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翻译实践中关联翻译理论的作用探析

　　一、引言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翻译研究一直围绕着“翻译对等”这一焦点展开。但是无论是“动态对等”，还是“语用对等”，或是“文本对等”，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其研究对象是“文本本身”(texts)或“文本的组成部分”(fragments of text)。所以，“文本类型”(text typologies)和“对等分类”(equivalence classifications)也就成了那个时候研究的方向，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较多关注的也是文本的对等性。

　　之后，认知语言学被引入用来分析解释翻译活动，翻译研究的焦点从“文本”的研究转移到“思维过程”(mental process)的研究，即“思维推理”的研究。翻译理论家们试图从语用学“关联”的角度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认知问题，从“关联”的视野来探索那些晦涩难懂的“对等概念”。为此，格特(Gutt)作过如此阐述:“关联理论……试图就我们大脑进行信息加工促使我们相互之间进行交际的过程进行详细解释。因此它的研究范围在于心智官能(mental faculty)，而不是‘文本’或者‘文本生产的过程’。”(Gutt,1991:20)

　　毫无疑问，这一研究焦点的转移使翻译研究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其理论框架‘框住’了人类的一切翻译活动，从而理顺译者的理论思维”(赵彦春，1999:277)。相反，建立在传统语言学基础之上的翻译学研究，学派众多，自立门户，相互排斥;且翻译定义狭窄，难以自圆其说，以至于在翻译实践中，翻译工作者面对众多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往往难以取舍，无所适从。关联理论的诞生对平息翻译界各学派多年的争执、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关联理论

　　1．简述格莱斯(Paul Grice)的语用相关原则

　　翻译的关联性研究最早来源于1986年出版的法国丹·斯珀泊(Dan Sperber)和英国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合着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ve and Cognition)一书。但这一领域研究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语言哲学家、语用学家格莱斯(Paul Grice)在关联理论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格莱斯写了许多关联理论方面的论文，比如1975年发表的《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格莱斯把“关联”归类于交际的“合作原则”:

　　1)数量(quantity):说话者需给出足够多的信息量;

　　2)质量(quality):说话者不能说自己认为不真实的话或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关联(relevance):信息必须关联;

　　4)方式(manner):必须有序给出信息以达到交际的目的;

　　根据格莱斯的观点，合作的中断(disturbance of co-operativeness)可以是知识的缺乏，即“打破准则”(breaking a maxim);说话者没有确保听话者理解，即“侵犯准则”(violating a maxim)，或者说故意以语境动机(contextually motivated)的方式不遵守准则，即“轻视准则”(flouting a maxim)。这种对合作原则的轻视就会引发我们所说的隐含义(implicatures)。其实，这种隐含义即使在这些准则中任何一项没有得到完全遵守的情况下也依然可以辨别和理解，只不过要进行“推理”辨识而已。

　　2．解读丹·斯珀泊和迪尔德丽·威尔逊的关联理论

　　丹·斯珀泊和迪尔德丽·威尔逊以一简单的关联原则代替了格莱斯(Paul 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他们认为:“交际为关联理论指导着，交际话语中的隐含义是一个能够产生经过最小加工努力而获得最大信息量的语境隐含义的命题，交际者要经过努力加工从话语中获得隐含义。”(Cummings,2005:113)其基本原则包括:(1)每一个话语(utterance)都一定有其独特的关联，理解一个话语就是要证明这个关联的存在，所以确定这个关联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即:取得需要加工信息的最大关联”。(2)在没有考虑语境因素的情况下，话语接受者(addressees)无法证明所接受话语的关联性，所以“说话人必须对听话人的认知能力和语境资源(contextual resources)做出假设，而这些认知能力和语境资源可以通过听话人的沟通方式(特别是其选用保留明示信息或暗示信息的方式)获得”(Sperber and Wilson,1995:49)。(3)无论话语的语言结构是如何地符合语法规则，所表达的话语意思仍然难以有充分的证据来确定其确切含义，因为一简单的句法关系可以表现大范围的逻辑和语义关系，甚至其确定的意义也需要推理过程。(4)一旦话语的命题形式被全部设定后，这个话语会被看作一个命题，并协同其他非语言性命题作为听话人的语境资源，推动其演绎出关联性理解。(5)最让人理解的解释就是最大的关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可以促使人们通过考虑加工努力的程度来识别获得的各种推理，因此在“关联”和“加工努力”之间存在着“公平交易”(tradeoff)，即“当一个命题得到最佳加工(optimally processed)，则这个命题与一个体(individual)的关联所达到的积极认知效果就大，但这种认知效果将随着新的信息的增加而发生改变”(Sperber and Wilson,1995:218)。因此，话语效果越大，关联就越多。丹·斯珀泊和迪尔德丽·威尔逊指出“一个命题与一个体获得的关联应当是:获得这些积极认知效果所需要的努力是小的”(Sperber and Wilson,1995:218)。这就意味着理解某话语所付出的越大，其关联度越小。(6)语境不被当作特定的共同点来看待，而是或多或少的可理解的众多的信息项，其存储于人们的短期记忆、百科全书式记忆中，或是物理环境特性。“人们‘希望’一个要进行信息加工的命题是关联的，从而努力选择一个语境去为那个“希望”辩护，那个“希望”就是:能够取得最大关联的语境。特别是在口语理解中，这给定的作为语境的关联是可变的。”(Sperber and Wilson,1995:265)

　　为更好地理解上述六个基本原则，请看下例(1):

　　A:Do you want to go into town?

　　B:I am feeling really tired at the minute.

　　英语语言能力好的人能够毫无困难地理解B暗含的话语信息:B doesn’t want to go into town。可以看出这暗含的信息来自于假定B至少遵守了合作原则。

　　根据关联原则，A假定B努力使得他或她的话语方式在交际中是关联的。A通过这个假定构建了下面的推理:

　　a)虽然B的话语表面上是无关联的，但是它可以被认为是关联的。

　　b)如果B的话语内容与A的话语内容相关联，则B的话语只是在上面的对话中关联;

　　c)如果B的话语是描述一个会影响是否进城的因素，则B话语的内容只是与A的话语内容相关联;

　　d)影响一个人是否进城愿望的消极因素包括:生病、疲劳、没有时间等等;

　　e)影响一个人是否进城愿望的积极因素包括:购物欲望、与人会面等等;

　　f)如果B的话语中包含的是消极因素，则B是不想进城;如果是积极因素，则B确实想进城;

　　g)B话语中描述的是消极因素;

　　h)结论:B不想进城。

　　但是从另一个较大的、不易认知的语境角度考虑，我们可以推导出B是想进城的:

　　a)B情绪低落的时候，B有点累;

　　b)大部分情绪低落的人都想采取行动来缓解低落的情绪;

　　c)B想采取行动来缓解情绪;

　　d)社会活动可以缓解低落的情绪;

　　e)B想进行社会活动;

　　f)社会活动在城里是可能的;

　　g)B说他或她此时有点累;

　　h)结论是B想进城。

　　可以看出，通过对话语的推导努力能获得说话者的隐含义，但这个隐含义的获得所需要的推导努力远远超出了前面案例中推导“B不想进城”的努力。关联推导中的“付出-补偿”原则使得第二个隐含义让位于第一个隐含义。从这个构架中可以看出，不是所有命题的语境隐含义都能够轻易地获得，从小而易的认知语境中获得的隐含义所付出的推导努力相对要小，从大而不易的认知语境中获得隐含义付出的推导努力相对要大，因为在这种语境中需要额外的努力去系统地推导隐含义。推导的目的是要获得语境隐含义的最大值以补偿推导努力的付出。

　　三、关联翻译理论观

　　丹·斯珀泊和迪尔德丽·威尔逊的学生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Ernst August Gutt)基于关联论对翻译开展了研究，并撰写了《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一书，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

　　1．推理与关联

　　Gutt认为“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这种推理实际就是一种认知行为，是交际活动的中心，因此也是阅读或翻译活动的中心所在”(Hatim,B&Munday,J,2004:57)。关联理论认为，“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通过语境来寻找关联，要靠推理。因为自然语言中的每一个话语都可以有多种理解，所以，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必须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和语境的关联进行推理”(蔡进宝，林莹，2007:106)。

　　试分析下例(2):

　　Serge Cardin,a Canadian MP,had to apologize to the House for humming the theme song from“The Godfather”while Public Works Minister Alfonso Gagliano,who is of Italian descent,addressed Parliament.(Newsweek,Perspectives,21 May 2001).

　　从语境的角度分析，不管译者还是读者都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a)Serge Cardin had to apologize，为什么?唱《教父》主题曲违反了议会的相关规定?

　　b)“The Godfather”在本文的关联是什么?这是否与“The Godfather”是经典电影有关?

　　c)“descent”在本文语境中是否是个关联问题?其内涵是什么?

　　按照关联理论，在本文语境中议员哼唱“The Godfather”的主题曲，暗指了政府部长的腐败行为与意大利的黑社会关联性，所以站在听众(读者或译者)的角度推理:

　　a)由于种族诽谤会给他人造成伤害，所以必须道歉;

　　b)由于哼唱的不是一般的曲调，这要求读者推理出电影“The Godfather”与政府部长之间的特殊关系;

　　c)这个部长恰好是意大利血统。

　　以上推理可以帮助听众(读者或译者)明白这段话的真正意思。这种推理是在更广义的交际语境中进行的，比如:用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来分析和推理。好的译品应该能正确地引导读者进行合理推理，上述推理则是译者“译成什么”及“怎么译”在思维上做出决策的基础。

　　2．语境与关联

　　关联理论所指的语境，既指语言特色和包括社会文化规范(socio-cultural norms)在内的环境特色，也指语言使用者接受客观世界的一系列前提假设，即“认知环境”。正如丹·斯珀泊和迪尔德丽·威尔逊(Sperber and Wilson,1986:137)指出，“这种意义上的语境并不局限于交际双方直接的外部环境、前面紧邻的语段，还包括对未来的期待、科学假说、宗教信仰、对趣闻轶事的记忆、对文化的各种假定、对说话人思维状态的种种信念。所有这些在话语理解过程中都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如以上例(2)中，译者对电影“The Godfather”的充分了解是推动译者推理并正确翻译的关键语境之一。

　　试看下例(3):

　　A:Will Sarah be long?

　　B:She is with Frank at the moment.

　　以上对话，B表达的语义内容固然重要，但是说话者的内涵意思取决于语境因素，包括得出这样的结论:Sarah will be there for hours.

　　说话者的话语通常是开始于口头或其他的刺激物，并将引导听众向某种信息意图(说话者的真实意思)靠近。语言中，刺激物通常是一种语言准则(比如:she is with Frank at the moment这个句子就是语言加工品)要被转换成思维准则，并暗含着某种意思，从而取得某种语义表现。进一步的加工会使得这些语义表现添加描写世界的正确思维。这些命题可以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比如上例:Sarah is not available。

　　以上例子，只有通过语境才知道“being with Frank”是“Sarah will be there for hours”，或是“she will be back in two seconds”。语言学中的语境使得推理与解释更加容易，即:“Sarah will be there for hours”，还是“she will be back in two seconds”，取决于Sarah是个怎么样的人。

　　关联理论中的“语境”，其重要特色之一是:“各种各样的上下文的假设所展现出的理解文本的可变量，但不是所有的这些假设在任何时候都能导致正确地理解文本，诸如话语功能和使用的场合等因素将用来正确地理解文本意思。”(Hatim,2001:36)比如上例(3)，如果A不知道Sarah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B的内涵意思将很难为A所理解。反之则相反。

　　虽然在一定认知环境下的具体语言使用及其情境也是重要的，但是有个前提:即只有具体的语言和情境所表达的(无论是明示(explicit)和暗示(implicit)的)信息能够无须读者(听众)不经必要的努力就可以理解的时候。

　　3．最佳关联与“付出-回报”原则

　　3.1、最佳关联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的发生是由“刺激物”(stimulus)引起的，比如上面例(2)中的“humming a theme song”。这些刺激物引导读者或者听众克服一切困难去理解作者的原意，最终目的是促使读者理解说话者的“信息意图”。这一推理过程随着语言使用者在一系列刺激物(比如上例(2)的Minister of Public Works,The Godfather,corruption)的相互作用下的传达和分析推理能力的加强而加强。也就是说，交际成功与否在于说话人和听话人能否找到最佳关联，即听话人能够找到说话人想要的表达意思，而且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值得听话人去“付出”处理努力，并且能得到足够的“回报”。这些所谓的“回报”就是“积极的语境效果”。

　　另一方面，如果刺激物(比如:用比较特殊的声调)、语境假设(Godfather>Mafia>corrupt government minister>Italian descent,etc．)以及解释(比如种族诽谤)等项的相互作用受到干扰，那么文本的关联性就是妥协性关联。在实际生活中，当我们不理解文本真正意思或一个“笑话”或一个“讽刺”的时候，就会经常出现妥协性关联。

　　3.2、“付出-回报”原则

　　“毫无疑问，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交际似乎由资源最佳化的意愿所决定，最佳化的一个方面就是使付出的努力最小。”(Gutt,1991:26)从“付出”和“回报”考虑，语言使用者们倾向语境假设达到两个效果:(1)达到最大的“回报”(最佳的语境效果);(2)在信息加工理解过程中付出“最少”。翻译学家Jiri Levy把它归纳为“极小极大原则”(Minimax Principle)。

　　需要指出的是，当人们直接表达自己意思的时候，听众很容易能理解话语意思，但是如果像以上案例所示，交际就不那么顺利了。比如:话语采用夸张、比喻及间接回答等方式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强调最小努力付出将导致取得最小的交际效果，翻译出来的“笑话”就不是“笑话”了。所以，为了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从文本产品(text production)和读者反应(reception)的角度来看，“极小极大原则”表明文本的作者应确保任何额外努力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并且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且文本的表现形式应该避免采用让人晦涩难懂的词序、词语的重复使用、修辞语言或其他一些隐语形式等。

　　为了文本表达有意义，语言的异常(non-ordinariness)使用(比如语境的突显性(textual salience))必须能达到交际的目的。让我们以词语的“重复”(repetition)使用为例。词语的重复使用有可能在一篇组织不是很好的文章中出现，也有可能出现在一篇漫无目的的口语式篇章中，或者为取得形式上的连贯(cohesion)而使用。在以上这些情况下出现的重复现象就不是很有意义了，甚至没有文本动机(contextual motivatedness)。但是，如果“重复”手法的使用是为了达到一定的修辞目的，那么这种重复就是功能性的、有意义的。在这种语境下，“重复”的使用就成了需要解释的语言使用的一个标记特色(marked features)。

　　为了达到正常交流的目的，文本动机(比如有意识地使用“重复”)应该首先成为读者或者译者所依赖的文本信息。这一点对“极小极大原则”发挥作用很重要，同时对“关联性”的评估也意义深远。

　　4．描写性翻译-释义性翻译与诠释性类似和忠实

　　4.1、描写性翻译-释义性翻译

　　在处理形式与内容的问题上，关联翻译使用了一系列的认知方法，包括推理以及功能性理解与语境突显性(textual salience)相互作用的能力。翻译理论家从译者在翻译时语言使用方法上的不同，把形式和内容的处理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描写性翻译(descriptive translation)，另外一种是释义性翻译(interpretive translation)。所谓描写性翻译，指的是陈述一种客观事实，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一种翻译方法，翻译仅限于原文中部分适合译文目的的内容;而释义性翻译指的是转述他人思想和观点的一种翻译方法。请看下例(4)

　　(A)小赵:张卫和他妻子离婚了。

　　(B)小赵:王民说“张卫和他妻子离婚了。”

　　上例中，(A)的表达方式是语言的描述性使用，而(B)的表达方式则是语言的诠释性使用。语言的诠释性使用与语言的描述性使用是关联理论从心理认知方面区分语言使用的两种方式，使用诠释性的表达方式，如(B)，即使“张卫和他妻子离婚了”的客观事实不存在，小赵也不用承担这种错误的责任。而如果采用描述性表达方式，小赵就要承担责任了。

　　由此可以看出，描写性翻译只是用自己的翻译方法取得关联，而释义性翻译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忠于原文。从翻译与关联的角度看，诠释性翻译才是真正的翻译。也就是说，翻译是其他人所想或所说的陈述。而且，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关联，不仅仅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交际效果，而是与原文保持着依赖关系。Gutt认为“描写性翻译不是真正的翻译”(Hatim,2001:37)。

　　4.2、诠释性类似和忠实

　　诠释性使用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原文表达方式与其译文中的替代表达方式有诠释性类似(interpretive resemblance)关系。这样的表达方式上的诠释性类似在于明示信息(explicatures)和暗示信息(implicatures)上的分享。意思就是说，类似是个程度的问题。

　　因此，两种方式之间诠释性越类似，那么它们分享的明示或暗示信息就越多。如上例(4)(B)的直接引用就与原文取得了最大程度的诠释性类似，即:这种表达方式在与原文一样的语境下，分享了原文所有的明示信息和暗示信息。

　　而与摘录、解释和概括等相比，它们所表示的类似程度和种类却又各种各样。所以，当你问他人关于一个讲座的内容时，被问者回答的方式就会有很多了。比如:

　　(a)被问者的回答可以高度地诠释性类似，给出讲座的许多细节;

　　(b)被问者可以给出部分讲座的细节，而剩下地只是概括总结了一下;

　　(c)被问者可能就讲座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性的总结。

　　那么，被问者究竟采取何种回答方式呢?其决定因素是什么呢?如果是采取诠释性表达方式，那么说话者的目的就是要取得诠释性类似。如果要遵守关联原则，那么说话者就会采取他认为可以取得最佳关联的类似。所以，“关于说话者的诠释性使用又必须考虑到‘忠诚’(faithfulness)的问题，说话者必须确保他的表达足够地忠实原文，即在关联方面要足够地类似”(Basil Hatim,2001:37)。因此，如果被问者知道问话人对整个讲座都感兴趣，那么被问者就会采用(a)的回答方式。如果被问者认为整个讲座中只有部分内容与问话人有关联，那么被问者就可能采用(b)的回答方式。由此，我们发现，“关联理论是与早已提出过的‘语境’有关的‘忠实’概念伴随而生，一起应用于语言的诠释性使用”(Hatim,B&Munday,J,2004:176)。

　　5．关联翻译理论中的直译与意译

　　直译和意译是另一为关联翻译观所采用的二元翻译策略。“直译强调在内容上要紧跟原文，译者的自由受到限制;而采用意译的译者可自由地对译文进行加工或者概括总结。”(Gutt,1991:122)为给新的读者建立最大的关联，意译法的译者会采取任何方式对原文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样译文就以自己的新的特点而独立于原文存在。这与上文所提的描写性翻译如出一辙。另一方面，直译却更加紧跟原文，我们把这一特点称为“释义性”类似(interpretive resemblance)。“在‘忠实’(faithfulness)原文的前提下，译者采取直译法，使得译文与原文在关联方面足够地类似。”(Sperber and Wilson,1986:137)

　　直译的目的是为了让译文读者了解“原汁原味”的原文意思，译文意思不受读者译者个人观点影响。而意译则以实现交际为目的。从翻译实践的历史来看，用意译法翻译出来的译文通顺易懂、便于交际，所以一直受到青睐。在意译翻译实践中，译者要经常对原文中的隐含信息进行说明，并且对只有原文读者才能理解的文化具体项进行解释。“因为原文作者所创语境也是目的语读者要面对的语境，所以在翻译时，译者就要对不为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信息进行大量地解释。”(Sperber and Wilson,1995:266)

　　一方面，“意译仍被认为是‘忠’的”;另一方面，关联理论家们又认为“‘意译’与‘描写’(descriptive)一样，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翻译”。(Gutt,1991:122)那么，意译法是否应当彻底摒弃呢?期待为原文读者设计的一系列互相排斥的假设(assumptions)能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读者间得到最大程度理解，这又是否现实呢?一篇跟宗教有关的语篇，假如要求我们不仅要翻译出其内容(content)，而且同时也要翻出其语体(style)，译者又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格特(Gutt)的观点，这可以通过取得各方面的近似值(degree of approximation)来实现，也就是使用直译法可以在内容和风格上实现译文与原文最大的近似。

　　但是，必须记住:原文与译文间的基本关系不是停留在用作刺激物或交际线索(communicative clues)的形式上的特色，而在于对作者真正所要表达的含义的理解的近似上(resemblance)。语体特色虽重要，但其本身并不如它所承担的服务功能(引导译文读者理解作者真正所要表达的含义)那么重要。

　　6．关联与文本类型

　　为更好地理解“翻译”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对“文本类型”(types of texts)标签或“交际行为”(acts of communication)进行分析。“交际就像世界上的其他现象一样，对特殊的文本或话语，我们需要创造并贴上不同的特殊的术语标签来加以区分。”(Hatim,B&Munday,J,2004:272)比如，文本类型就需要贴上颂词、小说、戏剧作品、评论和摘要等标签。从交际的观点来看，这些标签有它很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在交际者意图和读者期待之间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比如，如果交际者标明他的文本是“报告”(report)，那么“报告”这个标签就可以帮助引发相应的读者意图，读者在阅读此文本的时候就不会有其他标签(比如讽刺)的文本期待。这样，这些可以引发不同交际效果的标签在协调交际者和观众的活动上可以完成很重要的语用(pragmatic)功能。

　　从关联理论的观点来看，通过贴上适当的标签，交际者就可以引导观众(audience)去寻找最大的关联。假如所给文本的标签是“小说”，那么观众所寻找的关联就应该是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刻画和社会准则与标准等。观众总不会在标签为“小说”的文本里寻找只有标签为“历史参考书”才有的关联:历史事实和材料引用的出处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本类型标签可以在引导观众理解作者意图方面发挥很大的帮助作用，可以为观众在建立关联时减少心理投入(processing cost)。从这个角度看，文本类型标签可以扮演语用功能，用来帮助提高文本或话语的关联性，

　　当然，文本标签的关联增强效果关键要看交际者和观众各自使用文本时的相互认同程度。在交际过程中，相互之间的认同程度越低，文本类型标签起的作用就越小。比如，如果出版商对“摘要”(abstract)的意见与你不一样，那么你写的“摘要”就不能让你的出版商满意，反过来也一样。

　　四、结语

　　在以往的翻译研究与实践中，翻译研究者们一直围绕“形式与功能”这一中心展开，“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把翻译研究从信息的传递(即形式)过渡到信息读者反应(即功能)的研究，而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研究实际是“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的一种替代研究模式，被看作是翻译理论的一种“中和”(corrective)理论。语用学家Koller提出的对等的相对性;文本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中，Beaugrande提出把文本本身看成一个整体的翻译单位(a unit of translation)。毫无疑问，关联理论及关联理论翻译观的出现，进一步明确了翻译的“中心”和“重心”，对指导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关联理论不是为翻译研究而建立的，关联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还有很多的局限性”(王建国，2003:37)。关联理论翻译观并不能解决翻译实践中不可避免出现的许多具体的翻译问题，比如关联理论没有关注诸如文体等文本标准(text criteria)的问题。这还需要翻译研究的同行们在翻译实践的研究中，不断完善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