命，哪能避难就易。

　　为了灾民，涂宗瀛事必躬亲，奔波于湖南、湖北、江南，到处寻求资助，从金陵军需局挪借5万两白银，到河南归德就派人到通许去采买粮食。等到赶回河南省城时，数十万饥民已经断炊，在城外等候，涂宗瀛感叹幸亏筹来了接济的粮食。后各处银米源源而来，涂宗瀛派人到各州县均匀发放。而天公也作美，下起了雨，收成有望，民心大定。

　　（四）正吏治、端民风。

　　湖南喜欢唱花鼓子戏，官场腐败，观戏、喝酒应酬不断，债务累积。官府要么靠攫取民财，要么靠挪用公款，维持局面，积弊很久。涂宗瀛到任后，从保障人民利益出发，整肃官风，革除时弊，禁止官场摆席应酬。此次整顿官风，无疑缓解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

　　涂宗瀛到湖南任职时，投诉案件已堆积了许多，闻听有些湘民一贯以打官司为荣，诬告是常有之事，常有不白之冤者下狱。京控案多达百余起，省控案件更多。涂宗瀛为立条教，允许自首和悔过，惩办诬告，速提速结，以善民俗。正本清源，严定审理功过章程，又按各州县每月册报逐加翻阅，从而部分地革除了湖南狡悍之风。涂宗瀛此次整顿民风，使积弊有所克服，有利于加强社会的安定。他也于1873年12月14日晋升湖南布政使。

　　1874年2月，涂宗瀛到藩司任职。湖南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很多，他们往往干预政务，任职该省的官员都颇以为患。涂宗瀛遇事公平办理，不欺诈虚伪，妄随他人，也不奇异偏激，违逆常情。没有给别人说多话的把柄，大家相处泰然，也没有人故意滋事。

　　河南大荒之后，不法之徒贩卖妇女，如果被贩妇女中途生病，则弃而不顾。涂宗瀛对于专事贩卖女子渔利的不轨之徒，遴派练军扼扎槐店一带，进行处理。

　　通过调查，涂宗瀛发现周家口镇季长和作恶最重，于是派人缉拿。他对获救的数十名妇女严加细审，获得确凿证据。于是向各州县发布通告，沿途截留奸民，严惩一切伤风害义之徒，使不法之徒有所收敛。

　　当时，河南还有一大弊政，由来已久。文武乡试时，各行铺有大支加支名目。年官从大行铺那支取款项，大行铺又取之小行铺及肩挑贩卖之流，其实收上来的钱，真正用在公务上的不及十分之一，其余的都落入私人腰包。涂宗瀛看出其中端倪，下令永远禁革文武乡试时大支加支等名目，并且筹捐银1万5千两，取息3年备用。候补文武官员每月考绩1次，用筹款来给以奖励。

　　（五）慎重人命，不避处分。

　　河南镇平县有个富户张肯堂，家里遭了劫，报省咨部。刑部复文告以奉旨“着即处斩”,不料该案疑犯在临刑前大呼冤枉。首府唐咸仰①据此上报后，涂宗瀛认为事关人命，应该慎重，奏请复审：“该犯临刑呼冤，称其并非南阳县民胡体安，而是南阳府东乡民人王树文（又作王树汶），且无抢劫情事。经查，审讯定案时并未用刑，该犯前后供词亦无不同，惟既临刑呼冤，应请复审，以免枉纵。”[7]（P216）当时涂宗瀛卸任在即，诏命河道总督梅启照、新任河南巡抚李鹤年复审拟结。李鹤年复查后，确定将该犯仍照原拟处决。后屡有御史参奏李鹤年袒护原审属官，玩视人命，陈宝箴接令重审。

　　此案前后共经5年才办完。王树文（又作王树汶）释放回家，知县马翥和知府马承修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李鹤年、梅启照以及按察使陈宝箴以下所有承审此案官员，分别被降职或调离。

　　（六）对待洋务浅尝辄止。

　　涂宗瀛官至督抚，由于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对洋务新政并不积极。他没有像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等人那样，兴办实业，振兴商务，而以提倡儒学及名教纲常为己任。他不仅仅在思想上对待洋务持排斥态度，甚至在具体事件中也极力阻挠。涂宗瀛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洋务运动在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就陆续遭受到了顽固派的强有力的阻挠，这种阻挠也是导致洋务运动在中国发展了30年最终并没有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之一。

　　郭嵩焘自英国返湘之后，曾主张以“开放口岸，广通商务为兴湘第一义”[8]（P164），但为刘锡鸿所劾，事遂中止。涂宗瀛任湖南巡抚时，郭嵩焘再次呈请在湖南兴办轮船运输事业，又遭到了涂宗瀛的反对。后卞宝第继涂宗瀛抚湘，同样，郭嵩焘又遭到了阻挠。郭嵩焘晚年在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曾颇有感慨地说道：

　　“轮船之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涂公（宗瀛）一阻之，卞公（宝第）再阻之……”[8]（P164）郭嵩焘的话从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艰难。

　　再者，涂宗瀛在任职上海道台期间，管理江南制造局时，允许上海县学教谕指导学堂的汉学课程。广方言馆在授业的3至5年期间，算学为讲授的重点，但是除了代数、几何与三角之外，学生仍需研读中国的算经，因此造成部分概念的混淆。特别在第1年时，国学课程很重，这些学生周而复始的研读史籍，包括《春秋左氏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规定研读的书籍还有《朱子全书》，以及一套18世纪时编的《宋学文录》。当然，在江南制造局里，对于志不在科举功名的学生，还另有一套个别的工技训练计划，汉学方面的课程也尽可能减少，只需读四书五经[9]（P631）。

　　江南制造局的机器学堂之设立宗旨理应是训练译员与工程师，但理学家涂宗瀛把精力过多地放在提倡传统学问方面，更多地强调传统价值和道德。对传统文化、道德的执着，一定程度上使学堂发展受到限制。

　　三、以理学律己。

　　（一）率先垂范，告诫后人。

　　涂宗瀛天性孝友，宅心仁恕，应事接物随在皆诚，笃无欺介，然不苟所学，则服膺宋五子书，身体力行，不事空谈……服官各省选任循良，屏黜贪墨，利必兴，而害必除，孳孳求治罔避怨劳，始终如一，不以得丧毁誉稍易其素受者。总期上不负国，下不负民。而其大要尤以察访人才荐举贤能为救时亟务。曾屡疏密保多员而绝不以示人。井里遭乱，教养阙如。谕后人“曰读书非为科名，总须勉为至诚君子，又曰人非虚生，徒作自了汉可耻也。”[2]（P14-15）涂宗瀛觉得贫贱时受他人凌虐屈辱之气，做官为上司时又数受属吏凌辱屈抑之气，自己惟有忍耐，自反自责。他告诫子孙要知道耐苦忍气才是保身处世的良方。生平吃亏在老实，而获益也在老实。涂宗瀛不时以自身阅历谆谆教诲后人要懂得耐苦忍气，要懂得吃亏是福，要学做正经人。涂宗瀛为官20载，恪守程朱，践履笃实，严于律己，并警示后人，受到了人们的敬重，被赐祭葬如例，但他也曾先后遭到一些言官的纠弹。

　　（二）彭玉麟白其诬。

　　在涂宗瀛就任湖广总督的后期，张观准、陈启泰等言官先后纠弹涂宗瀛。陈启泰奏参涂宗瀛，“湖北营兵滋事，涂宗瀛事前既刚愎自用，办理操切，事后又不将蔡炳荣撤任，敷衍了事”,并称其“家本寒素，由举人报捐同知升府道，游擢封折”[10]（P333），在江苏任内巧取豪夺，除已运走的钱财外，藩库内尚存银16万两，而任鄂督时，仅收川盐陋规，就达10余万两。

　　彭玉麟曾2次奉旨查办涂案。彭在“遵查湖北操防营兵丁滋事折”中奏称，“臣查涂宗瀛，正直有为，清洁有守，在顾全大局中难免才力竭蹶”[10]（P336）；在“遵查湖广总督参款折”中，彭分析了涂宗瀛升任的原因，称“涂宗瀛实为廉正老成、精勤任事之员” [11]（P672），指出“专以封殖为务”、“谓其江宁藩库存银十六万两”、“收受川盐陋规、新堤关税”等与事实相违[10]（P339）。

　　如涂宗瀛在本籍六安州乡间买有庄房两所、田数百亩，分与两胞侄为世业。本身子孙两房，乡间有老屋一所，城内新架住屋一所，买田计不足千亩，留为退老及子孙教育之资。此皆人情之常，且从节啬而致，不足为奇。六安州乱后，书院并考棚防雨公舍，片瓦无存，涂 宗 瀛 倡 首 捐 建 成 工，或 因 此 遂 讹 为 置 产 甚多……“臣与之但有公事相接，并无私交，深知其居官为人，办事勤慎，治躬清俭，居心正大，与人诚朴。廉于取财，亦未能惠以济众；严以守己，亦未免苛以绳人……”[10]（P341）彭玉麟申明自己与涂宗瀛并无私交，就一些言官对涂宗瀛的弹劾公事公办，通过调查，确认涂宗瀛在就任苏松道台期间“皆矢勤矢慎，尽力匡勷，一府之事亦毫无贻误”、“其任上海道、湖南藩司，广西、河南巡抚，亦曾无贻误之处”、任湖广总督时“素慎操守，亦时以操守绳人。”[10]（P339、341）对其遭受弹劾的罪行全部予以否认。

　　廉政与否，是判断官员政治素质的重要标尺。如何体现廉政，则要看官员是否能立足于人民、满足于人民、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涂宗瀛作为地方上的“父母官”,办学校扬理学育黎民、劝办农桑以安本业、仿朱熹建社仓以备赈、割俸金救灾荒、慎重人命不避处分、正朝纲端民风，无不是从满足人民的需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出发。涂宗瀛遇事公平处理，懂得守法安民，率先垂范，不贪不沾，虽然屡次遭到一些言官的纠弹，通过彭玉麟的2次公正调查，最后都还其清白。涂宗瀛的廉政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如何解释其身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时期，却秉持“保守”的态度？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封建制度、个人的文化背景、推崇理学的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传统的地方官员的责任，就是管理地方的治安、行政、教育和保障民生福利，实现地方的稳定、人民的福祉是他最大的心愿，这些责任与传统的文化、道德是一致的；而那些引进先进机器、接受洋务思想带来的新鲜事物，则可能会引发社会治安、中西交往问题等。由于受程朱理学影响很深，涂宗瀛偏向保守，没有极力从事近代化活动，而是把精力放在提倡传统的学问方面，更多地强调传统的价值和道德。这与其说涂宗瀛对待传统文化、道德的执着，阻碍了他的进步、阻碍了地方的发展，还不如说阻碍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正是腐朽的封建制度。

　　涂宗瀛忠实地履行理学，可谓诤诤廉吏，但在近代，不适时变、斤斤于恪守传统，就要耽误民族自强大业了。

　　参考文献：

　　[1]（清）曾 国 藩。曾 国 藩 全 集 · 奏 稿 [M].长 沙：岳 麓 书社，1987.

　　[2]（清）涂宗瀛。涂大司马年谱（涂宗瀛自述，孙承儒，懋儒校印）（《涂朗轩年谱》系网上购买的简单复印件，出版年限不详）[3]（清）李 鸿章。李鸿章全集 · 奏 稿 [M].海 口：海 南 出 版社，1997.

　　[4]（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5]白撞雨。翕居读书录[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9.

　　[6]丁守和，陈有进，张跃铭，等。中国历代奏议大典[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