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分析城乡的分工状况和对立关系

　　近40年来,随着现代交通、金融和分工体系的扩张,曾经被地理和政治隔绝的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被世界市场所吸纳。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方式不再局限于欧美日及其(前)殖民地区,甚至也不再是第三世界的城市“景观”,而是已成为即使是最偏远乡村的社会特征。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财富和权力的聚集,消费和生活观念的商品拜物教化,这些新的历史内容不仅让传统乡村的守护者手足无措,更让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看到了具有历史“穿越感”的危机——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和阶级矛盾在第三世界的乡村中不断“重演”。事实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向今人展示了如何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看待乡村危机的历史本质。这一方法在今天则能够引导人们超越“田园牧歌”的幻想和“普世价值”的幻象,从而科学地理解传统乡村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角色以及当代社会主义为乡村的重生所带来的希望。

　　一、怎么看?自然史的视角澄清危机话语

　　宏观而言,乡村是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乡村是农业生产发生的自然、社会空间,既包括土地、水源、山林和草地,又包括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及其生产生活资料。自从区分农业、工业或手工业“一般的分工”① 的奴隶社会生成,标示出乡村(自然、社会)空间边界的那种“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也就产生了。1可以说,正是因为农业和工业的分工以及这种分工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不断发展,才使得乡村和城市能够成为两个在政治和文化层面截然不同的空间。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2000多年历史中,这两种空间之间的关系时而表现为交融——和平的贸易或进贡,时而表现为冲突——来自乡村的“蛮族入侵”或来自城市的“文明征服”,但是互相之间却从来无法消融或取代对方。总之,乡村和农业屈从于城市和工业的“危机”,或是“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从来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而是基于私有制的各种生产关系必然产生的历史结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2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乡村屈从于城市的现象只是偶然地被人为(战争、宗教和政治)或自然因素强化。乡村和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对等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一般意义上,“社会的全部经济史”就可以概括为城乡分离和对立的运动。3当私有制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原先对等和平衡的城乡关系被打破。乡村危机不再是阶段性偶发的历史现象,而是成为自工场手工业兴盛以来就不断加深的历史进程。

　　直观来看,近代以来乡村危机或农民终结的话语至少产生自四个历史事实:乡村人口的持续流失、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消亡、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资本化、机器大生产对乡村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这四个事实一方面是传统社会中城乡矛盾的转化,例如几千年来城乡人口争夺转化为乡村单方面的人口流失;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新矛盾,例如资本带来的生产资料、财产、人口和政治的集中,例如土地和农业资本化造成的大量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又例如近现代交通工具、农业技术和化肥带来的乡村生态危机。总之,只有资产阶级才真正“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4,才由此产生了构成危机话语的乡村概念。但是,正是因为危机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着滞后或超前于现实经验的可能性,因此,在封建乡村治理经验极其深厚的中国,就产生了在前资本主义的乡村图景中寻找解决当代乡村危机的学术观点和社会舆论,其中凸显出三个特征:首先是将历史性转述为结构性,使得传统乡村的历史外观成为当下仍然有效的价值标准;其次是将传统乡村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法权观念进行嫁接,试图既享有现代文明的福利又能够拥抱关于传统社会的想象;最后是将资产阶级已经扫除的历史障碍重新塑造成解决乡村危机的途径,或是重塑新的乡贤乡绅,或是向人民说教“天地君亲师”和“三从四德”。5这些聚焦于道德和文化观念的危机话语在公共舆论中显得模糊而又复杂。因为这种危机话语体现出半截子唯物主义的两面性:一方面似乎触碰到了当代乡村危机的一些表象,譬如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和道德失序,从而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却由于保守主义乃至复古的解决路径而又显得抽象乃至荒诞。当然,这种荒诞性并不在于那些呼吁人们反对现代文明的复古口号,而是在于否定了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范式的历史进展及其物质条件,试图将社会化大生产所揭示的那种普遍性重新拉回到自然经济的分散的特殊性。在土地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所有制阶段,由于持续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公共教育和意识形态自觉,不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群众,都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更遑论复古的乡村经济政治秩序及其文化主张。但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于融入全球市场的分工、消费和生活范式以及解放思想带来的乡村理论的巨大空间,导致了两个维度的杂糅:一是将当代中国乡村的剧变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乡村危机杂糅起来,二是将自由主义的话语资源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规范杂糅起来。这种悖论式的杂糅甚至被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所接纳,他们不仅试图通过重构乡贤来夯实乡村基层治理,甚至试图通过传统家风文化来提高党性,似乎当代中国乡村在历史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由于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礼崩乐坏”。这些发生时空“错乱”的理论给乡村治理,尤其是当代乡村文化建构,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误导,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却极易被祛魅和纠正。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既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表述,又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城乡矛盾的早期形态的分析中。到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触及了19世纪中期乡村资本化的历史脉络。只有在《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分析和唯物史观原则才在乡村问题中得到了结合——分工、土地、人口、技术和市场等动态的历史要素勾勒出资本主义阶段乡村的异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乡村问题的分析呈现出方法论的三个维度:

　　1.自然史的客观视角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自己“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而是要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6该方法论维度直接体现为《资本论》中所涉及的人——地主、佃农、资本家和理论家都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就意味着在乡村危机的话语体系中,不同行动主体的道德、文化等意识形态符号将被剥离,最终只呈现出作为“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在经济基础历史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另外,该方法论维度还体现为一种客观与科学的立场,即以看待有机体“生老病死”的自然过程的唯物主义立场来看待乡村形态的历史变革。马克思在第十三章的一处脚注中借用维科的概念,进一步区分了人类史和自然史,即“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只有通过分析找出关于乡村的道德的、复古的、小布尔乔亚的和自由主义的幻象的政治经济基础,才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7

　　2.生产力和历史进步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甚至黑格尔主义,在方法论上就与一切形式的反历史的、静态的社会构想相对立。发展所蕴含的否定之否定的内在逻辑,不仅在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经验中已经得到了印证,而且也应该在未来新的历史中被进一步促成。正如生物进化必然导致旧的生命形态的消亡,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旧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扬弃既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因此,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统乡村的介入,在马克思看来更多的是“农业革命”,而非农业危机或乡村危机。8近代乡村的变化之所以称得上是“革命”而非危机,在《资本论》中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封建束缚的减弱。货币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通过消灭封建家臣等特权阶级,最终突破了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9这当然造成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但是封建乡村秩序所带来的人的依附关系也随之消亡。其次是宗教束缚的减弱。当宗教机构(教会、宗祠)所占有的土地被资本市场掠取,宗教权威在乡村的经济基础随之瓦解。在中世纪,教会权威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严格规定,更体现为对劳动时间的控制。农民若是在安息日劳动,就会遭遇教会的处罚。但是,当乡村土地被资本化,农民逐渐成为农业无产者,曾经由教义对劳动时间的规定丧失了神圣性。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为劳动时间赋予了新的神圣性,即雇佣劳动的“契约精神”。古老的宗教习俗,例如“出于宗教的癖性”的安息日,则成为受到惩罚的旷工。10最后是生产力的自然束缚的消失。传统乡村由于劳动力的分散、生产工具的落后和宗教观念的制约,始终面临着来自自然界的物质压力,即难以大幅度提高的产量和对抗无常的天灾。但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财富、土地和劳动力的集中,使得生产力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么,即使对土地进行纯粹机械性的耕作,也会对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11但是,这种奇迹不仅超越了自然经济的乡村自身的物质需求(因而可以满足市场),更扬弃了自然界在土壤肥力、水热条件和病虫害等方面加诸传统乡村的限制。

　　3.人本的辩证视角

　　《资本论》所展示的历史科学是辩证的,否则就会沦为一部完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展的“合理性”的着作。资本主义带来的农业革命的否定性在于对传统乡村中的人和自然界的剥削。在“所谓原始积累”一章,马克思细致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乡村的生产空间对人的剥削。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过程被马克思视为“生产者的殉难史”。曾经与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观念相统一的农业劳动资料,在资本主义乡村中表现为奴役农业无产者的手段。传统乡村分散和孤立的农民虽然在资本主义乡村中得到了社会性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所带来的并不是理性的发展和真正的自由,而是对作为无产者的农民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12。总之,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当代乡村在分工、生产、人口和消费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剧烈变化,一方面仍是《资本论》所说的农业革命的延续,即过去两个世纪被资本霸权所“遗落”和“压制”的乡村终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则是当代资产阶级对乡村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剥削的升级。然而,这一辩证的事实既被保守主义的复古的乡村理论忽视了,也无法被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者所承认。前者无法接受历史客观发展过程中动态的乡村,试图根据先验的传统道德建构出一个容纳封建经济政治秩序的彼岸,他们如同封建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13后者无法接受乡村发展的完整的自然史的过程,期冀着一切关于乡村的合理性话语在资本主义阶段宣告终结,他们将一切可能动摇现有乡村秩序的革命因素视为危机。

　　二、看什么?乡村危机的历史内核——人的透支

　　以资本主义制度所定义的现代性之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是一种必然的危机叙事,并不是由于近现代历史中显而易见的道德沦丧或文化冲突,而是因为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最终无法超越自身,从而以危机、战争乃至毁灭等形式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机制,在近现代的乡村中有着极为特殊和具体的演进路径。总的来说,近现代乡村的危机前提可以表述为:社会总资本在城市、工业和金融的高度集中,造成了乡村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成为城市的附庸,农业在生产和分配环节服从于城市为中心的资本规则和市场需求。这使得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机制随着分配、消费和投资链条从城市传递到了乡村,恩格斯所说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持续的和慢性的萧条的绝望泥潭”14成为近现代乡村的历史常态。而为了转嫁危机,为了不断获得增殖的资本C′,农业资产阶级一方面从c(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额)入手,进一步集中和扩大对土地、山林和湖泊等生产资料的占有,并将其投入无节制的大规模生产环节;另一方面从v(可变资本的价值)和m(剩余价值)入手,或是增加对农业无产者的雇佣,或是加剧对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掠夺,最终构成支配近现代乡村的基本公式:C′=c+v+m。但是在这个公式中,人所带来的v和m以及自然界所承载的c,都是有限度的。当资本和政治(以及连带的其他公共善:教育、健康和发展机会等)在城市中持续集中,农业资产阶级日益沦为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附庸,农业可变资本的增加时刻面临着乡村人口流失和劳动力价值上升的巨大困境。因此,如何从自然界和劳动过程中榨取尽可能多的价值成为近现代农业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其最终结果是乡村的人与自然的透支,即伴随着乡村物质生产和生活的自然基础的不可逆的破坏以及劳动力的大规模匮乏,造成农业生产力的停滞和社会总体危机的爆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之所以没有系统分析资本主义农业的危机以及这种危机带来的对人和自然界的高度剥削,是因为作为工业资本的附庸,农业资本在乡村造成的危机具有传导性和相似性。因此在“机器和大工业”一章,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农业”对人和自然双重透支的本质——“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15在处于资本主义矩阵的乡村,劳动力表现为三类:农业无产者、遗留的自然经济生产者、往返于城乡的流动劳动者。其中,遗留的自然经济不仅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不断消散,而且其当代形态也是不完整的——只能作为市场化需求的零散补充。而资本主义分工所形成的农业无产者的劳动能力,并非是某种异于传统劳动能力的工业品,仍然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6。农业无产者要持续不断地创造价值,前提是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现代农业”却和工业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由于机器生产“使得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17因此城市资本从工业革命以来就支配着人口的流动,使得留在乡村和离开乡村的劳动力都不可避免地遭受资本对人的透支,具体而言表现为四个方面:

　　1.乡村人口的透支

　　近代以来关于乡村危机的各种叙事都聚焦于一个事实,即乡村人口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乃至村落的荒废。根据唯物史观,人们很容易发现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直接原因,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对乡村公地的掠夺和对小块私有土地的吞并。这个过程以快速乃至暴力的方式使得贫农、雇农和部分佃农失去了维持生存的生产资料,进而成为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但是,这只是乡村人口的被动减少的形式,或显在的“流动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在《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马克思还分析了另一类即使在当代也颇为常见的乡村过剩人口的形式——“潜在的形式”。相比原始积累阶段被大规模驱赶进工厂的乡村过剩人口,“潜在的形式”的乡村过剩人口留在了乡村,成为农业无产者。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领农业的程度”和生产工具的发展,“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因此,这一类乡村过剩人口“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18流动/被动、潜在/主动的乡村人口流失,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乡村劳动力的匮乏。这是一种悖论式的匮乏,因为资本介入的乡村一方面经常制造出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却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遭遇劳动力短缺。例如在“收获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或“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时候,缺乏劳动力的乡村就会出现大量妇女、老人乃至儿童从事劳动的现象。

　　2.劳动力的浪费

　　资本主义带来的一个假象,即资本将无条件地、必然地推动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采用新的生产工具并非是资产阶级的义务。一般来说,“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19。但是,当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所耗费的劳动,或者该生产工具“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农业无产者用旧生产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农业资产阶级就会消极看待新技术的运用。在相对过剩人口极为“充裕”的情况下,可变资本降低的希望使得农业资产阶级甚至会抛弃现有生产工具,转向更为廉价却落后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19世纪中期的英国乡村,虽然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但是英国人并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因此,在率先实现工业化的19世纪英国的乡村,之所以会出现“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现象,是因为“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是微不足道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20这既是乡村人口透支的结果,也是当下世界各地乡村极为常见的劳动力浪费的现象。

　　3.健康的透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感叹,相比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是极为短暂的,但是却已经迅速和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21。一般来说,19世纪的农业无产者的劳动环境并没有同时期的工业无产者那么恶劣。然而,随着资本介入程度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农业无产者的健康也逐渐遭受了严重的透支。一方面,生存环境的恶化。“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等因素同时发生作用,乡村的过剩人口也就随之增加,以至于“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22。拥挤着贫困的乡村过剩人口的空间成为传染病的温床,透支着农业无产者的健康。另一方面,生产环境的恶化。原先乡村中的手工业转变为“现代家庭劳动”或小型工厂。这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的乡村工业,事实上却比城市工业更为残酷和无情地剥削劳动者。这不仅是因为乡村的小资产者的固定资本更少,故而不得已降低对生产环境和安全设备的投资,还因为资本化的乡村总是存在着大量的过剩人口——能够成为廉价的“一次性”的商品。马克思描述了大工业背景下极为“魔幻”的一幕,乡村中的现代家庭劳动,例如19世纪中期的制钉业和花边业,将女工和童工视为“‘廉价的’剥削材料”,肺病的患病率从1852年的1/45发展到了1861年的1/8。23

　　4.乡村治理合法性的透支

　　前现代的乡村,依附于封建地权和政治特权的乡村秩序,尽管是残酷的,但是却为作为农奴甚至奴隶的赤贫阶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庇护(如公地)。然而,当封建乡村的政治经济被资产阶级瓦解,公地和贵族的施舍也就随之消失了。基于人身依附的封建乡村治理被资产阶级法权和国家机器所替代。但是,当传统治理的合法性被近代政治伦理消解,资产阶级是否能够在自生传统极为悠久的乡村建立起新的治理合法性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为止仍在生成中,因为资本主义在乡村的危机以及相应的阶级反抗始终以新的形态发展着。

　　就历史经验而言,资本主义化的乡村始终被三种治理合法性危机困扰着。首先,治理的起点充满了暴力。不论是原生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地运动,还是在殖民地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都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国家机器的介入才能够实现。因此,尽管有一些国民经济学家鼓吹资本原始积累在乡村的伦理意义(如勤劳致富),但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大农业“一开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观”24。在封建乡村中具有独立外观的政治权力,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却成为资本仆从的权力。过去封建统治者所遵循的政治德性被资产阶级的“等价性原则”和赤裸裸的利益诉求所替代。其次,规范性的自我否定。权利、平等、自由和民主等观念维系着资产阶级的治理合法性,但是在现实中却充满资产阶级否定这些观念的行为。农业无产者的反抗所得到的压制和屠杀,至今仍在印度上演。而在殖民地,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也被政治地压制,以便能够产生额外的暴利——“一旦有不利的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备军,从而妨碍工人阶级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资本就同它的庸俗的桑乔·潘萨一道起来反叛‘神圣的’供求规律,并企图用强制手段来阻碍它发挥作用。”25规训和暴力成为治理的最终界限,而非法却成为维持这一界限的终极手段。最后,阶级反抗的升级。阶级斗争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乡村也从来都不是纯然和平与诗意的空间。只不过在封建乡村中针对饥饿、税收和徭役的反抗是“局部性的、反对现代国家各分支结构的”反抗。这种反抗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才被农业无产者的普遍反抗所替代。这种新的反抗促动了新的合法化问题的产生,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再单纯依靠民族意识的一体化力量,“它不得不试图去遏止内在于经济系统的种种冲突,并把它们——作为某种超越分配问题的组织化斗争——引入政治系统。”26因此,旺代战争(Guerrede Vendée)也许可以被单纯政治地解读为对雅各宾派激进革命措施的反动,但是也能够理解为农民对资产阶级乡村治理背后所隐含的剥削机制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