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和就业增长相互关系的分析

　　2004 年至 2013 年，我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普查，得到了更加准确的 GDP与就业的行业分类数据，本文将运用这些数据资料并结合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变化，研究现阶段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一、对奥肯定律的再研究

　　经济增长和就业是密切联系的。1936 年，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创建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这一着作从标题上看讨论的是货币政策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但是从内容上看主要讨论的是国民收入和它的各个分量的增长与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而充分就业则是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实现的。所以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就业和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一旦实现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就业就会得到明显改善。奥肯根据美国战后至 1960 年的季度 GNP 增长率和失业率数据，研究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数量关系（1962）。他首先把 4%的失业率设定为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保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产出时的充分就业评价标准，也就是说，当失业率在 4%时，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会达到一致（1947-1953 年的年均潜在增长率为 4.5%,1953-1962 年为 3.5%）。

　　失业率高于 4%时，说明社会中有闲置的资源没有被合理利用，实际增长会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而失业率低于 4%的情况大多出现经济周期的高峰时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出现了经济过热，只能维持很短的一段时期。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是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失业率也在充分就业的标准之下（战后至上世纪60 年代初，美国的失业率在 3%-7%的区间中波动）。奥肯用多种统计方法进行测算后，得出的结论是而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3 个百分点时，将会使失业率平均提高约 1 个百分点，或者简单地说，经济增长率每变动 1 个百分点，将会使失业率反向变动约 0.33 个百分点。这就是着名的奥肯定律（Okun's Law）。奥肯定律是对美国战后至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经济活动的经验描述和统计归纳，由于各个国家经济和地区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条件上的差异，二者的具体数量关系也可能有所不同。Andrew Abel 和 Ben Bernanke（2005）对美国近年来数据的研究表明，现在美国经济增长率每变动 2 个百分点，对失业率的影响大约在 1 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用奥肯定律所提供的方法所探索的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数量关系及统计规律，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存在的。因此，在欧美发达国家失业率出现上升时，改善的手段首先就是促进经济增长。

　　奥肯定律是对复杂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活动高度概括后进行的总量分析，事实上已经包含了一系列先决或假设条件，如总需求和总供给相对均衡并保持稳定、劳动力数量、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部门结构等的变化是稳定的，等等。奥肯在当年的论文中对这些条件都进行了讨论，因此，奥肯定律所揭示的原理虽然具有普遍性（即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充分就业基础上所实现经济增长反映了潜在经济增长等），但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之间是否存在着稳定的数量关系或统计规律？这种数量关系是什么样的？如果存在，它又能保持多久，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宏观背景以及发展阶段下，所得出的答案都可能不同。相比较而言，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市场经济发达、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相对平稳的欧美发达国家（如奥肯所研究的战后至 1962 年的美国），进行类似的研究比较容易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而在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各种经济转轨中的国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在迅速发生变化，通过类似的总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所以说，一个能够解释一切国家的任何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和就业的数量关系的定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①所谓的“失业率”,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事实上是非农业产业的失业率，即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中的失业（有求职意愿并且失去工作）人数占全部非农劳动力人数（就业人数+失业人数）的比重。因为在现代经济中，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无论是在农业企业中就业还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进行生产活动，就业都是相对稳定的，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大，可以认为是接近完全就业，没有必要对它进行持续的观察；而非农行业则不同，可能随着经济周期以及其它方面的影响不断地出现失业和再就业，失业率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所以各国一般所说的失业率，指的就是非农产业的失业率。非农产业失业率和城镇失业率的概念不完全相同，因为在农村也可能有非农产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公布的失业率大多是非农产业失业率。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或者是经济发展目标。

　　我们国家目前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就“登记”而言，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的“失业率”指标是一致的，在欧美各国，同样也是不登记就表示没有就业意愿，就不被认为是失业人口。但使用“城镇”的概念则和“非农”则略有不同，但是非农产业主要还是在城镇发展，所以“非农失业”和“城镇失业”之间也不会有显着的差别。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 4.5%左右，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以非农产业为口径计量的）失业率的一般水平，这其实反映了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对城镇充分就业的保障作用。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和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非农就业或城镇就业方面所面临的难题是不同的。在欧美发达国家，体制上看，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从产业结构上看，工业化已经完成，农业增加值和劳动力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多已经降至很低的水平（5%以下）而且早已稳定下来（奥肯所研究的美国战后的就业就属于这种情况，欧洲主要国家在二战以前也大多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的升级主要体现在非农产业中，尤其体现为高科技、金融、教育科学文化、医疗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城乡关系来看，城乡发展上的巨大差别已经不复存在，换句话说，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发展己经转化为一元经济结构，劳动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已经成为历史。而中国则处于由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发展的阶段中，虽然已经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从经济体制上看，中国虽然已经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仍然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城乡之间在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着严格的行政分割、各种行政审批及财政收支还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我们现在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和转轨进程；从产业结构上看，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动最活跃的阶段，农业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正在迅速下降，现在已经降低到 10%以下，但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仍然在三分之一以上，这就必然要带动农业劳动力迅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而在非农产业中，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现在也开始进入迅速提升阶段，导致非农产业中的就业结构也在迅速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就业目标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仅仅对静态的城镇劳动力保持较低的失业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解决大量由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业领域、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动态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下，这样一类就业带来的失业问题相对来说是容易解决的，只要把那些临时转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再转回农村或再转回农业就可以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其实这是一种隐性失业，因为农业已经无法容纳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所以才向非农产业转移，但现在由于经济周期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些已经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又失去了工作，但又不能在城里“登记”失业，只好再回农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当时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确实存在着对真实失业率的低估，但低估的程度到底有多少却很难计算。但是现在情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持续多年的大规模转移，已经越来越使得这种转移不可逆转。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现阶段我们有着和工业化国家或发达国家不同的就业目标，或者说，我们的充分就业的定义和他们有所不同，我们不仅要解决城镇劳动力存量的就业，还要解决大量的由农村转来的劳动力增量的就业。从具体目标来看，就是要在保证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发生显着变动（即保证城镇充分就业）的前提下，稳健地通过经济增长吸纳或消化由农村转移而来的劳动力。

　　可以看出，中国现阶段的情况和奥肯定律的假设条件或先决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奥肯定律中，失业率的分母可以看成是一个常量（变化是有限的），而在中国，非农产业失业率的分母则是个变量（持续地发生变化）。在奥肯定律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不会对增长和就业的总量关系发生显着性的影响，但在中国，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无论对增长还是就业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二者的总量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用奥肯定律的方法来探索和总结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将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偏差，应该通过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改善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

　　二、2004-2013 年我国三大产业的结构变化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以 2004 年、2008 年和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标准时点，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普查，得到了以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为基本调查对象的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增加值和就业的详细数据。根据新的普查结果，国家统计局不仅对原有的GDP 总量数字进行了修正，还公布了 GDP 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数据以及在相同分类下的就业数据，为我们进行经济增长和就业关系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提供了数据基础。对这三个时点的经济总量及就业数据以及相应的时期中所反映出来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参见表 1）。

　　首先，从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上，可以看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都在不断推进，工业化的发展领先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发展快于工业化。如果我们把增加值结构中农业产值所占的比重看成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标志（工业化进程导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和非农产业的比重上升），而把就业结构中农业就业的比重看成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标志（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在城市中非农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提高①）。那么，从 2004 年到 2013 年这十年间，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工业化进程仍然在推进，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农业占 GDP 的比重的降幅在减少，2004 年到 2008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 2.7%,但是从 2008 年到 2013 年仅下降了 1.3%;二是工业化进程领先于城市化进程，但是二者之间的差距在迅速减少。

　　在表 2 中可以看到，无论是 2004 年还是 2013 年，我国增加值结构中农业或第一产业的比重都要明显地小于就业结构中的农业比重，2004 年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与农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相比，低了 43%,2008 年低 35.2%,2013 年低 25.7%;三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差距在迅速减少，从前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差距在 10 年间下降了 17.3%.从各自的变化来看，2004-2013 年，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了 4%,而农业就业的比重下降了 21.3%.这说明这一期间高速经济增长下的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从三次产业的增加值结构上看，我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后期，第三产业开始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这将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就业结构，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从增加值结构上看，2004 年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为 13.4:46.2:40.4,2008 年为 10.7:47.4:41.8,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是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仍然在提高（增加了1.2%），第三产业的比重没有发生显着性变化（增加了 1.4%），这说明在 2008 年以前（尤其是在进入了新世纪后的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中），中国经济仍然是以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为主导行业的，不仅增长率高（按不变价格），而且比重在扩大（按当年价格）。

　　但是到了 2008 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2013 年三次产业的比重发展为 9.4:43.7:46.9,反映出第一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现象，第三产业的比重比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时提高了 5.1%,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主导产业。

　　从增长率上看，从 2012-2014 年，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连续三年超过了第二产业。这其实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中后期向后期转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相应地，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就业结构上，2004 年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是 56.4:22.5:21.1,农业占比最大，而且超过 50%,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低于第二产业，体现出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特点。而到了 2008 年，这一结构发展为 45.9:26.6:27.5,虽然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仍然很高，但已经下降到一半以下，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有明显提高，分别提高了 4.1%和6.4%,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反映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迅速推进。到了 2013 年，这一比重进一步发展为 35.1:29.7:35.2,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下降了 10.8%,第二产业提高了 3.1%,第三产业提高了 7.7%.可以看到，在 2008-2013 年期间，第三产业就业有了显着的改善，在增加的非农业就业中，第三产业的贡献在 70%以上；而且从占比上看，已经超过了第一产业，成为我国最大的就业部门。通过对增加值结构变化与就业结构变化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的提高，高于其增加值占比的幅度，这说明现阶段在类似的名义增长率下，第三产业能够吸纳的就业人数高于第二产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率在回落，但非农就业和由此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却在加快。
 

　　三、对于经济和就业增长相互关系的分析

　　（一）三大产业实际增长

　　从 2004-2013 年，虽然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互有快慢，但就中长期（5-10 年）趋势看，增长率大体一致，非农产业的增长率一般处于这两个产业的增长率之间，而权重已经达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 90%左右，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占支配地位。从图 1 中可以看到，从大趋势上看，这一时期（2004-2013 年）按 2004 年可比价格计算的非农产业的和全部产业的增加值曲线表现为两条近似平行的直线，斜率也很接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表现为两条近似平行的直线，相互之间的斜率也是近似的（但细致分析，可以看出相互之间的差距经历了先是缩小，然后扩大，现在又开始缩小）。我国的第一产业在这些年中也是迅速增长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4.51%,这在世界上属于少见的农业高速增长，但是和我国的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它的增长率就低了，从数量上看，绝对规模也比较小，因此在图形上近似于一条水平线。从总体上看，我国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非农产业的贡献，而在非农产业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情况是接近的。

　　图 1 中所反映的长期趋势变化是按照 2004 年可比价格计算的增加值所反映的，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各个产业的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幅度是不同的，其中第一产业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最大，第三产业次之，而第二产业最小。这种价格变化上的差别，从根本上说，也反映着相关产业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如果考虑到价格因素，按照现行价格反映的增加值变动的长期趋势会略有变化。在图 2 中可以看到，大约在 2011 年前后，第三产业的产出规模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最大的产业。从近两年的经济增长数据看，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一产业仍然是最小的国民经济行业，但是其增长幅度显然超过了图 1.

　　（二）三大产业就业变化

　　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的非农业就业的迅速增长使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和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之间，中国的全部就业人数是温和上升的（增速在逐渐减缓），增加了 7000 万左右。但是分产业看，变化趋势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农业就业在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都在增加，且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的增长高于第二产业。从绝对人数上看，2004 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是低于第二产业的，当然也低于第一产业，但到了 2013 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上升中的第二产业和下降中的第一产业，成为最大的就业部门。从图 3 反映发展趋势上看，第三产业就业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第二产业就业仍然保持增长，但增长率将可能逐渐回落；第一产业就业则是不断下降的。大约在 2016 年前后，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会降到第二产业以下，从而形成类似于我国现阶段现代经济增加值结构的排序特征，即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最高，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的就业结构。再往后，由于市场经济收益平均化规律的作用，就业结构在数例即具体比例上也会向不断升级中的增加值结构靠拢。

　　（三）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联分析

　　（1）分产业看就业对增加值增长的弹性系数及就业变化

　　2004-2013 年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极大地带动了我国非农就业的增长。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看，GDP 增长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整体就业（包括农业就业）是0.12%（参见表 3（三），2004-2008 年、2008-2013 年以及 2004-2013 年都是如此），从增长率上看数值好像不高，但是如果和我国的全部就业人口相比，数量就相当高，2013 年我国的全部就业为 6.88 亿，它的 0.12%就是 82 万，如果 GDP 增长 7%,那么全部就业就会增加 578 万。在全部就业中，各个产业的就业变化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再分别考察各个产业的情况。

　　首先看第一产业。在表 3（三）中可以看到，2004-2013 年第一产业就业对增长的弹性系数（以下简称就业弹性）为-0.88,也就是说，第一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将下降 0.88%,分阶段看，前一阶段（2004-2008 年）的就业弹性为-0.77%,后一阶段为-0.98%,这说明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农业的增长和农业就业人数下降在同时发生，这就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其增加值的增长。这一期间（2004-2013 年）农业的年均增长率为 4.51%,而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为 3.98%,那么，以就业人数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则为（104.51/96.02-1）*100=8.84%,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高增长。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近些年来我国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会有较快的增长。

　　其次看第二产业。2004-2013 年的就业弹性为 0.40,分阶段看，前一阶段的就业弹性为 0.45,后一阶段为 0.34,这说明这一时期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是下降的，在前一阶段的加速工业化发展时期，劳动密集型尤其是加工出口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迅速，由此导致了对劳动力需求的提升，但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的特征就是通过科技和设备的应用来代替人力进而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增加研发和投资来改进装备和生产能力，而不是依赖于劳动力的增加，因此从长期趋势看，这一行业的就业增长可能是递减的，甚至还有可能是降低的，但在现阶段，第二产业的发展仍然对我国的就业有积极的贡献。

　　再次看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这一产业的就业弹性是最高的，2004-2013 年的就业弹性为 0.66,而且分阶段看，前一阶段的就业弹性为 0.64,后一阶段则为 0.68,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在增加。第三产业是服务性产业，而服务性活动对于劳动的依赖较大，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更强。一个大国的工业化中前期，主要是通过工业及整个第二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但到了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性的产业，这必然带来第三产业就业的迅速提升。

　　最后看整个非农产业。2004-2013 年的就业弹性为 0.53,其中前一阶段为 0.55,后一阶段为 0.51,这说明非农就业对非农产业部门的增长的弹性在下降。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前后两个阶段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是下降的，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是上升的，但是从程度上看，第二产业下降的程度（0.11）大于第三产业上升的程度（0.04），因此对整个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产生了影响。从具体的数值上看，0.51 的就业弹性系数意味着非农产业的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使就业增长 0.51 个百分点。2013 年底我国的非农就业总数为 4.46 亿，如果 GDP 增长在 7.5%左右，非农产业增长将在 8%左右，那么按照 0.51 的就业弹性系数，所带动的非农就业增长大约在 4%左右，也就是在 1700 万人左右。2015 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为 7%,非农产业的增长回落到 7.8%,那么带动的非农就业将在是 4.63 亿的基础上再增长 3.9%左右，约为 1800 万。

　　（2）从年均增加值增长率与年均就业增量的关系看非农就业的增长

　　利用弹性系数分析增长和就业的关系，是在经济活动和就业按几何倍数增长的假定下进行的，对于国民经济及各个产业部门的生产活动而言，这一假定已经被过去多年的经验得到了证实，用几何平均数计算的年均经济增长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活动规模扩张的长期趋势。但是对于就业而言，从实际情况看，虽然随着基数（劳动力总数）的扩大，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尤其是非农就业人数）也是逐渐增加的，但是变化相对较小。如 2011 年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十二五”期间的就业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 4500 万人、转移农业劳动力 4000 万人，具体地说，就是每年完成城镇新增就业 900 万人，转移农业劳动力 800 万人。每年的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的目标是按照数量相等而不是增长率相等来要求的。如果每年增加的就业人数是相近的，那么随着每年的劳动力总数的增加，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将是逐年略减的，如果仍然用几何平均数来反映劳动力或就业的增长，就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对前期的增长率发生低估而对近期的增长有所高估），而用算术平均数来反映年均就业的增加，则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用算术平均数反映就业的增加程度还有一个好处是能够带来直观的分析结果，由于不同产业的基数不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就业所反映的人数可能有比较大的差别，算术平均方法可以直接地反映这种差别。好的解决方法是，同时用两种方法（即几何平均方法和算术平均方法）来考察就业的变动情况，再通过比较论证得出合理的分析结论。
 

　　表 4 列出了 2004-2013 年我国三大产业以及整个经济增长中就业情况所发生的变化。从整体上看，这一期间我国的每年新增就业（包括农业新增就业）为 782 万人，其中前一时期（2004-2008 年）为 697 万人，后一时期（2008-2013 年）为 888 万人，这说明我国这一时期每年的新增就业在趋势上是逐渐增加的（在这种情况下用几何平均数计算年均增长率的适用性将增强）。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看，全部产业增加值（也就是 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是 77 万。分阶段看，前一时期是 59 万，后一时期是 100 万，有比较明显的增加。这也就是说，在 2004-2008 年期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 10%所带来新增就业（590万），到了 2008-2013 年期间，只需要增长 6%就可能实现了（600 万）。而更多的经济增长，则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888 万）。这个计算结果和我国目前的情况所吻合的，当经济增长率回落时，由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就业是增加的，所以新增就业仍然能保持平稳。再分部门考察各个产业增长和就业的情况。

　　首先看第一产业。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第一产业的增长率长期保持在 4-5%之间，不仅高于世界各国的农业的长期增长率，甚至也高于很多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率①，农业现代化（科技、机械、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解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使农业领域所需要的就业人数大为减少。从表 6 中可以看到，2004-2013 年期间，我国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需要的就业人数就下降 263 万人，其中，前一时期为 203 万人，后一时期为 338 万人，这说明农业发展的水平越高，所能够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也就越大，而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最快的时期，而且从最新经济普查的数据看，这种转移还在不断加快。

　　其次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较。2004-2013 年期间，第二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是 66 万人，前一阶段是 55 万人，后一阶段是 79 万人，属于逐渐递增类型。同一时期第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是 115 万，其中前一阶段为 75万，后一阶段为 173 万，也属于逐渐递增类型。将两个产业进行对比，一是第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比第二产业多，2004-2013 年期间比第二产业高出了 74%;二是在前后两个阶段变动的幅度更大，第二产业后一个阶段比前一阶段增加了 24 万人，增长了 43%;而第三产业则增加了 98 万人，增长了 130%.第三产业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比第二产业多 94 万，高出 119%.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第三产业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显着地高于第二产业，而且差距仍在扩大。

　　最后看经济增长对我国非农就业的拉动。从表 6 中可以看到，在前一阶段，我国非农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是 130 万，那么非农产业年增长 13%,所能够吸收的就业大约是 1690 万人，那么到了后一阶段，由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就业所带来的就业已经达到了 250 万，那么，吸纳同样的新增非农业就业，非农产业只需增长 6.76%就可以了。如果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 7%,非农产业的增长率达到 8%,那么新增非农业就业则可以达到 2000 万的规模。参照 2008-2013 年数据，我国现阶段第二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大约是 80 万人，第三产业大约是 170 万人，那么非农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的就业大约是 250 万人。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达到 6%,非农产业的增长达到在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第三产业。如果我国 GDP 的增长率达到 7%左右，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在 8%左右，所能够吸纳的非农业就业就可以达到 2000 万左右。从表 4（二）中可以看出，这已经高于 2004-2013 年的平均水平，但低于 2008-2013 年的平均水平。

　　（3）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整体分析

    以就业弹性与就业增量两种方法得出的分析结论是有差别的。事实上，由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在总量变化及结构变化上的复杂性，任何方法和模型在反映它们的发展和变化时都可能存在着偏差，所以多种方法的结合使用往往能弥补单一方法的不足，让我们对事物变化的全貌有更好的理解①。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第一，从 2004-2013 年期间，我国的就业尤其是非农业就业是逐渐递增的，平均的递增程度介于几何平均关系和算术平均关系之间，即就业弹性是递减的，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就业数量是递增的，但增加的幅度不大。粗略地看，如果用就业弹性的方法估算，我国现阶段 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非农业就业大约在 0.51 个百分点（2008-2013 年数值），目前的非农业就业总数大约为 4.63 亿左右（已经在经济普查数据的基础上加上了 2014 年的增量），那么，2015 年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为 7%时，所增加的非农就业大约为 1800 万，其中由农业转移而来的劳动力和城市新增就业各占一半，各为 900 万。而在新增的非农就业中，第二产业约占三分之一，为 600 万左右，第三产业占三分之二，为 1200 万左右。

　　第二，如果用就业增量的方法估算，我国现阶段 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非农业就业大约在 263 万左右，那么，当经济增长率为 7%时，所增加的非农就业约为 1840万，其中由农业转移而来的劳动力和城市新增就业各为 920 万左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安排的新增就业则是分别略高于 600 万和 1200 万。

　　第三，从两种方法的比较看，用就业弹性得得到的估算结果是变动的，即前期较低，后期较高，而就业增量所得到的估算结果是稳定的。如进行近期外推，就业弹性方法所得到的估算结果将低于增量方法，而进行远期外推，就业弹性得到的估算方法将高于增量方法。就近期估计而言，两种估算方法的结果是相近的，即按照 2008-2013 年增长和就业的一般关系，最近两三年间，我国的 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增加的非农就业大约是在 260 万左右，而在 7%的增长下，所增加的非农就业大约是 1800 万左右，从供给看，农业转移而来的劳动力和城市新增就业各占一半（各为 900 万），而从需求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为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600 万和 1200 万）。如果要进行更长时期的推测（如 5-10 年），还是要根据中国人口生命表、各个产业发展对就业的拉动等方面变化和进展进行调整。

　　第四，从动态发展上看，这两种方法都只使用了三个时点（2004、2008 和 2013 年）的经济总量和就业的数据，从时间序列上看样本仍然偏少，但是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在这一期间，我国 GDP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能吸纳或需要的非农业就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就业）的增量实际上是略增的，再考虑全国经济普查口径较严的因素，GDP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非农就业可能还要再高一些，达到 265 万以上。在 7.5%左右的经济增长下，每年新增的非农业就业可以达到 2000 万以上，这已经被过去 3 年（2012-2014年）的非普查数据所证明②。但本文的分析仍然以普查数据为分析基础。

　　第五，以上的分析是基于历史的实际数据进行的，在过去的 10 年间，我国劳动力的供应是稳步增长的（参见图 3），这一增长加上就业结构的变化，满足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同时也推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还应该看到，由于上世纪 80 年代起的人口政策的结果现在开始逐渐显现，我国的劳动力总量的供给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从现在起将进入稳定阶段，不再有明显的增长（刘伟和蔡志洲，2014）。这样，在总量解决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非农产业增长的新增劳动力需求，主要是要靠就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要依靠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从对奥肯定律的再研究开始，通过对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GDP 核算与就业的总量和分类数据的关联分析，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数量特征进行了研究。我们通过计算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及每增长 1%的增加值及 GDP 所带来的就业增量这两种方法，分析了现阶段经济增长对就业尤其是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期间，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人数是递增的，但从就业弹性上看，第二产业是减少的，而第三产业是增加的，这说明第三产业的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显着地大于第二产业；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来看，非农就业对 GDP 的就业弹性系数（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 GDP 所带来的非农就业增长率）略有下降，但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人数是不断增加的。虽然利用就业弹性和每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增量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所得到的计算结果略有不同，但所反映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在现阶段，我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非农业就业大约在 260-265 万左右，从非农劳动力的来源来看，由农业部门转移而来的和新增就业大约各占一半，而从新增非农劳动力的使用来看，第二产业约占三分之一，第三产业约占三分之二。如果 GDP 增长率为 7%,那么新增的非农业就业大约为 1800-2000 万左右，其中一半来自农业部门转移而来的劳动力，另一半为城镇新增劳动力，即各为 900-100 万人左右；在第二产业就业的人数为 600-700 万左右，在第三产业就业的人数约为 1200-1300 万左右。从整体上看，自 2008-2013 年，我国每年新增的非农业就业平均在 2000 万以上，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当然会带来新增就业人数的回落，但是一方面，我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非农就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就业）是缓慢提高的，另外一方面，从劳动力供给来看，我国的劳动力总量已经逐渐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目前每年的增量正在逐渐减少，不久将进入总量逐渐减少阶段。因此，在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率出现小幅回落的情况下，只要我们处理好各种结构关系，我们仍然有可能保持充分就业。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率再进一步下滑，充分就业就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是我国现阶段充分就业不受到严重影响的重要条件。（图表略）

　　参考文献：

　　1. 刘伟、蔡志洲：《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基于中国 2000-2013 年经验的分析》（J），《学术月刊》2014 年第 6 期。

　　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2005 年。

　　3. Okun, Arthur, M, “Potential GNP, Its Measurement and Significance”（M）， Cowles Foundation, YaleUniversity, 1962.

　　4. Abel, Andrew B. & Bernanke, Ben S., Macroeconomics （5th ed.）（M）， Pearson Addison Wesley,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