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早期依恋的发展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摘    要：　亲子依恋是儿童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其中母亲的敏感性是影响母婴依恋安全性的关键因素和重要预测指标。不同类型的依恋关系反映了儿童不同的内在工作模型,对儿童的个性和社会化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亲子依恋; 安全性; 母亲的敏感性; 内在工作模型; 儿童发展;

　　Abstract：　Child-parent attach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relationship in early childhood and maternal sensitivity can strongly predict the security of the mother-infant attachment.Different attachment types are related to different internal working models,which may consistently and strongly affect a child′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ecurity; maternal sensitivity; internal working model; child development;

　　亲子依恋是儿童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其中母亲的敏感性是影响母婴依恋安全性的关键因素和重要预测指标。不同类型的依恋关系反映了儿童不同的内在工作模型,对儿童的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

　　1、 儿童早期依恋情感的定义

　　依恋(attachment)从广义上来说,一般是指某一个体对另一特定个体长久持续的情感联结。早在20世纪初叶,西格蒙·佛罗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领域就非常重视儿童早期同父母形成的亲密关系,强调童年情感经验对后期人际关系的重要性。1935年,奥地利动物生态学家洛伦兹(Konrad Lorenz) 在研究小鹅的习性时发现,刚孵出的小鹅会把它第一眼看到的回应它的洛伦兹当成自己的“母亲”。如果小鹅在20 h内接触不到任何回应它活动的对象,2 d后,不管是鹅妈妈还是洛伦兹,他们怎么努力地去亲近小鹅,小鹅都不再有追随和亲近的行为,也就是,小鹅的认母行为丧失了。洛伦兹把这种动物早期的偏好和追随反应称为“认母印刻”。20世纪50年代,John Bowlby(鲍尔比)博士受WHO委托,调查战后孤儿的生存和健康状况。之后,他向WHO提交报告,指出了机构养育的危害,尤其是母爱剥夺的危害:“一个人若是很小的时候就与父母(特别是母亲)分开,所造成的生理、情感及智能上的伤害将会影响久远。如果这种分离发生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初几年,伤害程度尤其严重。可以确信,心理健康最基本的东西是婴幼儿应当有一个与母亲(或一个稳定的代理母亲)间温暖、亲密的连续不断的关系”。同期,威斯康辛州猿类研究中心的Harlow 教授,通过观察幼猴对绒布猴和金属猴两个代理母猴的不同反应,证明:幼猴对母猴的依恋并不是因为有奶吃,而在于有无温暖、柔软的接触。柔软提供安全感,接触带来愉悦,因此,母爱的本质,绝对不是简单地满足儿童的饥饿和干渴的需求,它还应该包括对儿童的爱抚、接触和心理的关怀等。

　　1969年,Bowlby[1]综合自己和他人诸多的研究成果,发表巨着《attachment&loss》,系统地创建了依恋理论,指出“依恋”正是人类的认母印刻,将儿童早期的依恋情感定义为:儿童与其抚养者(通常为母亲)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和强烈的情感关系。它产生于儿童与抚养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结和纽带,表现为儿童对抚养者(依恋对象)的一种追随、依附和亲密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从此,“依恋”不再局限于精神分析领域而进入了儿童发展领域。

　　2 、儿童早期依恋的发展阶段

　　依恋关系是儿童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开端和组成部分。根据Bowlby的依恋理论,儿童早期依恋情感和社会化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2]。

　　2.1、 无差别的社会反应阶段(从出生到3个月)

　　这个时期,婴儿对人的反应的最大特点是不加区分、没有差别。从第5周开始,婴儿开始能区别人和其他非社会性刺激,特别喜欢看着人的脸笑,但他/她会对母亲笑,也会对陌生人报之以同等的笑。

　　2.2、 有差别的社会反应阶段(3～6个月)

　　这个时期,婴儿对人的反应开始有所选择,出现了区别化对待。他/她对陌生人尽管没有明显的排斥,却明显对母亲更为偏爱,对母亲笑得更多。

　　2.3、 特殊的情感联结阶段(6个月～到2岁)

　　从6～7个月起,婴儿开始具备认知客体永久性的能力,对母亲的存在更为关切,特别愿意和母亲在一起,表现为在一起时特别高兴,而当母亲离开时则哭喊,不让其离开,会产生很深的分离焦虑,期待母亲重现;同时,对陌生人的存在感到焦虑,看到陌生人会害怕、排斥和哭闹。通常,婴儿从6～7个月开始,普遍能与稳定和持久照顾他/她的抚养者之间建立起依恋关系,一直到24个月之前是亲子依恋关系形成的关键期。

　　2.4、 目标调整的伙伴关系阶段(2岁以后)

　　2岁后,儿童能认知并理解母亲的情感、需要和愿望,知道她爱自己,不会抛弃自己,也知道交往时应考虑她的需要和兴趣,并以此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故称之为“目标调整的伙伴关系阶段”。

　　3、 儿童早期依恋的测量

　　迄今为止,陌生情境法(Strange Situation Procedure,SSP)和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法(Waters & Deane′s Attachment Q-set,AQS)仍是最常用的两个评定儿童早期依恋关系的测量工具。

　　3.1、 陌生情境法

　　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Ainsworth 天才地创建了“陌生情境法(SSP)”以及分类系统[3],通过制造婴儿与母亲分离、重聚以及陌生人介入等共8个情境,来对儿童早期依恋的安全性和个体差异性进行测量,也因此推动了研究者们对Bowlby的基本假设进行实验研究,并大大推动了Bowlby的依恋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根据陌生情境法,Ainsworth把婴儿与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区分为三种不同的依恋类型,它们是:B型(Secure,安全型),A型(Avoidant,回避型)和C型(Resistant,反抗型,又称焦虑型),后两种类型被归为不安全依恋类型。后来,Main等[4]又区分出一种新的不安全依恋的类型,即D型(Disorganized,混乱型)。通常,B型婴儿与母亲感情融洽,与母亲分离时悲伤,积极寻找母亲,而与母亲重聚时则能很快缓解悲伤和不安,并能重新积极地玩耍和探索;A型婴儿与母亲关系平淡,与母亲分离时不哭泣,对母亲回来反应漠然,甚至回避眼神和身体接触等,对待母亲的安抚和对待陌生人的安抚无明显差别;C型婴儿与母亲分离时反抗、哭泣,悲伤程度高,与母亲重聚时急切寻求接触,但又无法真正被安抚,而是继续表现出生气、反抗、哭闹等行为;D型婴儿与母亲分离重聚时表现混乱、不适宜,出现非常显着的矛盾行为,如既有寻求亲近的行为,又会表现出明显的回避和反抗等。

　　3.2、 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法

　　Waters等[5,6]在1985年创建了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法(AQS)。与SPP法相比[7]:SSP是在人工情境下实验性地观察儿童行为,而AQS则是根据儿童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行为作出评价;SSP需由专业人士操作,AQS则相对简单方便,家长稍加培训后也可使用;此外,AQS适用年龄范围也更广,为1～5岁,而SSP最佳适用年龄为8～18个月的婴儿。但AQS的局限性在于其测评结果只能将依恋类型分为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两大类型,SSP仍被视为经典。

　　4、 影响儿童早期依恋发展的因素

　　儿童早期的依恋情感产生于与抚养者长期互动的过程之中,儿童自身的特质与抚养者参与照顾儿童的方式和特点都可能影响到双方之间依恋关系的建立。

　　4.1、 “照料方式假说”和母亲的“敏感性”

　　Ainsworth[8]的经验性研究发现,婴儿的依恋类型与抚养品质相对应,安全型儿童的母亲多能保持一致的、稳定的、合作的、敏感的、易接近的等特性,对儿童发出的信号极为敏感,并能及时恰当地回应;而回避型婴儿的母亲倾向于拒绝和不敏感,有时对儿童缺乏耐心、反应迟钝,常常表现消极;反抗型婴儿的母亲虽然也愿意与儿童进行亲密的接触,但常常错误地理解儿童的需求信号,不能形成与儿童和谐相处的节奏,儿童无法真正被安抚;混乱型婴儿的母亲常常虐待儿童,对儿童的看护不连贯和不规律,母亲对儿童的情感矛盾,有时表现出强烈的亲近,有时又是强烈的冷淡等,因而致使儿童的情感混乱和矛盾。据此,Ainsworth提出了“照料方式假说”,认为母亲在照顾儿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敏感性”,是影响母婴依恋关系形成的关键因素和重要预测指标。Ainsworth[8]将母亲的敏感性(sensitivity) 定义为:母亲在看护行为中对儿童的生理需求和情感信号等能否准确感知,并及时恰当地作出回应。该假说迄今为止已得到了广泛的证实。而Meins等[9]进一步提出了“将心比心(mind-mindedness)”的概念,认为母亲对婴儿的“将心比心”是敏感性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能够预测婴儿依恋的安全性。

　　4.2 、“气质假说”

　　1984年,Kagan[10]提出了“气质假说”,认为陌生情境法测量的婴儿依恋其实是婴儿气质上的个体差异,婴儿气质能解释其在陌生情境中的依恋行为反应的差异性。具体说来,容易型气质的婴儿更易于被归为安全型依恋,而困难型则易被归为反抗型依恋,启动缓慢型易被归为回避型依恋。Kagan指出:气质在儿童依恋形成与发展中的意义在于,它是影响儿童行为的动力特征的关键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儿童依恋行为以特定的速度和强度,制约着儿童的反应方式与活动水平。Kagan的观点同样引发了大量的研究,但研究结果常常不甚一致。

　　4.3、 “良好匹配”模式

　　Thomas和Chess认为,Kagan气质论和Ainsworth的抚养论都仅强调了一个方面,对此提出了在母婴依恋的互动联结中的“良好匹配(goodness of fit)”模式理论,指出:任何气质特点的儿童都有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可能,关键在于父母的养育行为和提供的养育环境是否与儿童本身的气质特点相匹配。研究表明,安全性最高的母婴依恋关系,其相互作用的方式就是匹配度最高的行为方式。

　　4.4 、文化因素

　　儿童一出生就处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与其他因素相比,文化对儿童依恋发展的作用更具有间接性。它通过影响社会与家庭结构、父母抚养方式与教育方式等渗透到儿童的具体成长过程当中,从而使儿童的依恋质量及其类型分布呈现出一定的文化特色[11],如不安全依恋类型中,英美国家以A型居多,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日韩和中国则以C型居多。

　　5、 儿童早期依恋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和相关机制

　　根据Bowlby的依恋理论,婴儿自出生起就具有天生的“依恋行为系统”,这是人类遗传序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的依恋之情能够激发父母或抚养者更加精心地对其进行照料,对于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依恋的跨文化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依恋类型(B型)的儿童群体分布中的主导地位在各国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即便在以贫穷着称的南非国家,研究者亦报告了61.2%的B型[11]。B型极少低于50%的文化普遍性,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具有保护人类物种生存和进化的作用。

　　Bowlby认为个体早期与主要抚养者的生活体验会促使其对自我、外界以及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关联产生期待和信念,形成一种心理表征及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12]。该模型由两种互为补充的成分构成:其一是关于依恋对象的,即看护者是否是可得的(availability)和有回应的(responsiveness);其二是关于自己的,即自我是否是有价值或值得关爱和保护的。内部工作模型一旦形成,将会非常稳定,并在意识觉察之外自动发挥防御或自我保护的作用。这种工作模式决定了儿童对有关照顾者所产生的依恋和期望的性质,也决定了他们自我概念发展的性质,并为儿童以后形成的同伴关系和社会人际关系留下印记,成为他们社会性人格发展的雏形。此外,内部工作模型和心理表征机制使得亲子之间的依恋模式在代际之间得以传递。拿回避型依恋类型来说,这类婴儿表面上的冷漠和依恋行为的缺失,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御性适应,因为在日常的母婴互动中,这类母亲对婴儿想要情感联结的请求不敏感,甚至拒绝,对此婴儿会对照看者的行为作出心理预期,他们“知道”自己想要得到安抚的请求是不会有回应,也是毫无用处的,因此这些儿童学会了放弃自己的依恋需求,他们抑制自己情绪的表达,回避身体的接触,最终回避型婴儿在日后的人际关系中会表现出情感疏离与淡漠,他们还会延续这样的方式养育自己的下一代[13]。国外学者在对依恋的元分析研究中证实,父母和子女的依恋安全性之间有近75%的对应性[14]。

　　Bowlby[15]在晚年发表《安全基地-依恋关系的起源》,系统阐明他的“安全基地学说”,指出:安全依恋的儿童总是能把依恋对象当成安全基地,并由此出发,安心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一旦有需要,也可以随时返回基地寻求安抚和庇护。因此,安全型依恋的儿童能够因为对父母的信赖和依恋,建立起对他人和对世界的信任,形成积极乐观、勇敢自信的良好个性和品质,在各方面获得长足的发展,从而奠定一生的成功和幸福。诸多纵向研究的结果表明,儿童早期依恋的模式对其远期社会情感、认知和行为等的发展都具有较高的预测性[16,17,18]。

　　6、 儿童依恋领域今后的几点研究方向

　　6.1、 以改善母亲“敏感性”为主要策略,促进安全型依恋关系建立的干预性研究和临床实践

　　其中,对母亲“敏感性”的测评和改善母亲“敏感性”的手段是关键。尽管有研究者尝试用一些“敏感性”问卷来对母亲的“敏感性”特质进行测评,但目前在国内外备受推崇的还是Pederson的母亲行为Q分类法[19]。

　　6.2、 依恋关系“稳定性”及其神经心理机制的深入探讨

　　根据Bowlby的依恋理论,儿童早期不同的依恋关系反映了不同的内在工作模型,这种模型一经形成就具有了较强的稳定性倾向,并且具有代际传递性。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并且纷纷进行了研究。早期,Main认为强有力的元认知能力可以消除不良的依恋体验;Choplik等[20]认为:“反省性自我”和“觉察性自我”,不仅在临床上能够帮助患者转化不安全依恋,也可以帮助人们自己走向治愈的自我成长之路;父母越能够采用反思性姿态,他们自己的心理就越具有复原力,也就越能够抚养出安全型的儿童。William[21]以他们跨越59年的研究,对“依恋取向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变化情况”做出了初步的论断:生活中的依恋方式与人格的其它方面一样,都相对稳定,不过,并非是固定不变,尤其是人们的人际关系经验会塑造其依恋方式,而且不同生活阶段的不同社会需求也会塑造其依恋方式。这些理论和研究对人们建立超越原生家庭带来的童年创伤和负面影响的信心,打破恶性循环,纠正不良代际传递,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性意义[22]。

　　6.3、 对一些如语言发育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特殊儿童群体依恋关系的研究

　　近二十年来,研究证实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ASD)儿童也能够表现出依恋行为,并与抚养者之间形成依恋关系。然而,Akdemir等在其研究中发现,尽管ASD儿童能表现出安全的依恋行为,但与其他儿童相比,他们与母亲的关系更疏远,更缺乏与母亲互动的行为表现;ASD儿童自身的功能障碍及其母亲的敏感性是影响其形成不安全型依恋的主要因素。为此,国外有实证研究从提高ASD儿童功能领域的发展及提高其母亲的敏感性出发对儿童进行干预,取得了初步的成效[23]。

　　6.4 、对“多重依恋”的关注和研究

　　近年来西方的一些研究者认为鲍尔比过于强调母婴依恋的主导性和重要性,进而提出了多重依恋关系的假设,认为儿童可以与不同环境里扮演不同角色的成人建立不同的依恋关系;由于各种依恋关系产生环境不同,它们之间也就不必具有一致性。在我国,随着父亲对儿童早期养育参与的增多,父子依恋关系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我国存在庞大的特殊儿童群体--留守儿童,这种极端的亲代的剥夺分离和由此造就的特殊的祖孙依恋关系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应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24];此外,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中的多重依恋现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重依恋关系有何不同也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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