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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左宗棠公私并用的用人艺术-985毕业论文网
来源：985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12-20 10:17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以军功跻身于晚清封疆大吏之中，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先后两次入主军机，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左宗棠生于书香门第，生性聪颖，少年大志。大理寺少卿潘祖荫给咸丰帝的上书中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毫无疑问，左宗棠是一介书生，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文治武功，获得了空前的荣誉和地位，成为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用人艺术也为后人所关注。对于人才，他曾言，“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左宗棠用人的最大特点是公与私结合，公中夹私、私中带公，通过举荐人才、任用洋人以及用人唯贤，表面上为维护和挽救晚清王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私底下也为众多部下特别是湘军将士带来了荣华富贵。
一、选拔人才，公中带私。
左宗棠早年准备“文以报国”,但是因时局动荡，三次参加会试不中，从此绝意科举回乡等待时机，并在居室题联自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左宗棠抓住了这一难得机遇，创办楚军，准备建功立业。在此过程中，左宗棠十分重视对楚军人才的提拔，他十分注意选拔湘籍营官中具有“将才”的人。根据 1935 年出版的《曾胡左兵学纲要》记载，左宗棠选拔人才有“九验”和“九术”.他认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痹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鉴于老湘军人才枯竭，左宗棠在公方面向朝廷举荐了一批优秀将才，在私方面非湘人不用，从而培植了一批私人势力。这些得到左宗棠提拔的将领唯其马首是瞻，非他命令军队就无法调动，从而确立了他的绝对领导地位。
例如，在西征过程中左宗棠大胆起用新疆首任巡抚--年仅 31岁的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刘锦棠不负众望，于1876年8月收复乌鲁木齐，11月又收复玛纳斯，并于次年12月收复喀什噶尔，至此，除伊犁外，清军收复了全部新疆领土，粉碎了英、俄分裂新疆的企图。在晚清的政局中，左宗棠麾下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将士，如王德榜、刘骜、刘典、魏光焘等人都为挽救清王朝做出了重要贡献。
左宗棠通过举荐人才巩固自己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因为湘系势力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李鸿章的淮系势力。这个淮系主导北洋、湘系势力中的老湘军主导南洋、楚军主导西北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结束。像陕甘总督一职，从杨昌 到谭钟麟、陶模再到魏光焘无一不与左宗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新疆巡抚从刘锦棠、魏光焘、陶模到饶应祺也都得到过左宗棠极大提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足见左宗棠用人艺术中的公中带私。
二、任用洋人，私中夹公。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出现和好的局面。太平天国的崛起扰乱了清廷的统治，也严重威胁了西方列强在长江沿岸的利益，于是他们积极主动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虽然极度讨厌洋人，但是在权衡再三后，还是决定采用“借师助剿”的政策。对此，左宗棠本人却并不赞成，担心这样控制权会落入洋人手中。早在1860年，他在代曾国藩所拟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就既主张对外国提出此议可“奖其效顺之忱”,但又强调“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彼时操纵失宜，或致别开嫌隙”,并提出先立约以期最后有约可依。对于洋人，左宗棠始终是有戒心的，希望可以用洋人但不被洋人所束缚。洋人助剿的目的仅仅是图利，于是每次战争胜利，他都会给予洋人足够多的赏赐，许以高官，尽力笼络他们，但他同时又认为，“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
为改变自己不懂外交的局面，左宗棠开始尝试办外交，因为在公方面用洋人可以开办夷务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在私方面也可以塑造自己的形象和发展实力。但为避免对洋人依赖过重，左宗棠主张有限地使用洋人，且让这些洋人在清廷的有效领导之下。鉴于清廷之前在雇佣洋人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左宗棠独树一帜，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聘请曾担任常捷军首领的日意格及德克碑协助建厂，但是明确指出船政局使用外国人监督和指导造船属于雇佣性质。左宗棠还亲手制定《船政章程》，其中明确要求“饬洋员与洋将要约也”,与洋人共事必立合同，船政局延洋匠至三十余名之多，其中赏罚、进退、辛工路费，非明定规约无以示信。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左宗棠都要求洋人必须向总理船政大臣请示，最后由船政大臣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洋人成了劳动者而不具有管理者的作用，洋匠都只能尽力而为不敢违约。这样福州船政局的大权一直牢牢握在中国人手中。左宗棠曾经自豪地说：“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以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
在选用洋人的问题上，左宗棠私下比较喜欢重用法、德人，而轻视美、英人。匈牙利伯爵塞切尼这样描写左宗棠任用洋人的态度：“为我服务的人中没有美国人也没有英国人，我不喜欢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的社会中，清廷的官吏都认为美国情词恭顺，是一个友好的国家，英国有着世界上先进的技术，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左宗棠则老成持重地认为美国人居心叵测，英国人凭其武器精良恣意妄行，且这两个国家的人狡诈，难以驾驭。从福州船政局创立到兰州机器织呢局运行，从雇佣日意格、德克碑到后来的石德洛末、福克，左宗棠对待洋人基本是给予合约，并许以丰厚的报酬，但明确采取雇佣的性质。正是因为左宗棠在任用洋人的问题上采取这种态度，左宗棠和洋人基本没有产生过重大纠纷，从而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形象，在朝廷的地位也得到极大提高。
三、用人唯贤，公私分明。
左宗棠在用人方面特别强调任人唯贤、公私分明。例如楚军将领王诗正是左宗棠亲家的儿子，但在军营中从来没有得到特殊的待遇。而同乡或者老湘军来左宗棠处谋差事的，左宗棠除向朝廷上奏建议拨付费用遣散外一律打发回去。对于草鞋赤脚的按八两和六两予以资助，对于穿顶戴花翎的按十六两和二十两予以资助遣送，这些费用不少都是出自他个人的薪俸。
左宗棠从来不会将个人的恩怨掺杂到用人的实际过程中。左宗棠与曾国藩同属一个时代，两人似乎有瑜亮情结，经常为一些事情发生激烈争执，政见大都不同。但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撰写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副对联也是左宗棠与曾国藩关系的真实写照。当然，左宗棠对曾国藩后人的提携和帮助也是不遗余力的。例如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在京城病逝后，家庭情况并不是很好，左宗棠闻讯后立即派人送去资费，帮助其付医药棺殓的费用，而曾长子曾纪泽有非凡的外交才能，左宗棠在举荐人才的过程中也做到了公私分明。
1865年，中亚浩罕国侵略我国新疆，英、俄两国争相利用阿古柏势力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19世纪70年代初，沙俄趁机出兵蚕食伊犁地区，名为代管实为占领，中国的边疆危机开始凸现。1875年，清廷任命已是衰年之躯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为了表示自己收复新疆的决心，“舁梓西行”,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1878年，清廷派吏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出使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并且未经请旨匆忙前往黑海画押，然后经由南洋回京复命。此条约不仅把伊犁以西、以南的重要地区割让给了俄国，而且承诺修改两国边界、赔款等事宜，而中国得到的仅是一座孤城。由于条约让步太大，清廷在左宗棠等人建言下将崇厚交部议处，并照会俄国称条约多有越权之处，难以接受准备重新议定。
在改派何人参与谈判的问题上，朝廷内部分歧比较大，左宗棠公私分明，积极举荐曾国藩的儿子、驻英公使曾纪泽出使俄国，负责改约谈判。为支持曾纪泽的谈判，左宗棠于1880年在新疆按三路布防，准备在俄国挑起战争的时候进取伊犁。由于左宗棠的精心策划，英、法等国不敢妄加干涉，俄国人始终不敢动用武力，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寻求最大利益。最终在曾纪泽“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的努力下，俄国于1881年2月在圣彼得堡与曾纪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虽然对俄赔款增至九百万银卢布，但却争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两岸领土，这段地区是伊犁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改订后的新约虽然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在当时中国所处条件下，这种虎口夺食的斗争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诚如时任英国驻俄大使德弗楞所言：“中国迫使俄国做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他已经吞进的土地。”1884年，清廷根据左宗棠的建议发布新疆建省的上谕，新疆行省正式建立。
王闿运曾说过胡林翼“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国藩“能收人才，而不能用人才”,左宗棠“能访人才，但不能容人才”.虽然我们无从判断他们用人艺术的得失，但是左宗棠对人才的使用却有深刻的见解，“人才未能一律，长短互见本是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在外敌入侵、民族危难时，左宗棠公中带私、私中夹公和公私分明的用人艺术值得后人借鉴。
毫无疑问，左宗棠是一介书生，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文治武功，获得了空前的荣誉和地位，成为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用人艺术也为后人所关注。对于人才，他曾言，“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左宗棠用人的最大特点是公与私结合，公中夹私、私中带公，通过举荐人才、任用洋人以及用人唯贤，表面上为维护和挽救晚清王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私底下也为众多部下特别是湘军将士带来了荣华富贵。
一、选拔人才，公中带私。
左宗棠早年准备“文以报国”,但是因时局动荡，三次参加会试不中，从此绝意科举回乡等待时机，并在居室题联自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左宗棠抓住了这一难得机遇，创办楚军，准备建功立业。在此过程中，左宗棠十分重视对楚军人才的提拔，他十分注意选拔湘籍营官中具有“将才”的人。根据 1935 年出版的《曾胡左兵学纲要》记载，左宗棠选拔人才有“九验”和“九术”.他认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痹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鉴于老湘军人才枯竭，左宗棠在公方面向朝廷举荐了一批优秀将才，在私方面非湘人不用，从而培植了一批私人势力。这些得到左宗棠提拔的将领唯其马首是瞻，非他命令军队就无法调动，从而确立了他的绝对领导地位。
例如，在西征过程中左宗棠大胆起用新疆首任巡抚--年仅 31岁的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刘锦棠不负众望，于1876年8月收复乌鲁木齐，11月又收复玛纳斯，并于次年12月收复喀什噶尔，至此，除伊犁外，清军收复了全部新疆领土，粉碎了英、俄分裂新疆的企图。在晚清的政局中，左宗棠麾下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将士，如王德榜、刘骜、刘典、魏光焘等人都为挽救清王朝做出了重要贡献。
左宗棠通过举荐人才巩固自己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因为湘系势力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李鸿章的淮系势力。这个淮系主导北洋、湘系势力中的老湘军主导南洋、楚军主导西北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结束。像陕甘总督一职，从杨昌 到谭钟麟、陶模再到魏光焘无一不与左宗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新疆巡抚从刘锦棠、魏光焘、陶模到饶应祺也都得到过左宗棠极大提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足见左宗棠用人艺术中的公中带私。
二、任用洋人，私中夹公。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出现和好的局面。太平天国的崛起扰乱了清廷的统治，也严重威胁了西方列强在长江沿岸的利益，于是他们积极主动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虽然极度讨厌洋人，但是在权衡再三后，还是决定采用“借师助剿”的政策。对此，左宗棠本人却并不赞成，担心这样控制权会落入洋人手中。早在1860年，他在代曾国藩所拟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就既主张对外国提出此议可“奖其效顺之忱”,但又强调“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彼时操纵失宜，或致别开嫌隙”,并提出先立约以期最后有约可依。对于洋人，左宗棠始终是有戒心的，希望可以用洋人但不被洋人所束缚。洋人助剿的目的仅仅是图利，于是每次战争胜利，他都会给予洋人足够多的赏赐，许以高官，尽力笼络他们，但他同时又认为，“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
为改变自己不懂外交的局面，左宗棠开始尝试办外交，因为在公方面用洋人可以开办夷务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在私方面也可以塑造自己的形象和发展实力。但为避免对洋人依赖过重，左宗棠主张有限地使用洋人，且让这些洋人在清廷的有效领导之下。鉴于清廷之前在雇佣洋人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左宗棠独树一帜，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聘请曾担任常捷军首领的日意格及德克碑协助建厂，但是明确指出船政局使用外国人监督和指导造船属于雇佣性质。左宗棠还亲手制定《船政章程》，其中明确要求“饬洋员与洋将要约也”,与洋人共事必立合同，船政局延洋匠至三十余名之多，其中赏罚、进退、辛工路费，非明定规约无以示信。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左宗棠都要求洋人必须向总理船政大臣请示，最后由船政大臣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洋人成了劳动者而不具有管理者的作用，洋匠都只能尽力而为不敢违约。这样福州船政局的大权一直牢牢握在中国人手中。左宗棠曾经自豪地说：“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以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
在选用洋人的问题上，左宗棠私下比较喜欢重用法、德人，而轻视美、英人。匈牙利伯爵塞切尼这样描写左宗棠任用洋人的态度：“为我服务的人中没有美国人也没有英国人，我不喜欢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的社会中，清廷的官吏都认为美国情词恭顺，是一个友好的国家，英国有着世界上先进的技术，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左宗棠则老成持重地认为美国人居心叵测，英国人凭其武器精良恣意妄行，且这两个国家的人狡诈，难以驾驭。从福州船政局创立到兰州机器织呢局运行，从雇佣日意格、德克碑到后来的石德洛末、福克，左宗棠对待洋人基本是给予合约，并许以丰厚的报酬，但明确采取雇佣的性质。正是因为左宗棠在任用洋人的问题上采取这种态度，左宗棠和洋人基本没有产生过重大纠纷，从而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形象，在朝廷的地位也得到极大提高。
三、用人唯贤，公私分明。
左宗棠在用人方面特别强调任人唯贤、公私分明。例如楚军将领王诗正是左宗棠亲家的儿子，但在军营中从来没有得到特殊的待遇。而同乡或者老湘军来左宗棠处谋差事的，左宗棠除向朝廷上奏建议拨付费用遣散外一律打发回去。对于草鞋赤脚的按八两和六两予以资助，对于穿顶戴花翎的按十六两和二十两予以资助遣送，这些费用不少都是出自他个人的薪俸。
左宗棠从来不会将个人的恩怨掺杂到用人的实际过程中。左宗棠与曾国藩同属一个时代，两人似乎有瑜亮情结，经常为一些事情发生激烈争执，政见大都不同。但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撰写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副对联也是左宗棠与曾国藩关系的真实写照。当然，左宗棠对曾国藩后人的提携和帮助也是不遗余力的。例如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在京城病逝后，家庭情况并不是很好，左宗棠闻讯后立即派人送去资费，帮助其付医药棺殓的费用，而曾长子曾纪泽有非凡的外交才能，左宗棠在举荐人才的过程中也做到了公私分明。
1865年，中亚浩罕国侵略我国新疆，英、俄两国争相利用阿古柏势力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19世纪70年代初，沙俄趁机出兵蚕食伊犁地区，名为代管实为占领，中国的边疆危机开始凸现。1875年，清廷任命已是衰年之躯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为了表示自己收复新疆的决心，“舁梓西行”,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1878年，清廷派吏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出使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并且未经请旨匆忙前往黑海画押，然后经由南洋回京复命。此条约不仅把伊犁以西、以南的重要地区割让给了俄国，而且承诺修改两国边界、赔款等事宜，而中国得到的仅是一座孤城。由于条约让步太大，清廷在左宗棠等人建言下将崇厚交部议处，并照会俄国称条约多有越权之处，难以接受准备重新议定。
在改派何人参与谈判的问题上，朝廷内部分歧比较大，左宗棠公私分明，积极举荐曾国藩的儿子、驻英公使曾纪泽出使俄国，负责改约谈判。为支持曾纪泽的谈判，左宗棠于1880年在新疆按三路布防，准备在俄国挑起战争的时候进取伊犁。由于左宗棠的精心策划，英、法等国不敢妄加干涉，俄国人始终不敢动用武力，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寻求最大利益。最终在曾纪泽“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的努力下，俄国于1881年2月在圣彼得堡与曾纪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虽然对俄赔款增至九百万银卢布，但却争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两岸领土，这段地区是伊犁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改订后的新约虽然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在当时中国所处条件下，这种虎口夺食的斗争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诚如时任英国驻俄大使德弗楞所言：“中国迫使俄国做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他已经吞进的土地。”1884年，清廷根据左宗棠的建议发布新疆建省的上谕，新疆行省正式建立。
王闿运曾说过胡林翼“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国藩“能收人才，而不能用人才”,左宗棠“能访人才，但不能容人才”.虽然我们无从判断他们用人艺术的得失，但是左宗棠对人才的使用却有深刻的见解，“人才未能一律，长短互见本是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在外敌入侵、民族危难时，左宗棠公中带私、私中夹公和公私分明的用人艺术值得后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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