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论文：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原因分析

　　0 、引言

　　猪肉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畜牧产品，也是我国居民动物性食物最为主要的来源。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猪肉生产量、消费量均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我国猪肉消费量5595万吨，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0%左右。[1]猪肉价格不仅是反映猪肉生产、消费情况的主要指标，更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社会整体的物价涨幅。2018年，我国出现首例非洲猪瘟，接下来的一年中，猪瘟迅速蔓延，波及全国31个省区，大量生猪被扑杀，生猪存栏量持续降低，猪肉供应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作为刚需肉类，猪肉消费难以替代。受此影响，猪肉市场价格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上涨，并于2019年秋季达到顶峰，刷新了我国猪肉历史的最高价。2019年猪肉价格的上涨本质上是市场供需不平衡所导致的，其中也渗透了政府、消费者、供应商之间的多重博弈，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猪瘟时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对科学分析猪肉市场价格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1、 2019年猪肉市场价格变化

　　在市场的作用下，猪肉价格处于不断的变化中，2019年猪肉市场价格变化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市场价格持续走高。2019年猪肉市场价格延续了2018年冬季的增长态势，除个别月份价格有所降低外，其余月份均为增长，11月生猪价格达到31.6元/公斤，较1月的13.23元/公斤上涨了139%；第二、不同月份涨幅有别。猪肉市场价格增长速度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以猪肉为例，3月、4月、5月的增长幅度极为有限，尤其是3月、4月价格基本持平，而10月份则是猪肉市场价格涨幅最高的月份，从34.6元/公斤增长到51.2元/公斤，增长了48%；第三、生猪价格与猪肉价格存在不一致性。

　　总体而言，猪肉价格受到生猪价格的影响，生猪价格的上涨会导致猪肉价格的上涨，但二者的涨幅并非完全一致的，如10月份生猪价格涨幅有限，而猪肉价格则上涨了48%,11月，生猪价格持续上涨，但猪肉价格却大幅降低。

　　表1 2019年前11月猪肉市场价格表

　　2、 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原因分析

　　2.1、 猪瘟

　　猪瘟是本轮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猪瘟是生猪养殖中常见的问题，但本次猪瘟却具有特殊性。本次猪瘟由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导致。非洲猪瘟病毒是一种在家猪和野猪中感染的烈性传染病毒。世界上有关非洲猪瘟病毒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的肯尼亚。在数十年的时间内，非洲猪瘟主要流行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广大非洲地区。1957年，欧洲传入西欧及拉美国家，虽经多次扑灭，但在西欧部分地区仍有流行。2017年，俄罗斯远东地区爆发非洲猪瘟，我国紧急出台了防范非洲猪瘟风险的通知。2018年8年，辽宁沈阳爆发了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此后，非洲猪瘟呈蔓延态势，在全国各省区爆发，共发生疫情上百起。[2]非洲猪瘟具有极强的感染性，且生命力极为顽强，在室温中可以存活数周之久，而在低温暗室内，猪肉血液中的病毒能够存活流六年。非洲猪瘟爆发时间短，传播速度快，短时间内根本没有有效的防范对策，加上当前非洲猪瘟病毒疫苗尚没有研发、投产成功，因此，一旦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最为主要的方式便是扑杀。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各地均扑杀了大量的生猪，生猪存栏量持续降低。并且，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养殖户也在纷纷减产清栏，扩产补栏的意愿很低，这从源头上导致了猪肉供需的不平衡性。

　　2.2 、周期性波动

　　猪肉价格变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可以称之为猪周期，这也是反映经济通胀程度的晴雨表。从新世纪我国猪肉价格变化的实际情况来看，每个周期的时间在48个月左右，而根据猪肉价格的上涨与下跌，一个完整的猪周期可以分为上行周期与下行周期两个部分。

　　首先，就上行周期而言，猪肉价格处于持续增长的态势，受此影响，越来越的人参与到生猪养殖中，养殖户数量增加的同时，生猪存栏量与屠宰量也在增加，逐渐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其次，就下行周期而言，由于市场上的猪肉供大于求，猪肉价格开始下跌，养殖户的利润越来越少，不少养殖户选择退出，猪肉供需重新趋于平衡，而后又再度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形成循环。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下猪肉供需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这和市场的滞后性、盲目性有很大的关系。2018年第二季度是猪肉下行期与上星期的交替点，从2018年10月以来，猪肉价格进入新的上行期，换言之，即便不考虑猪瘟的影响，2019年猪肉价格也会呈现出上涨的态势，并且，上涨趋势将延续到2020年10月。猪瘟的爆发时间与猪肉价格上行周期相撞，带来的影响有两点，第一、猪肉价格上涨幅度要高于一般上行周期的幅度，甚至存在上涨110%的成倍增长现象；第二、猪肉价格上行周期可能会被猪瘟延长。

　　2.3、 环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从原先的落后经济体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粗放式发展的问题。粗放式发展不仅极大地增加了资源消耗，也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环保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全国各地刮起多轮环保风暴，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取得了显得了成绩。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了工业领域的乱排乱放外，养殖业也是导致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农村污染中，养殖业是最为主要的污染源之一。畜类粪便搜集不到位以及畜类尸体无害化处理不彻底，均会对自然环境形成危害。

　　相比于散户养殖外，规模化养殖在降低养殖业污染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自2013年以来，我国便在推动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禽畜养殖业法令。严格的准入标准以及监管机制对传统散户养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不少散户纷纷脱离养殖业，生猪养殖的行业集中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017年第三季度，中央启动了第四批环保督查，大量省份纷纷出台了严格的养殖管理规范，这在继续提升行业集中度的同时，也使得生猪存栏量持续降低，大量散户退出使得不少地区的生猪存栏量降低幅度已经远远超出警戒线5%的范围，并最终在2018年下半年凸显出影响。[3]

　　3 、猪瘟时猪肉市场价格定价的博弈模型

　　3.1 、模型的建设

　　猪瘟时猪肉市场的参与人可以简化为消费者、供应商、政府，其中，消费者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为买卖关系，政府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为监督关系，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为保护关系。

　　第一、消费者。

　　任何商品的消费者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强偏好者，一类为弱偏好者。猪肉是我国肉类消费乃至食物消费中最为重要的商品，强偏好者的数量远远高于弱偏好者，因此，弱偏好者的消费行为对整个猪肉消费市场所形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猪肉价格变化会对强偏好者的消费效用产生直接影响，当猪肉价格下降时，消费者所获得的效用会增加，而当猪肉价格上涨时，消费者所获得的效用则会减少，二者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猪瘟导致猪肉供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猪肉市场上需求远远高于供给，猪肉价格持续上扬。

　　消费者面对高涨的价格趋势，行动选择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减少猪肉消费，乃至不消费猪肉，另一种则是以其他肉类商品来替代猪肉，比如鸡肉、牛肉等。当猪肉价格上涨过高，政府有可能补贴一部分来弥补居民效用，所以消费者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Px表示消费猪肉的效用，Q表示猪肉的消费量，Py表示替代品的效用，N表示政府补贴。

　　第二、供应商。

　　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供应上以追逐利润为天职。猪肉价格上涨会给供应上带来额外的利润，使效用高于价格上涨之前，因此，从自利的角度来看，供应上并不畏惧猪肉价格上涨，相反，它们更乐意见到猪肉价格的上涨，尽管这种上涨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的降低乃至危害经济秩序。猪瘟导致生猪存栏量急剧下降，供应商面对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情况，很多时候不但不会增加猪肉的供给量以稳定市场，相反，更为利用监管的漏洞来大量囤积猪肉，以进一步提高猪肉的价格。因而，在当前的局面下，供应商的行为选择无外乎囤积与不囤积，带来的结果则是猪肉价格继续上涨亦或趋于稳定。所以供应商的收益函数为：

　　M表示收益，Px表示猪肉价格，Q表示猪肉总量，γ表示囤积率，A表示囤积行为的收益，C表示囤积行为的损失，Cθ表示因为囤积行为被查处的概率导致的成本损失。当囤积行为的收益大于监管带来的损失，厂商囤积的行为就增大，从而导致消费者效用的降低。

　　第三、政府。

　　政府肩负着发展经济以及维持市场稳定的双重任务。从我国CPI增长幅度来看，猪肉价格上涨是导致CPI增长的主要因素。CPI的增长不但会降低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更为导致系统性的通货膨胀。因此，维护猪肉市场价格稳定就成为政府最为主要的责任。从与消费者的关系而言，政府维护市场稳定的措施为财政补贴，以补贴消费者或者农户的形式来压低猪肉价格，使猪肉市场价格趋于平稳，降低消费者的消费压力。而从与供应商的关系而言，政府需要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查处供应商囤货居奇，高价销售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所以政府对于监管和补贴的函数可以表示为：

　　B表示监管成本，D表示监管收益，由对厂商囤积的监管收益转化为对消费者补贴，同时考虑到监管的成本。即监管成本高，收益低，通常表示囤积行为少，从而监管概率会下降。

　　3.2、 模型的分析

　　3.2.1、 买卖博弈

　　买卖博弈是猪肉市场最为基本的博弈，发生于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作为经济人，消费者、供应商均以收益最大化作为决策依据。[4]在猪肉价格未上涨之前，消费者的收入可以购买猪肉，获得的效用表示为U1，也可以购买其他商品，获得的效用表示为U2(U1>U2>0）。供应商获得的收益表示M0，猪瘟导致猪肉价格上涨，供应商采取涨价行为获得的收益表示为M2(M1>M0>0）。从供应商的角度而言，猪瘟时猪肉价格上涨会带来额外的收益，收益从M0增加到M1，增加部分为M1-M0，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猪瘟爆发前，收入既能购买猪肉，也能购买其他商品，效用可以表示为U1+U2，由猪瘟带来的猪肉价格上涨使得消费者在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只能消费猪肉，效用变为U1-U2，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消费者受猪肉价格上涨的影响，一共损失2倍U2的效用，而整体的社会福利变化则是（M1-M2)-2U2。

　　3.2.2、 补贴博弈

　　猪肉价格猛涨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而猪肉作为居民动物性食物的主要来源，政府必然会采取进行干预。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政府干预的手段主要有两种，第一、整顿市场秩序。每当猪肉价格上涨之际，一些供应商会大量囤积猪肉，进一步拉高肉价以获得超额利润，政府会对此类供应商进行查处并予以惩罚，从而维持市场秩序；第二、财政补贴。政府以收入转移的方式对消费者进行补贴，或者直接对养猪农户进行补贴。补贴博弈是基于政府补贴行为的博弈，主要发生在政府以及消费者之间，因为在猪肉价格持续上涨的态势下，政府补贴行为会对消费者带来效用影响，无论消费者是否消费猪肉，均能从政府的补贴行为中获得效用。假设政府对单个消费者的补贴为N，如果消费者在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仍然购买猪肉，那么，政府补贴会使消费者的消费效用从原先的（U1-U2）提高到（U1-U2)+N的水平。[5]即便消费者不选择在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消费猪肉，政府补贴也能为消费者带来N的额外收益，这显然优于没有补贴时的零效用。

　　由此可见，猪肉价格上涨下的政府补贴行为总能增加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并且，这一情形并不会因为消费者是否选择消费猪肉而发生变化。对此，政府可以将财政补贴作为一项占优策略，发挥财政补贴在维持市场稳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中的作用。

　　3.2.3 、监督博弈

　　在猪肉价格上涨环境下，政府与供应商也处于博弈的状态中，因为二者的直接利益诉求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供应商作为市场主体，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为首要目标，因此，利用猪肉价格上涨的机会大量囤积猪肉拉高肉价就成为供应上的常见措施，这会进一步加大消费者的压力，并且，猪肉商品的特殊性也使得囤积猪肉成为CPI上涨的重要因素。

　　政府作为市场监督管理者，以市场稳定与规范发展为目标，这就使得政府将查处囤积行为作为监管的主要手段，二者之间形成了监督博弈的关系。因为政府以及供应商总是以随机行动来确保自身行为不被对方所预测，二者的监督博弈符合混合战略纳什均衡。[6]对此，可以将供应商囤积猪肉而获得的效用表示为A，将因政府罚款而产生的损失表示为C(A<C），将政府的监督成本表示为B，将因监督而获得的收益表示为D(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